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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公益?让资源流向匮乏的一方，流向最需要的一方，这便是了。把公益事业交给天秤座应该是适合的，他们追求祥和，但愿人人均衡，好像天生就有一颗“公正之心”。在这个公益事业备受质疑的时代，有一些人想尽了各种办法，要让世界变得公平些，为吃不饱的人们送去粮食，给怀才不遇的青年提供舞台。
康师傅：雪球从这里滚动
整个7月，公益机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民关注，然而，在这个疯狂的微博时代，社会公益化的总体进程并没有伴随着新媒体互动的开张拾级而上，反之，最受信赖的公益团体顷刻间面临着巨大的诚信危机，变化来得地动山摇。在“郭美美”事件后，不少地方的红十字会近一个月所收到的捐款额接近为“0”。
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由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举办的“创响新生代”公益挑战比赛进入到了复赛阶段。全国范围内以大学生为核心成员的688名参赛选手经过初赛的筛选，留下了30位晋级者，组成强阵，汇集于天津。比赛的目的很简单，由选手阐述自己的公益创意，在现场进行展示和答辩，接受专业评委们的评判，最终争取那10万元的青年公益项目启动资金。
这是一场大型公益选秀活动，选手说出创意和措施，评委负责筛选和修订。康师傅则提供平台和资金。这是公益项目的新型组合方式，热情、经验、企业的社会责任，全部包含其中。康师傅的公关部协理陈功儒先生告诉我，之所以选择并无太多实践经验的大学生为参赛主体，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学生是康师傅的最大消费群体，对企业的支持也最为明显，所以作为企业一方，理应首先为他们提供帮助以作为回馈。
让有才华的年轻人获得舞台，再把他们培养成“公益之星”，去为公益事业做更多的努力。这是一件一举两得、双倍效果的事情。而通过比赛和培训，将这些有公益心的杰出年轻人凑到一起，则又是一个善举，他们相互结识，彼此鼓舞，还有可能组成团队，去更深远地践行公益理想。
其实，康师傅对大学生的扶持还远不止于此。从去年开始，康师傅就与日本早稻田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并举办了第一届的“创新挑战大赛”，赛事中表现优秀的选手将有机会去早稻田大学就读，并获得康师傅赞助的奖学金。这是一次宛如梦幻的机会，因为你不需要成为名牌大学的交换生，也不用担心国外名牌高校昂贵的学费。让那些来自普通学校、家境并不富裕的优秀学生也能有走出去直达梦想学府的机会，学生要做的只是努力去把握去争取，在一次比赛中尽情展现才华。
提起那笔每名学生“600万日元”的奖学金，陈功儒先生认为它的特别之处不在于金额大，而在于它并不要求这些大学生毕业之后一定要回到康师傅来工作。那么，这个举动，就等于纯化了康师傅的公益动机。为什么这么做?陈功儒给出了理由：“第一，我们能够提供，因为大家都在买我们的产品，让我们企业的实力变得雄厚，这中间最多的就是学生，是未来的中间分子。我们的营销已经做在之前了，现在是在回馈社会。第二，他去深造，就是借助我们的平台培养了一个人才。我们的人才有机会和世界接轨，对于世界名校，也有机会接触到我们的人才，我们乐于促成这样的好事。第三，毕业后，他可能留在日本，那么他就代表了中国，如果回到中国来，我们至少帮助社会培养了一个受过高素质教育的人才。”
在台湾，曾经有人向陈功儒提了一个问题，问题中用到了一个概念，叫“公益营销”。结果陈功儒给出了一个让提问者感到压抑的回答，他说：“如果公益一定要跟营销搭在一起的话，就失去了公益的本质。”陈功儒把做公益的动机看得很重要，他认为大的企业应该肩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是做公益最根本的动力。即便企业的公益行为不抱有目的性，但其实所做的事情还是会被人看到，当别人知道这个企业做了好的事情，实际上就已经会收到好的回报。
最近几年，康师傅的公益思路也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着改变，从前，他们投资建设希望小学，在实体建设渐渐得到社会各方力量的大力支持后，康师傅又及时转型为软体的资助：捐赠教材，安排大学生支教。陈功儒说，对人最大的帮助其实就是通过教育来改变他、塑造他，这是一个起点，而康师傅的力量就放在起点处。
