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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国当代戏剧编剧中,张保民是一位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剧作家,其代表作《菩萨岭》是一部风格独特的农村题材佳作,本文将以《菩萨岭》为例,从人物创造、构造情境、剧作家的内心品质来分析张保民的“唯心主义”创作方法,通过揭示他的创作理念来思考戏剧编剧、戏剧创作该有的基本品质。
【关键词】 张保民;《菩萨岭》;“唯心主义”剧作法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放眼中国当代戏剧界,剧作家张保民是个比较独特的存在,他煤矿工人出身,199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本科),现任武汉市艺术创作中心专业编剧。在上戏期间即自编自导话剧《不关风月》(陆毅、鲍蕾主演)、《凤城消失》(喻恩泰主演),颇受好评,后又创作话剧《水月》《最后一个团结户》《菩萨岭》《红颜》《奇葩》《劈腿》《光棍谷》《犟妈》等作品,其作品多为反映底层百姓生活的悲喜剧,幽默之余,又令人感动,而且又忧而不伤。
农村题材的话剧《菩萨岭》是张保民的代表作,剧本获得第八届全国戏剧文化奖金奖,2009年由著名导演卢昂搬上舞台,首演于上海戏剧学院,同年参加第五届上海国际小剧场戏剧节,2012年又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深受评论界和观众好评,成为2000年以来难得的农村题材佳作,女主角甚至被评论界被誉为“最美的中国妇女的代表”[1]。
《菩萨岭》讲述了一个男人回乡离婚的故事。十年前,在中国北方一个叫菩萨岭的偏僻穷山沟里,春花被扎根家用一袋粮食换回来做了媳妇,新婚第二天,扎根就跑到了城里打工,十年间这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女人守着妇道、辛勤劳作,她相继送走了奶奶、婆婆,又哄着痴傻的公公,养着从未见过父亲的女儿。十年后,在城里发达又有了新欢的扎根突然回来,一是离婚,二是帮台湾老板买下家里的地。在这两件大事上,春花不同意,而且在卖地协议、离婚协议的文字细节上咬文嚼字地跟男人较劲。这个过程中,女人的善良质朴展露无遗,男人的内心也受到了触动,最后为了女儿,春花终于让步,同意离婚卖地,让男人带着女儿进了城。在原剧本中,剧作家设计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后来扎根回到了菩萨岭,开了旅游公司发展菩萨岭,还与春花复了婚。在卢昂导演的舞台改编中,春花又独守三年,在送走公公之后,决然地离开了菩萨岭。
张保民在谈及这部作品的创作时,将其创作方法总结为“唯心主义剧作法”:“根据生活中某个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某个动作,生发出一个具有某种独特性格的戏剧人物,接下来经过长久酝酿,为这个人物想象出一个完整的心灵世界,让这个人遇到一个难题,也就是一个需要做出困难选择的情境,跟这个人产生矛盾的是一个思想观念相对立的人,于是一系列的戏剧情节也就自然而然产生了。”[2]《菩萨岭》可以说是他这一创作方法的典型体现。
一、生发具有独特性格的戏剧人物
来自农村、矿工出身的张保民有着一般人不同的生活体验,其戏剧作品带有浓厚的个人经历色彩,《水月》中矿工出身的大学生、《光棍谷》中打工回乡娶妻的狗剩,《菩萨岭》中回乡离婚的扎根、留守妇女春花,这一般都不是都市题材作品所能见到的熟悉人物。
其作品中最出彩的人物莫过于《菩萨岭》中的农村留守妇女春花,这个主人公甚至被评论界认为是“最美的中国妇女的代表”。春花这一角色原本来源于剧作家一位远房表哥的离婚故事,表嫂原为不得人心的泼妇,表哥在城里有了女人回家离婚,就在离婚前夜,“那天表兄犯了胃病,表嫂给他煎了一剂汤药,小心眼的表兄怀疑表嫂给他在汤药里下了毒,就说胃不疼了,不喝药了。表嫂舍不得泼掉那碗汤药,端起来自己喝了下去。”“表嫂喝药的动作像刻刀一样刻在了我的心里。那个豪情万丈的举动,让表嫂在我心里一下子变得光芒四射,就连我早已知道并且深不以为然的她的那些破事都黯然失色了。”这个农村留守妇女的这一举动,一下子感动了剧作家:“这个动作在我心里发酵了6年后,我写出了《菩萨岭》。”他花了六年不断为人物去构造内心的精神世界,“这个人物的每一部分,都是剧作家身上掉下来的肉”。[2]
