一
　　盛夏，旷野里的草木都会疯长得厉害。有一种喜欢蹿长秧子的草，甚至能在这种炎热多雨的季节里，恣意生长着，把躯体向它们喜欢的任一方向，蔓延出一两米的长度。司马站在两个警察身后，傻头傻脑地盯着前方想了半天，也没能想起它们的名字。他房屋后面这个小花园里，花木却不是那么茂盛。非但不热闹，看上去，还给人几分冷清的萧条感。
　　他们旁边是一丛杂乱的月季花，稀稀疏疏几个花头，花瓣上挂满了晶莹的水珠。在另外两个警察挥动铁锹之前，司马一直盯着这些月季花，强迫自己反复地想：花瓣上的水珠是露水呢，还是夜里下了场雨，他没有觉察到？就像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留意到，小花园里居然还有这么一丛月季花。他低头瞅眼脚下，地面异常干燥，丝毫没有夜晚里落过雨水的痕迹。
　　“挖到了？”两个警察一齐惊呼，又一起扭头看着司马，用眼神逼问他，现在还有什么可辩驳的。
　　“我没有杀人。”司马往前探着脑袋瞅瞅，口气仍然保持着先前的生硬，“我再重申一遍，你们就算挖出了什么人，也不代表这个人就是我杀的。”
　　“我们会有证据让你改口。”
　　左边那个警察幸灾乐祸地看着司马，侧过身去扬扬手，招呼着等候在旁边的一名女法医，让她过去验尸。然后，两个警察就谈论起了女法医的丈夫，一位刑侦痕迹专家，仅凭着案发现场两个伪装后的拖鞋印，就破了一桩轰动全国的杀人要案……
　　“从死者头部的创伤看，是被人用钝器击打多次后毙命。内脏已经出现腐烂，死亡时间大约三天零十二小时……”女法医勘验完那具从泥土里挖出来的尸体，扯下胶皮手套，掏出个小瓶子浑身上下喷洒一遍，才一脸冷漠地走过来，向叫她过去验尸的那个警察汇报着。
　　司马看着仰面躺在地上的死者，更准确点说，是一堆正在腐烂着、发出臭味的物体，思索着三天前自己都在干什么。在女法医朝死者走过去之前，他就已经从形体上辨认出了那个人——他们挖出来的，的确是他的房东老万。即便他被人杀死，埋进了泥土里，又被人从泥土里挖出来，浑身散发著腐烂后的臭气躺在那里，司马还是一眼认出了他。为了催他交房租，这个身材高大、头发稀疏的家伙，每月都要来敲几次门，要不就是将一张张催缴房费的纸条子，乱蓬蓬的络腮胡子那样，贴满他的房门。司马一直都在怀疑，这个人是不是患有某类强迫症，如果不是这样，一个精神稍微正常点的男人，怎么可能会在房客交上房租的第二天，就开始了新一轮的催缴，一张一张地，往他门上贴五花八门的条子，提醒他别忘了预备下个月的房费。“真想杀了他。”有段日子，司马每天从外面回来，站在门前看着门板上的纸条，心里就会抑制不住地，冒出这个恶毒的念头来。
　　“看来，是有人替我把他杀了。”司马小声嘟哝着，从那个厌恶的死人身上移开眼睛。
　　“再问你一遍，老老实实地回答，人是不是你杀的？”左手那个警察朝司马跟前走两步，眼睛逼视着，目光像两道闪电那样尖锐地刺着他。
　　“你就是再问一千遍，一万遍，千千万万遍，老子也没杀人。”司马回答完警察，忽然有些惶惑起来，疑惑着自己是在梦中，还是真的有人把那个十恶不赦的房东给干掉了。杀掉他的那个人，会不会是李大木？
　　“能不能说一下，胳膊上的伤是哪里来的？”
　　“什么伤？”司马低头扫眼胳膊上的创口，朝伤口位置指了指，“你说这里？骑在鲸鱼背上摔的。”他很想告诉他们，在跑完新闻的业余时间里，他有足够一块时间，用来跟踪他喜欢的某些女人，尾随到她们的住处，千方百计地想法子购买、或是伺机偷窃她们的各种丝袜。丝袜弄到手后，他会仔细地把它们装在烟盒、口香糖盒以及形形色色的小玻璃瓶子里，还会在各个装着丝袜的外包装盒上，用英语字母打头，做上各种各样的标记，标注出袜子主人的名字、来源、地址和时间，以及是否清洗过。现在，他已经收集了上千双丝袜，而且，他还在每个放满袜子的箱子里，一一放上了防潮防虫的干燥剂。他剩余的另一块时间，就是去海底世界训练白鲸，骑在一头白鲸的背上，张开翅膀，和它一起反复地跃出水面，骑在一道道闪电上自由地飞翔……
　　“骑鲸鱼……摔的？”那个警察眼里堆满嘲笑，盯住司马胳膊上正在发炎的伤口看一会，冷笑道，“怎么没去包扎？”
　　“我就喜欢看着它发炎，看着它流脓。”司马轻蔑地说，“哪条法律规定，人受了伤一定要去把伤口包扎起来？我心上现在有一百条伤口，都臭水沟一样在发着炎流血流脓呢，你来给我包扎一下？”
