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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佛教高僧惠能的《六祖坛经》具有浓厚的哲学意蕴和文学韵味。书中的智慧对唐代以来的艺术文化、士人心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禅理中所蕴含的诗学思想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关键词： 惠能法师 《六祖坛经》 诗学理论
唐代高僧惠能法师（638—713），俗姓卢，祖籍河北范阳（今河北省涿州市）。其父谪官至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东），惠能生于此地，幼年丧父，随母迁居南海。《中国宗教研究年鑒》指出，对于惠能的族别，学界有两种观点：“一是瑶族说，二是仡佬族说，侯外庐等持惠能的母亲为瑶族说，而未言惠能自身的民族，张春波沿用此说。”而在大部分涉及仡佬族族源探析的论著中，均将惠能作为仡佬族人来进行介绍。如徐杰舜、李辉所著《岭南民族源流史》第六章《岭南其他少数民族之源流》，李良品、祝国超所著《乌江流域民族史》第五章《唐宋时期乌江流域民族》，吴德盛所著《仡佬族地名研究》第一章《仡佬族的族称及其演变》等。其他如冯沛祖所著《广州风物》《广州城建史话》等书，在介绍岭南历史人物惠能时，也都表明他是仡佬族。
惠能因对佛法的领悟与阐述，成为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一位佛教高僧。他虽然不是文人，其《六祖坛经》也非文学著作，但他在《坛经》中所阐发的禅宗思想，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的创作起到了启发作用，一千多年来，“对中国文化、对整个东方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惠能及其《六祖坛经》
惠能在幼年时听人诵唱《金刚经》，有所领悟，后知此经乃是从湖北黄梅东山寺弘忍禅师处传得，遂有拜师之念。惠能前往东山寺后，弘忍法师曾经问他道：“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 ”惠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 ”惠能得弘忍收留，后来又以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受到弘忍的赏识，以衣钵相传。
惠能有《六祖坛经》流传于世，该书记述了惠能一生得法传法的事迹以及启导门徒的诸多语录，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惠能不识字，他说法时乃是口述的形式，《六祖坛经》内容是由门人笔录下来的，记录时也尽量保持了他当时的口语风格，所以《六祖坛经》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部白话作品，其后两宋时期理学家语录也是受此影响。
《六祖坛经》的中心主张是佛性本有、见性成佛，“以定慧为本”“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认为“法即一种，见有迟疾”“法无顿渐，人有利钝”。《六祖坛经》的思想对禅宗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是中国人佛教著作中唯一被奉为“经”的文献，也是禅宗所依据的重要经典。国学大师钱穆将之与《论语》《孟子》等书同列为探索中国文化的必读典籍，胡适也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中将此书列入，介绍给国人。
《坛经》充满了中国式的机智与幽默，且具有浓厚的哲学意蕴和文学韵味。其中的智慧对唐代以来的艺术文化、士人心态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禅理中所蕴含的诗学思想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坛经》中的偈语，形式灵活，不拘一格，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等，以五言、七言居多，四句为一偈，近似五言、七言绝句。著名的《菩提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无论从韵律、句法，还是意象、意境方面，都可说是一首高明的禅理诗，在表达玄妙思想的同时又不乏文采。《红楼梦》 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中，写宝玉因与黛玉发生口角，心中不快，便写了一偈云：“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又填了一支《寄生草》在偈后。宝钗看到后，给他讲述了六祖惠能的故事，并引用了惠能的偈语，认为宝玉的偈语亦同此意，只是不及《菩提偈》悟得透彻。可见惠能的《坛经》流传之广、影响之大。
这首禅理诗揭示了禅宗的基本教理，它有两层意思：一是要消除身心、染净、色空之分别，明示空即是色，佛性本净，不必通过修心来断除种种烦恼；二是色即是空、染净一如，佛即是我，我即是佛，修行成佛是一个顿悟的过程，要成佛应当开发自己的本心，而不是向外觅求。
