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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中共中央开始启动的甄别平反工作,是我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对“大跃进”以来多次“反右倾”运动中所犯扩大化错误的初步纠正,是国家全面调整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国内政治生活的稳定乃至国民经济的恢复都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本文拟对“大跃进”之后党的甄别平反工作作一初步的梳理和探讨。
缘 起
1958年“大跃进”运动发动以来,党内党外进行了多次“反右倾”的批判斗争,包括1958年的整风补课、“插红旗、拔白旗”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反瞒产私分运动和1960年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在这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扩大化错误,一大批干部、党员和群众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被当作“白旗”拔掉。据23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直属机关的不完全统计,“大跃进”运动期间,受到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共807万人,其中党员、干部433万人,群众374万人。而这些受处分的干部、党员和群众,大多数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他们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并由此在精神上、工作上受到影响,不能正常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很大损失。而且这些“左”的错误批判,严重破坏了党内外的民主生活,使人们在思想上发生了混乱,助长了不讲、怕讲老实话的坏作风,并对经济建设上“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加剧,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中的错误倾向,最终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陷入了严重困难之中。从1960年冬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对农业、工业进行了初步的调整。但是,由于多年来“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影响,已使一部分同志的思维有些僵化:一部分干部和党员认为当前把困难看得过重了,他们在等待形势好转后继续大干,再重新“跃进”;一部分干部虽然看到了困难的严重性,也认为需要调整,但是怕戴右倾的帽子,怕被说成是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因而不敢大胆进行调整;还有一部分干部鉴于历史的经验,怕政策多变,畏首畏尾,对调整采取观望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都严重阻碍了“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因此,“八字方针”提出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除农业状况有所好转外,整个国民经济形势仍很严峻,矛盾和问题继续暴露。很显然,国民经济调整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和社会上许多人怕被扣上“右倾”帽子的恐右心理,否则就难以收到预期的成效。
于是,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同时,对过去被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和平反的工作就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在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承认1959年的“反右倾”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他说:“我们错就错在不该把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军队不要搞到连队,地方不要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就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他还进一步说:“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如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跟我们现在的60条比,他就是完全正确的,他有先见之明,比我高明,但是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要坚决给他恢复名誉,我们要承认错误。”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央工作会议于6月15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作了如下规定:“为着发扬民主,有必要对于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过去批判和处理得正确的,应该加以肯定,不再改变。过去批判和处理完全错了的,要改正过来,恢复名誉,恢复职务;部分问题批判和处理错了的,就改正这一部分问题的结论。对于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的处分,应该交群众审查。至于错误地对群众(包括富裕中农在内)进行的批判,应该在适当场合向他们道歉;如果作了错误处分的,还应该纠正。”由此,党的甄别平反工作便拉开了序幕。
开 展
(一)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甄别平反
甄别平反的工作首先是从党员、干部开始的,并且重点是农业战线。这是因为“大跃进”之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一切措施成败与否,首先取决于农业的恢复工作能否有人去抓,农业能否增产。然而农业战线上的甄别平反工作一开始并不顺利。这是因为农业战线上的甄别平反与“三面红旗”的关系过于敏感,过去在“反右倾”运动中定的罪名大多是所谓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等等,当时中共中央虽然发出了关于甄别平反的通知,但并未对“左”的错误进行认真的反思,党的政治生活仍然不正常,而且许多地方也没有传达前述毛泽东同志关于甄别平反的讲话。所以,地方上多抱着“等一等”“看一看”的态度:听了报告等文件,有了文件等经验,有了经验等条件;看上级还有啥“新精神”,看别的地方动不动,极左的影响一时积重难返。正如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非易事一样,纠正干部问题中的“左”的错误、落实甄别平反的政策也很困难。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62年1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人们通常说的“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深刻反省了大跃进的错误,将大跃进定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提出要对“最近几年来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必须按照1961年6月15日中央《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中规定,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工作,妥善地加以处理。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一些单位,对于这项工作不够重视,进行得不够迅速和认真,甚至有抵触情绪,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态度,必须立即改正”。毛泽东在大会上也作了检讨,他指出:“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他还自我批评道:“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这次大会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对正在开展的甄别平反工作也是一个极大的推动。4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自从1961年6月,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工作以来,目前还有一些地区或部门贯彻中央指示不力,进度很慢。中央认为,甄别平反工作要加强领导,加速进行。“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同年5月,邓小平在中央常委会工作会议上再次突出强调了甄别平反问题,他认为县以下都是一些基层干部,问题只有那么多,右倾也只是右倾到那个程度,“左”倾也只是“左”倾到那个程度。要求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