　　“这种态度对你没有任何好处。”那个警察又朝司马跟前迈一步，笑嘻嘻地抬脚踢了下旁边的月季花丛，弄得花瓣上的水珠四溅。有一滴，甚至像天使撒拉弗那样飞起来，将遮盖他双脚的两只翅膀落在了司马脸上。
　　“狗屁！”司马故意慢吞吞地，把那滴沁凉的水珠从脸上抹到手指上，然后看着警察脸上那丝还没褪干净的坏笑，游移不定地在心里安慰着自己：“别害怕，这是在做梦。一定是在梦里！”这么对自己说的时候，他又仔细回想一遍，断定自己真的没有杀人，尽管他心里一直都想把这个死人杀了。
　　一直想把这个死人杀死的，可不止他自己。司马带着嘲弄，咧开嘴角冲那个警察笑一下。昨天出门踢球时，李大木走出他隔壁那间屋子，看着门上密密麻麻的纸条，又癫痫病发作一样“啊啊”地大叫了起来。“真想把这个家伙给杀了！”李大木咒骂着，怒气冲冲地往下撕扯着那些纸条，撕得手舞足蹈，仿佛突然间被什么人下了蛊。李大木是他报社里的同事，负责他们那张小报的体育版。到目前为止，李大木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是摆脱掉老家县城里同床异梦的老婆，在这座城市里有个真正属意于他、他也完全属意于她的女人；第二个梦想，是有朝一日能够亲临世界杯现场，从现场写回跟世界足球有关的一切报道，而不是像现在，一天到晚地拾人牙慧，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变换着花样，把那些牙慧调配得有滋有味。
　　和李大木不同，司马只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在这座城市里拥有一间，完全彻底属于一个叫司马的男人的房子。有了这间房子，他就再也不用看房东老万那张肿胀的脸，再也不用因为想起那张脸就莫名其妙地心慌和烦乱，一次一次地在心里演练着各种杀死他的方式。这些年，每年里总有那么两次，他老家的亲戚或者村里人，会因为各种原因，乘了汽车换火车，千里迢迢地奔了来，找到他。老家人都知道他在大城市里当记者，却不明白记者和记者也有着天壤之别。像他这种行业报里的小记者，尽管头上戴着顶记者的大帽壳子，实际上狗屁都不是，既不能铁肩担道义，更不能为他们请命。但老家的亲戚和村里人不管这些，他们只认准了他是个记者，就和权威媒体的记者一样有威力，只要开口讲句话，不论哪个行当里的大小官员，都会为了头上那顶沉甸甸的乌纱帽，把他们的话放在心坎上来回掂量几番。他是个顾颜面的人，不愿意父母在老家人面前丢了份，所以，每次都会选择打肿脸充胖子，凡是老家人来了，找上门，办什么事情姑且先不说，吃喝住宿这一套，他都要一一地招待他们。招待的结果，自然是花光了他口袋里积存的房租。于是，为躲避上门催缴房租的老万，他只好采取早出晚归的迂回战术。但老万可不是那么好应付的人物。他躲到第二天，晚上再回来，十有八九，老万已经把他的房门撬开，把他的铺盖家什统统扔到了门口的地上。“想给老子耍无赖？别废话，交不起房租就麻利地滚蛋！”老万拿出了杀手锏。这个家伙很清楚，在他的房子四周，像他们这类小报记者，是再也找不到比他的房屋更低矮破败、租金更低廉的藏身之处了。 　　“这么说，也许，我真的把他杀了？”司马从马桶上跃起来，仿佛海底世界里骑在鲸鱼背上那个人，在水面上闪电般地飞翔了过去。
　　五
　　看守所里的墙壁是灰色的，门也是又冷又硬的灰色。警察关上门走后，司马就坐在灰色的水泥地面上，盯着冰冷的墙壁，等待着李大木给他找的律师。李大木被一名警察踹下警车后，先是在地上翻滚了两圈，然后，捡起球，就势坐在那里，朝那名警察啐了口唾沫，嘴里骂着“王八蛋”，说不就个破手铐吗，老子什么时候真想戴着它体验一下，找到你们大领导，一只手腕就能戴上十副。骂完了，他就坐在那里“嘭嘭”地拍球。拍了一会，突然爬起来，把球抱在怀里，朝前探着脑袋，远远地说司马说，“你小子不会是偷偷摸摸地当了什么群众演员，帮他们在这里拍戏呢吧？”说着，他蹭到一个肩膀上扛着摄像机的人面前，笑嘻嘻地问那个人，“你们是不是在拍电影或是电视剧？”司马从警车仍然开着的门里看见，那个扛摄像机的人白了李大木一眼，什么话也没回答他，扭头就走开了。李大木尾随在摄像机后面走了两步，怏怏地站住了。他又扭头朝警车里面张望起来，好像是在寻找着司马。他用力地拍了拍手里的球，大声对司马喊道：“司马，要不是在拍电影，要是他们真认为你杀了老万，那你就在里面安心地等着，我现在就去给你找律师，为你鸣冤。”
