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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研究较好地结合了起来，关注到仪式行为与政治、权利的关系。因政治因素等介入宗教生活使其爪哇岛上一个葬礼的失范，并由此映射出社会的分化，其深层次背景是爪哇社会近半个世纪广泛的社会变迁。在此，格尔茨亦挑战了功能主义对文化解释的局限性，指出文化不仅有整合社会的功能，还有撕裂、分化社会的功能。
关键词：仪式；葬礼；社会变迁；社会分化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2-0179-02
一、人类学的仪式研究
对仪式的研究是人类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并产生了对社会学、人类学影响深远的成果。比如早期的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及图尔干，曾将仪式视为具有增强作用的集体情绪和社会整合现象。而以仪式研究著称的维克多·特纳则力图以象征本质和戏剧论来理解仪式。从功能意义上讲，学者们更多的是关注到仪式对社会的整合作用，而鲜有关注仪式对社会的分化作用。作为解释人类学代表人物的克利福德·格尔茨则从广义、深入的角度解释了仪式，他更为关注仪式在复杂社会中的存在和运用，关注了仪式行为、象征符号与政治和权利的关系；他尤其注意到仪式除具有整合、强固功能外，还具有瓦解、分化的作用，他的《仪式的变化与社会的变迁：一个爪哇的实例》则是这一思想的重要体现。
二、葬礼仪式与社会的分化
在格尔茨《仪式的变化与社会的变迁：一个爪哇的实例》一文中，围绕着爪哇岛上一个10岁男孩派贾恩的葬礼仪式，分析其展现出的社会分化和冲突。格尔茨从葬礼所带来的社会冲突角度来区分了文化与社会，借此探讨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格尔茨认为，区别文化与社会的更有用的方法，是视前者为一个有序的意义与象征体系，社会的互动依据它而发生；而视后者为社会自身互动的模式本身。在《仪式的变化与社会的变迁：一个爪哇的实例》中，格尔茨围绕着派贾恩的葬礼仪式，来分析这一仪式所展现出的社会分化和冲突，区分文化与社会，并探讨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文中，格尔茨指出功能主义方法对社会变迁的研究缺乏说服力，指出功能理论难以解释变迁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它无法同等探讨社会过程与文化过程；二者中不可避免地有一个被忽视或是简单地成为另一个的反映，即成为另一个的“镜像”。要么是文化被视为完全是社会组织形式的衍生物，要么是社会组织形式被视为文化模式在行为上的体现。在对宗教的分析中，人们倾向于强调宗教模式的和谐、整合及心理安慰方面，而不是分裂、瓦解及心理不安方面；倾向于揭示宗教保持社会与心理结构，而不是破坏或改变社会结构的方式。而爪哇岛葬礼的这一案例，由于文化模式不能与社会组织形式和谐一致，反映出仪式对社会的分裂方面。
（一）斯拉麦坦仪式与社会变迁
为了理解格尔茨的这一论述，我们来看看这一案例本身。1954年7月，卡姆彭社区中一位波迈成员卡曼的外甥派贾恩突然死去，得到消息后，社区里不同宗教信仰及玛斯尤米、波迈两个组织的成员都参加丧葬和斯拉麦坦仪式。这里，反常的是派贾恩的去世并不是采用爪哇通常那种匆匆举行的、感情克制而有条不紊的下葬程序，而是引发了一个时期明显的社会紧张与严重的心理紧张。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反常的下葬程序，是与近半个世纪来印度尼西亚社会所发生的广泛的社会变迁和政治运动紧密相关的。使其复杂的信仰和仪式，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突然间失去了惯有的效用。
