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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
重要文稿公开发表前，毛泽东都要反复修改，哪怕是过去已经公开过的，他也决不草率印行。1950年10月，捷克斯洛伐克编辑了一本“毛泽东著作集”准备出版，当时，毛泽东还没有腾出时间修改校订中文版《毛选》，便让外交部告诉捷克方面“暂勿印行”，待“中国正式出版的《毛选》发行以后，再行选印”。
在主持编辑《毛选》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亲自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还具体地做词句数字、标点符号的校订工作，动手为部分文章撰写题解和注释。有的文章他重新拟定标题，比如，第一卷中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改后的标题，一下子把文章主题拎出来了。编辑《矛盾论》时，毛泽东改了一次不满意，后经再次修改补充，才收入第二卷，后来印行重排本，才按时间顺序移入第一卷。这些，反映他发表旧作，既希望有“立此存照”的文献价值，又追求适应现实需求的思想价值。为此，毛泽东甚至说，“有些东西应该修改，比如第二次出版，应该有所修改，第三次出版，又应有所修改。”（1968年11月28日）
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毛泽东坦承，他的某些代表作的核心观点实际上是在修改过程中才逐渐成型的。1956年3月14日，他对长征和艾地说：“《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个阶段、后二十年是一个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艾地听了感到惊讶：“印尼有许多同志认为毛主席思想成熟，写文章一定是一气呵成，不必修改。”毛泽东说：“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谁都不可能无论什么时候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这些话揭示了文章写作和修改的真实规律，是文章大家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深切体会。说完，毛泽东还补充一句，“过去写的文章很多现在并不满意”，大概也是指还没有修改到位的意思。
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著述，毛泽东如果特别看重，不光是边写边改，就是完稿后，他也不急于公开发表，总是要沉淀一段时间，再作修改才拿出来。据吴冷西回忆，1957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的一些讲话，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社的讲话，过了三个月才发表。今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已经过了三个月，还在修改，也许下个月才能发表。这不是旧闻吗？去年4月讲的‘十大关系’，已经一年多了，也还不准备发表，将来发表也是‘旧闻’。我这个人就是不想冒险，先讲一讲，看一看反应，再作修改，然后发表。有时修改多次还不满意，只好不发表。”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修改了14稿;《论十大关系》曾集中修改三次，在生前却始终没有发表。他关于把“新闻”变成“旧闻”的比喻很有意思，让“新闻”变“旧闻”，目的是“旧而弥新”，通过修改实现理论提升，文章的生命力反倒久遠了。
宋代大儒朱熹最懂得文章的功夫在修改。他花了40年的时间研究《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不断修改其《四书集注》，自述修改过程是“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所谓“逐字称等”，就是把每个字词都拿到秤上去称，使其表达的意思恰如其分，不高不低。“称等”之意，就是毛泽东说的“提高准确性”。他的原话是：文章“经过多次修改，才能比较接近客观实际，写出来经过大家讨论一下，搞成比较谨慎的作风，把问题把思想写成定型的语言文字，可以提高准确性”（1955年10月14日）。朱熹的《四书集注》花了常人难及的修改功夫，才成为后世科举教本。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不断修改著述的目的是为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时代和动因与朱熹不同，但文章修改道理却别无二致。当然，由于修改迟滞，耽误一些对现实实践有正面引导作用的好文章的发表时机，也是不合理的。
《毛选》第五卷“没有写什么，不如第四卷”
大体从1959年起，毛泽东便生出一个心结，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进行理论总结。1959年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他讲的一条理由，就是腾出更多时间去研究理论问题。