陈功儒把做公益比做滚雪球，动起来，才会越变越大。若只有重复的操作，比如一次次的捐款，只会让这个事业变得没有生机，而雪球只有滚动。才能带来活力。康师傅是那个最初推动雪球的人，在滚动的途中，这条路上不断地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入进来，就像这次的公益比赛，参赛的学生们相互问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这就是一个大雪球。有了好的想法。康师傅就协助他启动这个项目，再为他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多可调动的力量。汇聚起更多的朋友，那么一个创意就有了无限的可能性。最后陈功儒告诉我。这就是他们实现公益理想的道路：有想法，有朋友，不远处就会有成果。公益未来星
有人致力打造中国第一个便捷的电子慈善互助平台；有人要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价值。他们在201 1康师傅“创响新生代”比赛中崭露头角，打开了另一道公益的大门。
1.牟芯岑和他的“立刻增援会”
自己做出网页设计，用Rap做演讲，牟芯岑在比赛的现场赚足了眼球。他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公益概念——公益性的交互网站。“立刻增援会”设计了专门的公益交友平台以及在线募捐的功能，参与者设定为一群怀有公益心的人们，他们在网络上交换彼此的信息，寻求帮助。通过审核的公益活动将可在网站上进行募捐和招募志愿者，参加者通过审批后就可以加入活动。每当有灾害事件发生，每当有人急需帮助，网站就会弹出公告。并给出小额捐款的链接，而每坎的捐款只有两个数位：5元或10元，称作“一五一十”。像极了一个全新的SNS网站。
牟芯岑有着与年龄并不相称的成熟，谈到这个创意的起源时，他说，“5.12汶川地震的时候都江堰是重灾区，我是都江堰人，08年我作为灾民接触到很多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他们大多都是自发聚集和组织的。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我发现身边其实散布着很多怀有公益心的人，但往往缺少了一个可以互动交流、快速聚集的平台，因此，萌生了一个以网络为平台、以快速为特色的公益互助构思。”
“立刻”是增援会最大的卖点，牟芯岑说，“在这个信息爆棚的年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立刻，是我们越来越需要的一个标签!”灾难发生。远水不能止渴，立刻启动，对灾难做出最快的回应，这就是牟芯岑向我们传达的理念。
在平日上课和画图的间隙，牟芯岑正在努力研读网页架构开发的相关资料，并继续咨询和调查一些项目待解决的问题，如“立刻给力款”更具体的实施方法、团队的招募和发展商向等，“我希望打造一个做公益只需要点击几次鼠标就可以实现的平台，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进来，将公益平民化、日常化、生活化。”
2.宋成龙：画一张爱的明信片 一张明信片，带着温暖和浪漫，送去友人间的祝福。而它，却也可以成为公益的手段。“美术与绘画，对于身心正处于成长期的中小学生而言，是一种很好地发挥想象与陶冶情操的工具。”宋成龙巧妙地将绘画和明信片结合起来，再将贫困小学学生画的画印制成明信片回寄给他们。
图画不会说谎，它来自一个人的内心，能透露出绘画者对生活的观感和期冀。也就是说，大人们画不出孩子般的画作。孩子笔下的画是他们心中生出的梦想枝芽，是对世界最初也最纯真的爱。宋成龙决定将“爱”定为这次绘画比赛的主题，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感受爱，懂得爱。
公益的核心就是“助人自助”，宋成龙打算让这些明信片印制出来后，一部分回寄给学校的学生，另一部分则用于义卖，所得收入将返还给学校，支持学校的项目开销。这是一个可循环，易持续的公益模式。他让公益支教不再是一组人援助另一组人，一方给予一方接受的模式。而是自力更生，自己对自己的支撑。宋成龙和他的队员，正是这一过程的协助者。“公益的困境和出路”座谈会
主持人：我们知道一些民间的慈善组织奠实日子过得很艰难，发起人和志愿者既不能从慈善申为自已赚取物质财富，还要赔上大鼍的时间，我们很想了解究竟是什么事触动了你们来从事公益慈善事业?