男人回来,要离婚、要卖地,全剧的矛盾冲突也都围绕着这两点展开,但春花轴,“爱在小事上较劲”。男人给她念离婚协议,她就不能接受协议上甲方乙方的定位,她说:“就是我。这我懂。可为啥你就占个甲把我算成乙呢?”[3]16提到分居的问题,她为是写男人“离家出走”还是“自愿离家出走”较劲;提到结婚经过,她又为是“包办婚姻”还是“自由恋爱”而较劲;提到夫妻感情不合的问题,她觉得才睡了一晚哪知道合适不合适;谈到夫妻生活,她要求写上新婚之夜男女之间那些隐秘小事;谈到爱,在她眼里除了“就是想跟一个人一心一意过日子”,“还应该从心里想跟他办那个事儿”[3]18。她认死理,要求一五一十地写在协议上,她的“较劲”带出了冲突,带出了戏剧性,也带出了让人唏嘘不已的十年纠葛。
她一出场就为我们展示了农村劳动妇女特有的粗壮和浑厚天性,虽然她爱较劲、轴,但她内心朴质、善良。当年饥荒,男人家用一袋粮食和二十块钱将她换回,理由是她“人高马大能干活,是个好劳力”。新婚第二天,男人就弃她离家进城,十年间她勤劳地操持一家生计,相继送走奶奶、婆婆,赡养着痴呆的公公,含辛茹苦将女人抚养成人,为哄女儿,没有文化的她还假装扎根给女儿写信,还总写错字。她朴质地把菩萨挂在心中:“那尊菩萨真的很灵的。有时候我心里觉得苦,就站在这里,对着菩萨岭小声念叨念叨,心里就舒坦了。不管心里有啥疙瘩啥念头,都能跟它说,它会答应你。”她在菩萨岭的山脚开垦土地,种上桃树,栽树时她对菩萨许愿:“等桃树开花那一天,就是我男人回家的日子。”[3]39她坚持了十年,女儿梦桃,长满桃花的土地,山顶的菩萨,成了支撑她的三个精神寄托。
离婚、卖地又把女人推到一种难以抉择的情境中。剧中有一幕,女人跟男人说只要朝菩萨岭高喊,就可以实现愿望,于是男人喊出了“梦桃儿”(他城里女人的名字),此时正好他的女儿经过,她激动地扑进男人的怀里“(哭)爸爸,你知道我的名字啊?”[3]50原来,他的城里女人和乡下女儿同名,这一刻,女人手中的碗掉在了地上,啪地摔坏了。女人面对着情境(这种巧合),内心想到了女儿的未来,一个艰难的抉择又出现了。男人说台湾老板想在这里做旅游开发,这样城里人可以来瞻仰她的观世音菩萨,于是她放弃了那片曾经辛勤劳作,此时正长满桃花的桃树林。最后春花又独守了三年,直到送走公公,尽完了本分,她才惆怅的离开了菩萨岭。对于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来说,她的一切精神寄托都被摧毁,但同时春花的美丽形象又被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用张保民自己的话说:“真可谓大割大舍,大弃大离,达到了无言境界的大彻大悟。”[2] 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剧作家也有着自己的想法:“从表嫂这一形象的种子到春花形象的创造,我的经验是:从生活到戏剧就好比一次脱胎换骨,戏剧人物跟最初的生活原型仿佛风马牛不相及了,浑然天成的作品都是从作者心里流淌出来的,首先是作者从自己的内心需要出发,心里有,一切都会有,人同此心,情同此理,只要是你内心真实的需要,就容易跟他人共鸣。平常心可以造万千世界,你创造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你自己(创作时确实都是作者自己在想象中扮演着出场的每个人),同时也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2]剧作家强调的是从“心”出发,一方面是剧作家自己的内心,另一方面是剧中人物的内心,从剧作家的内心出发到剧中人物的内心,实现融通共鸣,生活可以提供你创作的养分,但如果没有内心的生发,这些养分就无法得到升华。
二、由人物内心生发的戏剧情境
“只有你有了迫切渴望某种东西的完美的人物,你就有了一部戏。你不需要考虑情境,积极的人物会创造自己的情境。”[4]218有了充分的人物准备,其内心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出各种难以抉择的情境,带来极强的戏剧张力。张保民的作品,在情境设置上有着极强的技巧性,这在《菩萨岭》中表现地尤为突出。
