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她带着白求恩式的纯粹与高尚成为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中国项目组成员时，事业追求与助人理想在这里完美结合，于是，美丽就超越了时间的边界。
　　
　　史开灵（Kathleen Speake），一个美丽的中文名字，一个美丽的加拿大女人。访谈进行了2 个多小时，拍照又持续了1 个多小时，她的脸上始终充满迷人的微笑。直到访谈结束，我终于洞悉了这个女强人美丽的秘密：对于事业的执著，对于他人的热情。当她带着白求恩式的纯粹与高尚成为国际劳工组织中国项目组成员时，事业追求与助人理想在这里完美结合，于是，美丽就超越了时间的边界。
　　在来中国之前，史开灵一直对中国充满浪漫主义的想象，所以她在加拿大时就跟随一个中国移民学习汉语，史开灵这个名字就是那位中文老师给她的。在中国，她又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习汉语。之后，一口流利的汉语使她很轻松就在一个加拿大的跨国企业中谋得一席之地。
　　“如果要赚钱的话，我现在应该和老公、朋友坐在加拿大的家中。”史开灵轻松的话语背后，一定有着一个艰难的抉择过程。而让史开灵背井离乡来到中国的，是国际劳工组织中国“预防以劳动剥削为目的拐卖女童和青年妇女”项目（CP- TI NG 项目）。
　　史开灵对于公益事业的关注由来已久，还在加拿大时，她就曾多次撰文关注弱势群体，尤其是妇女，她从新闻、书籍以及各种社会调查报告中感受着弱势群体在生存面前举步维艰，在生活面前如履薄冰。所以，在加拿大时她就参与过很多公益组织。来到中国后，巨大的贫富分化和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均衡也映入史开灵的眼帘，“中国人口数量太大，如何给尽量多的人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竞争中，女性与儿童又往往是牺牲品。但是，这个似乎是全球化的现象背后一种独特的文化结构的惯性，正像史开灵所讲，“中国现在正经历这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就像19 世纪中叶西方曾经历的工业革命，但是，中国的问题根源于自己的文化语境，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模式。”“权利”这个本身不属于中国的词汇，要想在中国落地生根，嵌入中国的文化结构中，远非发放宣传品和出演宣传剧就能完成的。毕竟，中国文化是奠基在“尊尊、亲亲”的儒家伦理之上，中国的社会结构是等级性的。巨大的文化惯性在经历了“五四”运动之后虽然减速，却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其实，“阶序式”的社会结构在中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广泛存在：法国的贵族庄园制度中，每个封建贵族拥有土地以及土地上所有劳作的人，正如罗西尼歌剧《塞尔维亚理发师》中所展现的，处于底层的农民与处于上层的伯爵之间的关系是斗智斗勇的嬉闹；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权利”、“平等”的概念也只是存在于阶层内部，黑奴或者被殖民的人都不被视为上帝的子民，不享有平等个体权力。随着启蒙运动， “自由、平等”的观念才逐渐蔓延开来，然而，和谐关系的建构需要的是双方让渡自我权利以达成协作共识。与之相应的，西方企业的管理也并非单纯建立在完全理性的“泰勒式”管理制度上—像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所塑造的钳工那样的流水线生产以及如巴普洛夫训练狗一样“胡罗卜加大棒”式的管理，早已被剔出历史。好的企业主一定不会单纯强调自己的盈利从而摧毁企业构件的基石—员工。所以，现在西方“权利”的概念也常常和员工的归属感以及自我实现的动力相联系。
　　曾在加拿大跨国公司任职的经历让史开灵认识到，要解决中国劳资双方的矛盾，并非引燃劳资之间的战火，而是和谐劳资之间的关系，这才是双赢的办法。“要做最好的商品，而不是要做最便宜的商品。”访谈将近结束的时候，史开灵说， “如果要我给中国有远见的企业家一个建议的话，就是：要坚决执行劳动法，善待劳工，这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老板；要重视员工的品质、加强对员工的培训，让他们在企业中找到归属感，这才能称得上是一个优秀的老板；要注意回馈社区、回报社会，这才能称得上是一个成功的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