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一颗童心,快乐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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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子恺,中国现代漫画家、散文家、教育家、翻译家,他养育的七个子女,每一位都是行业里的佼佼者。丰子恺的外孙宋雪君说,外祖父一直以来最重视的并不是孩子取得多大的成绩,而是孩子是否快乐。一个人只有对生活感到快乐,才会对未来产生无限期待。
  不愿孩子成为小大人
  丰子恺出生于浙江桐乡石门镇,家里从事染坊生意,五六岁时,他便开始用颜料到处涂涂画画。丰子恺9岁时,父亲死于肺病,全家人的重担便都落在了母亲身上。转入私塾上学的丰子恺,课间拿出自己描画的《芥子园画谱》给同学看,大家都夸他画得好。老师发现他的才能后,便让他给学校画一幅放大的彩色孔子像。小小的丰子恺有些紧张地接了活,后在姐姐的帮助下完成了这幅画。他笔下的孔子像很有几分庄严肃穆的圣人气象,此后便有了“小画家”的称号。
  1914年,丰子恺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丰子恺结识了此生对他最为重要的两位老师——李叔同和夏丏尊。从两位老师那里,丰子恺学会了三样东西:文学、绘画和音乐。毕业后,他跟同学一起创办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亲任图画老师。这一年,他和徐力民结婚成家。
  徐力民怀上第二个孩子时,丰子恺赴日本学习绘画和英语。回国后,他陆续发表了多篇新作,这种简洁明了但立意悠远的绘画风格,在国内引起了极大反响,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漫画”这种新事物。
  1932年,日本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丰子恺被迫从上海回到老家。他用多年积攒的稿费在家乡建了一座房,取名“缘缘堂”,在这里潜心创作。此时,他身边已经有了六名子女:丰陈宝、丰宛音、丰宁欣(丰子恺大姐丰满之女,一直跟随丰子恺长大)、丰华瞻、丰元草、丰一吟,最大的13岁,最小的才3岁。孩子虽多,但丰子恺从来没觉得闹腾,只要有空他就会陪孩子们一起玩,甚至和他们一起“开发”新游戏。
  丰子恺专门辟出一间房作为图书屋,每天晚上领着孩子们看书,孩子们喜欢看什么就看什么。看得起劲,丰子恺会把一些名人或名著,以故事的形式说给孩子们听。谁表现好,谁就可以得到一颗糖,或者跟丰子恺玩一个游戏,图书屋里常常传出孩子们的笑声。
  一次,家门口来了卖小鸡的商贩,走一路吆喝一路:“卖小鸡仔喽!卖小鸡仔喽!”年幼的丰元草听到后,拉着爸爸的衣袖说:“我要买小鸡。”说完就往门外跑。没一会,几个孩子都挑好小鸡,就等丰子恺来付款了。见孩子们都迫切想卖,商贩坐地起价。追着孩子们而来的丰子恺想要还价,便故意对孩子们说:“待会还有人来卖,我们买下一家,这家太贵了。”他想拉着孩子走,以此让商贩降价。谁知道,孩子们根本不配合,全都大哭起来。商贩不肯降价,挑起担子昂然前行。丰子恺安慰孩子们:“你们大家说要买要买,那人便不肯让价了。一会儿再来买吧,但下次……”他说不下去了。他在《做父亲》一文中反思自己: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
  漂泊十年快乐同伴
  1937年,丰子恺编成的《漫画日本侵华史》出版。这一年,抗战全面爆发,丰子恺只能带着全家逃难。临行前,全家人检点行李,发现除了几张用不得的公司银行存票外,家里只有数十元现款。这时,六个孩子齐声说道:“我们有。”说完,他们把每年生日父亲送的红纸包统统打开,竟然有四百多元,解决了全家人的燃眉之急。这件事让丰子恺颇为感慨,他说:“只有珍惜眼前的一切,不管是钱、人或者事,才能得到福报。”
  全家人先是躲到了江西萍乡,借住在朋友家。很快老家传来消息,缘缘堂被炸毁,这让丰子恺伤心了很久。看着几个孩子跟着大人一起受尽苦累,丰子恺特别心疼。为了驱散战争带来的恐惧,丰子恺尽全力在贫困中给孩子创造出惊喜。离开萍乡后,他们又辗转去了湘潭、长沙。