该剧中最令观众揪心、紧张的一幕出现在男人和女人喝交杯酒的时候。春花答应了男人的离婚,却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个请求:“结婚那天你没跟我喝交杯酒,明天咱就离婚了,今天补个交杯酒吧。”此时,观众都乐了,为这个农村女人的意外之举乐了。男人同意了女人的要求,于是“女人进了正房,从正厅桌上拿起酒瓶走进西间。”此时一切都还正常,接着“女人把那半瓶酒均匀地倒进一只碗和一个搪瓷杯里,拿起窗台上那个农药瓶,犹豫了一下,往那只酒碗里倒进一些粉状物,拔下发卡搅匀了,照着镜子把发卡别在头上,然后端着酒走出来”。看到这里,观众的心里不禁一紧,她要做什么?下毒嘛?全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接着“男人伸手去接酒碗,女人把搪瓷杯给了他”。这时观众又开始惊叹,原来她是要自己喝。随后“男人伸出拿杯的手去圈住女人的胳膊把酒杯往自己嘴上送”,女人又说:“不是这样。应该你喂我,我喂你。”观众的心又扑腾一下,可男人的一句话又让情形发生了翻转:“那是乡里人的喝法,又难看,又别扭。不如像城里人这样,又文雅,又方便。”正在观众纠结时,女人一句“那咱换换酒杯吧”,这才终于喝上了。不一会,男人的肚子开始疼起来,男人问她:“你在酒里下了啥?”女人噔噔噔跑进正房拿着那个农药瓶跑回来蹲在男人跟前给他看。观众再一次惊叹起来。男人想掐着女人的脖子,可他早没了力气,只好让女人找点腌臜的东西让自己吐,“女人打个激灵,爬起来解着裤腰带跑进正房”,尿了一碗给男人喝,原本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又笑开了。折腾了一番,以为将死的男人开始吐露衷肠,刚才紧张的气氛又被带入男人的倾诉,渐渐地他发现肚子不疼了,他拈了一点农药瓶的粉末放到嘴里,问:“这是什么?”女人回答:“葡萄糖”,“我也想让你甜一回。” [3]41-43原来扎根跟她说因为吃了一颗城里女人给的糖,他的心就留在了城里。此时的观众开始大呼上当。剧情反复紧张、突转、伴随着幽默,人物面临的情境不断转变,刚感觉要发力就又收回,这个过程中人物的温情、善良被展示出来。
虽然张保民的作品在营造戏剧情境方面技巧性很强,但他本人并没有刻意去刻意强调这点,他的其他作品中也不全是这种技巧性的展示,他自己觉得“戏剧技巧,小的方面通常是指佳构剧里的诸如悬念、发现、突转之类的固定套路,一般只是用来作为初学者的技巧训练”[5]30,他走的是“心”,“一切戏剧技巧都是为了在最适当的时候给力,所以都离不开剧作家对人心的理解,都是在最适当的时候,挠到人心的痒处而已。” [5]30他的技巧性是建立在对人心的把握和理解上,挠你心,但你痒的时候,他又收回,再挠,于是那些技巧的东西自然而然得以生发,从人物内心生发的情境也带动了各种戏剧情节的发展。
三、从“心”生发的“唯心主义”
张保民戏剧写作的出发点就是“走心”,所谓的“唯心”,显然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唯心主义,而是一种创作修养,也可以理解为剧作家写作的内在修养,他在一篇文章中将其归为“慈悲心”“平常心”“平等心”。
先看“慈悲心”,张保民将其定义为一种无限广阔的同情心,如果说“同情心是看到与我们自己相同的遭遇而引起的一种怜悯,有我;慈悲心是同情心的扩展,是对人间一切可能存在的遭遇而心生悲悯,无我。”[5]30《菩萨岭》中男人回到菩萨岭,要离婚卖地,这一过程对于春花来说,就是将其屈辱推向高潮的过程。她问男人为啥十年前离家出走,男人回答:“我不讨厌你,可并不代表我爱你。爱你懂不懂?”男人又以东院的二疤眼儿,西院的狗剩儿来做比喻:“我对你的爱,也比你对他们俩多不哪儿去。”[3]28春花守着活寡等待了男人十年,男人几句话就把她的尊严全部打碎,开始她还挣扎,想着找二大爷评理,后来因为想到了孩子的未来,她选择了隐忍与牺牲。如果说前面女人的受辱引发的是同情心,那么她同意离婚、卖地的大舍大离则进入了无我,引发了一种悲悯。剧中的春花信菩萨,张保民也拿佛家作比喻:“佛家的无畏布施是把一个人从所处的人身危险之中解救出来,而剧作家的无畏布施是给人的心灵以安慰,让人们看到有人比他们承受着更大的痛苦,而感觉到自身所受的痛苦相对减轻了,所谓使人心‘由恐惧而净化’。”[5]30