　　司马没想到，第一个到看守所里来看望他的，不是李大木给他找的律师，也不是李大木本人，而是他才认识不久的一个女孩子，杜倾城。杜倾城是李大木一周前带进报社的一名实习生。根据李大木的介绍，司马隐约记得，她好像是学什么美术考古专业的。李大木在介绍她的时候，还特意告诉大家，杜倾城是这个女孩子为进报社当记者，专门为自己换的新名字。“到报社来的前一天，当然就是昨天，她刚把自己的名字，由杜春玲改成了杜倾城。理由很简单，因为她疯狂地喜欢苏东坡，喜欢‘为报倾城随太守’那句词。她认为这句词里面的‘倾城’，绝不是老师们在课堂上讲的，全城的百姓都随着太守倾城而出，而是有个名字叫‘倾城’的妙龄女子，紧紧跟随在太守左右，让太守大人忘乎所以，忘了自己的年龄，以为自己还是个青春少年。”
　　在杜倾城到来之前，司马刚被两名警察押着，带到了另一间有桌子和椅子的屋子里。因为是杀人重犯，他手上和脚上都戴着沉重的铐子。而且，由于手铐和脚镣连在一起，中间那条连接的铁链子又极短，所以，身材高大的司马只好一直弯弓着身子，用力朝前探着脑袋，两只手紧紧地抓着没有了腰带的裤腰，防止裤子脱落。
　　房间靠门口的位置，摆着张桌面肮脏、颜色暗红的破木头桌子。司马被一名警察押过来，坐在了桌子里面一把椅子上，面朝门口。杜倾城则坐在桌子的外侧，靠近门口的一把椅子上，脸对着他。房间和他被关押的那间灰色屋子一样，也是灰色的墙壁，也没有窗户。因此，在杜倾城跟随一名警察走进房间时，由于门外光线过于明亮，司马一时间并没有看清楚走进房间的人是谁。他只是看见，有个纤细的身体先是遮挡得门口黑了一块，然后，她后背上就背着一束耀眼的亮光，像洪家楼教堂穹顶上描绘的来自天堂的天使一样，张着两只在明亮光线里透明得几乎不存在的肉翅膀，从一片让人无法直视的光芒里钻出来，慢慢地落到了他面前。他一只手提着裤子，另一只手揉了片刻眼睛，再然后，他就看见天使杜倾城收拢了羽毛华丽丰满的翅膀，小心柔和地把它们收藏到腋下，隔着那张陈旧的木头桌子，一脸微笑地坐在了他的对面。
　　“怎么是你？”陪杜倾城进来的那名警察转身走到门外后，司马盯住杜倾城的两腋看着，寻找着她藏起来的那两只翅膀。
　　“怎么不能是我？”杜倾城来回打量着司马。
　　“这么说，你就是李大木给我请来的律师？没想到你还学过法律。”
　　“你不是还会骑白鲸吗？”杜倾城茫然地眨着眼睛笑起来。“什么律师，你明明知道，我一直在你们那里做实习记者。”
　　“那一定是李大木告诉你，我被关在这里的？”
　　“不用他告诉，现在，全地球的人都知道你杀了房东。”
　　“你是怎么进来的？”司马垂下头，局促不安地瞅着手腕上的铐子，它们冰冷的光芒剑一般刺向他的瞳孔，“我刚被押进来，按监狱的规定，好像，他们是不会让人进来采访的。”
　　“我相信你不会杀人。”杜倾城说，“我有个亲戚在这里当牢头，我什么时候想进来，都会一路绿灯，畅通无阻，没有哪一间牢门上的锁打不开。”
　　“我对他们说了，我没有杀人，可他们根本就不聽我解释。”司马侧下脑袋，往桌面上贴了贴，抱着两只手挠了挠右边的耳朵，那里好像有几只吃了兴奋剂的虱子，在来回地奔跑着庆祝什么。他手上和脚上的镣铐，随着他手指挠动耳朵的节奏，稀里哗啦地响了起来。
　　“看你戴着手铐脚镣的样子，真是酷毙了！要是再往脸上和身上涂点鲜红颜料，比如番茄酱之类的东西，弄成鲜血淋漓的造型，我敢保证，你就是电影里一位不屈不挠的职业革命家了。”杜倾城摇着头笑起来，边笑边说，“不行，一会儿我得去找我姨夫，让他把我也这样装扮上，然后和你关在一间屋子里。让我们一起，体验体验职业革命者的牢狱生活。这可比你去骑白鲸有意思多了。”
　　司马看着杜倾城嘴角上得意洋洋的笑纹，猜想她和李大木肯定是被同一个魔鬼附了体，或是被同一个巫婆下了蛊。不然的话，他们怎么都会渴望着，和他一样戴上手铐，到暗无天日的牢房里来过瘾呢。