卡姆彭社区，随着印度尼西亚城市化的发展，正处于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的阶段。格尔茨分析到卡姆彭社区虽然在社会上已经是城市的，但是在文化上仍然是乡村的，是一个半城市、半农村的社会，正处于剧烈的转型期，在这个社会中传统的乡村生活模式已经在开始瓦解，而新的模式正处在重组的艰难而缓慢的过程之中。反映了文化发展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割裂”。卡姆彭社区在过去五十年里，爪哇社会中村庄和城市社区的社会整合都在逐步削弱，因为人口增长、城市化、货币化及职业变化等，共同削弱了农民社会结构的传统纽带；各种教义的影响伴随着这些结构也发生变化，破坏了早期特有的宗教信仰和实践。在1910年后，在印度尼西亚大城市出现了伊斯兰现代主义与宗教民族主义，出现了更有自我仪式的穆斯林及“本土主义者”，具有代表性的是桑特里和阿班甘。桑特里，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穆斯林，将宗教信仰与实践明确地置于穆罕默德普适性教义之上。阿班甘，是具有自我意识的“本土主义者”，试图从自己所继承的宗教传统中提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宗教体系，减轻穆斯林特征的因素。卡姆彭社区则是上述二种群体均有，桑特里的大多数成员是玛斯尤米的成员，而阿班甘的大多数成员是波迈的追随者，在日常的生活中，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互动是极少的。桑特里在卡姆彭社区多是裁缝、商人、百货店主，阿班甘则多是小手工艺者或体力劳动者。这两种人之间因为意识形态的对立及政治形势的发展其冲突也日益尖锐。
虽然桑特里和阿班甘之间的社会互动极少，但是葬礼上的地域团结还是被两个群体达成共识性的认为是不能回避的义务，在爪哇社会中被认为是最有义务参加的，于是卡姆彭社区的人员抛开了意识形态的分歧都来到波迈成员的家中参加死者的葬礼。之所以不同宗教信仰的邻居都来参加，在于斯拉麦坦这一仪式活动本身是以地域共同体为基础的仪式，它能有效整合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及满足农民大众特有的协调理智、稳定情感的心理需要。斯拉麦坦原本是一个以地域为基础的仪式，它认为家庭之间的联系是以居住邻近为基础的。一组邻居被认为是（在政治、宗教及经济上）与另一组邻居对应而有意义的社会单元。而通过派贾恩的葬礼，可看到在卡拉姆人们通过举行斯拉麦坦原本是来加强邻里联系，但现在它不仅不能团结邻里，相反它还是社会割裂的表现，而将人们团结在一起最重要的联系变成了是意识形态、阶级、职业与政治。斯拉麦坦极为重要的功能还在于调和爪哇社会的各种宗教成分。爪哇农民的宗教传统，是由印度教、伊斯兰教及本土的东南亚宗教的各种成分混合而成的。这些不同宗教的仪式便是由斯拉麦坦这一仪式来作为中心形式来调和的。但是，现在以地域为基础的斯拉麦坦仪式因为政治因素的介入，而导致了这一仪式不能将地域内的人们整合起来，而是撕裂了社会，更加强化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分裂，成为了一个社会分裂的象征符号。 （二）政党政治的介入与死亡成为政治问题
政党政治的介入是卡姆彭社区“割裂”的重要原因。卡姆彭社区所处的莫佐克托镇存在着复杂的政党与组织及其衍生出的权力争夺。在这些政党中，玛斯尤米及波迈是重要代表，前者是一个人数众多、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政党；而后者却是一个与玛斯尤米持相反政见的，坚决反穆斯林的政治宗教狂热团体。玛斯尤米在莫佐克托镇上是由温和的桑特里知识分子领导的，有着返回古兰经式的清教倾向。波迈最显著的特征是强硬的反穆斯林立场，谴责伊斯兰教是从外国输入的，不适合爪哇人的需要与价值观，它要求回到爪哇“纯洁”与“原有”的信仰，它所具体指的是爪哇本地的调和宗教（本土主义），为此波迈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提倡世俗的非伊斯兰教式的婚礼和葬礼，并对政府官员和波迈的成员施加压力，要求遵循没有伊斯兰教内容的葬礼仪式。派贾恩的葬礼仪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显得“混乱”的。
