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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极限的世界——
在这里，能实现94.8T的最高峰值磁场强度，這是世界第三高脉冲强磁场强度。瞬间冲顶时的惊鸿一瞥，在纪录曲线上留下永恒。
T为“特斯拉”，是表征磁场大小的单位。我们生活的地球，磁场平均只有十万分之五T。
在这里，磁性尺蠖软体机器人以超过1倍身长/秒的移动速度在欢快地“跑动”，是目前报道最快的磁性尺蠖软体机器人。
在这里，铝和物性相差极大金属间的冶金结合变为可能，在强磁场作用下可瞬间“粘合”，成为一种新型轻质复合材料。
这里是位于华中科技大学的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简称“强磁场中心”）。实现一项项“极限挑战”的，是几十位70后、80后，和如今越来越多的90后科研人员、工程师队伍，还有他们亲手设计、制造，亲自安装的实验仪器、设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现代科学实验中，强磁场与极低温、超高压一起，被列为最重要的极端条件，要产生更高强度的强磁场，就必须依靠一个“利器”——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高温超导的发现，科研人员急需更高强度的强磁场实验条件开展相关领域前沿科学研究，而此时欧美发达国家已建有30多个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相比之下，由于我国长期缺乏此类装置，科研人员做实验要向国外实验室申请，众多急需开展的科学研究严重受制于人。
为了建设我国自己的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14年前，武汉东湖畔，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青年科技队伍站了出来。
开工11个月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三年开放实验装置，四年完成脉冲强度从60T到90T的跨越……14年间，从七八人的小团队到八九十人的大集体，从一无所有到世界领先，不断迭代的青年科研工作者突破一个又一个“卡脖子”难题，长期战斗在脉冲强磁场科学与技术领域最前沿。
他们设计、搭建的实验装置，在完成强磁场中心科学家们的实验之外，完全面向全世界开放，供世界各地前来做实验的团队使用。自2014年通过验收、正式开放，至2020年底，强磁场中心近7年间累计开放运行时常超过55400小时，世界上20多个国家的科研人员前来进行强磁场实验，国内外97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258项科学研究在此完成，实现了我国强磁场实验条件从“受制于人”到“授之与人”的跨越。
强磁场中心是一个获得过诸多荣誉的集体，2018年获湖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2019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今年5月，在得知获得第25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时，大家格外高兴，“这是属于青年的荣誉，我们是一个年轻、团结的集体”。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凝聚态物理、材料化学和生命科学等基础科学发展，强磁场装置地位越发重要。200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潘垣敏锐意识到，我国要想在相关科学研究领域进入国际前列，就必须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脉冲强磁场装置。各方几经努力，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建设提上日程。
从2004年7月开始，彭涛、丁洪发、夏正才、陈晋、韩小涛等一批华中科技大学的热血青年陆续加入到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的筹备当中，动笔起草项目申请书。
然而，要起草厚厚一本申请书，对于这群缺少经验的年轻人而言，实在是挑战巨大。“只能找来其他项目申请书，反复琢磨着写，一字一句反复修改。”他们回忆道。大家早已记不清熬了多少个夜晚，经历了多少次的讨论修改，唯一记得的是，即使困难重重，他们从不抱怨，也从没想过放弃。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2007年1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项目正式获批立项。由一所大学承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在教育部高校中还是第一次。
在这些年轻人忙着写立项申请书的时候，华中科技大学校友李亮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母校，建设属于中国的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
回国后，李亮和这群年轻人一起，从“绕线圈”做磁体开始，从零开始全身心投入装置建设。当年刚刚读博士研究生的吕以亮，在跟随老师们学习的过程中，他不仅参与绕制了很多线圈，还在老师们身上看到了一种不畏艰辛、攻坚克难的科研精神。博士毕业时，吕以亮有很多选择，但他放弃了企业的高薪工作，最终选择加入强磁场中心。回想当初的选择，吕以亮说：“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也非常荣幸能够成为团队一员，能够在强磁场中心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当时强磁场中心大楼尚未破土，办公条件非常艰苦，七八个老师、学生挤在两间简陋的实验室里，尤其是未安装空调之前，武汉漫长溽热的盛夏里，支撑他们的只有一纸项目规划和心中的梦想。
