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幼儿园校车惨剧发生后，有人提出“废公车，买校车”，另有人呼吁民众捐款买校车。最有趣的是，好事者冒用房地产开发商潘石屹的微博表示，转发一万次就捐款买一辆校车。潘石屹后来也表示，确有可能捐款购置校车。
　　不出所料，这样的倡议引发争论。有评论家站出来说，给学生配备校车是政府的责任，现在应当施加压力让政府担起自己的责任。号召民众捐款，岂不是替政府转移视线、减轻政府压力？再者，靠民众捐款，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这种说法，或有道理。但这显然不是唯一的道理，也不是关于社会治理的最高、最健全道理。
　　社会治理之最健全状态是人民之自我治理。因此，理想的治理状态就是《大学》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很多人对儒家这套理念有本能的厌恶，但他们可能永远想象不到，这正是托克维尔在美国观察到的美国社会的基本治理原理。
　　在儒家先贤和美国先贤的想象中，碰到任何问题，普通民众，当然是在绅士领导下，首先自我组织起来，自行解决问题，生产和分配公共品。唯当民众成立的众多自愿性小型团体发现自己无法解决某些问题时，才把这问题提交给政府。事实上，最好的政府也应当是从社会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首先通过上述方式组成社会，此即“修身、齐家”，社会无法自行解决某些问题，方成立政府，此即“治国”。至关重要的是，在政府成立后，社会并不被取代，社会依然进行着广泛的自我治理。它的有效运作，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政府只是发挥辅助性作用。在这样的治理架构中，政府即便无能，社会也可以正常运转。
　　传统中国正是如此。西汉中期以后，政府在基层的存在很微弱，所谓“皇权不下县”。但在大多数时期，基层社会依然维持着还算正常的秩序。个中秘密正在于儒家士君子所领导之社会自治。
　　当然，这一传统在上个世纪中期被摧毁，国家权力深入基层，自治结构被消灭，民众被迫转而依赖政府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然而，这种制度安排真的有效吗？事实已经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过去三十年来，国人心智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就是自治意识的复苏。传统的自治性组织在恢复，民众的自愿联合在增加。
　　奇怪的是，自治意识的复苏竟然遭到制度决定论者的嘲笑。制度决定论相信制度万能。这种信念在过去十几年来的知识分子中十分流行。碰到任何问题，评论家们都说，应当改变制度，其中主要是政府层面的制度，他们主张民主、责任政府。这很好。只是，制度决定论者从来不愿思考一个问题：这些制度从何而来？制度决定论者都是威权主义者，他们把美好生活、健全秩序的希望寄托于开明专制者，指望这样一个第一推动力自上而下地变革制度。因此，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对着潜在的第一推动力不断发出呼吁，他们一直在说——当然，如果能够“说”成一个健全制度，不胜欢迎。
　　但是，具有治理主体性意识之公民、士君子则不作如是想。他们的基本立场是：美好生活是我们自己所希望的，那我们就自己行动起来。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政府若愿做，当然好，也应当积极推动政府去做，这是设立政府的目的所在。但是，假如政府不理睬，也无所谓。
　　在当下诸多公益领域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理念和行动：于建嵘教授发起随手送书下乡，李英强先生创建立人乡村图书馆，邓飞先生发起免费午餐计划。这些活动无不透露出强烈的公民治理主体性意识。那么，这一次，公民们能否透过自主合作，建立起一支校车队？
　　制度决定论者说得对，按照正常的治理逻辑，这些都是政府当做之事。但是，政府现在没做，怎么办？让问题继续存在么？公民自己行动，即便不能全部解决问题，也可以局部解决问题，总比面对问题时整个社会无所作为要好。
　　公民自己承揽责任会影响推动政府变革的努力吗？当然不会。恰恰相反，这是推动政府最有效的办法。公民行动可以把政府的无能暴露于天下，只要官员还稍有点廉耻感，就会接续公民的事业。公民的努力还可为政府介入提供理念、制度上的知识。
　　换言之，民众先行，将形成公民引导政府、指导政府的格局。而所谓宪政不就是这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