在卡姆彭的葬礼中，是由专职负责葬礼仪式的莫丁来负责的。当信仰伊斯兰教的莫丁到达卡曼家时，看到了一个显示波迈（波迈成员在信仰上反伊斯兰教）政治象征的招贴物，因为政治身份及宗教信仰的不同，莫丁拒绝了为其举行丧葬礼仪的职责，葬礼于是便停了下来。这样，因为波迈党反对穆斯林葬礼的“政治动员”在此便成为了一个具体的问题，围绕着是采用伊斯兰教葬礼还是波迈政党倡导的葬礼下葬死者成为了葬礼中断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是由于政治分歧而不在于实在的宗教信仰导致了仪式的中断。最后，因死者的父亲坚持采用伊斯兰教葬礼方式，才最终将死者下葬。在此，表现出的是仪式分裂了社会而不是整合它，它分裂了人格而不是治愈它。以地域范围结合居民的传统纽带，转变为以不同的政治、宗教倾向结合的意识形态整合纽带；而文化却停留在农业社会中以地域整合居民、以共同举行传统仪式举办丧礼的状态。传统停滞的文化让社会变迁后不同宗教与政治观点的居民被逼迫在同一个场域进行传统宗教仪式，并在仪式进行的开始与之间的过程，都不断产生怀疑、冲突与不安。迅速的社会变迁已经使爪哇人的社会发生分裂，这反映在文化瓦解之中；正如统一的斯拉麦坦反映了传统农村社会的统一局面，卡姆彭社会的分裂也反映在我们所见到的破碎的葬礼的斯拉麦坦中。或者换言之，文化的衰败已经导致了社会的分崩离析，失去了强有力的民间传统。
三、结语：人类学社会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
格尔茨在此成功地挑战了文化功能论，文化在此不但没有扮演整合社会的功能角色，反而加深了社会的冲突与分裂，这说明了文化与社会并不是相互附属的两个元素，而是独立变化又互相影响，也说明了宗教与世俗生活之间种种复杂的关系，远非维持社会结构这么简单的功能而已。功能论将文化视为社会的附属物，一切的文化现象都有其社会意义与功能；而格尔茨却论证了这种功能论的分析将文化与社会联结的过分紧密与契合，使整个社会与文化呈现静止状态而无法说明变迁的现象与动力；论证了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并非彼此的简单反映，应将人类生活的文化与社会看成可以独立变化但又相互依存的因素。通过分析，可以反映出格尔茨文化研究的取向，他力图将“深描”和“解释”结合，笔下的文化并不是运用概念符号的逻辑关系推论出来的一种静态文化，而是动态的，是将文化的研究与现实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6.
[2]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伍兹.文化变迁[M].何瑞福，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关键词：仪式；葬礼；社会变迁；社会分化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2-0179-02
一、人类学的仪式研究
对仪式的研究是人类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并产生了对社会学、人类学影响深远的成果。比如早期的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及图尔干，曾将仪式视为具有增强作用的集体情绪和社会整合现象。而以仪式研究著称的维克多·特纳则力图以象征本质和戏剧论来理解仪式。从功能意义上讲，学者们更多的是关注到仪式对社会的整合作用，而鲜有关注仪式对社会的分化作用。作为解释人类学代表人物的克利福德·格尔茨则从广义、深入的角度解释了仪式，他更为关注仪式在复杂社会中的存在和运用，关注了仪式行为、象征符号与政治和权利的关系；他尤其注意到仪式除具有整合、强固功能外，还具有瓦解、分化的作用，他的《仪式的变化与社会的变迁：一个爪哇的实例》则是这一思想的重要体现。
二、葬礼仪式与社会的分化
在格尔茨《仪式的变化与社会的变迁：一个爪哇的实例》一文中，围绕着爪哇岛上一个10岁男孩派贾恩的葬礼仪式，分析其展现出的社会分化和冲突。格尔茨从葬礼所带来的社会冲突角度来区分了文化与社会，借此探讨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格尔茨认为，区别文化与社会的更有用的方法，是视前者为一个有序的意义与象征体系，社会的互动依据它而发生；而视后者为社会自身互动的模式本身。