后来的禅诗多受这首《菩提偈》的启发，如苏轼在诗中多次化用《坛经》之义理，他在《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画着色山》一诗中就有“山中亦何有，木老土石顽。正赖天日光，涧谷纷斓斑。我心空无物，斯文定何间。君看古井水，万象自往还”的句子，谓万象自性本来清净，曹溪之水可以破除去来、今古存亡之念，结合王晋卿画对惠能禅理进行了阐发。
二、《六祖坛经》与古代诗论
惠能法师以其思想的独创和言语的睿智而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认同与欣赏，唐代不少文人还为他撰写了碑文，如王维作《六祖惠能禅师碑铭》、柳宗元作《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刘禹锡作《大鉴禅师碑》等。唐宋文人多喜交僧友，以禅语和禅理入诗，禅境在他们笔下成为一种理想化的人生境界。
《六祖坛经》中随处可见的佛家机锋亦可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对话体文学，其着眼点不在于其文字之精美，而在于表达之巧妙、内涵之丰富、思想之深奥。如《六祖坛经·行由品》记录的一段有名的对话：“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 一僧曰幡动， 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惠能的回答体现在诗歌创作上，表达的是诗人应该有强烈的自我感情色彩，不是对生活进行纯客观的描写，而是“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物境因诗人心境之不同而有别。
物境由心所造，那么一切物境也是心的体现。心量是广大的，它遍及所有外界事物，而心的运用是通达自由、臻于万物的。《六祖坛经·般若品》云：“心量广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来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这种心性论在诗歌的创作方面产生的影响是，诗人更加重视在作品中表现个性的自由、性情的纯真。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即是以艺术真实论为基础进行阐发，其诗风格恬淡娴雅，也是诗情、禅意相交融的结果。 《坛经》提出的“顿悟”理念，也对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有一定的启示。一是启发了诗人的创作思维方式，促进了诗歌主观感兴、主观意象的表达。如王维创作了众多含蓄冲淡、富有禅意的诗歌，《辋川绝句》20首即是抒写其空灵心境的诗作。孟浩然“弃象玄应悟，忘言理必该”（《来阇黎新亭作》）提出诗歌创作应达到“弃象忘言”的境界。诗僧齊己“禅关悟后宁疑物，诗格玄来不傍人”（《道林寺居寄岳麓禅师二首》）将禅悟与诗玄作对举。苏轼“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指出了参禅对作诗的启迪作用。元好问“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嵩和尚颂序》）指出禅的哲理真谛与诗的文学美感相得益彰，诗赋予禅更生动的思辨方式，禅则强化了诗人重形象的思维特点。二是在诗歌理论上，以禅喻诗。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认为：“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明人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说：“禅则一悟之后，万法皆空，棒喝怒呵，无非至理。诗则一悟之后，万象冥会，呻吟咳唾，动触天真”，都是将禅悟与诗悟相联系，将禅悟中的系列活动如观照、冥想、直觉、体验、灵感等，与诗歌创作的艺术思维沟通起来。
惠能认为，禅法的真谛不是用语言文字所能体现出来的，口头上的论辩或是单纯地坐禅诵读经文并不能让人们真正地理解佛法，故而他提出传法应“不假文字”“以心传心”。对此，严羽在论诗歌意境时也表述道：“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也就是说，在进行诗歌创作时，要达到不着痕迹意在言外的境界，才是诗中上品。清代王渔洋提倡“神韵”诗说，不但本人参禅，其关于诗歌的理论及实践，均体现出明显的禅宗思想的痕迹。他在《带经堂诗话》中也提出了作诗“须如禅家所谓不粘不脱，不即不离，乃为上乘”的主张，认为要想写出上乘之作，就要注重在描摹物象时，捕捉其内在的意趣与神韵。王渔洋还提出了“诗禅一致”的观点，以禅宗义理来品评诗歌创作。
诗与禅都注重内心的契悟，讲究用比喻象征的意象追求言外之意，仡佬族高僧惠能在《坛经》中阐发的禅学思想为诗学开拓了新的空间，提供了哲学内涵，丰富并深化了诗学理论范畴。
参考文献：
[1] 孙继民，惠吉兴，杨小明主编.燕赵思想家研究·隋唐五代卷（上）[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4：278.
[2] 曹忠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7—1998）[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95.