再看张保民眼中的“平常心”:“一切乍悲乍喜的境遇,在剧作家这里,都要作为一种平常事物接受下来。剧作家不管写一种多么悲惨的人事,自己都要克制感情的外露。观众对剧中人的感情,跟剧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剧中人的感情成反比。不能让观众感觉到你爱自己笔下的人物胜过他们。”[5]30剧作家就像《菩萨岭》中的男人一样,面对他一手造成的春花的遭遇,他虽也时常内心不安,愧疚,可在离婚、卖地面前,他却一直没有妥协,他总在内心的愧疚要喷发之时,保持着一种克制力。
最后是“平等心”,张保民认为“在剧作家的笔下,一切人都要还原成普通人。历史的主角是伟人,艺术的主角是小人物。小人物因为身处社会的底层,他们身上有着一切为我们所熟悉的最普通最基本的情感。而艺术作品里都必须是我们熟悉的人物。”[5]30张保民的作品中几乎没有都市里面那些光鲜的形象,他们大多来自社会底层。《菩萨岭》中,作者极少正面表现除去主角之外的人物故事,而是通过春花拉家常来讲诉展示他们的遭遇。秋月和从城里来打井的小伙好了一次,结果怀了城里青年的孩子,惨遭遗弃被逼疯;扎根三哥在城里有了情人,又被三嫂整回来家并把二丫头带进了城,出场的绿衣二丫头打扮入时,一副城市女孩的模样;还有像扎根母亲、带着菩萨色彩的妇人等。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有着不那么幸福的遭遇,看他的作品里的人物仿佛听隔壁大婶添油加醋地讲那些的邻里家长里短、情感琐事,只有当你把自己置于小人物的内心,你才能拥有这种“平等心”。 张保民谈到《菩萨岭》的创作时说:“这个女人是我向壁虚构的一个童话人物。他们还说,在当今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中,这个戏表现的对农村问题的关心难能可贵,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因为直到那时我还没想到去关心农村问题,我唯一担心的是我的家乡会不会被拆了,致使我找不到回家的路,而只好为自己虚构一个故乡菩萨岭,来满足我那越来越强烈的乡愁。菩萨岭只是我在城市里感觉到无路可走时,为自己想象的一个精神家园,它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2]剧作家本无意涉及什么农村问题,剧作家源于思乡之情创作《菩萨岭》是走心,塑造动人的春花形象也是走心,无意中触及了当代农村问题的本质:土地,令作品的意涵又得到一个新的提升还是走心。
四、结语
我们论及编剧艺术,总是在谈论各种技巧、方法,却很少去论及剧作家该有什么样的内心修养,剧作家该抱有什么样的内心去创作,显然张保民的“唯心主义剧作法”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回答,“戏剧艺术作品里点点滴滴的细节固然来源于剧作家所经历过的生活里留下的印象,而一件成熟的戏剧作品仿佛一个完整的世界,那个统摄这个世界的意向是剧作家首先为自己创造、继而为所有人所认同的一个心灵的故乡,它只对人类一尘不染的心灵说话” [5]31。一个剧作家只有怀有一颗创造心灵故乡的内心,才能在自己的内心与作品之间实现真正的对话,才能让作品放射出光芒。
张保民所说“唯心主义”剧作法,其实与戏剧编剧应有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与其说是一种创作法,更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创作理念,从“心”出发,去生发人物,生发情境,生发人心深处最朴质的感情与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李龙吟.女人轴——看话剧《菩萨岭》[N/OL].新浪博客.(2012-11-06)[2016-06-01].http://blog.sina.com.cn/s/blog_6cb9c92501014cqx.html.
[2]张保民.我的唯心主义剧作法[N/OL].天涯论坛(2004-03-12)[2016-06-01].http://3g.tianya.cn/bbs/art.jsp?item=no16&id=242530.
[3]陆军.上戏新剧本[M].上海: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创作中心,2009.