方志燕：我先来说说我的经历吧。我相信这世上被某一件事触动的人中，可能有99％的人只停留在了想法阶段，只有1％的人会将想法化为行动，我们可能就算那1％。2004年时有很多关于河南艾滋村的报道，很多儿童因父母感染艾滋病而成为孤儿。我当时萌生了帮助那些儿童的念头。2005年元旦我和启明的另两位发起-人去了河南某座艾滋村，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去之前心里还是蛮忐忑的，但读了高耀洁老师的《艾滋病性病防治》从而了解到艾滋病的传染途径，也就无所畏惧地E路了，其实害怕往往是因为无知和偏见。回来后我们就开始设计、实施项目，并申请注册成立了启明书社。当初我们的设想很简单，就是想为农村的孩子援建几座图书馆，但是运营之后才发现一旦公益事业上马，它就有了自己强大的生命力。
张斌峰：我是2007年参加了《人民日报》举办的重走中国西北角的采访活动之后才决定投身公益的。在行走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偏远乡村的老师和孩子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帮扶，我自己从小在农村长大，这种对农村的情怀让我决定投身以农村教育为主的公益活动。“再生电脑公益行”这个项目设计得很吸引我。我们发现企业平均3～5年就会淘汰电脑，而电脑的设计寿命应该是8～10年。这些淘汰下来的电脑如果不能善加利用便会成为电子垃圾。其中多数进入像广东汕头贵屿那样的电子垃圾集散地，用粗放的工艺来处置，造成对环境毁灭性的破坏。而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希望通过将这些旧电脑规范再生后循环再利用，另一方面也让没有条件使用电脑的乡村学生有机会用上电脑。当时觉得这种“环保+教育”的公益方式设计得很吸引人，便决定投身其中。
主持人：在你们做公益的日子里，钱从哪来?自己的生活过得好吗?
张斌峰：说实在的，经济压力很大。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太太用她并不高的收入在支持我做公益，这才让我不会为了现实的衣食住行而放弃自己的公益理想。
方志燕：当时是想全信全意地做公益，但做了才知道公益很花钱，而且很忙很烦，按照公益组织规定，理事和监事不可以从项目中领工资。后来有一个朋友得知我在做公益。就给我捐钱并且让我去他那上班，好处在于他愿意提供给我免费的办公室和行政，于是我采取了这个折中的方案，一方面让自己有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让公益组织更好地发展。
主持人：在做的过程中你们遇到过哪些困难?
方志燕：在实际做的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和难度远远超出预期。启明和很多图书室项目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不仅给农村建图书馆。而且持续地管理。在走访了许多乡村学校之后，我们的感受是孩子们最缺的不是图书，是艺术文化的教育；学校最缺的不是资金，而是能够推动他们去改变现状的动力。所以我们在图书馆的基础上，推动学校开设阅读课、组织绘画比赛、举办运动会、组织合唱团等等。启明的图书馆提供的不仅是书本，也有艺术、电影、音乐，是一个多功能的空间。这种不是一次捐完就撒手不管的方式给我们增加了很多工作量。但这还不是最难的，志愿者管理、成本控制以及和关注者的沟通才是耗去大量精力的。
第一难是志愿者管理难。启明已经有了两名专职员工，但仍有大量工作靠志愿者完成。对于松散的志愿者，人员、岗位、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不固定，也就难以建立有效的考评机制，更无法借用一般企业对员工主要以金钱驱动的奖惩、激励机制。经验告诉我，狂沙吹尽始到金，志愿者来来去去，总有最后坚持下来的真正的金子。
第二难是沟通难。大家对公益越来越关注，但一些成见值得商榷。一种是规模论，中国人爱拿数字说话，常问数量，忽视质量。但我们的想法是把每一座图书馆做精做实，定期考评，求质而非求量。第二种是菩萨论。长期以来无私奉献的宣传让一些公众对做好事原来也有管理成本觉得不可接受，或者以完美的标尺来衡量公益组织的一切行为。我们事实上都不是神。第三种是一刀切论。不分公益项目类别，统一以5％或10％来认定管理成本的合理性。正如企业因属不同行业而在成本支出上差异巨大，公益机构同样会因是以物资援助为主还是以服务为主等因素，导致成本结构迥然相异。我个人觉得应该一事一例来看。