　　“我这个创意简直能算上天才了！”杜倾城为自己奇妙的想像鼓舞着，继续洋洋得意地笑着，“这样好不好司马？我们两个人，一个扮演未来的叛徒，一个扮演由特务假扮的视死如归的革命家。我来扮演那个革命家。你一定想不到，小时候看那些有特务的电影，我是多羡慕里面的女特务，多么想当一个女特务。她们烫着漂亮的卷发，涂着迷人的口红和红指甲，喝着红颜色的洋酒，穿着高级的裙子和旗袍，还有狐皮的大衣，手上戴满了宝石戒指，浑身上下珠光宝气，我甚至都能在幕布下面，闻到她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水味，它们有的是栀子花的味道，有的是丁香花的味道，还有的是腊梅花。真香啊！有很多次，我都被香得直想打喷嚏。总之，她们从头到脚那些漂亮的打扮，她们高傲高贵的眼神，简直迷死人了。” 　　和杜倾城结婚时，他带上杜倾城回过一次老家，先去了洞庭湖边上收养他的那户人家里，然后去山里看望他的哥哥，给父亲上坟。那次，从老家那个他没有丝毫印象的小县城下车后，他们一路问询着，换了拖拉机换摩托车，最后又步行走了七八个钟头，碾转走了一天半，杜倾城的双脚都磨出了水泡，两个人才走进他记忆中，座落在半山腰上的那个破破烂烂的家。他的哥哥一家还住在里面。那以后，杜倾城誓死也没再跟他回去第二次。这些年里，他也仅仅在儿子小学毕业时，带着儿子，又回去过一次。
　　杜倾城是李大木的同乡。李大木介绍杜倾城和司马认识时，杜倾城刚通过李大木的介绍，到他们报社里做了一天实习记者。那天晚上李大木张罗着请客，欢迎杜倾城加入他们的团队。三个人从报社里出来，先是七拐八拐地，走过几条只能容下两个人并肩前行的老巷子，然后穿过据说早年间曾经热闹无比，但他们到来后看见路面房屋墙头和门脸都已经破败不堪的芙蓉街，在一条叫卫巷的狭窄胡同里找家小饭馆坐下，点了四个菜，要了十瓶啤酒，一人举着一个瓶子在喝。杜倾城丝毫不示弱，李大木让她喝多少，她就仰起脖子喝下去多少，连着喝了三瓶，司马也没在她脸上看出任何醉意。那几天，李大木刚回了趟老家，因为离婚又没离成，满脑门子里都是官司，十瓶酒还没喝完，他就吆喝着，让老板又上了二十瓶，嚷嚷着要一醉方休。三个人喝到凌晨，站起来往外走时，司马才发现杜倾城醉了，走出饭馆没两步，她就靠着墙根坐下去，两手抱在胸前，说什么也不肯再往前走了。李大木走上前去搀扶她，结果没把她搀起来，他自己也坐在她身边不走了，像被另外一块磁石紧紧吸住的磁石，并且抱着脑袋大哭起来。后来，司马完全忘记了三个人是怎么回去的，第二天中午，他一觉醒来，睁开眼睛，看见杜倾城和李大木两个人和他挤在一起，三个人共同睡在了他那张一米多宽的铁床上。杜倾城单薄的身子紧紧地贴在墙壁上，看上去像只被钉在墙壁上的小壁虎。一年后，当司马把“壁虎”这个比喻告诉杜倾城时，杜倾城正一直圆滑地和他们周旋着，既没有选择做李大木的女朋友，也没有选择做司马的女朋友。杜倾城不愿意做李大木女朋友的原因，是李大木还没有离婚，不是所有的蘑菇他都能吃；不做司马女朋友的原因，则是襄王有梦，神女无心。当然，那时候，杜倾城的一万零一千零一百零最后一个愿望，就是在遇不到“太守大人”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在其他所有可以允许舍弃的条件之外，首选一个家里有住房的老城里人做男友，年龄婚史都不是问题。“看看老万在你们门上贴那些条子！”杜倾城毫不留情地嘲弄着司马和李大木，“屋里暗得连床单什么颜色都分辨不清！一个男人在这样的房子里出入，蚂蚁臭虫般活着，还有什么资格去找女伴，和她们上床，跟她们谈婚论嫁。”
　　“真是滑稽！”司马回想着梦里那个杜倾城，觉得背后一阵飕飕地冷，干脆就把后背往窗台旁边的墙壁上靠了靠，继续瞅着她神情迷离的两只蛇眼。杜倾城正在拚命进入角色——扭着水蛇腰，跷着兰花指，惺忪着一双眼睛，学着那个叫玉环的贵妃醉酒，在那张瘦小的蛇脸上，酝酿着万种风情。“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场景！”司马暂时放下了老万，一心一意地想着梦里那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杜倾城。
