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在纪念抗日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杭州上城区场官弄的郁达夫故居“风雨茅庐”已修复一新，正式辟为郁达夫纪念馆。在人们心目中，郁达夫烈士已经家喻户晓，可是对另一位女主人王映霞，却己经被人们逐渐淡忘。可是在上个世纪，作为“五四”文坛最为轰动的两起作家恋情和婚变：徐志摩与陆小曼、郁达夫与王映霞，却是名噪一时，成为媒体最热门的新闻。
　　相传郁达夫第一次见到王映霞是在1927年1月14日，他去拜访日本留学时的老朋友孙百刚，见到了一位叫王映霞的杭州姑娘。她二十岁不到，正当豆蔻年华，毕业于杭州女子师范。
　　真是乱世情缘，命中注定，郁达夫一见王映霞如被电击。她明眸皓齿，有棱有角妩媚的脸颊，再加上丰满的身躯和大方的谈吐，的确风姿绰约、娇艳迷人。难怪学生时代王映霞就获得“杭州美女”的雅称。再听说王映霞祖父是杭州知名诗人王二南，郁达夫就越发对她产生好感。
　　这一年6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办了几桌喜酒，两人正式生活在一起。他们的结合，是在与原来的妻子孙荃没有离婚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为以后的婚变埋下离异的种子。
　　郁达夫和王映霞婚后一段时间，生活十分美满，两个人沐浴在爱河中几近陶醉。郎才女貌、才子佳人，文坛对他们称羡不已，为郁达夫找到一位红颜知己、幸福佳侣而庆幸。
　　1933年春天，他们决定举家搬迁杭州。当年鲁迅先生闻讯，曾写过一首《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的七律诗。作为绍兴人的鲁迅，深知杭州南宋遗风很重，政治人文环境远不如上海。但郁、王夫妇并没有领会此诗的深意。
　　开头，他们的寓所租在场官弄，是一座走马楼式的住宅。一次，碰到了省立救济院的院长，无意中谈起救济院的产业，精明的王映霞说：“我们场官弄里有一所废庵，太约有两亩光景地皮，我想把它买下来，不知可不可以？”
　　“可以哟！”这位院长答应卖。王映霞再通路子找人，结果花了1700大洋买下这块庵基地。王映霞自己设计、自己监工，大兴土木，半年后工程竣工，爱巢落成。在当时的杭州，这样的新居当属豪华，书房藏有7000册左右图书。


　　郁达夫把新居取名为“风雨茅庐”，请马君武先生题写了匾额。谁知一语成谶！从此郁、王爱河风雨不断。郁达夫在新居大约仅住了两个月时间，就接受陈仪之邀，走马上任去担任福建省政府参议，把如花似玉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丢在“风雨茅庐”里。嗟乎！爱巢建成时，也是他俩感情风雨裂变之始。
　　婚变究竟属何原因，向来说法不一，只有他们两个当事人最为清楚。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他们站在各自立场，都写过文章竭力声辩；但始终未有定论。笔者1979年担任《西湖》主编去上海组稿，听说王映霞还健在，隐居在闹市区复兴中路xx号。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个门牌，敲了半天门，门上开启一扇小窗，露出一张白皙脸庞：“啥人？”
　　我自报家门，并特意说明是柯灵先生介绍的，她这才开启了门，进了客堂。我说明了来意，并递上几册《西湖》。当她看到黄源、艾青、柯灵等人文章时，才放心地同我交谈。话题自然涉及杭州的“风雨茅庐”和他俩婚变。她一下提高嗓音：“弱者的名字叫女人，我相信！我和郁达夫的婚变，似乎一切责任在我，令我百口难辩。我写了文章想澄清一些事实，人家就是不发表。”
　　“这文章还在吗？”我抓住机会问道。“压在箱底几十年了，你们《西湖》能发吗？”“刊物允许不同观点，现在国家又提倡思想解放，应该会有公允评价。”
　　她走进内室拿出一叠泛黄的稿纸，竖写的钢笔字已漫漶变淡。我把此稿带回杭州，发表在1980年1月号《西湖》上。不久，我去上海拜访杜宣，他谈到1月号的文章，说《郁达夫外传》的作者孙百刚有意见，要写文章反驳。我说好哟！杂志允许不同意见，百花齐放嘛。结果把孙的文章发表在4月号上。
　　我与王映霞仅此一面之缘。海峡两岸沟通之后，原《东南日报》社长胡健中邀请王映霞去台湾访问了几个月。后来她一直住在杭州大学女儿家。龙年（2000年）新春，终于一瞑不起，魂归故土。
　　“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在作祟吧。后来达夫把他们的纠纷做了一些诗词，发表在香港的某杂志。那一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着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像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故所以他的问题弄得来不可收拾了。”这是他们的好友郭沫若的评价，我看是比较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