张斌峰：方志燕讲的几个困难是我们通常遇到的问题。几年下来，我最深刻的体会是，单凭志愿者很难做成长效性公益项目，这是一件长期的事，必须全职而且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像企业家那样。让公益项目自身产生造血机能，有了钱才能组织起更多的人力物力倘好这件事。
现在大家对于公益事业争议最大的是钱的来龙和去脉。公益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但非营利性组织并不代表为了项目本身的正常运作一分钱都不能赚，只是所获取的所有收益要全部用于项目自身公益发展的方向。我们不会从捐款中扣除管理费用，而是在探索通过增强项目本身的造血机能把项目做大。
拿我们从企业回收的旧电脑来说，上门收一台电脑所花的物流和人工费用差不多要8～10元，电脑回收后要进行再生价值检测。对于完全不能使用的电脑我们要交给环保处置厂家处理，由其提取其中有用的资源，厂家会将此收益中的一部分捐赠给我们，这就是我们有限经费的来源。这个经费我们要做哪些事呢?如果电脑可以再生利用，我们要请专业机构给电脑进行检测、硬件重新配置、组装、软件系统重装和内外消毒处置，算下来一台电脑的再生成本要50元，这还不算企业派来的技术人员都是以志愿者的形式在襄助。
主持人：为什么人们会对公益组织的运作产生质疑?
方志燕：人们对公益组织质疑的原因是因为制度的缺失。公益机构本身有上级主管单 位，但是主管单位因为不是政绩的一部分，并没有特别大的动力来管理。在法定监管缺失之下，公益组织基本靠自我监督和社会监督。社会监督的主要代表是捐赠人和志愿者，因为公益机构没有法定义务向社会公众晒账本，只有向捐赠人汇报支出明细的合约义务。比如启明在接受捐赠时—般都要订立协议，制定预算方案，定期或应捐赠人要求随时公布明细账，只有这种透明公开的机制才能保证长久的合作。自我监督主要体现在一个机构的财务制度、薪酬制度(如章程中关于理事、收益分配等规定)、审计制度是否合理、完善。
也有一些质疑是因为公众对公益机构的运作缺乏足够的知识。比如之前提到的一些成见。在现代消费社会中孕育而生的草根公益组织肩负了善的使命，却同商业组织一样要时刻经历生存的洗礼，既要适应基本的商业法则，又要从传统的道德中创制一套新的行业道德法则。这对投身其中的实践者来说是个新事物，对行外看客亦然。
张斌峰：其实在运作资金的透明度和监管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经验是把项目预算做仔细，然后按项目去筹款，并请捐赠人参与到项目中。如果我们提出要把电脑送到云南边陲的小学，物流费、人工费、差旅费以及当地培训费用我们都会做个详细的预算提交给企业。在项目实施中，我们这边的志愿者以及捐赠企业的志愿者会一同前往当地搭建电脑教室。所有的费用在企业的监督下一清二楚，这样才有信任。当然，对大多数能捐设备但是捐不了时间的人来说，及时准确的反馈报告和公开透明的财务还是关键要素。
主持人：下一步你们希望自己的公益组织如何发展?
方志燕：从一开始我们就希望能早日实现发起人退出的机制，启明书社不能靠某几位个人的力量发展，而是自身有一套推动、管理制度。这六年下来，我们得出结论，公益机构最终还是会走上职业化的道路。要靠专职的经理人来管理。但现实的困境是，公益机构需要最优秀的管理人才，但又给不出对价的薪酬。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对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中的规定：工作人员的平均工资不得超过所在地平均工资水平的两倍，那在上海也就是不能超过五六千元，这和我们参与管理的志愿者的收入相差甚远。这条法规顾及到了社会普遍的认识和接受度，也是当前大多数草根公益机构的写照，但无助于解决公益机构低效、低能的管理瓶颈。
我最后想说的是做公益没有光环，要的是一颗平常心，志愿者也好，捐赠人也好，发起人也好，都不要把自己想得太崇高，这是典型的团队工作，但凡有一点成绩，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包括我们的受助对象。做公益的过程艰苦漫长而且细碎，为做成一件事，背后要做十件准备工作。希望社会各界都对公盏机构有一种更理性的态度。
张斌峰：我希望公益组织由具有商业头脑和公益精神的人来运作。公益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但要创造一个吸引优秀人才加盟的收入机制，如果他们能把公益的盘子做大，造福的群体更广，为什么不能给他们适当的奖励呢?
