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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杨王孙传》一文作为颇具道家思想的文章，弘扬的是“厚养薄葬”的理念，以批判汉朝愈演愈烈的厚葬劣习。此文的撰写正处于汉初统治思想由黄老道家学说向儒家学说转移的历史时期，其更有诘难儒家思想，捍卫统治地位的意味，本文主从儒道碰撞的角度，探寻分析文章中杨王孙其子行为的相关儒家“孝道思想”的痕迹。
关键词：孝道 道家思想 儒家思想 《杨王孙传》
中图分类号：D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9-0086-02
《杨王孙传》出自班固《汉书》卷六十七的《杨胡朱梅云传》，所记载的是杨王孙抛却万贯家财，选择以裸葬的方式处理身后事的故事，文中杨王孙对世俗的竞相厚葬表现出了一个信仰道家黄老思想的人对于死亡“乃自然之正当循环”的遵循。但本文想从这个道家故事的对立面出发，由杨王孙其子对父命的“欲默而不从，重废父命”的角度切入，分析其行为背后“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儒孝道思想。
孝道思想在商周就已存在，到了战国之后，经过儒家学派的整理，其思想上升到了理论层面，正式成为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孝经》的形式呈现、流传。
杨王孙作为道家学派人士，遵循“道”意而“终生之所化，而物之归者也”。同时，他也意图以此来警醒世人，倡简斥奢，这是他作为一个于己有生命意识、于社会有责任感之人士的觉悟和贡献，但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在“儒道易位”后的汉代，“死亡”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总观全文，对于杨王孙其子的描写甚少，只有“欲默不从，重废父命，欲从之，心又不忍，乃往见王孙友人祁侯”寥寥几笔，但行为背后的心理想法却是复杂的，因为无论他作出何种表态，他都会违背孝道的“生，事之以礼”抑或“死，葬之以礼”。
接下来，我们究其原因一一分析：
从“死，葬之以礼”的角度看，当时“人死为鬼，有知”的意识普遍为人接纳，作为杨王孙的儿子是不愿看见老父富足一世，百年后却赤身裸体，于世了无依靠，同时“将臝见先人”也是有违儒家所秉承的礼法的；再者，合乎礼义的丧葬安排，对于家人的悲痛有安抚与宽慰的作用，文中祁候亦有提及：“礼记的出现，‘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所以，面对父亲的即将离世，儿子的悲痛心理可想而知，然父亲对于裸葬的决心便意味着儿子的悲痛失去了一种合理的排解方式。
最重要的是，在当时儒“孝”的辐射下，尊长、族亲的丧葬事宜有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纵观杨王孙所在的时代，“儒道易位”成为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大转变之一，基于统治者“家国同构”的政治维系需要与农业社会以家族为生产单位的构造需要，“以孝治国”的方针有其缘由可循，也得到了贯彻落实，孝道思想以道德标杆的角色控制和影响着整个社会。汉初统治者就会采取一系列的宣传孝道的措施：惠帝四年， 诏令“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高后元年又“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汉武帝时更以“孝”作为当官入仕的重要依据，进而，孝行开始与立身扬名的手段直接挂钩。如此，当丧葬与孝直接联系在一起时，厚葬文化便有了厚重的社会土壤。正所谓：“死以奢侈相高， 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以致发屋卖业。”由此，加之汉代经济的发展与财富在少数人群中的积累，厚葬风气已然形成。由此见，一句“惟送死可以当大事”沉重如山，它使得社会财富随着位高权重者的去世而空在地下腐烂，同时，市井的攀比之风也愈演愈烈，甚至到了极端、激进的地步——多少家庭纵然生者困顿，也要让死者哀荣。
可以说，杨王孙的裸葬一举，将自己推向了道家思想的崇高地位，这行为适应了社会急需的倡导薄葬风气的客观需要，但却让其子陷入了汉武帝时期及其以后的汉代——秉承儒家道德价值观的社会环境的“不孝”境地。他不仅要承受心理上的悲痛，还会遭受世俗的批判眼光、甚至是在仕途上的不公正对待。
从文中的描写可看出，其子对此了然，他亦不免俗，认为“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是不可违背的。但他除了“默欲不从”外，能做的只是向父亲的友人求救，并在劝阻无果下，遵从父亲的决定。为何呢？这又反映出了一个“生，事之以孝”的问题。“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以会代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孔子认为，“孝”最基本的是“无违”，父母在世时，顺遂父母心意是最重要的孝道，即使父母有过失，为人儿女的也要使用对于父母来说相对舒适的方式谏言，不可顶撞与冒犯父母。正因为这一观念的熏陶，杨王孙其子才不敢忤逆父亲的决定，而是辗转通过父亲的朋友对其进行劝说。这也是深厚的儒孝道思想在行为上的一种反映。
汉代著名经学家刘歆对杨王孙裸葬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描述：“（杨王孙）生时厚自奉养，死卒裸葬于终南山，其子孙掘土凿石深七尺而下尸，上复盖之以石，欲俭而反奢也”，可见其子秉承着孝道的“无违”，全然地按照了父亲的旨意料理了其丧事，杨王孙的裸葬愿望看似得以达成，但实际上却是适得其反的，其子无意也没有遵循父亲所欲践行的“厚养薄葬”的道家思想，其行为实质在于协调儒家的这二重已然出现矛盾冲突的道德标准。