事实上，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做理论创新的事情，但他总感到做得不够理想，很想写出《实践论》那样的论著，并且越来越有一种不完全那么自信的紧迫感和危机感。他感慨自己，“人老了，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也埋怨自己，“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1961年12月5日）。有外宾问他有没有新的理论著作打算发表，毛泽东说，“可以肯定回答现在没有，将来要看有没有可能，我现在还在观察问题”（1961年8月19日）。他还说，我们搞了11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1961年6月12日）。“搞社会主义，党的思想准备不够，我们自己也不懂，广大干部自己不懂，怎么能教人家懂。林乎加（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希望我做报告，像延安整风一样，我说不行，我没有经验。现在经验还不是大家创造出来，反映到中央很迟钝。”（1965年1月14日）
上面这些想法和心态，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自己新中国成立后著述的看法，从而使《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一再延宕。1960年出版《毛选》第四卷时，就同时编了一本《毛选》第五卷的初稿，收入毛泽东1949年至1957年的著述。但毛泽东没有管它，放在那里一直没看。1964年6月8日，陶铸、李雪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出版《毛选》第五卷，毛泽东回答：“那没有东西嘛！” 1965年，中央把编辑出版《毛选》第五卷提上日程。差不多一年后，毛泽东才听取康生、田家英等人汇报编辑进展情况，听后的表态是：“大家既然觉得有用，不妨动手做准备”;“可以先搞起来，将来再扩充班子”（1966年2月9日）。看来似乎是有些勉强，作了走一步看一步的打算。几天后，中央发出《关于编辑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通知》，明确讲要进一步整理1960年初编的《毛选》第五卷，争取尽早印发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征求意见;同时立即着手分批逐篇整理毛泽东1958年以来的主要文章、讲话和其他手稿，作为第六卷。不久，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毛选》第五卷、六卷的编辑工作，明确讲：“我也没有写什么，不如第四卷。”（1966年3月18日）
毛泽东确实没怎么把编五卷、六卷的事放在心上。尽管中央领导层几乎是锲而不舍地推动，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怠工”“拖延”“懒得看”。1966年6月22日，刘少奇、邓小平提出在“七一”那天公开发表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拒绝了，表示“在党内发表就行了”，原因是“不合时宜”。还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1967年3月16日，毛泽东同林彪等人谈话时再次撤火：“五卷、六卷，一年以后再说，你们现在太忙，我也没有时间搞。”同年12月29日，周恩来等人向他汇报《毛选》第五卷的编辑情况，毛泽东说：“要选那些现在还有用处的，没有多大用处的不要选。有些手稿的编辑，将来再说，现在不选。”1968年9月9日，周恩来等人建议，在召开九大前把最近几年的文稿编为《毛选》第七卷，先予出版。毛泽东在来信上批示：“待商。”1969年5月26日，九大开过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再次表示，编辑《毛选》第五卷、六卷，“我兴趣不大，我也不看”。此后，编辑工作事实上停顿下来。到了1975年6月，邓小平等人提出《毛选》第五卷的编辑整理工作应继续进行，毛泽东同意了。但不久形势急转直下，编辑工作在毛泽东生前事实上不了了之。
从这个疏理中看，编辑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著述一再延宕，与他本人比较复杂甚至两难的心境有关。他并不完全反对编选，但随着政治思路发生变化，注意力和兴奋点明显转移，怎样评判新中国成立后的著述，陷入纠结之中。比如，《论十大关系》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他的扛鼎之作，在1958年和1960年两次说过，《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但是，1965年12月和1975年7月，刘少奇和邓小平先后建议公开发表，他两次都拒绝了。除了认为在理论上的沉淀和提升还不到位外，显然是觉得这篇文章与他晚年关注和倡导的“文革”实践很不协调。身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氛围，回看此前的著述，毛泽东很可能意兴阑珊;而有关“文革”的论述不仅完整成篇者少，究竟站不站得住，确实又难以拿捏。从对待新中国成立后著述的这些顾虑上，不难看出，毛泽东晚年把自己带入了很难摆脱的思想困境。
余音：“一千年以后看”会怎样？
毛泽东是有终极情怀的人。他偶尔也会把自己的著述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来审视，得出的评判另有一番趣味。1965年1月9日会见斯诺，斯诺说他相信毛泽东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外：“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几十年后怎么看。”“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
怎样看这段“文章千古事”的评论？它反映的是虚无情绪吗？不是。毛泽东对共产主义不是一般的信念坚定，他对未来的思考总是弥漫著深刻的哲学气氛。一千年以后，社会主义发展到新的天地，若真的像他在诗里说的，实现了“环球同此凉热”，阶级、国家都消亡了，不仅他的著述，连同马列“老祖宗”的著述，岂不也失去了用武之地？文章不能“千古”，寸心之间蕴含的理想主义能够“千古”，大概也是件让人欣慰的事情吧。