康师傅：雪球从这里滚动
整个7月，公益机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民关注，然而，在这个疯狂的微博时代，社会公益化的总体进程并没有伴随着新媒体互动的开张拾级而上，反之，最受信赖的公益团体顷刻间面临着巨大的诚信危机，变化来得地动山摇。在“郭美美”事件后，不少地方的红十字会近一个月所收到的捐款额接近为“0”。
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由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举办的“创响新生代”公益挑战比赛进入到了复赛阶段。全国范围内以大学生为核心成员的688名参赛选手经过初赛的筛选，留下了30位晋级者，组成强阵，汇集于天津。比赛的目的很简单，由选手阐述自己的公益创意，在现场进行展示和答辩，接受专业评委们的评判，最终争取那10万元的青年公益项目启动资金。
这是一场大型公益选秀活动，选手说出创意和措施，评委负责筛选和修订。康师傅则提供平台和资金。这是公益项目的新型组合方式，热情、经验、企业的社会责任，全部包含其中。康师傅的公关部协理陈功儒先生告诉我，之所以选择并无太多实践经验的大学生为参赛主体，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学生是康师傅的最大消费群体，对企业的支持也最为明显，所以作为企业一方，理应首先为他们提供帮助以作为回馈。
让有才华的年轻人获得舞台，再把他们培养成“公益之星”，去为公益事业做更多的努力。这是一件一举两得、双倍效果的事情。而通过比赛和培训，将这些有公益心的杰出年轻人凑到一起，则又是一个善举，他们相互结识，彼此鼓舞，还有可能组成团队，去更深远地践行公益理想。
其实，康师傅对大学生的扶持还远不止于此。从去年开始，康师傅就与日本早稻田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并举办了第一届的“创新挑战大赛”，赛事中表现优秀的选手将有机会去早稻田大学就读，并获得康师傅赞助的奖学金。这是一次宛如梦幻的机会，因为你不需要成为名牌大学的交换生，也不用担心国外名牌高校昂贵的学费。让那些来自普通学校、家境并不富裕的优秀学生也能有走出去直达梦想学府的机会，学生要做的只是努力去把握去争取，在一次比赛中尽情展现才华。
提起那笔每名学生“600万日元”的奖学金，陈功儒先生认为它的特别之处不在于金额大，而在于它并不要求这些大学生毕业之后一定要回到康师傅来工作。那么，这个举动，就等于纯化了康师傅的公益动机。为什么这么做?陈功儒给出了理由：“第一，我们能够提供，因为大家都在买我们的产品，让我们企业的实力变得雄厚，这中间最多的就是学生，是未来的中间分子。我们的营销已经做在之前了，现在是在回馈社会。第二，他去深造，就是借助我们的平台培养了一个人才。我们的人才有机会和世界接轨，对于世界名校，也有机会接触到我们的人才，我们乐于促成这样的好事。第三，毕业后，他可能留在日本，那么他就代表了中国，如果回到中国来，我们至少帮助社会培养了一个受过高素质教育的人才。”
在台湾，曾经有人向陈功儒提了一个问题，问题中用到了一个概念，叫“公益营销”。结果陈功儒给出了一个让提问者感到压抑的回答，他说：“如果公益一定要跟营销搭在一起的话，就失去了公益的本质。”陈功儒把做公益的动机看得很重要，他认为大的企业应该肩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是做公益最根本的动力。即便企业的公益行为不抱有目的性，但其实所做的事情还是会被人看到，当别人知道这个企业做了好的事情，实际上就已经会收到好的回报。
最近几年，康师傅的公益思路也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着改变，从前，他们投资建设希望小学，在实体建设渐渐得到社会各方力量的大力支持后，康师傅又及时转型为软体的资助：捐赠教材，安排大学生支教。陈功儒说，对人最大的帮助其实就是通过教育来改变他、塑造他，这是一个起点，而康师傅的力量就放在起点处。