　　在这座城市里，司马从来没有把他母亲因为怀疑丈夫有外遇，从而杀死了他父亲那件事情，告诉过任何人，自然也没有告诉过杜倾城。他不想让别人知道，更不想让杜倾城知道，他曾经有一个精神病母亲，是一个用铡刀砍下丈夫脑袋的杀人犯的儿子。带着儿子回老家时，他无意间从老家那两间破屋的一个墙洞里，掏出个油纸包，打开，里面居然是两张照片。一张是父亲身着军装的二英寸头像，一张是他们哥俩和父母亲合照的全家福。他父亲抱着枪站在他们身后，他的母亲怀里抱着他，他哥哥站在父亲前面，身子紧紧地依偎着他们的母亲。他不知道这两张照片是母亲塞在那里的，还是爷爷或者哥哥。他没有问哥哥，只是不声不响地，把两张意外得到的照片，揣进了裤兜里。在他的记忆里，他父亲，那个曾经在部队上教过他和哥哥怎么发电报的男人，一直就像夜里看见的一个影子，总是模糊不清，他曾经在无数个夜里闭着眼睛去拼凑他的模样，却一次也没有清晰完整地拼出过。后来，他用他教给他们的发电报的方式，在睡梦里给他发过无数次电报，仍然不能得到他全部的面部信息，他能看清楚的，似乎只有一双灵活有力的大手。直到看见那两张照片，看着照片上父亲的浓眉大眼、肥厚的鼻子和阔大的嘴，他才弄清楚，他哥哥的外形，原来和父亲长得一模一样，就连他们眼角那种神韵，都像是在一个模具里复制出来的。而他的五官，则和那个杀人犯母亲长得完全一样。在看到照片的瞬间，他终于弄明白，爷爷当初为什么死活都要把他送给别人了。
　　杜倾城做完一天功课，上班走后，司马回到卧室，又打开了杜倾城那侧的床头柜，把家里的房产证和户口本一一翻出来，打开，摊在面前，然后慢悠悠地点支烟。房产证上的名字是杜倾城；户口本上户主的名字同样是杜倾城，只是后面曾用名一栏里，多了“杜春玲”三个字。当初，为了把杜春玲这个名字从户口本上改成杜倾城，那时候的杜春玲，前后请了不下十次客，足足花去了大半年的时间和工资。司马盯着户口本上自己和杜倾城的关系，心里黯然一笑，从武汉钢铁学校毕业后，他闯荡到这座城市快二十年了，二十年的光阴，他得到的全部收获，就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和一个少年的父亲这两个头衔。“套中人”。这些年，几乎每天早上，在往身上套衣服的时候，他都会想到“套中人”三个字。只是他一直没想起来，那是不是一部外国小说的名字。
　　司马坐在地板上，缓缓地吐着烟雾，目光则在来回巡视着，希望找到一件他亲手购买回来的物品。一圈。又一圈。又一圈。找到第五圈的时候，司马突然想“哈哈”地大笑几声，笑到眼角溢出泪水，再让自己停下来。在这个暗自哈哈大笑的过程里，司马看见自己就像一只没钻出地面的蝉蛹，在他生活居住的整个洞穴里，除了他赤裸裸的身体，再也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他的了。哈哈哈，一点也没有错，什么也没有。蝉蛹的洞穴属于大地，他的洞穴就一定属于杜倾城。这是因为，他一直渴望在這座城市里拥有的那所房子，他们现在居住着的一百六十个平方米的四室两厅，是杜倾城单位里集体采购的，首付资金的百分之八十，都是杜倾城的存款和公积金。每个月的银行月供，也是从杜倾城的工资里扣除的。他那点微薄的工资，能交到杜倾城手里的，用杜倾城的话说，除去他的吃喝拉撒，剩下那点连给儿子买瓶眼药水都不够。“除了臭清高，你还有什么本领？”在床上，他心情不好，不愿意配合杜倾城完成任务时，杜倾城就会跟放屁虫似的，拿这句话来臭他。这些年，他的欲望越来越少，跟条将要枯竭的河流一样，半年都想不起来夫妻在床上那档子破事，每次都要杜倾城花尽心思勾引着他，他才会应付一件无关紧要的公事那样，蜻蜓点水，水过地皮湿，草草地应付一番。 　　“连配种的牲口都不如。”每次潦草地完事后，杜倾城都会这么辱骂他一句。杜倾城越骂，他越懒得应付她。于是，在接下去更长的时间里，不管杜倾城怎么扭着水蛇腰，在床前骚情十足地卖弄风姿，想着花样勾引他，甚至胁迫他和她一起钻到网络里看些下三滥的色情视频，他也仍然按兵不动，从头发丝到脚趾甲，都无动于衷，死气沉沉。到了这种关口，杜倾城就恶狠狠地挑衅着，说他再不让她称心，明天一早，她就和他们局长上床去。“建议你最好是找个厅长或者市长，他们都比你们局长巴掌大。”他闭着眼睛，平静地教唆着她，心里恶毒地骂着她“婊子”。