  1938年春,丰子恺来到武汉,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当年4月6日台儿庄大捷。丰子恺兴奋不已,画了一棵大树,并题上一首诗:“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丰子恺曾对好友宋云彬、傅彬然说:“我虽没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艺宣传,可以使民众加深对暴寇的痛恨。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抗战必能胜利。”
  离开武汉后,全家人又去了桂林、遵义等地。眼见孩子们大了,却没有固定的学校可读书,丰子恺十分烦恼。无奈之下,他只好自己教孩子诗词、写作。除了命题作文之外,他还采用给孩子讲故事,然后让他们凭记忆写下来的办法,锻炼孩子的记忆力和表达能力。
  一次,丰子恺竟然让孩子们写一篇搓麻将的说明书,孩子们听后哈哈大笑。丰子恺解释道:“麻将本身无罪,要看人们如何对待它。至于我们要写的说明书,是因为写说明书和写作文不同,要写得一看就懂,并能应用。”
  在丰子恺的安排下,逃难生活虽然苦,但从未少了生活的乐趣。丰家孩子面对苦难从容不迫的个性,便是在那时候养成的。
  和七名子女“约法六章”
  得知抗战胜利的消息,丰子恺大喜,当即创作了《卅四年八月十日之夜》,抒发对胜利的喜悦之情。
  在外漂泊了约十年后,丰子恺携全家人再次回到上海。虽然是租来的房子,不过总算有了临时的家。
  1947年,丰子恺刚好50岁,此时,儿女们均已长大。丰子恺便与子女们“约法六章”:
  年逾五十,齿落发白,家无恒产,人无恒寿,自今日起,与诸儿约法如下:
  一、父母供给子女,至大学毕业为止。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
  二、大学毕业后倘能考取官费留学或近于官费之自费留学,父母仍供给其不足之费用,至返日为止。
  三、子女婚嫁,一切自主自理,父母无代谋之义务。
  四、子女独立之后,生活有余而供养父母,或父母生活有余而供给子女,皆属友谊性质,绝非义务。
  五、子女独立之后,以与父母分居为原则。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
  六、父母双亡后,倘有遗产,除父母遗嘱指定者外,由子女平分受得。
  这种不靠父母,自力更生的家风,深深影响了丰家每一个人。
  新中国成立后,丰子恺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等职。几年后,丰子恺用积蓄购买了位于上海黄浦区的一幢三层小楼。由于在二楼屋内的阳台上,通过天窗可从不同角度看日出日落,丰子恺为其取名“日月楼”。
  这段安稳的时光是丰子恺创作的鼎盛期,他翻译了俄文《猎人笔记》、日文《源氏物语》,写下了《缘缘堂随笔》和《续笔》等文章,出版了《丰子恺画集》和《子恺儿童漫画》,并完成了《护身画集》的第五集和第六集。
  随着孙辈们的降临,丰子恺成为爷爷和外公。在小辈们的印象中,他们最爱去的地方就是“日月楼”。据宋雪君回忆,那时一到寒暑假,他就和兄弟姐妹去外公家小住,因为外公家地方大,有吃不完的零食。其中,最吸引孩子的就是外公喜欢带他们去书店,孩子们选什么他都会付款。那段时间,宋雪君几乎把所有好看的小人書都看了,大多是外公给他买的。
  1975年9月15日,丰子恺病逝于上海华山医院。七个孩子从未放松过在学术上的追求,他们始终记着父亲教给他们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为了吃饭”这句箴言。
  如今,丰子恺的后代人丁兴旺,分布于全国各地,还有的在美国、日本发展,不乏在各自岗位做出令人瞩目业绩者。
  2006年,丰子恺的骨灰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迁回浙江桐乡石门镇,一代大家风雨漂泊几十年,终于叶落归根。
  宋雪君说,他依然能梦到小时候在外公家的情形,外公在书房画画,他们在外屋玩耍,有时候球滚到了书房里,外公会笑着帮他们捡起来,那慈祥和蔼的样子,至今难忘。(作者声明:本文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违者视为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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