“2008年4月25日，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破土动工。”不论过去多少年，团队每个人说起这个日子都是脱口而出。对他们来说，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就像他们亲手养大的孩子，每个人都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开工11个月后，中心的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样机系统就已研制完成，当年磁场强度能达到75T。也是这一年，韩一波在武汉大学光学专业获理学博士学位后，来到强磁场中心。“虽然最初的规模很小，只有几个年轻老师，以及一个只能放电的电容器，但它吸引我的是，这是中国自主建设的第一个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给了我一个方向、有一个希望，这就足够”。
希望如炬，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吸引一个又一个青年工程师、科研人员，既有华中科技大学成长起来的“土著”，也有来自国际知名科研机构和大学的海归学子，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共同朝着明亮的未来疾走。
2010年，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如期竣工，这是首个由教育部高校承建并按时通过验收对外开放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填补了我国强磁场装置的空白，为今后我国凝聚态物理、材料、化学、生命等前沿基础学科发展提供了平台支撑。
今年五一假期后第一个工作日，近1.5米高、近1米直径的液氦制冷机连着氦气回收装置轰隆隆地响着，近百平方米的实验室里被数个这样的装置和粗粗细细、纵横交织的管子、气囊塞满。一位科研人员在轰鸣声中守着电脑仪器，记录测算。
常温氦气在装置中浸泡冷却，温度降至4K，也就是零下269.15℃，成为低温液氦。作为开展脉冲强磁场下电/磁输运、整数和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和自旋电子学等前沿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条件，液氦温区在脉冲强磁场实验室必不可少。通过管道，这些液氦被分配到各个实验室，实验后，它们再升温还原为氦气，通过管道被回收至气囊，经过处理后循环利用。“我国氦资源匮乏，依赖进口，实验用完的氦气必须回收，再利用。这个循环装置是我们自己设计、建造的。”强磁场中心工程师刘梦宇说。
沿着走廊再走不远，是韩一波团队设计、搭建的磁光实验站。与初期只有一台能放电的电源相比，现在的磁光实验站由三部分组成，已颇具规模。“这个房间专门放激光器、探测器、光谱仪，隔壁房间是磁体，第三个房间做光学实验。”韩一波介绍着，一脸满足和自豪的笑意。因为实验装置有洁净要求，非实验人员不能随意出入。韩一波隔着实验室窗户介绍着，“很多基础性的实验装置搭建，在强磁场中心都由科学家来做。我们设计得非常非常细，一点点试着搭建完成，再调试到最好效果。这些几百公斤重的实验台，都是我们自己抬进去安装好的”。从一间空屋子到一个装备完善的实验室，韩一波和工程师们花了四个多月。
这是强磁场中心的日常一天。在强磁场中心，实验装置每一块电路板的设计图、每一个零件都由科研工作者们自己绘制和安装调试。
核心材料和技术，从来都是“卡脖子”的。强磁场中心团队从没指望等、靠、要、買，他们自己设计器材，自己制造设备，自己搭建实验室，85%以上的材料、部件都是国产。
磁体被视为强磁场装置的心脏。做磁体，是用小指头粗细的导线，绕成线圈，“接上2.5万伏电压，流过4万安培瞬间电流，就可以产生几十T脉冲磁场。但通电线圈会被磁体内部应力拉长和压扁”。李亮说，磁体线圈承受的应力，是“蛟龙”号在7000米海底承受压强的50倍。
磁体质量一定程度上决定强磁场实验成败。而且磁体绕制没有“回头路”，只能一次成功。“做磁体是手工绕线，绕线的方向、角度都会影响磁体质量。国外实验室都是工人绕线圈，我们是科研人员自己动手。”吕以亮说。
绕制线圈需要用到环氧树脂，因其有强烈气味且有一定毒性，科研人员需要穿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和防毒面具。“为了节省穿脱时间，我们早上进入工作间后，一上午就不出来，连水都不喝一口。”夏季，江城武汉气温接近40℃，穿上防护服后更是热得像蒸笼，最初车间里没有空调，后来即便在工作台旁边安装了立式空调，也效果甚微，“每次脱下防护服后仍旧浑身湿透，像刚从水里捞出来”，吕以亮说。
在青年科研团队的努力下，我国脉冲强磁场装置的理论分析和研制水平迅速跃居世界前列。“李亮主任和教授们提出脉冲磁体非连续性层间加固理论和工艺实现方法，解决了高参数脉冲磁体的力学稳定性问题，大大提高了磁体的性能和寿命，降低了成本。”吕以亮说。
强磁场中心走廊尽头的大车间里，立着两台绕线机，其中早已锈迹斑斑的那台，“是中心科研人员自己设计、制造，已经用了14年，现在还很好用”。吕以亮早已记不清多少个工作日站在这里绕线圈。
2007年至今，彭涛一直负责手工缠绕磁体。从线圈的纹路和颜色，有经验的人能从中看出瑕疵。瑕疵让线圈更早崩溃。“如果浸泡树脂不够充分，反光不同。”彭涛说，他常常“做梦都在绕磁体”，生怕出一点差错。目前强磁场中心常规使用的65T脉冲磁体平均寿命超过800次，远超国际同行350次至500次的水平。
科研经费有限、导体材料不是世界最好，怎样把强磁场实验室搭建好，强磁场中心团队费尽心思。不同科学研究需要不同的磁场波形，为了提高装置运行效率，控制系统负责人韩小涛教授把整个装置设计成模块化结构，由一套中央控制系统精准控制多类电源、多个实验站。“这可以实现在同一科学实验站的同一磁体上产生多种磁场波形，大幅提升我国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的实验效率。”
在装置建设过程中，团结奋进非常重要。“我们拥有一个团结的集体。我和韩小涛、彭涛、丁洪发几位教授，从创始期就在一起，虽然各有分工，但始终团结一致。这个过程中遇到太多困难，有的甚至当时看上去难以逾越，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不’字。困难面前，我们敢于站出来，去克服、去突破，最后我们成功了。”李亮说。
强磁场中心中控大厅，大小不一的八块显示屏镶嵌在墙体里，每块负责记录不同类型的实验数据。韩一波说，“脉冲强磁场是瞬间消失的磁场，实验要在一瞬间把需要的信号采集好，特别困难，这个难度跟常规实验难度不一样”。