[4}(美)拉约什·艾格里编剧的艺术[M].高远,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3.
[5]张保民.成为一个剧作家——戏剧写作的魔鬼词条[J].影视剧写作,2011(17).
【关键词】 张保民;《菩萨岭》;“唯心主义”剧作法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放眼中国当代戏剧界,剧作家张保民是个比较独特的存在,他煤矿工人出身,199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本科),现任武汉市艺术创作中心专业编剧。在上戏期间即自编自导话剧《不关风月》(陆毅、鲍蕾主演)、《凤城消失》(喻恩泰主演),颇受好评,后又创作话剧《水月》《最后一个团结户》《菩萨岭》《红颜》《奇葩》《劈腿》《光棍谷》《犟妈》等作品,其作品多为反映底层百姓生活的悲喜剧,幽默之余,又令人感动,而且又忧而不伤。
农村题材的话剧《菩萨岭》是张保民的代表作,剧本获得第八届全国戏剧文化奖金奖,2009年由著名导演卢昂搬上舞台,首演于上海戏剧学院,同年参加第五届上海国际小剧场戏剧节,2012年又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深受评论界和观众好评,成为2000年以来难得的农村题材佳作,女主角甚至被评论界被誉为“最美的中国妇女的代表”[1]。
《菩萨岭》讲述了一个男人回乡离婚的故事。十年前,在中国北方一个叫菩萨岭的偏僻穷山沟里,春花被扎根家用一袋粮食换回来做了媳妇,新婚第二天,扎根就跑到了城里打工,十年间这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女人守着妇道、辛勤劳作,她相继送走了奶奶、婆婆,又哄着痴傻的公公,养着从未见过父亲的女儿。十年后,在城里发达又有了新欢的扎根突然回来,一是离婚,二是帮台湾老板买下家里的地。在这两件大事上,春花不同意,而且在卖地协议、离婚协议的文字细节上咬文嚼字地跟男人较劲。这个过程中,女人的善良质朴展露无遗,男人的内心也受到了触动,最后为了女儿,春花终于让步,同意离婚卖地,让男人带着女儿进了城。在原剧本中,剧作家设计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后来扎根回到了菩萨岭,开了旅游公司发展菩萨岭,还与春花复了婚。在卢昂导演的舞台改编中,春花又独守三年,在送走公公之后,决然地离开了菩萨岭。
张保民在谈及这部作品的创作时,将其创作方法总结为“唯心主义剧作法”:“根据生活中某个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某个动作,生发出一个具有某种独特性格的戏剧人物,接下来经过长久酝酿,为这个人物想象出一个完整的心灵世界,让这个人遇到一个难题,也就是一个需要做出困难选择的情境,跟这个人产生矛盾的是一个思想观念相对立的人,于是一系列的戏剧情节也就自然而然产生了。”[2]《菩萨岭》可以说是他这一创作方法的典型体现。
一、生发具有独特性格的戏剧人物
来自农村、矿工出身的张保民有着一般人不同的生活体验,其戏剧作品带有浓厚的个人经历色彩,《水月》中矿工出身的大学生、《光棍谷》中打工回乡娶妻的狗剩,《菩萨岭》中回乡离婚的扎根、留守妇女春花,这一般都不是都市题材作品所能见到的熟悉人物。
其作品中最出彩的人物莫过于《菩萨岭》中的农村留守妇女春花,这个主人公甚至被评论界认为是“最美的中国妇女的代表”。春花这一角色原本来源于剧作家一位远房表哥的离婚故事,表嫂原为不得人心的泼妇,表哥在城里有了女人回家离婚,就在离婚前夜,“那天表兄犯了胃病,表嫂给他煎了一剂汤药,小心眼的表兄怀疑表嫂给他在汤药里下了毒,就说胃不疼了,不喝药了。表嫂舍不得泼掉那碗汤药,端起来自己喝了下去。”“表嫂喝药的动作像刻刀一样刻在了我的心里。那个豪情万丈的举动,让表嫂在我心里一下子变得光芒四射,就连我早已知道并且深不以为然的她的那些破事都黯然失色了。”这个农村留守妇女的这一举动,一下子感动了剧作家:“这个动作在我心里发酵了6年后,我写出了《菩萨岭》。”他花了六年不断为人物去构造内心的精神世界,“这个人物的每一部分,都是剧作家身上掉下来的肉”。[2]