中共中央下发通知和邓小平讲话后,甄别平反工作的进程大大加快,很快为几年来主要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截至1962年8月底,全国已有600多万党员、干部和群众得到平反,这对于发扬民主,调整党内关系,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县以下干部的积极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二)党外人士的甄别平反。
在党内甄别平反开始不久,中共中央也在党外人士中进行了甄别平反。
196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报告》,要求对几年来批判错了的知识分子进行甄别平反。《批示》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各单位对一部分知识分子进行的批判,要加以清理”。“凡是批判错了,或者有一部分错了的,都要甄别事实,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由党的负责干部采取适当方式向他们讲清楚,戴错了帽子的要摘掉,以利于解除思想疙瘩,发扬民主,增强团结。一定要使知识分子敢于讲真话,畅所欲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同年9月,中央统战部、组织部、宣传部共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提出1961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比例一般不要低于30%,并根据中央关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由各级党委统战部门主管的指示,成立了由统战、组织、政法、宣传、文教等部门组成的“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在统战部设立了“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这一年,全国有近10万名“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
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后,根据毛泽东关于对过去处理错了的一些干部“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平反”的精神,党外政治关系的调整也明显加快,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一些单位实事求是地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效果很好。但是,还有不少单位对甄别平反工作决心不大,进展迟缓,有的有抵触,根本没有进行”。为此,在4月23日至5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通过了《在党外人士中进行甄别平反工作的意见》,确定“必须坚决地、迅速地进行甄别平反工作。凡是在交心运动中受到处分或者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应当一律平反;在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斗争、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凡是批判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都应该平反”;“对在1958年以来其他运动中受过重点批判、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党外人士,经过甄别、证明完全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也应坚决予以平反,不要拖尾巴。”
既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脱帽,在“反右倾”等运动中批错了的可以平反,很多人联想到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就向中央统战部反映,在反右派运动中,错划的右派很多,也应予以甄别、平反。于是,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由副部长平杰三主持,在7月26日写出《关于右派分子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指出: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分子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划错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这个文件在一定范围内酝酿了一段时间,最终由于“左”的影响,未被中央批准和下发,但精神已经透露出去,对知识分子的摘帽和平反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冻 结”
甄别平反工作从一开始就受到党内“左”倾思想的束缚,所以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各地进展极不平衡。直到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后,在中央一线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的直接推动下,这项工作才取得大的进展。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七千人大会也未能彻底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指导思想。如前所述,毛泽东是主张要进行甄别平反工作的,但他的底线是不能触动“三面红旗”,不能触及1957年的反右和1959年对彭德怀等少数几位高级领导人的处理。而在1962年上半年,甄别平反工作广泛、迅速、深入的发展实际上已经难以避免地突破了这一底线。比如彭德怀于6月16日、8月22日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对1959年庐山会议,特别是七千人大会上对他的批判、指责,据理力争,实际上否定了对他的错误批判和结论。无独有偶,七千人大会之后,在江苏有一些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代表呼吁中央为彭德怀平反;另有许多基层党组织成员对七千人大会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表示不满。这些恰好发生在甄别平反工作高潮时的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和不安,平反已使否定“三面红旗”的思想抬头,现在居然连彭德怀这样的人也提出了平反要求,而且居然还有人与其相呼应,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再这样发展下去,还会出现什么情况?毛泽东不再沉默了,明确表示不能给彭德怀平反,并对甄别平反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他在同华东、中南两大区负责人的谈话时说:近来刮平反之风不对,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又说:近来有一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应当是: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很显然,这里说的“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首先是针对彭德怀同志,其次也是针对邓小平同志所主持的甄别平反工作。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把甄别平反工作作为“翻案风”来批判,实质上是党内“左”倾思想重新抬头的一个表现,七千人大会前后正在逐步恢复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又一次受到破坏,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的工作就此“冻结”。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一工作才得以重新启动和解决。