脉冲磁体的设计需要结合电、磁、热、力等多物理量的计算结果进行综合优化，李亮、彭涛等人开发了脉冲磁体专用设计平台PMDS。法国图卢兹国家强磁场实验室奥列克西·德拉琴科博士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示，PMDS是一款功能强大、使用方便的优秀软件，它可实现脉冲磁体许多参数的计算，还可简便地进行线圈几何结构、导线和加固材料层数等变量的设计。计算包括电感、磁场、脉冲宽度、均匀度、应变应力分布、温度分布等电参数和机械参数，最后还能指导磁体研制所需材料的订购。“我认为PMDS可让一大批科学家和工程师参与脉冲磁体设计，这是将磁体设计水平推向新高度的重大成绩。”
目前，中国自主研发的脉冲磁体设计平台PMDS已被欧盟第六框架项目“下一代脉冲磁场用户设施的设计研究”采纳为磁体设计工具，为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等多个国家强磁场实验室共同开展下一代脉冲磁体研究提供支撑。
十余年来，强磁场中心团队持续攻关，最终建成国际领先的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建有12个三种类型的系列脉冲磁体，最高场强达到94.8T，位居世界第三、亚洲第一；电容储能型、脉冲发电机型、蓄电池型三种电源，电源种类最为齐全，整个电源系统的经费投入仅为美国同类设备的十分之一；电输运、磁特性、磁光特性、电子自旋共振等8个科学实验测试系统，部分测量精度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中央控制系统实现了多种电源、多级磁体和多个科学实验站的协同工作及精确时序控制，达到国际同类装置的领先水平；低温系统的液氦回收装置，每年回收的氦气相当于节约五、六百万元实验消耗。
现在，华中科技大学强磁场中心是国内唯一的大型脉冲强磁场科研基础条件平台，并已成为世界四大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之一。
依靠自身力量，强磁场中心实现了从跟跑到超越的快速发展，却从未固步自封，“开放平台，世界共享”是强磁场中心成立之初定下的理念，也是科研人员的共识。
“我们的装置已为97家科研单位提供了1258项科学研究服务，装置开放运行及成果产出与世界最高水平实验室相当。”在完成装置的建设任务后，韩小涛等人又开始积极推动装置的开放运行。
“很多科学家为了搭建实验装置，牺牲了自己的科研时间，前几年都没有出成果。但这个装置搭建完毕，自己试验完成后，会免费向全世界开放。”吕以亮说。
“看到其他科研机构能够在我们搭建的装置里完成实验，得到高质量的结果，我特别高兴。”因為忙于实验室设计、建设，韩一波前几年科研成果很少，他坦言那段时间会焦虑，但信念从未动摇，开放的心态也从未改变。
二十世纪初，世界迎来它的“磁场时代”。自1913年以来，包括量子霍尔效应、分数量子霍尔效应、磁共振成像和第二类超导体等与磁场有关的诺贝尔奖有19项。
极高强度的脉冲磁场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可以用来研究一系列科学难题：从极高磁场下的物质的行为到固体的量子相变等。
科学家对极低温度和极高磁场的探索，将有助于人们理解超导、磁场诱导的相变以及所谓的量子临界点——在极低温度下物质性质的微小变化就能对其物理行为有显著的影响。
磁场强度越高，对于物质系统的电子能态改变就越大，就能给科学创新提供更多机遇。
当中国有了自己的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也加入极限创新挑战的队伍。
2011年11月8日凌晨，华中科技大学东校区一角，强磁场中心灯火辉煌，团队正在进行一次重要的实验。5点28分，中心自行研制的国内首个双线圈脉冲磁体成功实现83T的磁场强度——这不仅刷新我国脉冲磁场强度纪录，也使我国非破坏性磁场强度水平一下子跃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
“83T！”短暂的惊喜过后，团队有了更多向新强度进军的底气。
2013年10月，20余位世界强磁场顶级专家齐聚武汉东湖畔，他们将亲自见证中国脉冲强磁场装置“首秀”。“拿着当天会议日程表，有的专家好心跑来劝我们，现场实验，万一失败怎么办？”当时在会议现场的施江涛、吕以亮，不约而同回忆起这个细节。
因为产生脉冲磁场的强大电流和电磁应力，随时会“爆表”。在现场，这些全球主要强磁场实验室负责人和国际强磁场权威专家不敢相信，中国人要公开进行脉冲强磁场实验演示，在此之前，国际上没有一个实验室敢公开进行高参数实验演示。
强磁场中心一个控制中心、八个实验站，整整一天实验，外国专家们闭门讨论3个小时。最终，国际同行评价：“这里的脉冲强磁场装置已经跻身于世界上最好的脉冲场之列。”
“中国的磁体和电源技术世界顶级；控制系统国际领先。虽然最高磁场纪录不及美国，但中国装置优势明显——一套中央控制系统实现三类电源和八个实验站的灵活组合。”这是国际权威报告对中国装置的认证。
也是同一年，以彭涛、丁洪发、韩小涛等几位教授为首的磁体、电源及控制团队再创佳绩，让我国脉冲强磁场一举迈入90T级磁场的水平。为了实现90T以上的磁场强度，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用了20年，德国德累斯顿强磁场实验室用了10年，而在中国仅用不到5年时间。
2018年11月22日，我国脉冲强磁场技术走在了世界最前列。这一天，强磁场中心团队成功实现64T脉冲平顶磁场，超过此前美国国家强磁场实验室创造的60T脉冲平顶磁场强度世界纪录，成为全球最高强度的脉冲平顶磁场。
脉冲平顶磁场兼具稳态和脉冲两种磁场的优点，能够实现更高的强度且在一段时间保持很高的稳定度，通俗理解就是脉冲磁场达到峰值时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峰值越高、峰顶运行越平稳，实验质量越高。
“高强度和高稳定度，是考验脉冲平顶磁场的两个关键指标。”吕以亮介绍。但同时实现这两项并不容易，“需要解决磁场产生过程中的大电流精确调控和强电磁力下结构稳定的难题，目前国外主要采用的大电源、大磁体的方案。世界上最大的电源体积有二层楼那么高，体积庞大、花费惊人，还存在着磁体冷却速度慢和实验效率低等问题”。
没有世界上最大的电源，要如何实现高质量的磁场？用技术。为了满足科学研究需求，脉冲强磁场需要具备磁场强度高、平顶稳定度高和重复频率高等特点。国际上其他脉冲强磁场实验室都是通过研制不同磁体分别实现这三类磁场，而武汉强磁场中心基于强磁场核心技术的全面掌握，通过电源与磁体的协同控制，可以让同一个实验站的同一个磁体产生高强度、高稳定度和高重频的脉冲磁场，为相关领域科学研究提供独特的实验条件。“此次实现64T平顶磁场的磁体还产生了45T/50赫兹的超高重频磁场，将国际同类磁场重复频率提高两个数量级，且波形和频率都能很方便地调节，这也是我们技术领先的重要体现。”吕以亮说。
“我们还提出双电容器耦合态调控新方案，首次实现电容器驱动的脉冲强磁场波形调控”，吕以亮解释，“就等于削峰填谷”。