骂完了杜倾城，又骂自己“王八蛋”。一个人，还能有谁比他自己更了解自己。他这么和杜倾城拧着，企图拿无性的生活虐待她，折磨她，何尝又不是在惩罚和折磨自己。他清楚自己这样做的原因，无非是他明明白白地看透了自己是个什么瘪三破烂玩意，杂碎东西。他没有锦帽貂裘，没有千骑卷过平冈，也不能亲射虎，他什么也给不了儿子和杜倾城，给不了杜倾城一直都在期望的，“太守”能给她的那种锦帽貂裘的幸福，也给不了她千骑卷过平冈的生活状态。仅仅是每个月那点令他羞涩的工资，他都需要把它们分成五份，给洞庭湖边的养父母一份，给深山里长年生病的哥哥一份，再给患有精神病的母亲一份，余下的两份才能交给杜倾城。交给杜倾城的两份，她把一份折算成了他的生活费，另一份，则算成了他的住房租金。本来，他想留下半份给自己作个储备，给母亲哥哥和养父母救急时用一用，但杜倾城寸土不让，打死也不同意。“这座房子，里面只有你不到百分之二十的首付资金，其余全是我支付的，包括这些年的月贷，也是从我工资里扣的。你每个月当然要交房租。”杜倾城板着钢板水泥一样冷硬的面孔，说得理直气壮。他想想也是，全交就全交了吧，好歹每月还能有几块可怜的稿酬，够他吸烟和外面的应酬。说实在的，他的应酬现在也极其有限，最多是和李大木凑在一块儿喝顿闲酒，或者喝杯茶。这两年，他把自己的圈子缩得越来越小，就像一个在春风吹来后不断融化的雪球，他相信在不久之后的一天，雪球完全融化掉，最后的雪水全部浸入到泥土中时，李大木也会从他的圈子里彻底消失。他清楚，那只是个迟早的问题。
　　地板上横七竖八地，已经挤了一堆燃烧完的烟蒂。司马盯着它们看了几分钟，两手抱住后脖颈子，使劲摇晃了两下脑袋。他从地板上爬起来，像往常那样，把房产证和户口本放回它们原来的位置，然后收拾干净烟蒂，又到卫生间里找块抹布，撅着屁股在地板上蹭了蹭。擦完地板，他握着抹布走到窗子跟前，“嘭嘭”几下，把关闭着的纱窗全部推开，让楼房外面的风从大敞四开的窗口涌进来，挥着看不见的小鞭子，驱赶走房间内的烟雾。就像不允许他穿着拖鞋进卧室，不允许他在家里的马桶前站着撒尿一样，杜倾城坚决不允许他在卧室里抽烟。包括他们的儿子，也被杜倾城训练着，从小就坐在马桶上撒尿。杜倾城给他制定的这三条戒律，这些年里，在杜倾城面前，司马从来没有打破过一次，原因是他不想和杜倾城发生任何形式的争吵和冲突。他自己什么样都无所谓了。反正，只要杜倾城和儿子走出了家门，他就一定会穿着拖鞋进出卧室，一定会站在马桶前撒尿，一定会到卧室里抽烟，而且，十次有八次，他还会抱着烟灰缸，选择靠在床头上抽。不管真真假假，他可以当着杜倾城的面，遵守和服从这些戒律，但在杜倾城痴心妄想着，像对他一样，拿着这些戒律去塑造儿子时，他就坚决不干了。在儿子上小学之前，他态度坚决地，把他坐在马桶上撒尿的习惯纠正了过来，并且告诉他，一个男人，必须得站着撒尿。然后，他又告诉杜倾城，他自己可以在这个家里不站着撒尿，可他的儿子，必须学会站着撒尿。不仅在外面要站着撒，在家里同样也要站着撒。那是他们结婚后，他第一次发那么大的脾气，桌子上的一个碗被他举起来摔到地板上，跳起來的瓷片把木头门都咬出了两个印子。摔完了碗，他自己都被自己的“壮举”吓了一跳，觉得他发脾气这个情形，简直可以用怒发冲冠来形容了。那是他们漫长的十几年婚姻生活里，他做的唯一的一次抗争。也就只有那一回，他胜利了，杜倾城在他面前完全败下阵来，举手撅屁股地缴了械。当然，杜倾城的缴械和他的胜利，只限于对儿子。他为儿子争得了站着撒尿的权利，他自己在杜倾城那里，在她的三条戒律面前，依然没有得到任何的赦免。“这也是胜利，家里总算有个站着撒尿的男人了。”取得胜利那天，他对儿子说。儿子还小，不理解站着撒尿和坐在马桶上撒尿有什么区别，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会因为他撒尿的问题，争得天翻地覆，说小狗和电视里的动物都是站着撒尿，人为什么一定要学动物？他看着儿子闪烁的目光，告诉儿子，人也是动物的一种。尽管那个小东西的眼睛告诉他的老子，他不相信人也是动物，但司马知道，总有一天，他会把这件事情弄得比他老子更加清楚。
