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遇斯德哥尔摩这个城市的名字时，我没想过会访问它，更从未料到有朝一日受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基金会之邀，作为一个客人受到它的欢迎。在当时，这样一种结果不仅出乎意料，它简直超乎想象。在40年代，我是德里郡乡下一个人丁兴旺的家庭里的长子，我们挤在一所传统的农场茅屋的三个房间里，过着一种穴居生活，从感情和理智上都有几分与世隔绝。那是一种亲密的、物质的、生物性的生存方式，夜里从一间卧室隔壁的马厩里传来的马的声响，混合着大人们从另一面墙隔壁的厨房里传来的谈话声。当然，我们接纳着发生的一切——落在树丛里的雨、耗子在天花板上的活动、一列蒸汽机车隆隆地沿着茅屋背后隔着一片田野的铁路线驶过——但我们就像处在冬眠的假寐之中接受这一切。无历史记载、先于性别分判、悬荡在古代与现代之间，我们就如同立在贮藏室一只水桶里的饮用水那样敏感：每当一列过路的列车使大地震颤，那桶水的表面就会无声无息地泛起柔美的、同心圆状的涟漪。
　　但不仅是大地为我们震颤：周围和上空的空气也在活泼泼地预示着什么。当一阵风搅动起山毛榉树，它也搅动缚在栗树最高枝上的天线。它扫将下来，穿过厨房窗角的一个小洞，刚好钻入我们的无线电收音机内脏。其间，一阵咕咕嘟嘟、叽叽嚓嚓的细碎杂音，突然让路于BBC新闻播音员的声音，像个“机降天神”似地播送着出人意料的消息。那声音我们在卧室里也能听到，从大人们在厨房里的谈话声以外和背后传送出来；就像我们在每个声音的以外和背后，常常能听到莫尔斯电码那狂乱的、尖锐的信号。
　　我们可以偶然听到父母用地方口音说着邻人的名字，以及新闻播音员用厚重的英格兰口音广播着轰炸机的名字、被轰炸的城市的名字、战争前沿和军队分布的名称，损失飞机和抓获战俘的数字，伤亡人数和前进里数；当然，我们也总会听到些别的，庄重、奇妙的振作人心的词语：“敌人”和“盟友”。但即使如此，这些世界抽搐性的消息无一作为恐怖而进人我的内心。如果在播音员的语调中有某种不祥之兆的话，那么，我们对利害攸关的时事的理解也就有某种迟钝；而如果在彼时彼地这种政治忽视有某种过错的话，那么，我居住于安全之中的结果就有某种肯定意义。
　　换言之，战时对我而言是一种反思前的时期，也是有学问之前的时期，原原本本是史前时期。随着岁月流逝，我的倾听变得更为审慎，我会攀上我们的大沙发的一只扶手，使我的耳朵更接近无线电播音员。但让我感兴趣的东西仍然不是新闻；我所寻求的是使人震动的故事，例如关于一位名叫狄克·巴顿的英国间谍的侦探故事连播，或可能是根据W.E.琼斯上校关于一位名叫毕格尔斯的皇家空军飞行勇士的历险记所改编的广播剧。由于别的孩子也已长大，厨房里日益热闹，我不得不凑到收音机的近前，以便集中注意力倾听。而在那种热切的凑近收音机刻度盘的过程中，我渐渐熟悉了外国电台的名字，如莱比锡、奥斯陆、斯图加特、华沙，当然，还有斯德哥尔摩。
　　我也习惯于听到外语的阵阵短暂爆发，当旋钮从BBC电台扫到爱尔兰电台，从伦敦腔扫到都柏林调，尽管在第一次遭遇到欧洲话的喉音和咝音的时候，我还不明白它们说些什么，但我已开始了广阔的世界之旅。这转而又变成了一个广阔的语言之旅，一种每个抵达之地——无论是在诗歌中还是在人生中——都成了一个台阶而非目的地的旅途，正是这种旅行引领我此刻来到这个人们引以为荣的地方。而此处的讲坛与其说是一个台阶，不如说更是个空间站，
　　所以，在一生中，我允許自己奢侈一回，在空中漫步。
　　我将这归功于诗歌，它使这空中漫步成为可能。我归功于它，直接原因在于我最近明白地写下了一行诗鼓励我自己（不管还有谁在听）“靠着你更强的判断力洋洋得意”。但我归功于它，最终是因为诗歌能够缔造一种秩序，如同50年前那间贮藏室内从饮用水面荡入与漾开的涟漪一样，这种秩序既忠实于外部真实的冲击，又敏感于诗人存在的内部法则。一种在那里我们能够最终成长为我们成长的贮藏物的秩序。一种满足所有人在智力方面打开胃口并在感情方面洞开悟性的秩序。换言之，我归功于诗歌，既因为它自足自立，也因为它是一种帮助，因为它使一种灵魂的中心与其周围之间，在从收音机的旋钮上凝视“斯德哥尔摩”这个词的孩子与此刻在斯德哥尔摩享受殊荣面对众多面孔的男人之间，成就了一种流动和滋养的关系。我归功于它，因为功劳应归于它，在我们的时代以及一切时代，因为这个词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生活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