男人回来,要离婚、要卖地,全剧的矛盾冲突也都围绕着这两点展开,但春花轴,“爱在小事上较劲”。男人给她念离婚协议,她就不能接受协议上甲方乙方的定位,她说:“就是我。这我懂。可为啥你就占个甲把我算成乙呢?”[3]16提到分居的问题,她为是写男人“离家出走”还是“自愿离家出走”较劲;提到结婚经过,她又为是“包办婚姻”还是“自由恋爱”而较劲;提到夫妻感情不合的问题,她觉得才睡了一晚哪知道合适不合适;谈到夫妻生活,她要求写上新婚之夜男女之间那些隐秘小事;谈到爱,在她眼里除了“就是想跟一个人一心一意过日子”,“还应该从心里想跟他办那个事儿”[3]18。她认死理,要求一五一十地写在协议上,她的“较劲”带出了冲突,带出了戏剧性,也带出了让人唏嘘不已的十年纠葛。
她一出场就为我们展示了农村劳动妇女特有的粗壮和浑厚天性,虽然她爱较劲、轴,但她内心朴质、善良。当年饥荒,男人家用一袋粮食和二十块钱将她换回,理由是她“人高马大能干活,是个好劳力”。新婚第二天,男人就弃她离家进城,十年间她勤劳地操持一家生计,相继送走奶奶、婆婆,赡养着痴呆的公公,含辛茹苦将女人抚养成人,为哄女儿,没有文化的她还假装扎根给女儿写信,还总写错字。她朴质地把菩萨挂在心中:“那尊菩萨真的很灵的。有时候我心里觉得苦,就站在这里,对着菩萨岭小声念叨念叨,心里就舒坦了。不管心里有啥疙瘩啥念头,都能跟它说,它会答应你。”她在菩萨岭的山脚开垦土地,种上桃树,栽树时她对菩萨许愿:“等桃树开花那一天,就是我男人回家的日子。”[3]39她坚持了十年,女儿梦桃,长满桃花的土地,山顶的菩萨,成了支撑她的三个精神寄托。
离婚、卖地又把女人推到一种难以抉择的情境中。剧中有一幕,女人跟男人说只要朝菩萨岭高喊,就可以实现愿望,于是男人喊出了“梦桃儿”(他城里女人的名字),此时正好他的女儿经过,她激动地扑进男人的怀里“(哭)爸爸,你知道我的名字啊?”[3]50原来,他的城里女人和乡下女儿同名,这一刻,女人手中的碗掉在了地上,啪地摔坏了。女人面对着情境(这种巧合),内心想到了女儿的未来,一个艰难的抉择又出现了。男人说台湾老板想在这里做旅游开发,这样城里人可以来瞻仰她的观世音菩萨,于是她放弃了那片曾经辛勤劳作,此时正长满桃花的桃树林。最后春花又独守了三年,直到送走公公,尽完了本分,她才惆怅的离开了菩萨岭。对于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来说,她的一切精神寄托都被摧毁,但同时春花的美丽形象又被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用张保民自己的话说:“真可谓大割大舍,大弃大离,达到了无言境界的大彻大悟。”[2] 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剧作家也有着自己的想法:“从表嫂这一形象的种子到春花形象的创造,我的经验是:从生活到戏剧就好比一次脱胎换骨,戏剧人物跟最初的生活原型仿佛风马牛不相及了,浑然天成的作品都是从作者心里流淌出来的,首先是作者从自己的内心需要出发,心里有,一切都会有,人同此心,情同此理,只要是你内心真实的需要,就容易跟他人共鸣。平常心可以造万千世界,你创造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你自己(创作时确实都是作者自己在想象中扮演着出场的每个人),同时也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2]剧作家强调的是从“心”出发,一方面是剧作家自己的内心,另一方面是剧中人物的内心,从剧作家的内心出发到剧中人物的内心,实现融通共鸣,生活可以提供你创作的养分,但如果没有内心的生发,这些养分就无法得到升华。
二、由人物内心生发的戏剧情境
“只有你有了迫切渴望某种东西的完美的人物,你就有了一部戏。你不需要考虑情境,积极的人物会创造自己的情境。”[4]218有了充分的人物准备,其内心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出各种难以抉择的情境,带来极强的戏剧张力。张保民的作品,在情境设置上有着极强的技巧性,这在《菩萨岭》中表现地尤为突出。