有学者认为，杨王孙的裸葬行为从深层上可以定义为是“黄老道家在儒学渗透下的一种应激反应”，是儒道碰撞、相互诘难的体现。随着社会的发展，自汉武帝时期开始，黄老学说渐失去统治地位，儒家思想得以在统治阶层和民间社会里广泛传播开来，此文亦可视为杨王孙对道家学说的坚持与捍卫，但在这场碰撞中，道家实在是落了下风——虽然后世诸多学者对其壮举也予以肯定与赞揚，虽然杨王孙的“裸葬壮举”在当时形成了一股警世的春风，但从其子行为的实质来看，从汉代社会不可遏制的厚葬风气等客观趋势中可说明：其依然是无力扭转汉武帝后汉代社会的厚葬风气以及这一风气背后的儒家思想在当时对于道家思想正统地位的取代的。
虽然“简葬论”的提出对于遏制骄奢、保护田地（以防被转用作坟地）、劳民伤财、盗墓之风等不良社会风气起到了矫正的作用，甚至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汉代几代君主的提倡，但它依然未能成为社会主流与大势，当然，这其中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但不可否认儒家孝道在思想领域对其产生造成的作用。后世也就其思想行为产生了激烈的辩驳，汉代的班固、荀悦，三国时期常林等人对其行为均报以了支持的态度，宋明时期对于“厚葬”“简葬”思想也有激烈的讨论，亦不乏有识之士对后者的追崇、效仿。可见其在思想与风俗层面上对于后世的深刻影响。
当今社会，关于丧葬仪式与孝道问题，社会人士们依然争论不休。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民的生活日渐富足，“生不养，死后葬”的恶劣风气愈加盛行，许多子女外出打拼，追名逐利，对于家中父母缺乏赡养陪伴，反是在其死后大办丧事典礼，或是追悔莫及、或是自求心安，这样的厚葬已然是传统的孝道意识在人心中淡薄的表现了。在现代科学与无神论的思想指导下，厚葬与薄葬不应该是也无法成为我们孝顺父母的证明与表现，而更重要的就是“生，事之以孝”，多给予父母陪伴与关爱，这才是当今社会孝顺子女最应该做的。
参考文献：
[1]单磊.杨王孙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及其影响[J].渭南师范学院院报，2014，29（21）：19-22.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郝建平.论汉代厚葬之风[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7，29（2）：123-129.
[4]桓宽.盐铁论[M].诸子集成[Z].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5]孟子.孟子[M].成都：天地出版社，2017.
[6]孔子.论语[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
[7]刘歆.西京杂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刘健
关键词：孝道 道家思想 儒家思想 《杨王孙传》
中图分类号：D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9-0086-02
《杨王孙传》出自班固《汉书》卷六十七的《杨胡朱梅云传》，所记载的是杨王孙抛却万贯家财，选择以裸葬的方式处理身后事的故事，文中杨王孙对世俗的竞相厚葬表现出了一个信仰道家黄老思想的人对于死亡“乃自然之正当循环”的遵循。但本文想从这个道家故事的对立面出发，由杨王孙其子对父命的“欲默而不从，重废父命”的角度切入，分析其行为背后“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儒孝道思想。
孝道思想在商周就已存在，到了战国之后，经过儒家学派的整理，其思想上升到了理论层面，正式成为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孝经》的形式呈现、流传。
杨王孙作为道家学派人士，遵循“道”意而“终生之所化，而物之归者也”。同时，他也意图以此来警醒世人，倡简斥奢，这是他作为一个于己有生命意识、于社会有责任感之人士的觉悟和贡献，但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在“儒道易位”后的汉代，“死亡”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总观全文，对于杨王孙其子的描写甚少，只有“欲默不从，重废父命，欲从之，心又不忍，乃往见王孙友人祁侯”寥寥几笔，但行为背后的心理想法却是复杂的，因为无论他作出何种表态，他都会违背孝道的“生，事之以礼”抑或“死，葬之以礼”。
接下来，我们究其原因一一分析：
从“死，葬之以礼”的角度看，当时“人死为鬼，有知”的意识普遍为人接纳，作为杨王孙的儿子是不愿看见老父富足一世，百年后却赤身裸体，于世了无依靠，同时“将臝见先人”也是有违儒家所秉承的礼法的；再者，合乎礼义的丧葬安排，对于家人的悲痛有安抚与宽慰的作用，文中祁候亦有提及：“礼记的出现，‘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所以，面对父亲的即将离世，儿子的悲痛心理可想而知，然父亲对于裸葬的决心便意味着儿子的悲痛失去了一种合理的排解方式。