陈功儒把做公益比做滚雪球，动起来，才会越变越大。若只有重复的操作，比如一次次的捐款，只会让这个事业变得没有生机，而雪球只有滚动。才能带来活力。康师傅是那个最初推动雪球的人，在滚动的途中，这条路上不断地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入进来，就像这次的公益比赛，参赛的学生们相互问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这就是一个大雪球。有了好的想法。康师傅就协助他启动这个项目，再为他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多可调动的力量。汇聚起更多的朋友，那么一个创意就有了无限的可能性。最后陈功儒告诉我。这就是他们实现公益理想的道路：有想法，有朋友，不远处就会有成果。公益未来星
有人致力打造中国第一个便捷的电子慈善互助平台；有人要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价值。他们在201 1康师傅“创响新生代”比赛中崭露头角，打开了另一道公益的大门。
1.牟芯岑和他的“立刻增援会”
自己做出网页设计，用Rap做演讲，牟芯岑在比赛的现场赚足了眼球。他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公益概念——公益性的交互网站。“立刻增援会”设计了专门的公益交友平台以及在线募捐的功能，参与者设定为一群怀有公益心的人们，他们在网络上交换彼此的信息，寻求帮助。通过审核的公益活动将可在网站上进行募捐和招募志愿者，参加者通过审批后就可以加入活动。每当有灾害事件发生，每当有人急需帮助，网站就会弹出公告。并给出小额捐款的链接，而每坎的捐款只有两个数位：5元或10元，称作“一五一十”。像极了一个全新的SNS网站。
牟芯岑有着与年龄并不相称的成熟，谈到这个创意的起源时，他说，“5.12汶川地震的时候都江堰是重灾区，我是都江堰人，08年我作为灾民接触到很多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他们大多都是自发聚集和组织的。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我发现身边其实散布着很多怀有公益心的人，但往往缺少了一个可以互动交流、快速聚集的平台，因此，萌生了一个以网络为平台、以快速为特色的公益互助构思。”
“立刻”是增援会最大的卖点，牟芯岑说，“在这个信息爆棚的年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立刻，是我们越来越需要的一个标签!”灾难发生。远水不能止渴，立刻启动，对灾难做出最快的回应，这就是牟芯岑向我们传达的理念。
在平日上课和画图的间隙，牟芯岑正在努力研读网页架构开发的相关资料，并继续咨询和调查一些项目待解决的问题，如“立刻给力款”更具体的实施方法、团队的招募和发展商向等，“我希望打造一个做公益只需要点击几次鼠标就可以实现的平台，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进来，将公益平民化、日常化、生活化。”
2.宋成龙：画一张爱的明信片 一张明信片，带着温暖和浪漫，送去友人间的祝福。而它，却也可以成为公益的手段。“美术与绘画，对于身心正处于成长期的中小学生而言，是一种很好地发挥想象与陶冶情操的工具。”宋成龙巧妙地将绘画和明信片结合起来，再将贫困小学学生画的画印制成明信片回寄给他们。
图画不会说谎，它来自一个人的内心，能透露出绘画者对生活的观感和期冀。也就是说，大人们画不出孩子般的画作。孩子笔下的画是他们心中生出的梦想枝芽，是对世界最初也最纯真的爱。宋成龙决定将“爱”定为这次绘画比赛的主题，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感受爱，懂得爱。
公益的核心就是“助人自助”，宋成龙打算让这些明信片印制出来后，一部分回寄给学校的学生，另一部分则用于义卖，所得收入将返还给学校，支持学校的项目开销。这是一个可循环，易持续的公益模式。他让公益支教不再是一组人援助另一组人，一方给予一方接受的模式。而是自力更生，自己对自己的支撑。宋成龙和他的队员，正是这一过程的协助者。“公益的困境和出路”座谈会
主持人：我们知道一些民间的慈善组织奠实日子过得很艰难，发起人和志愿者既不能从慈善申为自已赚取物质财富，还要赔上大鼍的时间，我们很想了解究竟是什么事触动了你们来从事公益慈善事业?