该剧中最令观众揪心、紧张的一幕出现在男人和女人喝交杯酒的时候。春花答应了男人的离婚,却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个请求:“结婚那天你没跟我喝交杯酒,明天咱就离婚了,今天补个交杯酒吧。”此时,观众都乐了,为这个农村女人的意外之举乐了。男人同意了女人的要求,于是“女人进了正房,从正厅桌上拿起酒瓶走进西间。”此时一切都还正常,接着“女人把那半瓶酒均匀地倒进一只碗和一个搪瓷杯里,拿起窗台上那个农药瓶,犹豫了一下,往那只酒碗里倒进一些粉状物,拔下发卡搅匀了,照着镜子把发卡别在头上,然后端着酒走出来”。看到这里,观众的心里不禁一紧,她要做什么?下毒嘛?全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接着“男人伸手去接酒碗,女人把搪瓷杯给了他”。这时观众又开始惊叹,原来她是要自己喝。随后“男人伸出拿杯的手去圈住女人的胳膊把酒杯往自己嘴上送”,女人又说:“不是这样。应该你喂我,我喂你。”观众的心又扑腾一下,可男人的一句话又让情形发生了翻转:“那是乡里人的喝法,又难看,又别扭。不如像城里人这样,又文雅,又方便。”正在观众纠结时,女人一句“那咱换换酒杯吧”,这才终于喝上了。不一会,男人的肚子开始疼起来,男人问她:“你在酒里下了啥?”女人噔噔噔跑进正房拿着那个农药瓶跑回来蹲在男人跟前给他看。观众再一次惊叹起来。男人想掐着女人的脖子,可他早没了力气,只好让女人找点腌臜的东西让自己吐,“女人打个激灵,爬起来解着裤腰带跑进正房”,尿了一碗给男人喝,原本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又笑开了。折腾了一番,以为将死的男人开始吐露衷肠,刚才紧张的气氛又被带入男人的倾诉,渐渐地他发现肚子不疼了,他拈了一点农药瓶的粉末放到嘴里,问:“这是什么?”女人回答:“葡萄糖”,“我也想让你甜一回。” [3]41-43原来扎根跟她说因为吃了一颗城里女人给的糖,他的心就留在了城里。此时的观众开始大呼上当。剧情反复紧张、突转、伴随着幽默,人物面临的情境不断转变,刚感觉要发力就又收回,这个过程中人物的温情、善良被展示出来。
虽然张保民的作品在营造戏剧情境方面技巧性很强,但他本人并没有刻意去刻意强调这点,他的其他作品中也不全是这种技巧性的展示,他自己觉得“戏剧技巧,小的方面通常是指佳构剧里的诸如悬念、发现、突转之类的固定套路,一般只是用来作为初学者的技巧训练”[5]30,他走的是“心”,“一切戏剧技巧都是为了在最适当的时候给力,所以都离不开剧作家对人心的理解,都是在最适当的时候,挠到人心的痒处而已。” [5]30他的技巧性是建立在对人心的把握和理解上,挠你心,但你痒的时候,他又收回,再挠,于是那些技巧的东西自然而然得以生发,从人物内心生发的情境也带动了各种戏剧情节的发展。
三、从“心”生发的“唯心主义”
张保民戏剧写作的出发点就是“走心”,所谓的“唯心”,显然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唯心主义,而是一种创作修养,也可以理解为剧作家写作的内在修养,他在一篇文章中将其归为“慈悲心”“平常心”“平等心”。
先看“慈悲心”,张保民将其定义为一种无限广阔的同情心,如果说“同情心是看到与我们自己相同的遭遇而引起的一种怜悯,有我;慈悲心是同情心的扩展,是对人间一切可能存在的遭遇而心生悲悯,无我。”[5]30《菩萨岭》中男人回到菩萨岭,要离婚卖地,这一过程对于春花来说,就是将其屈辱推向高潮的过程。她问男人为啥十年前离家出走,男人回答:“我不讨厌你,可并不代表我爱你。爱你懂不懂?”男人又以东院的二疤眼儿,西院的狗剩儿来做比喻:“我对你的爱,也比你对他们俩多不哪儿去。”[3]28春花守着活寡等待了男人十年,男人几句话就把她的尊严全部打碎,开始她还挣扎,想着找二大爷评理,后来因为想到了孩子的未来,她选择了隐忍与牺牲。如果说前面女人的受辱引发的是同情心,那么她同意离婚、卖地的大舍大离则进入了无我,引发了一种悲悯。剧中的春花信菩萨,张保民也拿佛家作比喻:“佛家的无畏布施是把一个人从所处的人身危险之中解救出来,而剧作家的无畏布施是给人的心灵以安慰,让人们看到有人比他们承受着更大的痛苦,而感觉到自身所受的痛苦相对减轻了,所谓使人心‘由恐惧而净化’。”[5]30
再看张保民眼中的“平常心”:“一切乍悲乍喜的境遇,在剧作家这里,都要作为一种平常事物接受下来。剧作家不管写一种多么悲惨的人事,自己都要克制感情的外露。观众对剧中人的感情,跟剧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剧中人的感情成反比。不能让观众感觉到你爱自己笔下的人物胜过他们。”[5]30剧作家就像《菩萨岭》中的男人一样,面对他一手造成的春花的遭遇,他虽也时常内心不安,愧疚,可在离婚、卖地面前,他却一直没有妥协,他总在内心的愧疚要喷发之时,保持着一种克制力。