　　也就是在给儿子争取到站着撒尿权那天，杜倾城因为失败逃出家门后，司马第一次找出了家里的房产证和户口本，摆在脚下，对着它们观望了一个下午。儿子肚子饿了，跑进卧室里叫他做饭，看见了摆在地板上的户口本，好奇地拿起来看了看，问司马什么是户主。他看眼儿子，告诉他户主就是家长。儿子不解，说他不也是家长吗。他摸着儿子的脑袋笑了笑，说派出所里只允许在户口本上写一个家长的名字。
　　扔下手里的抹布，司马一边洗手，一边想着儿子的模样。儿子没有任何地方长得像他，也没有任何地方像杜倾城，而是和他从老家墙缝里带回来的那张照片里的父亲，长得一模一样。额头，眉毛，眼睛，鼻子，嘴巴，耳朵，没有一个地方不像他照片里那个父亲。有时候，司马坐在一边端详着儿子，看着看着，突然就会觉得，父亲这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来到了他的身边，来偿还他曾经缺失的那份爱来了。稍微不同的是，父亲将他们两个的父子关系，巧妙地掉转了过来。现在他是儿子。可无论他们谁是父亲，谁是儿子，他们总归还是父子，父子之间那种用血液传承的爱，还在他们的身体里奔流。他现在能做到的，就是不遗余力地去爱儿子，不给他任何一星一点的伤害，就像他小时候，他父亲从部队回到家里，不遗余力地爱着他们兄弟俩那样。
　　七
　　夕阳照在南门广场旁边一小块空地上，也照在了司马身上。司马坐在李大木和杜倾城两个人中间，百无聊赖地望着沐浴在夕阳里的广场，和广场上拥挤的人群。广场刚修建起来不久，一望无边，像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一样宽阔、神圣，令许多人流连忘返。那些喜欢新鲜事物的男女老少，安闲地在广场上四处溜达巡视着，或者鸽子样来回踱着步，在各个角落里留着他们新奇的脚印和目光。司马猜想，一时半会儿，这些人还不会稀罕够这个任凭他们自由呼吸和放屁的大起居室。他们不会在自己家的起居室里随意放屁，但在这个广场上，他们一定会像呼吸那样随便地，就把屁放出来。在他右边，李大木的双脚一直在来回盘弄着那只足球，滚动的足球和李大木的帆布鞋，以及他的两条长腿上，都在流动着一层质地半透明的红色，仿佛有条笼罩着薄雾的河流，正在那里悄无声息地流淌着，而其中一段，被李大木的双脚和那只足球搅动着，漾起了一层一层的微波。司马把视线从广场上收回来，用胳膊肘轻轻地碰了下李大木，表示他有话要对李大木说。 　　那年初冬的一个下午，天上飘着雪花，李大木和司马两个人喝完了酒，司马架着醉醺醺的李大木，把他送回了住处。院子门口停着辆救护车，李大木从司马手里挣脱出去，歪歪斜斜地冲到救护车跟前，朝着救护车的后车轮胡乱踢着，说老子才喝了两瓶酒，哪里就用得着叫你这狗日的救护车。院子里星星散散地站满了人，但人群中间，又自觉地留出了一条两米多宽的通道，所有人都在通道两侧将身子倾斜了二十五度，旁逸斜出，努力朝通道上探着脑袋，兴奋地瞭望着什么。给人的感觉，仿佛这个院子里正在搞一场迎接或是欢送某位大人物的隆重仪式，请来的群众演员们，正在尽情地表演着。唯一的不足之处，是他们手里没有一面彩色旗子在来回晃动，也没有握着束鲜花在摇摆。司马和李大木两个人很懂得入乡随俗，不自觉地就加入了彩排的队伍。他们站在通道尽头，等着看也许马上就会到来的高潮。不到两秒钟，高潮就登场了。他们看见两个身着白大褂的医生，抬着副担架，神色匆匆地从李大木的屋子里走了出来。几乎是在同一时刻，司马看见，房东老万像童话书里描写的一只跳蚤那样，从李大木门口的位置弹跳起来，然后顺着通道，两下子就蹦到了他们面前。他看也没看司马，一把扯住了李大木的胳膊，高声嚷嚷着，说你怎么睡女人我不管，可你不能在我屋子里闹出人命！这样，我这屋子往后还怎么出租住人！担架也已经走到司马和李大木面前。他们茫然地看着仰面躺在担架上的小提琴，看见她右边的胳膊垂在担架外面，像手里握着弓子拉琴时那样，弧线优美地晃动着，又舒缓又优雅；两只眼睛则陶醉在那场迷人的音乐里，紧紧地闭着；曾经鲜红的嘴唇，由于血液流动的停滞，被悄悄地涂上了一层淡青色。李大木完全瓷在了那里。司马紧紧地抱住李大木的胳膊，看见煤气味就像打开瓶盖的臭豆腐那样，前呼后拥着，从李大木那间大敞四开的屋门里汹涌出来，凶猛地朝外逃窜着，尾随在担架后面，随着小提琴手演奏出的优美动人的旋律，钻进了他的眼睛和鼻子。