（续完）
重要文稿公开发表前，毛泽东都要反复修改，哪怕是过去已经公开过的，他也决不草率印行。1950年10月，捷克斯洛伐克编辑了一本“毛泽东著作集”准备出版，当时，毛泽东还没有腾出时间修改校订中文版《毛选》，便让外交部告诉捷克方面“暂勿印行”，待“中国正式出版的《毛选》发行以后，再行选印”。
在主持编辑《毛选》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亲自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还具体地做词句数字、标点符号的校订工作，动手为部分文章撰写题解和注释。有的文章他重新拟定标题，比如，第一卷中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改后的标题，一下子把文章主题拎出来了。编辑《矛盾论》时，毛泽东改了一次不满意，后经再次修改补充，才收入第二卷，后来印行重排本，才按时间顺序移入第一卷。这些，反映他发表旧作，既希望有“立此存照”的文献价值，又追求适应现实需求的思想价值。为此，毛泽东甚至说，“有些东西应该修改，比如第二次出版，应该有所修改，第三次出版，又应有所修改。”（1968年11月28日）
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毛泽东坦承，他的某些代表作的核心观点实际上是在修改过程中才逐渐成型的。1956年3月14日，他对长征和艾地说：“《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个阶段、后二十年是一个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艾地听了感到惊讶：“印尼有许多同志认为毛主席思想成熟，写文章一定是一气呵成，不必修改。”毛泽东说：“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谁都不可能无论什么时候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这些话揭示了文章写作和修改的真实规律，是文章大家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深切体会。说完，毛泽东还补充一句，“过去写的文章很多现在并不满意”，大概也是指还没有修改到位的意思。
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著述，毛泽东如果特别看重，不光是边写边改，就是完稿后，他也不急于公开发表，总是要沉淀一段时间，再作修改才拿出来。据吴冷西回忆，1957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的一些讲话，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社的讲话，过了三个月才发表。今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已经过了三个月，还在修改，也许下个月才能发表。这不是旧闻吗？去年4月讲的‘十大关系’，已经一年多了，也还不准备发表，将来发表也是‘旧闻’。我这个人就是不想冒险，先讲一讲，看一看反应，再作修改，然后发表。有时修改多次还不满意，只好不发表。”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修改了14稿;《论十大关系》曾集中修改三次，在生前却始终没有发表。他关于把“新闻”变成“旧闻”的比喻很有意思，让“新闻”变“旧闻”，目的是“旧而弥新”，通过修改实现理论提升，文章的生命力反倒久遠了。
宋代大儒朱熹最懂得文章的功夫在修改。他花了40年的时间研究《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不断修改其《四书集注》，自述修改过程是“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所谓“逐字称等”，就是把每个字词都拿到秤上去称，使其表达的意思恰如其分，不高不低。“称等”之意，就是毛泽东说的“提高准确性”。他的原话是：文章“经过多次修改，才能比较接近客观实际，写出来经过大家讨论一下，搞成比较谨慎的作风，把问题把思想写成定型的语言文字，可以提高准确性”（1955年10月14日）。朱熹的《四书集注》花了常人难及的修改功夫，才成为后世科举教本。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不断修改著述的目的是为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时代和动因与朱熹不同，但文章修改道理却别无二致。当然，由于修改迟滞，耽误一些对现实实践有正面引导作用的好文章的发表时机，也是不合理的。
《毛选》第五卷“没有写什么，不如第四卷”
大体从1959年起，毛泽东便生出一个心结，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进行理论总结。1959年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他讲的一条理由，就是腾出更多时间去研究理论问题。
事实上，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做理论创新的事情，但他总感到做得不够理想，很想写出《实践论》那样的论著，并且越来越有一种不完全那么自信的紧迫感和危机感。他感慨自己，“人老了，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也埋怨自己，“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1961年12月5日）。有外宾问他有没有新的理论著作打算发表，毛泽东说，“可以肯定回答现在没有，将来要看有没有可能，我现在还在观察问题”（1961年8月19日）。他还说，我们搞了11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1961年6月12日）。“搞社会主义，党的思想准备不够，我们自己也不懂，广大干部自己不懂，怎么能教人家懂。林乎加（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希望我做报告，像延安整风一样，我说不行，我没有经验。现在经验还不是大家创造出来，反映到中央很迟钝。”（1965年1月14日）