最后是“平等心”,张保民认为“在剧作家的笔下,一切人都要还原成普通人。历史的主角是伟人,艺术的主角是小人物。小人物因为身处社会的底层,他们身上有着一切为我们所熟悉的最普通最基本的情感。而艺术作品里都必须是我们熟悉的人物。”[5]30张保民的作品中几乎没有都市里面那些光鲜的形象,他们大多来自社会底层。《菩萨岭》中,作者极少正面表现除去主角之外的人物故事,而是通过春花拉家常来讲诉展示他们的遭遇。秋月和从城里来打井的小伙好了一次,结果怀了城里青年的孩子,惨遭遗弃被逼疯;扎根三哥在城里有了情人,又被三嫂整回来家并把二丫头带进了城,出场的绿衣二丫头打扮入时,一副城市女孩的模样;还有像扎根母亲、带着菩萨色彩的妇人等。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有着不那么幸福的遭遇,看他的作品里的人物仿佛听隔壁大婶添油加醋地讲那些的邻里家长里短、情感琐事,只有当你把自己置于小人物的内心,你才能拥有这种“平等心”。 张保民谈到《菩萨岭》的创作时说:“这个女人是我向壁虚构的一个童话人物。他们还说,在当今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中,这个戏表现的对农村问题的关心难能可贵,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因为直到那时我还没想到去关心农村问题,我唯一担心的是我的家乡会不会被拆了,致使我找不到回家的路,而只好为自己虚构一个故乡菩萨岭,来满足我那越来越强烈的乡愁。菩萨岭只是我在城市里感觉到无路可走时,为自己想象的一个精神家园,它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2]剧作家本无意涉及什么农村问题,剧作家源于思乡之情创作《菩萨岭》是走心,塑造动人的春花形象也是走心,无意中触及了当代农村问题的本质:土地,令作品的意涵又得到一个新的提升还是走心。
四、结语
我们论及编剧艺术,总是在谈论各种技巧、方法,却很少去论及剧作家该有什么样的内心修养,剧作家该抱有什么样的内心去创作,显然张保民的“唯心主义剧作法”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回答,“戏剧艺术作品里点点滴滴的细节固然来源于剧作家所经历过的生活里留下的印象,而一件成熟的戏剧作品仿佛一个完整的世界,那个统摄这个世界的意向是剧作家首先为自己创造、继而为所有人所认同的一个心灵的故乡,它只对人类一尘不染的心灵说话” [5]31。一个剧作家只有怀有一颗创造心灵故乡的内心,才能在自己的内心与作品之间实现真正的对话,才能让作品放射出光芒。
张保民所说“唯心主义”剧作法,其实与戏剧编剧应有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与其说是一种创作法,更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创作理念,从“心”出发,去生发人物,生发情境,生发人心深处最朴质的感情与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李龙吟.女人轴——看话剧《菩萨岭》[N/OL].新浪博客.(2012-11-06)[2016-06-01].http://blog.sina.com.cn/s/blog_6cb9c92501014cqx.html.
[2]张保民.我的唯心主义剧作法[N/OL].天涯论坛(2004-03-12)[2016-06-01].http://3g.tianya.cn/bbs/art.jsp?item=no16&id=242530.
[3]陆军.上戏新剧本[M].上海: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创作中心,2009.
[4}(美)拉约什·艾格里编剧的艺术[M].高远,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3.
[5]张保民.成为一个剧作家——戏剧写作的魔鬼词条[J].影视剧写作,20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