[3] 惠能.六祖坛经[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17.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仡佬族文学史”（项目编号12BZW141）阶段性成果
作 者： 唐燕飞，文学硕士，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地域文化。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关键词： 惠能法师 《六祖坛经》 诗学理论
唐代高僧惠能法师（638—713），俗姓卢，祖籍河北范阳（今河北省涿州市）。其父谪官至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东），惠能生于此地，幼年丧父，随母迁居南海。《中国宗教研究年鑒》指出，对于惠能的族别，学界有两种观点：“一是瑶族说，二是仡佬族说，侯外庐等持惠能的母亲为瑶族说，而未言惠能自身的民族，张春波沿用此说。”而在大部分涉及仡佬族族源探析的论著中，均将惠能作为仡佬族人来进行介绍。如徐杰舜、李辉所著《岭南民族源流史》第六章《岭南其他少数民族之源流》，李良品、祝国超所著《乌江流域民族史》第五章《唐宋时期乌江流域民族》，吴德盛所著《仡佬族地名研究》第一章《仡佬族的族称及其演变》等。其他如冯沛祖所著《广州风物》《广州城建史话》等书，在介绍岭南历史人物惠能时，也都表明他是仡佬族。
惠能因对佛法的领悟与阐述，成为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一位佛教高僧。他虽然不是文人，其《六祖坛经》也非文学著作，但他在《坛经》中所阐发的禅宗思想，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的创作起到了启发作用，一千多年来，“对中国文化、对整个东方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惠能及其《六祖坛经》
惠能在幼年时听人诵唱《金刚经》，有所领悟，后知此经乃是从湖北黄梅东山寺弘忍禅师处传得，遂有拜师之念。惠能前往东山寺后，弘忍法师曾经问他道：“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 ”惠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 ”惠能得弘忍收留，后来又以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受到弘忍的赏识，以衣钵相传。
惠能有《六祖坛经》流传于世，该书记述了惠能一生得法传法的事迹以及启导门徒的诸多语录，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惠能不识字，他说法时乃是口述的形式，《六祖坛经》内容是由门人笔录下来的，记录时也尽量保持了他当时的口语风格，所以《六祖坛经》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部白话作品，其后两宋时期理学家语录也是受此影响。
《六祖坛经》的中心主张是佛性本有、见性成佛，“以定慧为本”“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认为“法即一种，见有迟疾”“法无顿渐，人有利钝”。《六祖坛经》的思想对禅宗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是中国人佛教著作中唯一被奉为“经”的文献，也是禅宗所依据的重要经典。国学大师钱穆将之与《论语》《孟子》等书同列为探索中国文化的必读典籍，胡适也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中将此书列入，介绍给国人。
《坛经》充满了中国式的机智与幽默，且具有浓厚的哲学意蕴和文学韵味。其中的智慧对唐代以来的艺术文化、士人心态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禅理中所蕴含的诗学思想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坛经》中的偈语，形式灵活，不拘一格，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等，以五言、七言居多，四句为一偈，近似五言、七言绝句。著名的《菩提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无论从韵律、句法，还是意象、意境方面，都可说是一首高明的禅理诗，在表达玄妙思想的同时又不乏文采。《红楼梦》 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中，写宝玉因与黛玉发生口角，心中不快，便写了一偈云：“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又填了一支《寄生草》在偈后。宝钗看到后，给他讲述了六祖惠能的故事，并引用了惠能的偈语，认为宝玉的偈语亦同此意，只是不及《菩提偈》悟得透彻。可见惠能的《坛经》流传之广、影响之大。
这首禅理诗揭示了禅宗的基本教理，它有两层意思：一是要消除身心、染净、色空之分别，明示空即是色，佛性本净，不必通过修心来断除种种烦恼；二是色即是空、染净一如，佛即是我，我即是佛，修行成佛是一个顿悟的过程，要成佛应当开发自己的本心，而不是向外觅求。
后来的禅诗多受这首《菩提偈》的启发，如苏轼在诗中多次化用《坛经》之义理，他在《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画着色山》一诗中就有“山中亦何有，木老土石顽。正赖天日光，涧谷纷斓斑。我心空无物，斯文定何间。君看古井水，万象自往还”的句子，谓万象自性本来清净，曹溪之水可以破除去来、今古存亡之念，结合王晋卿画对惠能禅理进行了阐发。