如果说对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超出了毛泽东所能接受的限度,违背了他的初衷,那么接下来对党外知识分子的甄别平反,特别是已经触及到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就更引起了毛泽东的严重不满。薄一波回忆说:“1962年8月9日,当有人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提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是否合适’,毛主席便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这表明毛泽东对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做法,起初是同意的,但此时却因“左”倾思想的干扰和对国内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转变了态度。既然毛泽东不同意给资产阶级摘帽子的做法,那么随后中央统战部给右派分子甄别平反的一些做法就更招致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对。所以前述中央统战部《关于右派分子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非但未被中共中央接受,反而受到批评,明确表示“对右派分子不应该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只是对其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人,即完全没有右派言论、行动的人,才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认为统战部报告所说如果右派分子本人和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应该进行甄别的意见“是不妥当的”。而当国家机关党委确定以冯雪峰等人为右派甄别试点对象,进行甄别试点工作时,毛泽东9月29日则在反映这一情况的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增刊第63期上作了如下严厉的批示:“刘、周、邓三同志阅。请邓查一下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付还。查后告我。”中共中央的批评和毛泽东的批示,从总体上否定了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严重扩大化的问题。这样,对“右派分子”的甄别平反工作就不可能再进行下去了。
1961-1962年的甄别平反工作是国家全面调整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左”的错误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甄别平反,绝大多数因讲真话、说实话而被戴上这样或那样政治帽子的同志得到了“解放”,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以及党外人士倍受鼓舞,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重新得到了发挥,这对团结全党全民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克服“大跃进”之后的暂时经济困难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当然,甄别平反的结果和意义还远不止于此。为600多万主要是因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持批评意见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党员、干部、群众和党外人士平反,这项工作从更深的层次和特定的角度触及到了当时已经遭到一定程度破坏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问题,此间家长制、一言堂、个人专断等不良作风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党内外的正常民主生活又一度得以恢复,整个社会的政治气氛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不过,这次甄别平反工作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例如,中央认为,对1957年被划定为右派分子的人,除其中个别者外,一般不存在甄别平反问题;再如,对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仍然坚持1959年庐山会议的错误结论。诸如此类的局限性,均带有深刻的历史烙印。
主要参考文献: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15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③《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⑤《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⑥薄一波著《若干重大事件的政策和回顾》(下),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⑦孙敦、蒋绍椿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⑧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⑨江平主编《当代中国的统一战线》(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⑩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丁群著《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责编 兴柱)
缘 起
1958年“大跃进”运动发动以来,党内党外进行了多次“反右倾”的批判斗争,包括1958年的整风补课、“插红旗、拔白旗”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反瞒产私分运动和1960年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在这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扩大化错误,一大批干部、党员和群众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被当作“白旗”拔掉。据23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直属机关的不完全统计,“大跃进”运动期间,受到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共807万人,其中党员、干部433万人,群众374万人。而这些受处分的干部、党员和群众,大多数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他们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并由此在精神上、工作上受到影响,不能正常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很大损失。而且这些“左”的错误批判,严重破坏了党内外的民主生活,使人们在思想上发生了混乱,助长了不讲、怕讲老实话的坏作风,并对经济建设上“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加剧,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中的错误倾向,最终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陷入了严重困难之中。从1960年冬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对农业、工业进行了初步的调整。但是,由于多年来“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影响,已使一部分同志的思维有些僵化:一部分干部和党员认为当前把困难看得过重了,他们在等待形势好转后继续大干,再重新“跃进”;一部分干部虽然看到了困难的严重性,也认为需要调整,但是怕戴右倾的帽子,怕被说成是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因而不敢大胆进行调整;还有一部分干部鉴于历史的经验,怕政策多变,畏首畏尾,对调整采取观望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都严重阻碍了“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因此,“八字方针”提出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除农业状况有所好转外,整个国民经济形势仍很严峻,矛盾和问题继续暴露。很显然,国民经济调整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和社会上许多人怕被扣上“右倾”帽子的恐右心理,否则就难以收到预期的成效。
于是,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同时,对过去被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和平反的工作就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在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承认1959年的“反右倾”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他说:“我们错就错在不该把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军队不要搞到连队,地方不要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就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他还进一步说:“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如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跟我们现在的60条比,他就是完全正确的,他有先见之明,比我高明,但是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要坚决给他恢复名誉,我们要承认错误。”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央工作会议于6月15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作了如下规定:“为着发扬民主,有必要对于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过去批判和处理得正确的,应该加以肯定,不再改变。过去批判和处理完全错了的,要改正过来,恢复名誉,恢复职务;部分问题批判和处理错了的,就改正这一部分问题的结论。对于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的处分,应该交群众审查。至于错误地对群众(包括富裕中农在内)进行的批判,应该在适当场合向他们道歉;如果作了错误处分的,还应该纠正。”由此,党的甄别平反工作便拉开了序幕。
