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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学定位问题
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将是公共财政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这是否意味着会与西方财政学的发展趋同？主要有以下理论：
1.国家分配论。国家分配论是我国财政学者创立的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包括财政起源论和财政本质论。在计划经济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是理论创造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来源。然而对于财政问题，这些经典著作并没有完整统一的论述，这就在客观上要求通过解读经典著作来奠定社会主义财政学理论的基础。在财政起源与产生上，陈共教授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提出“财政是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陈共 1983）：财政产生的必要条件是剩余产品（经济基础），充分条件是国家（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能动地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结果。
邓子基主张并发展“国家分配论”。 2000年出版专著《国家财政理论思考》继承了“国家分配论”的合理部分，如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社会再生产理论，社会产品扣除原理，财政分配的主导地位理论等;但同时也要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中的有益成份，发展“国家分配论”，如以“市场失灵准则”来界定财政的活动范围，加强政府及财政的法治化建设，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规模的确定方法值得借鉴，“公共选择论”对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等。
2.并轨论。主张中西方财政学的并轨，代表是蒋洪。他在其主编的《财政学》教材的前言中说：“财政学课程的基本任务在于阐述财政学的基本原理，它应能反映一般的客观经济规律。在基本理论这一层面上，没有什么东方财政学与西方财政学之分，它应该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西方财政学只表明它起源于西方，但并不是說它只适用于西方而不适用于东方。”
3.特色论。陈共在其主编的《财政学》导论中说：“原有财政学的理论体系和论点，已经不能完全反映当前的现实，不能说明和解释新体制下出现的新的财政现象和财政问题。财政理论必须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具有强盛的生命力。继承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否定过去的一切，不问中国的现实，简单照搬西方财政学，不是科学的治学方法，也决不是中国财政学的出路。基本思想应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借鉴西方财政学，从中国实际出发，继承和发展，通过百家争鸣，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
4.公共经济论。主张将财政学改为政府公共部门经济学。
5.支出论。主张建立政府支出经济学，学者丛树海在近年来多次强调“传统财政学必须向支出经济学转轨”，其专著《公共支出分析》系统阐述了财政支出理论，初步建立了财政支出理论体系。
二、社会共同需要论学派
从1956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开始，何振一从财政学国家分配论的支持者转向提出社会共同需要论，并自1980年后逐渐创立了这一理论财政学的新体系，对中国财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对推动中国财政改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1987年，《理论财政学》的出版，标志着以社会共同需要论为主线的财政学理论新体系的创立，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财政理论形成和发展的代表作之一。
何振一认为，所谓的社会共同需要，并不是大家主观需要的集合，而是“维持社会正常存在和发展的必须由社会实施的公共事务需要，其本质是社会与社会成员之间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关系”。基本主张是：
1、政府所要做的只能是社会共同事务，从而财政所要满足的只能是社会共同需要，并以此为依据，转换政府和财政的职能范围，以保证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2、主张财政分配原则上要退出市场竞争领域，为造就真正的市场主体、实现市场的公平竞争创造最基本的条件。
3、主张统一财政收支，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的一切收支原则上均应纳入预算，实行多元预算制度。
4、主张建立监督财政制度，建立对财政的民主决策、监督、约束机制并实现财政的法治化、规范化、公开化和透明化。
三、财政联邦制与软预算约束
“软预算约束”的概念最早是由匈牙利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的科尔奈（Janos Kornai）教授。在市场经济中，企业面临的通常是“硬预算约束”，即如果企业经营不善，钱不够还债，就会面临破产的局面;但也正因为如此，企业才有动力好好经营。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面临的是“软预算约束”，即使经营不善，也不会破产，政府最终总是会出手相救;但也正因为如此，企业经营动力不足，效率低下。“软预算约束”问题当然不只是限于计划经济，即使在市场经济里，政府也会在一些情况下援助资不抵债的大企业或者大银行。在转轨经济中，因为还有大量的国有或者地方政府持股的企业，“软预算约束”仍然存在，不解决这个问题，企业经营的动力和效率就难以提高。