在测试64T平顶磁场的同时，强磁场中心同步开展重费米子材料CeRhIn5的比热测量，过去只能在稳态磁场下开展的核磁共振、比热、拉曼光谱等研究工作在更高场强下成为可能。
不仅如此，美国实验室做平顶脉冲磁场，一年只能使用50-60次。而在强磁场中心，由于改进了电源和控制系统，做这项实验像用微波炉一样简单，并且实验使用的磁体重量、电源能量均不到国际同类型磁场系统的1/10。此前有国际专家说，这是花1.2亿元人民币，干出1.2亿美元的活儿。
依托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强磁场中心坚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不断发展脉冲强磁场新技术及其应用，挑战电磁极限、拓展强磁场应用，并秉承“培养更高学术水平、更强创新能力的大科学装置科技人才”的目标，注重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和梯队建设。
在强磁场中心不起眼的一角，一块直径1.38米的铝合金板件刚刚整体成形。这是强磁场中心与相关部门合作，首次使用多时空脉冲强磁场成形制造技术做出来的航天器无焊缝底壳部件。
近年来，针对国内外现有大型、复杂板管类零件的成形受限于工艺装备和材料性能的难题，强磁场中心首创多时空脉冲强磁场成形制造技术，已形成曹全梁、谌祺和赖智鹏等青年老师组成的电磁成形研究团队，在成形装备研制、大型壳体件整体成形和异质金属“焊接”技术等方面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在永磁高速电机、永磁风力发电机、永磁NMR等大型永磁设备充磁需求的牵引下，李亮教授提出了组装后整体充磁的创新型工艺方法，成为吕以亮团队近年攻关的方向。“一些工业用磁体体积庞大，传统制造工艺采用已充磁的磁钢块，人工拼装组成大的磁极。由于磁钢块间同性相斥，排斥力巨大，拼装很难，工艺复杂，操作危险，生产效率低。整体充磁，则完全避免这一问题。”吕以亮说。
目前整体充磁团队与国内相关厂家合作，首次实现了2.5MW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机转子的整体充磁，充磁后的永磁风力发电机通过了型式试验，所有测试指标均达到产品技术要求，这是我国大型永磁电机整体充磁技术的重大突破，相关技术及装备研制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吕以亮说：“这项技术的成功，打破了美、德等国的技术封锁，将广泛应用于永磁电机等各类大型永磁设备，市场前景广阔。”
在战略性前沿技术布局方面，强磁场中心已将太赫兹回旋管技术列入发展规划重点方向，形成了以潘垣院士为顾问，韩小涛为负责人，肖后秀、谢剑峰等为骨干的20余人研究梯队。“经过三年的探索实践，我们自主开发太赫兹回旋设计平台GYROCOMPU，发展了基于平顶脉冲强磁场的太赫兹回旋管技术，已实现频率230-803GHz、最大功率20W的太赫茲波输出。”青年教师肖后秀自豪地说，对于后续的研究和应用，他亦充满信心。
同时，强磁场中心秉持广纳英才、兼容并包，吸引越来越多跨学科青年科学家落户于此，开展多元化、跨学科实验，学科交叉、学术互补，让这块坐落于中部地区的科研基地不断“破圈”地域限制和学科边界，产生令人惊讶的“强磁场效应”。
大家普遍感受是强磁场中心越来越“挤了”。原来空荡荡的四层研究办公室，现在已经满满当当。
2016年9月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引进、入职强磁场中心的徐刚，主要从事新奇物性和材料的探索与研究，兼具凝聚态中的基础物理研究和实际材料应用。作为一名计算物理学家，徐刚的主要工作是在计算机上预测物理现象或理论，并不需要强磁场实验装置进行实践检验，但他仍旧选择强磁场中心，潜心科研。“我预测的理论，可以在强磁场中心由实验物理学家进行验证”，五年来，徐刚看着一批计算物理学家汇聚于此，这个年轻的强磁场中心“科研学术生态环境越来越生机勃勃”。
相比于办公室，2015年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学成归来的于海滨更喜欢待在自己设计、组建的实验室里。与学生交流、看看实验进度、读读论文，往往不经意间就到了深夜。“强磁场中心给我提供了很好的科研条件，让我能够专心探索极端条件下非晶态材料。”
今年初刚从美国洛斯阿拉莫斯脉冲强磁场实验室获荣誉博士后的李靖，已于春节后正式入职强磁场中心，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靖长期从事低维量子材料和器件在极端条件下的电输运性质以及脉冲强磁场条件下光-电-物质相互作用方面的研究，坐在喻家山脚的新办公室里，他正在制定未来方向与蓝图。
从考上博士研究生进入强磁场中心，到毕业留校至今，刘诗宇已在这里学习、工作了7年。“每天晚上，这里直到深夜都灯火通明。只要是中心开放的时段，这里随时有人在工作。大家都想做出点实际成绩。” 刘诗宇几乎每天在办公室待到夜里十一点半，才心满意足地回到宿舍。如果赶上实验，他就睡在办公室里。“那个角落是一张行军床”，他随手一指。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实验不能中断，需要按时记录数据，大家都是这样”。
“以前，我们做实验只能去国外；现在，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完成实验。”这让他很自豪。七年间，刘诗宇早已被前辈、师长们脚踏实地搞科研的精神所感染，并身体力行，“求真务实”在他看来不是一个虚词。
14年来，负责强磁场中心安全工作的施江涛，一直坚持每个工作日最早到岗。这个2002年放弃产品研发工程师高薪职位，从深圳返回武汉的华科学子，亲历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从无到有的全过程，并一手建立起强磁场中心各项安全规章制度，如今这些文件已堆成厚厚一大本。每天早上看到强磁场中心各部门都安全运转，是施江涛最大心愿。
现在，强磁场中心已有科研人员、工程师90余人，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二期工程已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据悉，二期工程占地面积更大，性能更强，中国科学家将有条件冲刺世界脉冲强磁场最高峰值，开展更多极端条件下的科学实验。采访中，强磁场中心的每个人，都对此心怀期待。