开 展
(一)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甄别平反
甄别平反的工作首先是从党员、干部开始的,并且重点是农业战线。这是因为“大跃进”之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一切措施成败与否,首先取决于农业的恢复工作能否有人去抓,农业能否增产。然而农业战线上的甄别平反工作一开始并不顺利。这是因为农业战线上的甄别平反与“三面红旗”的关系过于敏感,过去在“反右倾”运动中定的罪名大多是所谓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等等,当时中共中央虽然发出了关于甄别平反的通知,但并未对“左”的错误进行认真的反思,党的政治生活仍然不正常,而且许多地方也没有传达前述毛泽东同志关于甄别平反的讲话。所以,地方上多抱着“等一等”“看一看”的态度:听了报告等文件,有了文件等经验,有了经验等条件;看上级还有啥“新精神”,看别的地方动不动,极左的影响一时积重难返。正如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非易事一样,纠正干部问题中的“左”的错误、落实甄别平反的政策也很困难。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62年1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人们通常说的“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深刻反省了大跃进的错误,将大跃进定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提出要对“最近几年来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必须按照1961年6月15日中央《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中规定,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工作,妥善地加以处理。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一些单位,对于这项工作不够重视,进行得不够迅速和认真,甚至有抵触情绪,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态度,必须立即改正”。毛泽东在大会上也作了检讨,他指出:“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他还自我批评道:“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这次大会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对正在开展的甄别平反工作也是一个极大的推动。4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自从1961年6月,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工作以来,目前还有一些地区或部门贯彻中央指示不力,进度很慢。中央认为,甄别平反工作要加强领导,加速进行。“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同年5月,邓小平在中央常委会工作会议上再次突出强调了甄别平反问题,他认为县以下都是一些基层干部,问题只有那么多,右倾也只是右倾到那个程度,“左”倾也只是“左”倾到那个程度。要求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
中共中央下发通知和邓小平讲话后,甄别平反工作的进程大大加快,很快为几年来主要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截至1962年8月底,全国已有600多万党员、干部和群众得到平反,这对于发扬民主,调整党内关系,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县以下干部的积极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二)党外人士的甄别平反。
在党内甄别平反开始不久,中共中央也在党外人士中进行了甄别平反。
196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报告》,要求对几年来批判错了的知识分子进行甄别平反。《批示》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各单位对一部分知识分子进行的批判,要加以清理”。“凡是批判错了,或者有一部分错了的,都要甄别事实,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由党的负责干部采取适当方式向他们讲清楚,戴错了帽子的要摘掉,以利于解除思想疙瘩,发扬民主,增强团结。一定要使知识分子敢于讲真话,畅所欲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同年9月,中央统战部、组织部、宣传部共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提出1961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比例一般不要低于30%,并根据中央关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由各级党委统战部门主管的指示,成立了由统战、组织、政法、宣传、文教等部门组成的“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在统战部设立了“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这一年,全国有近10万名“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
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后,根据毛泽东关于对过去处理错了的一些干部“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平反”的精神,党外政治关系的调整也明显加快,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一些单位实事求是地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效果很好。但是,还有不少单位对甄别平反工作决心不大,进展迟缓,有的有抵触,根本没有进行”。为此,在4月23日至5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通过了《在党外人士中进行甄别平反工作的意见》,确定“必须坚决地、迅速地进行甄别平反工作。凡是在交心运动中受到处分或者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应当一律平反;在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斗争、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凡是批判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都应该平反”;“对在1958年以来其他运动中受过重点批判、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党外人士,经过甄别、证明完全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也应坚决予以平反,不要拖尾巴。”
既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脱帽,在“反右倾”等运动中批错了的可以平反,很多人联想到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就向中央统战部反映,在反右派运动中,错划的右派很多,也应予以甄别、平反。于是,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由副部长平杰三主持,在7月26日写出《关于右派分子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指出: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分子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划错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这个文件在一定范围内酝酿了一段时间,最终由于“左”的影响,未被中央批准和下发,但精神已经透露出去,对知识分子的摘帽和平反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冻 结”