　　小提琴死后，李大木一直在租着老万那间破房子，他信仰了小提琴信仰的基督教，把他收藏到的世界上各种版本的《圣经》，都放在了这间房子里。十几年的时间里，任凭老万变成了一只老奸巨猾的白毛狐狸，千方百计地提高房租想撵走李大木，但结果都是，李大木耍着无赖，以上帝和一千种自杀的方式抵抗着，无论如何也不朝外搬里面的一根草屑。
　　司马走进菜馆老板的会客厅时，李大木早就到了，他探着脑袋坐在茶几旁边，正入神地盯着面前一张白纸。司马走到他对面，坐下，才看清白纸上画着图，样子像是一座房屋的平面结构图。司马伸手在图纸上敲两下，嘿嘿地笑着说：“这是弄到地皮，准备盖别墅了？”
　　“这是给老万弄的。”李大木继续盯着图纸，“我还没给你说吧？老万他们那个院子，马上要改造了。”
　　“老万？”司马看着李大木，老万被警察從泥土里挖出来、散发着腐朽臭味的肥胖身子，一下子就跳到了他眼前，“他还活着？”
　　“当然活着。他不活着，我这些年的房租都扔进粪坑里了。”李大木从图纸上抬起眼睛，盯图纸那样，盯住了司马。
　　“他说没说，改造的时候，会不会在房屋后面弄个花园？”
　　司马想着梦里那个花园，花园里的月季花，以及月季花瓣上晃动的露珠，感到手腕处一阵生凉，仿佛梦里那副冰冷的手铐，又悄无声息地戴上了他的手腕。
　　“你的想像力太丰富了！”李大木调侃着，“那么寸土寸金的地方弄个花园？这种奇思妙想，恐怕只有你司马大人才能想到。”
　　“是老万来找你弄的图纸？”司马打量着图纸上的构图，用手指戳着其中一个房间，里面好像规划了一个游泳池，又好像……司马看见一个长有六只翅膀的撒拉弗，闪电般从图纸上跃了出去。“这个房间有点意思，是准备在里面弄个泳池，还是准备再从外面套上个外套，城郭似的，四周做成夹壁，弄成个房中房？”
　　“你怎么会看不出来呢？”李大木不满地嘟哝道，“这是我一直租的那间屋子，你忘了，就在你隔壁。”
　　“你弄这张图纸的意思，是想把这间屋子原封不动地留在原处，然后——把它包在新房子里面？”
　　“要不怎么能说‘知我者，司马也’。”
　　“老万答应了？”
　　司马回想着老万贴在他们门上那些纸条，和小提琴躺在担架上那张淡青色的脸。
　　“他马上就来。”李大木诡异地笑了笑，“他来后你就知道了。”
　　司马正要说李大木肯定是痴心妄想。还没开口，房门就被一个老头子推开了，一束明晃晃的金色阳光，蓦然铺到了司马脚底下。他顺着明亮的光线抬起头，看着门口，听见李大木喊着“老万”，招呼着那个人快进来。
　　坐在司马面前的“老万”满头白发，原来那张肥胖的大脸和肥胖的身体，都消失不见了，完全变成了一个干瘪老头子。司马瞅两眼李大木，没有马上和面前这个“老万”打招呼。那束明亮的阳光随着房门关闭，重新又消失了。司马坐在被阳光照亮一刹那，转瞬就变得黯淡无光的暗红色条纹沙发上，默默地打量着“老万”。他心里先是闪过了花园里那些晃动着露珠的月季花瓣，接着是老万被警察从泥土里挖出来的那具高大肥胖的尸体。他忽然记起来，被警察挖出来的老万，身体上沾满了新鲜的泥土，夏天早晨的阳光打在上面，泥土散发出了一种类似茅草根般微甜的气息。再后来，就是他被警察带进监狱里，杜倾城莫名其妙地跑进去找到了他，疯狂地敲打着他的手铐脚镣，一定要他配合她，排演一出舞台剧还是皮影戏……司马翻来覆去地想着那些似梦非梦的画面，吞咽了几下口水，又看两眼李大木，壮壮胆子，然后，他才小心翼翼地，对着满头白发身体干瘦的“老万”问道：“老万，你真是老万？”
　　九
　　回家的路上，司马一路沿护城河走着。走到琵琶泉边，见月色明亮，河水清澈见底，他就在河边坐了下来。杜倾城电脑图片里那些土耳其水藻淹没在水面下，左一下右一下地摇曳着，仿佛那个叫倾城的女子依偎在太守怀里，醉成贵妇后甩出去的水袖。
　　“咱们开始排练吧。”司马叮叮当当地翻着裤兜，掏出李大木给他弄到的那张精神分裂诊断书，在上面找着杜倾城给他准备的台词。
　　河里的水藻一会儿变成白鲸，一会又变成了长有六只翅膀的撒拉弗。司马看见自己摇摇晃晃着往前奔跑几步，骑到一头白鲸背上，张开身体中间两只优美的翅膀，闪电般轻盈地飞跃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