磁场范围无穷大，电磁力的作用范围和万有引力一样，没有界限。在无穷尽的探索中，强磁场中心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们正齐心协力朝着更高的山峰攀登，他们以追求科学的赤子之心，突破世俗藩篱、打破学科界限，站在一个更宽广、更高远、更通透、更清纯、更执着、更深沉的高地，观察、认知外部世界，审视、规范自身行为，探索未知、造福他人，为更崇高的目标，奉献自己的力量。
在这里，能实现94.8T的最高峰值磁场强度，這是世界第三高脉冲强磁场强度。瞬间冲顶时的惊鸿一瞥，在纪录曲线上留下永恒。
T为“特斯拉”，是表征磁场大小的单位。我们生活的地球，磁场平均只有十万分之五T。
在这里，磁性尺蠖软体机器人以超过1倍身长/秒的移动速度在欢快地“跑动”，是目前报道最快的磁性尺蠖软体机器人。
在这里，铝和物性相差极大金属间的冶金结合变为可能，在强磁场作用下可瞬间“粘合”，成为一种新型轻质复合材料。
这里是位于华中科技大学的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简称“强磁场中心”）。实现一项项“极限挑战”的，是几十位70后、80后，和如今越来越多的90后科研人员、工程师队伍，还有他们亲手设计、制造，亲自安装的实验仪器、设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现代科学实验中，强磁场与极低温、超高压一起，被列为最重要的极端条件，要产生更高强度的强磁场，就必须依靠一个“利器”——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高温超导的发现，科研人员急需更高强度的强磁场实验条件开展相关领域前沿科学研究，而此时欧美发达国家已建有30多个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相比之下，由于我国长期缺乏此类装置，科研人员做实验要向国外实验室申请，众多急需开展的科学研究严重受制于人。
为了建设我国自己的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14年前，武汉东湖畔，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青年科技队伍站了出来。
开工11个月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三年开放实验装置，四年完成脉冲强度从60T到90T的跨越……14年间，从七八人的小团队到八九十人的大集体，从一无所有到世界领先，不断迭代的青年科研工作者突破一个又一个“卡脖子”难题，长期战斗在脉冲强磁场科学与技术领域最前沿。
他们设计、搭建的实验装置，在完成强磁场中心科学家们的实验之外，完全面向全世界开放，供世界各地前来做实验的团队使用。自2014年通过验收、正式开放，至2020年底，强磁场中心近7年间累计开放运行时常超过55400小时，世界上20多个国家的科研人员前来进行强磁场实验，国内外97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258项科学研究在此完成，实现了我国强磁场实验条件从“受制于人”到“授之与人”的跨越。
强磁场中心是一个获得过诸多荣誉的集体，2018年获湖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2019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今年5月，在得知获得第25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时，大家格外高兴，“这是属于青年的荣誉，我们是一个年轻、团结的集体”。
从无到有创建中国唯一脉冲强磁场中心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凝聚态物理、材料化学和生命科学等基础科学发展，强磁场装置地位越发重要。200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潘垣敏锐意识到，我国要想在相关科学研究领域进入国际前列，就必须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脉冲强磁场装置。各方几经努力，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建设提上日程。
从2004年7月开始，彭涛、丁洪发、夏正才、陈晋、韩小涛等一批华中科技大学的热血青年陆续加入到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的筹备当中，动笔起草项目申请书。
然而，要起草厚厚一本申请书，对于这群缺少经验的年轻人而言，实在是挑战巨大。“只能找来其他项目申请书，反复琢磨着写，一字一句反复修改。”他们回忆道。大家早已记不清熬了多少个夜晚，经历了多少次的讨论修改，唯一记得的是，即使困难重重，他们从不抱怨，也从没想过放弃。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2007年1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项目正式获批立项。由一所大学承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在教育部高校中还是第一次。
在这些年轻人忙着写立项申请书的时候，华中科技大学校友李亮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母校，建设属于中国的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
回国后，李亮和这群年轻人一起，从“绕线圈”做磁体开始，从零开始全身心投入装置建设。当年刚刚读博士研究生的吕以亮，在跟随老师们学习的过程中，他不仅参与绕制了很多线圈，还在老师们身上看到了一种不畏艰辛、攻坚克难的科研精神。博士毕业时，吕以亮有很多选择，但他放弃了企业的高薪工作，最终选择加入强磁场中心。回想当初的选择，吕以亮说：“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也非常荣幸能够成为团队一员，能够在强磁场中心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当时强磁场中心大楼尚未破土，办公条件非常艰苦，七八个老师、学生挤在两间简陋的实验室里，尤其是未安装空调之前，武汉漫长溽热的盛夏里，支撑他们的只有一纸项目规划和心中的梦想。