二、《六祖坛经》与古代诗论
惠能法师以其思想的独创和言语的睿智而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认同与欣赏，唐代不少文人还为他撰写了碑文，如王维作《六祖惠能禅师碑铭》、柳宗元作《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刘禹锡作《大鉴禅师碑》等。唐宋文人多喜交僧友，以禅语和禅理入诗，禅境在他们笔下成为一种理想化的人生境界。
《六祖坛经》中随处可见的佛家机锋亦可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对话体文学，其着眼点不在于其文字之精美，而在于表达之巧妙、内涵之丰富、思想之深奥。如《六祖坛经·行由品》记录的一段有名的对话：“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 一僧曰幡动， 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惠能的回答体现在诗歌创作上，表达的是诗人应该有强烈的自我感情色彩，不是对生活进行纯客观的描写，而是“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物境因诗人心境之不同而有别。
物境由心所造，那么一切物境也是心的体现。心量是广大的，它遍及所有外界事物，而心的运用是通达自由、臻于万物的。《六祖坛经·般若品》云：“心量广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来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这种心性论在诗歌的创作方面产生的影响是，诗人更加重视在作品中表现个性的自由、性情的纯真。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即是以艺术真实论为基础进行阐发，其诗风格恬淡娴雅，也是诗情、禅意相交融的结果。 《坛经》提出的“顿悟”理念，也对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有一定的启示。一是启发了诗人的创作思维方式，促进了诗歌主观感兴、主观意象的表达。如王维创作了众多含蓄冲淡、富有禅意的诗歌，《辋川绝句》20首即是抒写其空灵心境的诗作。孟浩然“弃象玄应悟，忘言理必该”（《来阇黎新亭作》）提出诗歌创作应达到“弃象忘言”的境界。诗僧齊己“禅关悟后宁疑物，诗格玄来不傍人”（《道林寺居寄岳麓禅师二首》）将禅悟与诗玄作对举。苏轼“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指出了参禅对作诗的启迪作用。元好问“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嵩和尚颂序》）指出禅的哲理真谛与诗的文学美感相得益彰，诗赋予禅更生动的思辨方式，禅则强化了诗人重形象的思维特点。二是在诗歌理论上，以禅喻诗。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认为：“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明人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说：“禅则一悟之后，万法皆空，棒喝怒呵，无非至理。诗则一悟之后，万象冥会，呻吟咳唾，动触天真”，都是将禅悟与诗悟相联系，将禅悟中的系列活动如观照、冥想、直觉、体验、灵感等，与诗歌创作的艺术思维沟通起来。
惠能认为，禅法的真谛不是用语言文字所能体现出来的，口头上的论辩或是单纯地坐禅诵读经文并不能让人们真正地理解佛法，故而他提出传法应“不假文字”“以心传心”。对此，严羽在论诗歌意境时也表述道：“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也就是说，在进行诗歌创作时，要达到不着痕迹意在言外的境界，才是诗中上品。清代王渔洋提倡“神韵”诗说，不但本人参禅，其关于诗歌的理论及实践，均体现出明显的禅宗思想的痕迹。他在《带经堂诗话》中也提出了作诗“须如禅家所谓不粘不脱，不即不离，乃为上乘”的主张，认为要想写出上乘之作，就要注重在描摹物象时，捕捉其内在的意趣与神韵。王渔洋还提出了“诗禅一致”的观点，以禅宗义理来品评诗歌创作。
诗与禅都注重内心的契悟，讲究用比喻象征的意象追求言外之意，仡佬族高僧惠能在《坛经》中阐发的禅学思想为诗学开拓了新的空间，提供了哲学内涵，丰富并深化了诗学理论范畴。
参考文献：
[1] 孙继民，惠吉兴，杨小明主编.燕赵思想家研究·隋唐五代卷（上）[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4：278.
[2] 曹忠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7—1998）[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95.
[3] 惠能.六祖坛经[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17.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仡佬族文学史”（项目编号12BZW141）阶段性成果
作 者： 唐燕飞，文学硕士，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地域文化。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