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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内格尔的运气观是在对康德式运气观批判的基础上萌芽、成长起来的，因此与道德对运气免疫的观点上针锋相对、水火不容。虽然内格尔对康德的运气观进行了批判，然而在某些方面他又对康德的道德观进行了继承和恢复
[关键词]运气观；批判；继承
内格尔说过：“十二月党人反抗沙皇统治，在战役打响之前，他们怀着必胜的信心和理由去说服他们所管辖的部队起义反抗沙皇，尽量考虑一切在起义发生时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如果十二月党人在1825年成功地推翻尼古拉一世并建立起一个立宪政体，他们将成为英雄。但是他们运气欠佳，十二月党人革命不仅失败并为之付出了代价，而且被他们说服跟他们起义的部队也受到了可怕的惩罚，对此他们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根据内格尔运气观的理论，这显然是效果运气的实例。我们将引用这个例子来阐述内格尔的观点，并且反驳康德的运气观。内格尔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康德式的运气观做出回应：
其一，康德认为在进行道德评价时，只有出于义务而行动才具有至高无上的道德价值。任何行动，无论结果如何，只要其动机符合理性规定的道德法则，就是值得称赞的。康德一般会根据义务论的理念首先构建一个道德法则，然后再根据道德法则对十二月党人进行评价。通过形成一个在结果出现之前就能辩护那个选择(十二月党人为了建立更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新制度，准备起义推翻腐朽的旧制度的这个选择)的辅助规则，尝试着在一个道德法则的框架中来容纳那个新的选择。换而言之，不管这个起义是否成功，只要根据它的动机是否符合道德法则，就可以提前对它作出道德评价，为其辩护。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完全可以看得出这种理论是荒谬的。在这个例子中，起义是否成功，十二月党人所承受的责任也是不一样的。十二月党人只有成功了，才能得到正义的辩护。
其二，对十二月党人进行道德评价是在起义结束以后，而且起义结果不同，十二月党人所要接受的道德评价也是不一样的。十二月党人将接受到怎样的道德评价是和运气有紧密联系的。十二月党人能得到怎样的道德评价不仅和起义结果有关系，而且也受到起義过程中不可控制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在起义过程中，他们所带领的军队突然染上瘟疫或者遇到恶劣的天气，这些因素都会大大影响他们的作战力，影响他们起义成功的机率。再比如说，十二月党人中的某个领导人由于天性犹豫不果断，而且容易听信别人，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或者由于受到阶级立场的限制，没有发动更广泛的群众力量等等这些原因，都会影响整个起义的结果。在这个例子中，我们讲到了内格尔四种类型的运气，内格尔的运气观与康德不同，他通过事实论证了运气不仅在事实上介入我们的道德评价，而且应该成为道德评价或者道德判定中有意义的因素。
其三，假设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取得胜利，那么他们将得到很高的道德评价——推翻了腐朽的旧政权，成为英雄。而且他们的胜利还说明了另一个问题一道德价值并不是不成问题的最高价值。如果我们把十二月党人推翻腐朽的旧政权看作康德所说的义务，那么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这个义务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义务是有冲突的，说明道德价值之间存在相互抵触的情况，而且道德价值只是众多价值中的一种。康德认为；道德要成为最高价值，必须是纯粹的，稳定的，不会受到不可控制运气影响的。因此他一方面肯定了道德价值的至高无上，另一方面他想运用理性排斥运气，试图在生活中建立一个能够超越运气的道德领域。但是内格尔通过十二月党人的例子一石二鸟，一方面否定道德价值的稳定性和崇高性，另一方面是想说明固执地把运气排除在道德概念之外的做法是多么的荒谬!