“2008年4月25日，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破土动工。”不论过去多少年，团队每个人说起这个日子都是脱口而出。对他们来说，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就像他们亲手养大的孩子，每个人都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开工11个月后，中心的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样机系统就已研制完成，当年磁场强度能达到75T。也是这一年，韩一波在武汉大学光学专业获理学博士学位后，来到强磁场中心。“虽然最初的规模很小，只有几个年轻老师，以及一个只能放电的电容器，但它吸引我的是，这是中国自主建设的第一个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给了我一个方向、有一个希望，这就足够”。
希望如炬，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吸引一个又一个青年工程师、科研人员，既有华中科技大学成长起来的“土著”，也有来自国际知名科研机构和大学的海归学子，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共同朝着明亮的未来疾走。
2010年，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如期竣工，这是首个由教育部高校承建并按时通过验收对外开放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填补了我国强磁场装置的空白，为今后我国凝聚态物理、材料、化学、生命等前沿基础学科发展提供了平台支撑。
以85%国产核心部件，解决“卡脖子”问题
今年五一假期后第一个工作日，近1.5米高、近1米直径的液氦制冷机连着氦气回收装置轰隆隆地响着，近百平方米的实验室里被数个这样的装置和粗粗细细、纵横交织的管子、气囊塞满。一位科研人员在轰鸣声中守着电脑仪器，记录测算。
常温氦气在装置中浸泡冷却，温度降至4K，也就是零下269.15℃，成为低温液氦。作为开展脉冲强磁场下电/磁输运、整数和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和自旋电子学等前沿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条件，液氦温区在脉冲强磁场实验室必不可少。通过管道，这些液氦被分配到各个实验室，实验后，它们再升温还原为氦气，通过管道被回收至气囊，经过处理后循环利用。“我国氦资源匮乏，依赖进口，实验用完的氦气必须回收，再利用。这个循环装置是我们自己设计、建造的。”强磁场中心工程师刘梦宇说。
沿着走廊再走不远，是韩一波团队设计、搭建的磁光实验站。与初期只有一台能放电的电源相比，现在的磁光实验站由三部分组成，已颇具规模。“这个房间专门放激光器、探测器、光谱仪，隔壁房间是磁体，第三个房间做光学实验。”韩一波介绍着，一脸满足和自豪的笑意。因为实验装置有洁净要求，非实验人员不能随意出入。韩一波隔着实验室窗户介绍着，“很多基础性的实验装置搭建，在强磁场中心都由科学家来做。我们设计得非常非常细，一点点试着搭建完成，再调试到最好效果。这些几百公斤重的实验台，都是我们自己抬进去安装好的”。从一间空屋子到一个装备完善的实验室，韩一波和工程师们花了四个多月。
这是强磁场中心的日常一天。在强磁场中心，实验装置每一块电路板的设计图、每一个零件都由科研工作者们自己绘制和安装调试。
核心材料和技术，从来都是“卡脖子”的。强磁场中心团队从没指望等、靠、要、買，他们自己设计器材，自己制造设备，自己搭建实验室，85%以上的材料、部件都是国产。
磁体被视为强磁场装置的心脏。做磁体，是用小指头粗细的导线，绕成线圈，“接上2.5万伏电压，流过4万安培瞬间电流，就可以产生几十T脉冲磁场。但通电线圈会被磁体内部应力拉长和压扁”。李亮说，磁体线圈承受的应力，是“蛟龙”号在7000米海底承受压强的50倍。
磁体质量一定程度上决定强磁场实验成败。而且磁体绕制没有“回头路”，只能一次成功。“做磁体是手工绕线，绕线的方向、角度都会影响磁体质量。国外实验室都是工人绕线圈，我们是科研人员自己动手。”吕以亮说。
绕制线圈需要用到环氧树脂，因其有强烈气味且有一定毒性，科研人员需要穿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和防毒面具。“为了节省穿脱时间，我们早上进入工作间后，一上午就不出来，连水都不喝一口。”夏季，江城武汉气温接近40℃，穿上防护服后更是热得像蒸笼，最初车间里没有空调，后来即便在工作台旁边安装了立式空调，也效果甚微，“每次脱下防护服后仍旧浑身湿透，像刚从水里捞出来”，吕以亮说。
在青年科研团队的努力下，我国脉冲强磁场装置的理论分析和研制水平迅速跃居世界前列。“李亮主任和教授们提出脉冲磁体非连续性层间加固理论和工艺实现方法，解决了高参数脉冲磁体的力学稳定性问题，大大提高了磁体的性能和寿命，降低了成本。”吕以亮说。
强磁场中心走廊尽头的大车间里，立着两台绕线机，其中早已锈迹斑斑的那台，“是中心科研人员自己设计、制造，已经用了14年，现在还很好用”。吕以亮早已记不清多少个工作日站在这里绕线圈。
2007年至今，彭涛一直负责手工缠绕磁体。从线圈的纹路和颜色，有经验的人能从中看出瑕疵。瑕疵让线圈更早崩溃。“如果浸泡树脂不够充分，反光不同。”彭涛说，他常常“做梦都在绕磁体”，生怕出一点差错。目前强磁场中心常规使用的65T脉冲磁体平均寿命超过800次，远超国际同行350次至500次的水平。
科研经费有限、导体材料不是世界最好，怎样把强磁场实验室搭建好，强磁场中心团队费尽心思。不同科学研究需要不同的磁场波形，为了提高装置运行效率，控制系统负责人韩小涛教授把整个装置设计成模块化结构，由一套中央控制系统精准控制多类电源、多个实验站。“这可以实现在同一科学实验站的同一磁体上产生多种磁场波形，大幅提升我国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的实验效率。”
在装置建设过程中，团结奋进非常重要。“我们拥有一个团结的集体。我和韩小涛、彭涛、丁洪发几位教授，从创始期就在一起，虽然各有分工，但始终团结一致。这个过程中遇到太多困难，有的甚至当时看上去难以逾越，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不’字。困难面前，我们敢于站出来，去克服、去突破，最后我们成功了。”李亮说。
强磁场中心中控大厅，大小不一的八块显示屏镶嵌在墙体里，每块负责记录不同类型的实验数据。韩一波说，“脉冲强磁场是瞬间消失的磁场，实验要在一瞬间把需要的信号采集好，特别困难，这个难度跟常规实验难度不一样”。