在《仪式的变化与社会的变迁：一个爪哇的实例》中，格尔茨围绕着派贾恩的葬礼仪式，来分析这一仪式所展现出的社会分化和冲突，区分文化与社会，并探讨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文中，格尔茨指出功能主义方法对社会变迁的研究缺乏说服力，指出功能理论难以解释变迁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它无法同等探讨社会过程与文化过程；二者中不可避免地有一个被忽视或是简单地成为另一个的反映，即成为另一个的“镜像”。要么是文化被视为完全是社会组织形式的衍生物，要么是社会组织形式被视为文化模式在行为上的体现。在对宗教的分析中，人们倾向于强调宗教模式的和谐、整合及心理安慰方面，而不是分裂、瓦解及心理不安方面；倾向于揭示宗教保持社会与心理结构，而不是破坏或改变社会结构的方式。而爪哇岛葬礼的这一案例，由于文化模式不能与社会组织形式和谐一致，反映出仪式对社会的分裂方面。
（一）斯拉麦坦仪式与社会变迁
为了理解格尔茨的这一论述，我们来看看这一案例本身。1954年7月，卡姆彭社区中一位波迈成员卡曼的外甥派贾恩突然死去，得到消息后，社区里不同宗教信仰及玛斯尤米、波迈两个组织的成员都参加丧葬和斯拉麦坦仪式。这里，反常的是派贾恩的去世并不是采用爪哇通常那种匆匆举行的、感情克制而有条不紊的下葬程序，而是引发了一个时期明显的社会紧张与严重的心理紧张。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反常的下葬程序，是与近半个世纪来印度尼西亚社会所发生的广泛的社会变迁和政治运动紧密相关的。使其复杂的信仰和仪式，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突然间失去了惯有的效用。
卡姆彭社区，随着印度尼西亚城市化的发展，正处于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的阶段。格尔茨分析到卡姆彭社区虽然在社会上已经是城市的，但是在文化上仍然是乡村的，是一个半城市、半农村的社会，正处于剧烈的转型期，在这个社会中传统的乡村生活模式已经在开始瓦解，而新的模式正处在重组的艰难而缓慢的过程之中。反映了文化发展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割裂”。卡姆彭社区在过去五十年里，爪哇社会中村庄和城市社区的社会整合都在逐步削弱，因为人口增长、城市化、货币化及职业变化等，共同削弱了农民社会结构的传统纽带；各种教义的影响伴随着这些结构也发生变化，破坏了早期特有的宗教信仰和实践。在1910年后，在印度尼西亚大城市出现了伊斯兰现代主义与宗教民族主义，出现了更有自我仪式的穆斯林及“本土主义者”，具有代表性的是桑特里和阿班甘。桑特里，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穆斯林，将宗教信仰与实践明确地置于穆罕默德普适性教义之上。阿班甘，是具有自我意识的“本土主义者”，试图从自己所继承的宗教传统中提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宗教体系，减轻穆斯林特征的因素。卡姆彭社区则是上述二种群体均有，桑特里的大多数成员是玛斯尤米的成员，而阿班甘的大多数成员是波迈的追随者，在日常的生活中，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互动是极少的。桑特里在卡姆彭社区多是裁缝、商人、百货店主，阿班甘则多是小手工艺者或体力劳动者。这两种人之间因为意识形态的对立及政治形势的发展其冲突也日益尖锐。
虽然桑特里和阿班甘之间的社会互动极少，但是葬礼上的地域团结还是被两个群体达成共识性的认为是不能回避的义务，在爪哇社会中被认为是最有义务参加的，于是卡姆彭社区的人员抛开了意识形态的分歧都来到波迈成员的家中参加死者的葬礼。之所以不同宗教信仰的邻居都来参加，在于斯拉麦坦这一仪式活动本身是以地域共同体为基础的仪式，它能有效整合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及满足农民大众特有的协调理智、稳定情感的心理需要。斯拉麦坦原本是一个以地域为基础的仪式，它认为家庭之间的联系是以居住邻近为基础的。一组邻居被认为是（在政治、宗教及经济上）与另一组邻居对应而有意义的社会单元。而通过派贾恩的葬礼，可看到在卡拉姆人们通过举行斯拉麦坦原本是来加强邻里联系，但现在它不仅不能团结邻里，相反它还是社会割裂的表现，而将人们团结在一起最重要的联系变成了是意识形态、阶级、职业与政治。斯拉麦坦极为重要的功能还在于调和爪哇社会的各种宗教成分。爪哇农民的宗教传统，是由印度教、伊斯兰教及本土的东南亚宗教的各种成分混合而成的。这些不同宗教的仪式便是由斯拉麦坦这一仪式来作为中心形式来调和的。但是，现在以地域为基础的斯拉麦坦仪式因为政治因素的介入，而导致了这一仪式不能将地域内的人们整合起来，而是撕裂了社会，更加强化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分裂，成为了一个社会分裂的象征符号。 （二）政党政治的介入与死亡成为政治问题