上面这些想法和心态，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自己新中国成立后著述的看法，从而使《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一再延宕。1960年出版《毛选》第四卷时，就同时编了一本《毛选》第五卷的初稿，收入毛泽东1949年至1957年的著述。但毛泽东没有管它，放在那里一直没看。1964年6月8日，陶铸、李雪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出版《毛选》第五卷，毛泽东回答：“那没有东西嘛！” 1965年，中央把编辑出版《毛选》第五卷提上日程。差不多一年后，毛泽东才听取康生、田家英等人汇报编辑进展情况，听后的表态是：“大家既然觉得有用，不妨动手做准备”;“可以先搞起来，将来再扩充班子”（1966年2月9日）。看来似乎是有些勉强，作了走一步看一步的打算。几天后，中央发出《关于编辑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通知》，明确讲要进一步整理1960年初编的《毛选》第五卷，争取尽早印发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征求意见;同时立即着手分批逐篇整理毛泽东1958年以来的主要文章、讲话和其他手稿，作为第六卷。不久，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毛选》第五卷、六卷的编辑工作，明确讲：“我也没有写什么，不如第四卷。”（1966年3月18日）
毛泽东确实没怎么把编五卷、六卷的事放在心上。尽管中央领导层几乎是锲而不舍地推动，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怠工”“拖延”“懒得看”。1966年6月22日，刘少奇、邓小平提出在“七一”那天公开发表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拒绝了，表示“在党内发表就行了”，原因是“不合时宜”。还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1967年3月16日，毛泽东同林彪等人谈话时再次撤火：“五卷、六卷，一年以后再说，你们现在太忙，我也没有时间搞。”同年12月29日，周恩来等人向他汇报《毛选》第五卷的编辑情况，毛泽东说：“要选那些现在还有用处的，没有多大用处的不要选。有些手稿的编辑，将来再说，现在不选。”1968年9月9日，周恩来等人建议，在召开九大前把最近几年的文稿编为《毛选》第七卷，先予出版。毛泽东在来信上批示：“待商。”1969年5月26日，九大开过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再次表示，编辑《毛选》第五卷、六卷，“我兴趣不大，我也不看”。此后，编辑工作事实上停顿下来。到了1975年6月，邓小平等人提出《毛选》第五卷的编辑整理工作应继续进行，毛泽东同意了。但不久形势急转直下，编辑工作在毛泽东生前事实上不了了之。
从这个疏理中看，编辑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著述一再延宕，与他本人比较复杂甚至两难的心境有关。他并不完全反对编选，但随着政治思路发生变化，注意力和兴奋点明显转移，怎样评判新中国成立后的著述，陷入纠结之中。比如，《论十大关系》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他的扛鼎之作，在1958年和1960年两次说过，《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但是，1965年12月和1975年7月，刘少奇和邓小平先后建议公开发表，他两次都拒绝了。除了认为在理论上的沉淀和提升还不到位外，显然是觉得这篇文章与他晚年关注和倡导的“文革”实践很不协调。身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氛围，回看此前的著述，毛泽东很可能意兴阑珊;而有关“文革”的论述不仅完整成篇者少，究竟站不站得住，确实又难以拿捏。从对待新中国成立后著述的这些顾虑上，不难看出，毛泽东晚年把自己带入了很难摆脱的思想困境。
余音：“一千年以后看”会怎样？
毛泽东是有终极情怀的人。他偶尔也会把自己的著述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来审视，得出的评判另有一番趣味。1965年1月9日会见斯诺，斯诺说他相信毛泽东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外：“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几十年后怎么看。”“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
怎样看这段“文章千古事”的评论？它反映的是虚无情绪吗？不是。毛泽东对共产主义不是一般的信念坚定，他对未来的思考总是弥漫著深刻的哲学气氛。一千年以后，社会主义发展到新的天地，若真的像他在诗里说的，实现了“环球同此凉热”，阶级、国家都消亡了，不仅他的著述，连同马列“老祖宗”的著述，岂不也失去了用武之地？文章不能“千古”，寸心之间蕴含的理想主义能够“千古”，大概也是件让人欣慰的事情吧。
（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