脉冲磁体的设计需要结合电、磁、热、力等多物理量的计算结果进行综合优化，李亮、彭涛等人开发了脉冲磁体专用设计平台PMDS。法国图卢兹国家强磁场实验室奥列克西·德拉琴科博士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示，PMDS是一款功能强大、使用方便的优秀软件，它可实现脉冲磁体许多参数的计算，还可简便地进行线圈几何结构、导线和加固材料层数等变量的设计。计算包括电感、磁场、脉冲宽度、均匀度、应变应力分布、温度分布等电参数和机械参数，最后还能指导磁体研制所需材料的订购。“我认为PMDS可让一大批科学家和工程师参与脉冲磁体设计，这是将磁体设计水平推向新高度的重大成绩。”
目前，中国自主研发的脉冲磁体设计平台PMDS已被欧盟第六框架项目“下一代脉冲磁场用户设施的设计研究”采纳为磁体设计工具，为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等多个国家强磁场实验室共同开展下一代脉冲磁体研究提供支撑。
十余年来，强磁场中心团队持续攻关，最终建成国际领先的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建有12个三种类型的系列脉冲磁体，最高场强达到94.8T，位居世界第三、亚洲第一；电容储能型、脉冲发电机型、蓄电池型三种电源，电源种类最为齐全，整个电源系统的经费投入仅为美国同类设备的十分之一；电输运、磁特性、磁光特性、电子自旋共振等8个科学实验测试系统，部分测量精度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中央控制系统实现了多种电源、多级磁体和多个科学实验站的协同工作及精确时序控制，达到国际同类装置的领先水平；低温系统的液氦回收装置，每年回收的氦气相当于节约五、六百万元实验消耗。
现在，华中科技大学强磁场中心是国内唯一的大型脉冲强磁场科研基础条件平台，并已成为世界四大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之一。
依靠自身力量，强磁场中心实现了从跟跑到超越的快速发展，却从未固步自封，“开放平台，世界共享”是强磁场中心成立之初定下的理念，也是科研人员的共识。
“我们的装置已为97家科研单位提供了1258项科学研究服务，装置开放运行及成果产出与世界最高水平实验室相当。”在完成装置的建设任务后，韩小涛等人又开始积极推动装置的开放运行。
“很多科学家为了搭建实验装置，牺牲了自己的科研时间，前几年都没有出成果。但这个装置搭建完毕，自己试验完成后，会免费向全世界开放。”吕以亮说。
“看到其他科研机构能够在我们搭建的装置里完成实验，得到高质量的结果，我特别高兴。”因為忙于实验室设计、建设，韩一波前几年科研成果很少，他坦言那段时间会焦虑，但信念从未动摇，开放的心态也从未改变。
三次“冲顶”，跻身国际一级强磁场实验室行列
二十世纪初，世界迎来它的“磁场时代”。自1913年以来，包括量子霍尔效应、分数量子霍尔效应、磁共振成像和第二类超导体等与磁场有关的诺贝尔奖有19项。
极高强度的脉冲磁场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可以用来研究一系列科学难题：从极高磁场下的物质的行为到固体的量子相变等。
科学家对极低温度和极高磁场的探索，将有助于人们理解超导、磁场诱导的相变以及所谓的量子临界点——在极低温度下物质性质的微小变化就能对其物理行为有显著的影响。
磁场强度越高，对于物质系统的电子能态改变就越大，就能给科学创新提供更多机遇。
当中国有了自己的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也加入极限创新挑战的队伍。
2011年11月8日凌晨，华中科技大学东校区一角，强磁场中心灯火辉煌，团队正在进行一次重要的实验。5点28分，中心自行研制的国内首个双线圈脉冲磁体成功实现83T的磁场强度——这不仅刷新我国脉冲磁场强度纪录，也使我国非破坏性磁场强度水平一下子跃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
“83T！”短暂的惊喜过后，团队有了更多向新强度进军的底气。
2013年10月，20余位世界强磁场顶级专家齐聚武汉东湖畔，他们将亲自见证中国脉冲强磁场装置“首秀”。“拿着当天会议日程表，有的专家好心跑来劝我们，现场实验，万一失败怎么办？”当时在会议现场的施江涛、吕以亮，不约而同回忆起这个细节。
因为产生脉冲磁场的强大电流和电磁应力，随时会“爆表”。在现场，这些全球主要强磁场实验室负责人和国际强磁场权威专家不敢相信，中国人要公开进行脉冲强磁场实验演示，在此之前，国际上没有一个实验室敢公开进行高参数实验演示。
强磁场中心一个控制中心、八个实验站，整整一天实验，外国专家们闭门讨论3个小时。最终，国际同行评价：“这里的脉冲强磁场装置已经跻身于世界上最好的脉冲场之列。”
“中国的磁体和电源技术世界顶级；控制系统国际领先。虽然最高磁场纪录不及美国，但中国装置优势明显——一套中央控制系统实现三类电源和八个实验站的灵活组合。”这是国际权威报告对中国装置的认证。
也是同一年，以彭涛、丁洪发、韩小涛等几位教授为首的磁体、电源及控制团队再创佳绩，让我国脉冲强磁场一举迈入90T级磁场的水平。为了实现90T以上的磁场强度，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用了20年，德国德累斯顿强磁场实验室用了10年，而在中国仅用不到5年时间。
2018年11月22日，我国脉冲强磁场技术走在了世界最前列。这一天，强磁场中心团队成功实现64T脉冲平顶磁场，超过此前美国国家强磁场实验室创造的60T脉冲平顶磁场强度世界纪录，成为全球最高强度的脉冲平顶磁场。
脉冲平顶磁场兼具稳态和脉冲两种磁场的优点，能够实现更高的强度且在一段时间保持很高的稳定度，通俗理解就是脉冲磁场达到峰值时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峰值越高、峰顶运行越平稳，实验质量越高。
“高强度和高稳定度，是考验脉冲平顶磁场的两个关键指标。”吕以亮介绍。但同时实现这两项并不容易，“需要解决磁场产生过程中的大电流精确调控和强电磁力下结构稳定的难题，目前国外主要采用的大电源、大磁体的方案。世界上最大的电源体积有二层楼那么高，体积庞大、花费惊人，还存在着磁体冷却速度慢和实验效率低等问题”。
“我们还提出双电容器耦合态调控新方案，首次实现电容器驱动的脉冲强磁场波形调控”，吕以亮解释，“就等于削峰填谷”。
在测试64T平顶磁场的同时，强磁场中心同步开展重费米子材料CeRhIn5的比热测量，过去只能在稳态磁场下开展的核磁共振、比热、拉曼光谱等研究工作在更高场强下成为可能。
不仅如此，美国实验室做平顶脉冲磁场，一年只能使用50-60次。而在强磁场中心，由于改进了电源和控制系统，做这项实验像用微波炉一样简单，并且实验使用的磁体重量、电源能量均不到国际同类型磁场系统的1/10。此前有国际专家说，这是花1.2亿元人民币，干出1.2亿美元的活儿。