最重要的是，在当时儒“孝”的辐射下，尊长、族亲的丧葬事宜有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纵观杨王孙所在的时代，“儒道易位”成为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大转变之一，基于统治者“家国同构”的政治维系需要与农业社会以家族为生产单位的构造需要，“以孝治国”的方针有其缘由可循，也得到了贯彻落实，孝道思想以道德标杆的角色控制和影响着整个社会。汉初统治者就会采取一系列的宣传孝道的措施：惠帝四年， 诏令“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高后元年又“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汉武帝时更以“孝”作为当官入仕的重要依据，进而，孝行开始与立身扬名的手段直接挂钩。如此，当丧葬与孝直接联系在一起时，厚葬文化便有了厚重的社会土壤。正所谓：“死以奢侈相高， 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以致发屋卖业。”由此，加之汉代经济的发展与财富在少数人群中的积累，厚葬风气已然形成。由此见，一句“惟送死可以当大事”沉重如山，它使得社会财富随着位高权重者的去世而空在地下腐烂，同时，市井的攀比之风也愈演愈烈，甚至到了极端、激进的地步——多少家庭纵然生者困顿，也要让死者哀荣。
可以说，杨王孙的裸葬一举，将自己推向了道家思想的崇高地位，这行为适应了社会急需的倡导薄葬风气的客观需要，但却让其子陷入了汉武帝时期及其以后的汉代——秉承儒家道德价值观的社会环境的“不孝”境地。他不仅要承受心理上的悲痛，还会遭受世俗的批判眼光、甚至是在仕途上的不公正对待。
从文中的描写可看出，其子对此了然，他亦不免俗，认为“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是不可违背的。但他除了“默欲不从”外，能做的只是向父亲的友人求救，并在劝阻无果下，遵从父亲的决定。为何呢？这又反映出了一个“生，事之以孝”的问题。“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以会代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孔子认为，“孝”最基本的是“无违”，父母在世时，顺遂父母心意是最重要的孝道，即使父母有过失，为人儿女的也要使用对于父母来说相对舒适的方式谏言，不可顶撞与冒犯父母。正因为这一观念的熏陶，杨王孙其子才不敢忤逆父亲的决定，而是辗转通过父亲的朋友对其进行劝说。这也是深厚的儒孝道思想在行为上的一种反映。
汉代著名经学家刘歆对杨王孙裸葬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描述：“（杨王孙）生时厚自奉养，死卒裸葬于终南山，其子孙掘土凿石深七尺而下尸，上复盖之以石，欲俭而反奢也”，可见其子秉承着孝道的“无违”，全然地按照了父亲的旨意料理了其丧事，杨王孙的裸葬愿望看似得以达成，但实际上却是适得其反的，其子无意也没有遵循父亲所欲践行的“厚养薄葬”的道家思想，其行为实质在于协调儒家的这二重已然出现矛盾冲突的道德标准。
有学者认为，杨王孙的裸葬行为从深层上可以定义为是“黄老道家在儒学渗透下的一种应激反应”，是儒道碰撞、相互诘难的体现。随着社会的发展，自汉武帝时期开始，黄老学说渐失去统治地位，儒家思想得以在统治阶层和民间社会里广泛传播开来，此文亦可视为杨王孙对道家学说的坚持与捍卫，但在这场碰撞中，道家实在是落了下风——虽然后世诸多学者对其壮举也予以肯定与赞揚，虽然杨王孙的“裸葬壮举”在当时形成了一股警世的春风，但从其子行为的实质来看，从汉代社会不可遏制的厚葬风气等客观趋势中可说明：其依然是无力扭转汉武帝后汉代社会的厚葬风气以及这一风气背后的儒家思想在当时对于道家思想正统地位的取代的。
虽然“简葬论”的提出对于遏制骄奢、保护田地（以防被转用作坟地）、劳民伤财、盗墓之风等不良社会风气起到了矫正的作用，甚至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汉代几代君主的提倡，但它依然未能成为社会主流与大势，当然，这其中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但不可否认儒家孝道在思想领域对其产生造成的作用。后世也就其思想行为产生了激烈的辩驳，汉代的班固、荀悦，三国时期常林等人对其行为均报以了支持的态度，宋明时期对于“厚葬”“简葬”思想也有激烈的讨论，亦不乏有识之士对后者的追崇、效仿。可见其在思想与风俗层面上对于后世的深刻影响。
当今社会，关于丧葬仪式与孝道问题，社会人士们依然争论不休。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民的生活日渐富足，“生不养，死后葬”的恶劣风气愈加盛行，许多子女外出打拼，追名逐利，对于家中父母缺乏赡养陪伴，反是在其死后大办丧事典礼，或是追悔莫及、或是自求心安，这样的厚葬已然是传统的孝道意识在人心中淡薄的表现了。在现代科学与无神论的思想指导下，厚葬与薄葬不应该是也无法成为我们孝顺父母的证明与表现，而更重要的就是“生，事之以孝”，多给予父母陪伴与关爱，这才是当今社会孝顺子女最应该做的。
参考文献：
[1]单磊.杨王孙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及其影响[J].渭南师范学院院报，2014，29（21）：19-22.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郝建平.论汉代厚葬之风[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7，29（2）：123-129.
[4]桓宽.盐铁论[M].诸子集成[Z].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5]孟子.孟子[M].成都：天地出版社，2017.
[6]孔子.论语[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
[7]刘歆.西京杂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