甄别平反工作从一开始就受到党内“左”倾思想的束缚,所以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各地进展极不平衡。直到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后,在中央一线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的直接推动下,这项工作才取得大的进展。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七千人大会也未能彻底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指导思想。如前所述,毛泽东是主张要进行甄别平反工作的,但他的底线是不能触动“三面红旗”,不能触及1957年的反右和1959年对彭德怀等少数几位高级领导人的处理。而在1962年上半年,甄别平反工作广泛、迅速、深入的发展实际上已经难以避免地突破了这一底线。比如彭德怀于6月16日、8月22日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对1959年庐山会议,特别是七千人大会上对他的批判、指责,据理力争,实际上否定了对他的错误批判和结论。无独有偶,七千人大会之后,在江苏有一些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代表呼吁中央为彭德怀平反;另有许多基层党组织成员对七千人大会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表示不满。这些恰好发生在甄别平反工作高潮时的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和不安,平反已使否定“三面红旗”的思想抬头,现在居然连彭德怀这样的人也提出了平反要求,而且居然还有人与其相呼应,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再这样发展下去,还会出现什么情况?毛泽东不再沉默了,明确表示不能给彭德怀平反,并对甄别平反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他在同华东、中南两大区负责人的谈话时说:近来刮平反之风不对,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又说:近来有一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应当是: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很显然,这里说的“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首先是针对彭德怀同志,其次也是针对邓小平同志所主持的甄别平反工作。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把甄别平反工作作为“翻案风”来批判,实质上是党内“左”倾思想重新抬头的一个表现,七千人大会前后正在逐步恢复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又一次受到破坏,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的工作就此“冻结”。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一工作才得以重新启动和解决。
如果说对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超出了毛泽东所能接受的限度,违背了他的初衷,那么接下来对党外知识分子的甄别平反,特别是已经触及到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就更引起了毛泽东的严重不满。薄一波回忆说:“1962年8月9日,当有人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提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是否合适’,毛主席便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这表明毛泽东对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做法,起初是同意的,但此时却因“左”倾思想的干扰和对国内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转变了态度。既然毛泽东不同意给资产阶级摘帽子的做法,那么随后中央统战部给右派分子甄别平反的一些做法就更招致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对。所以前述中央统战部《关于右派分子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非但未被中共中央接受,反而受到批评,明确表示“对右派分子不应该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只是对其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人,即完全没有右派言论、行动的人,才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认为统战部报告所说如果右派分子本人和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应该进行甄别的意见“是不妥当的”。而当国家机关党委确定以冯雪峰等人为右派甄别试点对象,进行甄别试点工作时,毛泽东9月29日则在反映这一情况的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增刊第63期上作了如下严厉的批示:“刘、周、邓三同志阅。请邓查一下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付还。查后告我。”中共中央的批评和毛泽东的批示,从总体上否定了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严重扩大化的问题。这样,对“右派分子”的甄别平反工作就不可能再进行下去了。
1961-1962年的甄别平反工作是国家全面调整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左”的错误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甄别平反,绝大多数因讲真话、说实话而被戴上这样或那样政治帽子的同志得到了“解放”,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以及党外人士倍受鼓舞,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重新得到了发挥,这对团结全党全民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克服“大跃进”之后的暂时经济困难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当然,甄别平反的结果和意义还远不止于此。为600多万主要是因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持批评意见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党员、干部、群众和党外人士平反,这项工作从更深的层次和特定的角度触及到了当时已经遭到一定程度破坏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问题,此间家长制、一言堂、个人专断等不良作风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党内外的正常民主生活又一度得以恢复,整个社会的政治气氛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不过,这次甄别平反工作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例如,中央认为,对1957年被划定为右派分子的人,除其中个别者外,一般不存在甄别平反问题;再如,对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仍然坚持1959年庐山会议的错误结论。诸如此类的局限性,均带有深刻的历史烙印。
主要参考文献: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15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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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⑤《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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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孙敦、蒋绍椿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⑧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⑨江平主编《当代中国的统一战线》(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⑩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丁群著《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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