方志燕：我先来说说我的经历吧。我相信这世上被某一件事触动的人中，可能有99％的人只停留在了想法阶段，只有1％的人会将想法化为行动，我们可能就算那1％。2004年时有很多关于河南艾滋村的报道，很多儿童因父母感染艾滋病而成为孤儿。我当时萌生了帮助那些儿童的念头。2005年元旦我和启明的另两位发起-人去了河南某座艾滋村，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去之前心里还是蛮忐忑的，但读了高耀洁老师的《艾滋病性病防治》从而了解到艾滋病的传染途径，也就无所畏惧地E路了，其实害怕往往是因为无知和偏见。回来后我们就开始设计、实施项目，并申请注册成立了启明书社。当初我们的设想很简单，就是想为农村的孩子援建几座图书馆，但是运营之后才发现一旦公益事业上马，它就有了自己强大的生命力。
张斌峰：我是2007年参加了《人民日报》举办的重走中国西北角的采访活动之后才决定投身公益的。在行走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偏远乡村的老师和孩子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帮扶，我自己从小在农村长大，这种对农村的情怀让我决定投身以农村教育为主的公益活动。“再生电脑公益行”这个项目设计得很吸引我。我们发现企业平均3～5年就会淘汰电脑，而电脑的设计寿命应该是8～10年。这些淘汰下来的电脑如果不能善加利用便会成为电子垃圾。其中多数进入像广东汕头贵屿那样的电子垃圾集散地，用粗放的工艺来处置，造成对环境毁灭性的破坏。而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希望通过将这些旧电脑规范再生后循环再利用，另一方面也让没有条件使用电脑的乡村学生有机会用上电脑。当时觉得这种“环保+教育”的公益方式设计得很吸引人，便决定投身其中。
主持人：在你们做公益的日子里，钱从哪来?自己的生活过得好吗?
张斌峰：说实在的，经济压力很大。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太太用她并不高的收入在支持我做公益，这才让我不会为了现实的衣食住行而放弃自己的公益理想。
方志燕：当时是想全信全意地做公益，但做了才知道公益很花钱，而且很忙很烦，按照公益组织规定，理事和监事不可以从项目中领工资。后来有一个朋友得知我在做公益。就给我捐钱并且让我去他那上班，好处在于他愿意提供给我免费的办公室和行政，于是我采取了这个折中的方案，一方面让自己有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让公益组织更好地发展。
主持人：在做的过程中你们遇到过哪些困难?
方志燕：在实际做的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和难度远远超出预期。启明和很多图书室项目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不仅给农村建图书馆。而且持续地管理。在走访了许多乡村学校之后，我们的感受是孩子们最缺的不是图书，是艺术文化的教育；学校最缺的不是资金，而是能够推动他们去改变现状的动力。所以我们在图书馆的基础上，推动学校开设阅读课、组织绘画比赛、举办运动会、组织合唱团等等。启明的图书馆提供的不仅是书本，也有艺术、电影、音乐，是一个多功能的空间。这种不是一次捐完就撒手不管的方式给我们增加了很多工作量。但这还不是最难的，志愿者管理、成本控制以及和关注者的沟通才是耗去大量精力的。
第一难是志愿者管理难。启明已经有了两名专职员工，但仍有大量工作靠志愿者完成。对于松散的志愿者，人员、岗位、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不固定，也就难以建立有效的考评机制，更无法借用一般企业对员工主要以金钱驱动的奖惩、激励机制。经验告诉我，狂沙吹尽始到金，志愿者来来去去，总有最后坚持下来的真正的金子。
第二难是沟通难。大家对公益越来越关注，但一些成见值得商榷。一种是规模论，中国人爱拿数字说话，常问数量，忽视质量。但我们的想法是把每一座图书馆做精做实，定期考评，求质而非求量。第二种是菩萨论。长期以来无私奉献的宣传让一些公众对做好事原来也有管理成本觉得不可接受，或者以完美的标尺来衡量公益组织的一切行为。我们事实上都不是神。第三种是一刀切论。不分公益项目类别，统一以5％或10％来认定管理成本的合理性。正如企业因属不同行业而在成本支出上差异巨大，公益机构同样会因是以物资援助为主还是以服务为主等因素，导致成本结构迥然相异。我个人觉得应该一事一例来看。
张斌峰：方志燕讲的几个困难是我们通常遇到的问题。几年下来，我最深刻的体会是，单凭志愿者很难做成长效性公益项目，这是一件长期的事，必须全职而且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像企业家那样。让公益项目自身产生造血机能，有了钱才能组织起更多的人力物力倘好这件事。
现在大家对于公益事业争议最大的是钱的来龙和去脉。公益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但非营利性组织并不代表为了项目本身的正常运作一分钱都不能赚，只是所获取的所有收益要全部用于项目自身公益发展的方向。我们不会从捐款中扣除管理费用，而是在探索通过增强项目本身的造血机能把项目做大。
拿我们从企业回收的旧电脑来说，上门收一台电脑所花的物流和人工费用差不多要8～10元，电脑回收后要进行再生价值检测。对于完全不能使用的电脑我们要交给环保处置厂家处理，由其提取其中有用的资源，厂家会将此收益中的一部分捐赠给我们，这就是我们有限经费的来源。这个经费我们要做哪些事呢?如果电脑可以再生利用，我们要请专业机构给电脑进行检测、硬件重新配置、组装、软件系统重装和内外消毒处置，算下来一台电脑的再生成本要50元，这还不算企业派来的技术人员都是以志愿者的形式在襄助。
主持人：为什么人们会对公益组织的运作产生质疑?