以上三个方面都是对康德运气观的批判，是对康德的非效果主义的否定，根据以上分析，内格尔坚持这样的观点：我们并无绝对的自由意志，道德评价往往取决于道德行动主体的“运气”，即行动效果。
而这最后一个方面在某些程度上是内格尔对康德道德观的继承。康德的道德哲学主张人的理性，强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尽管人是一种理性的存在者，但是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自己才是自己一切行动的主要决定者和责任承担者，他人的行动和评价都是次要的。因此，尽管别人可以为你出谋划策，而最终做出决定的是你自己，也只有你自己将成为你行动的后果及道德责任的承担者。
高度肯定人的主体性，是内格尔在论述道德运气时的一个显著特点，不论是他在给道德运气下定义还是分类，始终是以行为者为主体的，因为他认为行为者是接受道德判断与道德评价的对象。并且他在分析运气与责任、控制和自由意志的关系时，就不由强调了行为者的主体性地位，因为责任，控制和自由意志这些行为的承担者是人本身。而且他谈及到“自我”这个概念的起源，虽然他没有能够界定这个概念。在研究主体性方面，可以说内格尔成功地继承了康德的理论，把运气成功地纳入到责任的判定中，而且这加强了他道德运气的合理性，使这一理论更加具有说服力。
综上所述，在处理运气与道德责任的关系，内格尔走到了康德的对立面，但是康德的运气观是内格尔运气观的一面镜子，只有发现康德运气观的不合理性，内格尔才会提出反驳，才会自成体系，才会“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形成自己的理论。康德的运气观对内格尔运气观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陈真著，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徐向东编，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3][美]托马斯，内格尔著，万以译，人的问题[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关键词]运气观；批判；继承
内格尔说过：“十二月党人反抗沙皇统治，在战役打响之前，他们怀着必胜的信心和理由去说服他们所管辖的部队起义反抗沙皇，尽量考虑一切在起义发生时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如果十二月党人在1825年成功地推翻尼古拉一世并建立起一个立宪政体，他们将成为英雄。但是他们运气欠佳，十二月党人革命不仅失败并为之付出了代价，而且被他们说服跟他们起义的部队也受到了可怕的惩罚，对此他们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根据内格尔运气观的理论，这显然是效果运气的实例。我们将引用这个例子来阐述内格尔的观点，并且反驳康德的运气观。内格尔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康德式的运气观做出回应：
其一，康德认为在进行道德评价时，只有出于义务而行动才具有至高无上的道德价值。任何行动，无论结果如何，只要其动机符合理性规定的道德法则，就是值得称赞的。康德一般会根据义务论的理念首先构建一个道德法则，然后再根据道德法则对十二月党人进行评价。通过形成一个在结果出现之前就能辩护那个选择(十二月党人为了建立更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新制度，准备起义推翻腐朽的旧制度的这个选择)的辅助规则，尝试着在一个道德法则的框架中来容纳那个新的选择。换而言之，不管这个起义是否成功，只要根据它的动机是否符合道德法则，就可以提前对它作出道德评价，为其辩护。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完全可以看得出这种理论是荒谬的。在这个例子中，起义是否成功，十二月党人所承受的责任也是不一样的。十二月党人只有成功了，才能得到正义的辩护。
其二，对十二月党人进行道德评价是在起义结束以后，而且起义结果不同，十二月党人所要接受的道德评价也是不一样的。十二月党人将接受到怎样的道德评价是和运气有紧密联系的。十二月党人能得到怎样的道德评价不仅和起义结果有关系，而且也受到起義过程中不可控制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在起义过程中，他们所带领的军队突然染上瘟疫或者遇到恶劣的天气，这些因素都会大大影响他们的作战力，影响他们起义成功的机率。再比如说，十二月党人中的某个领导人由于天性犹豫不果断，而且容易听信别人，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或者由于受到阶级立场的限制，没有发动更广泛的群众力量等等这些原因，都会影响整个起义的结果。在这个例子中，我们讲到了内格尔四种类型的运气，内格尔的运气观与康德不同，他通过事实论证了运气不仅在事实上介入我们的道德评价，而且应该成为道德评价或者道德判定中有意义的因素。
其三，假设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取得胜利，那么他们将得到很高的道德评价——推翻了腐朽的旧政权，成为英雄。而且他们的胜利还说明了另一个问题一道德价值并不是不成问题的最高价值。如果我们把十二月党人推翻腐朽的旧政权看作康德所说的义务，那么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这个义务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义务是有冲突的，说明道德价值之间存在相互抵触的情况，而且道德价值只是众多价值中的一种。康德认为；道德要成为最高价值，必须是纯粹的，稳定的，不会受到不可控制运气影响的。因此他一方面肯定了道德价值的至高无上，另一方面他想运用理性排斥运气，试图在生活中建立一个能够超越运气的道德领域。但是内格尔通过十二月党人的例子一石二鸟，一方面否定道德价值的稳定性和崇高性，另一方面是想说明固执地把运气排除在道德概念之外的做法是多么的荒谬!
以上三个方面都是对康德运气观的批判，是对康德的非效果主义的否定，根据以上分析，内格尔坚持这样的观点：我们并无绝对的自由意志，道德评价往往取决于道德行动主体的“运气”，即行动效果。
而这最后一个方面在某些程度上是内格尔对康德道德观的继承。康德的道德哲学主张人的理性，强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尽管人是一种理性的存在者，但是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自己才是自己一切行动的主要决定者和责任承担者，他人的行动和评价都是次要的。因此，尽管别人可以为你出谋划策，而最终做出决定的是你自己，也只有你自己将成为你行动的后果及道德责任的承担者。
高度肯定人的主体性，是内格尔在论述道德运气时的一个显著特点，不论是他在给道德运气下定义还是分类，始终是以行为者为主体的，因为他认为行为者是接受道德判断与道德评价的对象。并且他在分析运气与责任、控制和自由意志的关系时，就不由强调了行为者的主体性地位，因为责任，控制和自由意志这些行为的承担者是人本身。而且他谈及到“自我”这个概念的起源，虽然他没有能够界定这个概念。在研究主体性方面，可以说内格尔成功地继承了康德的理论，把运气成功地纳入到责任的判定中，而且这加强了他道德运气的合理性，使这一理论更加具有说服力。
综上所述，在处理运气与道德责任的关系，内格尔走到了康德的对立面，但是康德的运气观是内格尔运气观的一面镜子，只有发现康德运气观的不合理性，内格尔才会提出反驳，才会自成体系，才会“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形成自己的理论。康德的运气观对内格尔运气观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陈真著，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徐向东编，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3][美]托马斯，内格尔著，万以译，人的问题[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