广纳青年人才，担当科技创新扛鼎之力
依托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强磁场中心坚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不断发展脉冲强磁场新技术及其应用，挑战电磁极限、拓展强磁场应用，并秉承“培养更高学术水平、更强创新能力的大科学装置科技人才”的目标，注重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和梯队建设。
在强磁场中心不起眼的一角，一块直径1.38米的铝合金板件刚刚整体成形。这是强磁场中心与相关部门合作，首次使用多时空脉冲强磁场成形制造技术做出来的航天器无焊缝底壳部件。
近年来，针对国内外现有大型、复杂板管类零件的成形受限于工艺装备和材料性能的难题，强磁场中心首创多时空脉冲强磁场成形制造技术，已形成曹全梁、谌祺和赖智鹏等青年老师组成的电磁成形研究团队，在成形装备研制、大型壳体件整体成形和异质金属“焊接”技术等方面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在永磁高速电机、永磁风力发电机、永磁NMR等大型永磁设备充磁需求的牵引下，李亮教授提出了组装后整体充磁的创新型工艺方法，成为吕以亮团队近年攻关的方向。“一些工业用磁体体积庞大，传统制造工艺采用已充磁的磁钢块，人工拼装组成大的磁极。由于磁钢块间同性相斥，排斥力巨大，拼装很难，工艺复杂，操作危险，生产效率低。整体充磁，则完全避免这一问题。”吕以亮说。
目前整体充磁团队与国内相关厂家合作，首次实现了2.5MW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机转子的整体充磁，充磁后的永磁风力发电机通过了型式试验，所有测试指标均达到产品技术要求，这是我国大型永磁电机整体充磁技术的重大突破，相关技术及装备研制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吕以亮说：“这项技术的成功，打破了美、德等国的技术封锁，将广泛应用于永磁电机等各类大型永磁设备，市场前景广阔。”
在战略性前沿技术布局方面，强磁场中心已将太赫兹回旋管技术列入发展规划重点方向，形成了以潘垣院士为顾问，韩小涛为负责人，肖后秀、谢剑峰等为骨干的20余人研究梯队。“经过三年的探索实践，我们自主开发太赫兹回旋设计平台GYROCOMPU，发展了基于平顶脉冲强磁场的太赫兹回旋管技术，已实现频率230-803GHz、最大功率20W的太赫茲波输出。”青年教师肖后秀自豪地说，对于后续的研究和应用，他亦充满信心。
同时，强磁场中心秉持广纳英才、兼容并包，吸引越来越多跨学科青年科学家落户于此，开展多元化、跨学科实验，学科交叉、学术互补，让这块坐落于中部地区的科研基地不断“破圈”地域限制和学科边界，产生令人惊讶的“强磁场效应”。
大家普遍感受是强磁场中心越来越“挤了”。原来空荡荡的四层研究办公室，现在已经满满当当。
2016年9月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引进、入职强磁场中心的徐刚，主要从事新奇物性和材料的探索与研究，兼具凝聚态中的基础物理研究和实际材料应用。作为一名计算物理学家，徐刚的主要工作是在计算机上预测物理现象或理论，并不需要强磁场实验装置进行实践检验，但他仍旧选择强磁场中心，潜心科研。“我预测的理论，可以在强磁场中心由实验物理学家进行验证”，五年来，徐刚看着一批计算物理学家汇聚于此，这个年轻的强磁场中心“科研学术生态环境越来越生机勃勃”。
相比于办公室，2015年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学成归来的于海滨更喜欢待在自己设计、组建的实验室里。与学生交流、看看实验进度、读读论文，往往不经意间就到了深夜。“强磁场中心给我提供了很好的科研条件，让我能够专心探索极端条件下非晶态材料。”
今年初刚从美国洛斯阿拉莫斯脉冲强磁场实验室获荣誉博士后的李靖，已于春节后正式入职强磁场中心，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靖长期从事低维量子材料和器件在极端条件下的电输运性质以及脉冲强磁场条件下光-电-物质相互作用方面的研究，坐在喻家山脚的新办公室里，他正在制定未来方向与蓝图。
从考上博士研究生进入强磁场中心，到毕业留校至今，刘诗宇已在这里学习、工作了7年。“每天晚上，这里直到深夜都灯火通明。只要是中心开放的时段，这里随时有人在工作。大家都想做出点实际成绩。” 刘诗宇几乎每天在办公室待到夜里十一点半，才心满意足地回到宿舍。如果赶上实验，他就睡在办公室里。“那个角落是一张行军床”，他随手一指。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实验不能中断，需要按时记录数据，大家都是这样”。
“以前，我们做实验只能去国外；现在，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完成实验。”这让他很自豪。七年间，刘诗宇早已被前辈、师长们脚踏实地搞科研的精神所感染，并身体力行，“求真务实”在他看来不是一个虚词。
14年来，负责强磁场中心安全工作的施江涛，一直坚持每个工作日最早到岗。这个2002年放弃产品研发工程师高薪职位，从深圳返回武汉的华科学子，亲历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从无到有的全过程，并一手建立起强磁场中心各项安全规章制度，如今这些文件已堆成厚厚一大本。每天早上看到强磁场中心各部门都安全运转，是施江涛最大心愿。
现在，强磁场中心已有科研人员、工程师90余人，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二期工程已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据悉，二期工程占地面积更大，性能更强，中国科学家将有条件冲刺世界脉冲强磁场最高峰值，开展更多极端条件下的科学实验。采访中，强磁场中心的每个人，都对此心怀期待。
磁场范围无穷大，电磁力的作用范围和万有引力一样，没有界限。在无穷尽的探索中，强磁场中心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们正齐心协力朝着更高的山峰攀登，他们以追求科学的赤子之心，突破世俗藩篱、打破学科界限，站在一个更宽广、更高远、更通透、更清纯、更执着、更深沉的高地，观察、认知外部世界，审视、规范自身行为，探索未知、造福他人，为更崇高的目标，奉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