方志燕：人们对公益组织质疑的原因是因为制度的缺失。公益机构本身有上级主管单 位，但是主管单位因为不是政绩的一部分，并没有特别大的动力来管理。在法定监管缺失之下，公益组织基本靠自我监督和社会监督。社会监督的主要代表是捐赠人和志愿者，因为公益机构没有法定义务向社会公众晒账本，只有向捐赠人汇报支出明细的合约义务。比如启明在接受捐赠时—般都要订立协议，制定预算方案，定期或应捐赠人要求随时公布明细账，只有这种透明公开的机制才能保证长久的合作。自我监督主要体现在一个机构的财务制度、薪酬制度(如章程中关于理事、收益分配等规定)、审计制度是否合理、完善。
也有一些质疑是因为公众对公益机构的运作缺乏足够的知识。比如之前提到的一些成见。在现代消费社会中孕育而生的草根公益组织肩负了善的使命，却同商业组织一样要时刻经历生存的洗礼，既要适应基本的商业法则，又要从传统的道德中创制一套新的行业道德法则。这对投身其中的实践者来说是个新事物，对行外看客亦然。
张斌峰：其实在运作资金的透明度和监管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经验是把项目预算做仔细，然后按项目去筹款，并请捐赠人参与到项目中。如果我们提出要把电脑送到云南边陲的小学，物流费、人工费、差旅费以及当地培训费用我们都会做个详细的预算提交给企业。在项目实施中，我们这边的志愿者以及捐赠企业的志愿者会一同前往当地搭建电脑教室。所有的费用在企业的监督下一清二楚，这样才有信任。当然，对大多数能捐设备但是捐不了时间的人来说，及时准确的反馈报告和公开透明的财务还是关键要素。
主持人：下一步你们希望自己的公益组织如何发展?
方志燕：从一开始我们就希望能早日实现发起人退出的机制，启明书社不能靠某几位个人的力量发展，而是自身有一套推动、管理制度。这六年下来，我们得出结论，公益机构最终还是会走上职业化的道路。要靠专职的经理人来管理。但现实的困境是，公益机构需要最优秀的管理人才，但又给不出对价的薪酬。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对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中的规定：工作人员的平均工资不得超过所在地平均工资水平的两倍，那在上海也就是不能超过五六千元，这和我们参与管理的志愿者的收入相差甚远。这条法规顾及到了社会普遍的认识和接受度，也是当前大多数草根公益机构的写照，但无助于解决公益机构低效、低能的管理瓶颈。
我最后想说的是做公益没有光环，要的是一颗平常心，志愿者也好，捐赠人也好，发起人也好，都不要把自己想得太崇高，这是典型的团队工作，但凡有一点成绩，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包括我们的受助对象。做公益的过程艰苦漫长而且细碎，为做成一件事，背后要做十件准备工作。希望社会各界都对公盏机构有一种更理性的态度。
张斌峰：我希望公益组织由具有商业头脑和公益精神的人来运作。公益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但要创造一个吸引优秀人才加盟的收入机制，如果他们能把公益的盘子做大，造福的群体更广，为什么不能给他们适当的奖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