政党政治的介入是卡姆彭社区“割裂”的重要原因。卡姆彭社区所处的莫佐克托镇存在着复杂的政党与组织及其衍生出的权力争夺。在这些政党中，玛斯尤米及波迈是重要代表，前者是一个人数众多、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政党；而后者却是一个与玛斯尤米持相反政见的，坚决反穆斯林的政治宗教狂热团体。玛斯尤米在莫佐克托镇上是由温和的桑特里知识分子领导的，有着返回古兰经式的清教倾向。波迈最显著的特征是强硬的反穆斯林立场，谴责伊斯兰教是从外国输入的，不适合爪哇人的需要与价值观，它要求回到爪哇“纯洁”与“原有”的信仰，它所具体指的是爪哇本地的调和宗教（本土主义），为此波迈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提倡世俗的非伊斯兰教式的婚礼和葬礼，并对政府官员和波迈的成员施加压力，要求遵循没有伊斯兰教内容的葬礼仪式。派贾恩的葬礼仪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显得“混乱”的。
在卡姆彭的葬礼中，是由专职负责葬礼仪式的莫丁来负责的。当信仰伊斯兰教的莫丁到达卡曼家时，看到了一个显示波迈（波迈成员在信仰上反伊斯兰教）政治象征的招贴物，因为政治身份及宗教信仰的不同，莫丁拒绝了为其举行丧葬礼仪的职责，葬礼于是便停了下来。这样，因为波迈党反对穆斯林葬礼的“政治动员”在此便成为了一个具体的问题，围绕着是采用伊斯兰教葬礼还是波迈政党倡导的葬礼下葬死者成为了葬礼中断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是由于政治分歧而不在于实在的宗教信仰导致了仪式的中断。最后，因死者的父亲坚持采用伊斯兰教葬礼方式，才最终将死者下葬。在此，表现出的是仪式分裂了社会而不是整合它，它分裂了人格而不是治愈它。以地域范围结合居民的传统纽带，转变为以不同的政治、宗教倾向结合的意识形态整合纽带；而文化却停留在农业社会中以地域整合居民、以共同举行传统仪式举办丧礼的状态。传统停滞的文化让社会变迁后不同宗教与政治观点的居民被逼迫在同一个场域进行传统宗教仪式，并在仪式进行的开始与之间的过程，都不断产生怀疑、冲突与不安。迅速的社会变迁已经使爪哇人的社会发生分裂，这反映在文化瓦解之中；正如统一的斯拉麦坦反映了传统农村社会的统一局面，卡姆彭社会的分裂也反映在我们所见到的破碎的葬礼的斯拉麦坦中。或者换言之，文化的衰败已经导致了社会的分崩离析，失去了强有力的民间传统。
三、结语：人类学社会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
格尔茨在此成功地挑战了文化功能论，文化在此不但没有扮演整合社会的功能角色，反而加深了社会的冲突与分裂，这说明了文化与社会并不是相互附属的两个元素，而是独立变化又互相影响，也说明了宗教与世俗生活之间种种复杂的关系，远非维持社会结构这么简单的功能而已。功能论将文化视为社会的附属物，一切的文化现象都有其社会意义与功能；而格尔茨却论证了这种功能论的分析将文化与社会联结的过分紧密与契合，使整个社会与文化呈现静止状态而无法说明变迁的现象与动力；论证了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并非彼此的简单反映，应将人类生活的文化与社会看成可以独立变化但又相互依存的因素。通过分析，可以反映出格尔茨文化研究的取向，他力图将“深描”和“解释”结合，笔下的文化并不是运用概念符号的逻辑关系推论出来的一种静态文化，而是动态的，是将文化的研究与现实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6.
[2]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伍兹.文化变迁[M].何瑞福，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