钱颖一与政治学家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一起在传统的“财政联邦制”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维护市场的联邦制”这个概念。具体说来，这个理论阐明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应该如何划分管理的权限、如何相互制约，以达到保护市场经济的目的。这个问题在转轨经济国家尤其重要。钱颖一与转轨经济学的另一位先驱者罗兰教授（Gerard Roland）一起，进一步用严谨的理论模型证明了中国式的财政联邦制是如何缓解乃至克服“软预算约束”问题的。在这个模型中，地方财政分权与中央货币集权相结合，既带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又建立起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制衡，这两个机制同时作用，便达到了抑制软预算约束的效果。
四、关于财政学的框架体系
现代财政学如何建立全面而严密的理论体系，这是财政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从逻辑结构上看，要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理论体系， 首先应确定起基础作用的核心概念，这个核心概念是财政理论的逻辑起点。有的学者主张把公共商品即公共物品作为财政的核心概念（吴俊培，1994）;也有专家建议以市场缺陷作为财政基础理论的核心概念。
现代财政学具体框架体系的形成是一个难点，也是目前尚未解决的问题。一种比较创新的观点是把整个理论分成财政职能论、微观财政论和宏观财政论（吴俊培等）。厉以宁在《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所作的序中曾提出把财政学分为制度财政学、微观财政学 、宏观财政学和结构（或中现）财政学（平新乔，1992）。
作者简介：路碧莹（1992-），女，山西吕梁人，财政学、山西财经大学。
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将是公共财政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这是否意味着会与西方财政学的发展趋同？主要有以下理论：
1.国家分配论。国家分配论是我国财政学者创立的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包括财政起源论和财政本质论。在计划经济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是理论创造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来源。然而对于财政问题，这些经典著作并没有完整统一的论述，这就在客观上要求通过解读经典著作来奠定社会主义财政学理论的基础。在财政起源与产生上，陈共教授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提出“财政是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陈共 1983）：财政产生的必要条件是剩余产品（经济基础），充分条件是国家（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能动地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结果。
邓子基主张并发展“国家分配论”。 2000年出版专著《国家财政理论思考》继承了“国家分配论”的合理部分，如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社会再生产理论，社会产品扣除原理，财政分配的主导地位理论等;但同时也要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中的有益成份，发展“国家分配论”，如以“市场失灵准则”来界定财政的活动范围，加强政府及财政的法治化建设，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规模的确定方法值得借鉴，“公共选择论”对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等。
2.并轨论。主张中西方财政学的并轨，代表是蒋洪。他在其主编的《财政学》教材的前言中说：“财政学课程的基本任务在于阐述财政学的基本原理，它应能反映一般的客观经济规律。在基本理论这一层面上，没有什么东方财政学与西方财政学之分，它应该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西方财政学只表明它起源于西方，但并不是說它只适用于西方而不适用于东方。”
3.特色论。陈共在其主编的《财政学》导论中说：“原有财政学的理论体系和论点，已经不能完全反映当前的现实，不能说明和解释新体制下出现的新的财政现象和财政问题。财政理论必须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具有强盛的生命力。继承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否定过去的一切，不问中国的现实，简单照搬西方财政学，不是科学的治学方法，也决不是中国财政学的出路。基本思想应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借鉴西方财政学，从中国实际出发，继承和发展，通过百家争鸣，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
4.公共经济论。主张将财政学改为政府公共部门经济学。
5.支出论。主张建立政府支出经济学，学者丛树海在近年来多次强调“传统财政学必须向支出经济学转轨”，其专著《公共支出分析》系统阐述了财政支出理论，初步建立了财政支出理论体系。
二、社会共同需要论学派
从1956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开始，何振一从财政学国家分配论的支持者转向提出社会共同需要论，并自1980年后逐渐创立了这一理论财政学的新体系，对中国财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对推动中国财政改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1987年，《理论财政学》的出版，标志着以社会共同需要论为主线的财政学理论新体系的创立，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财政理论形成和发展的代表作之一。
何振一认为，所谓的社会共同需要，并不是大家主观需要的集合，而是“维持社会正常存在和发展的必须由社会实施的公共事务需要，其本质是社会与社会成员之间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关系”。基本主张是：
1、政府所要做的只能是社会共同事务，从而财政所要满足的只能是社会共同需要，并以此为依据，转换政府和财政的职能范围，以保证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2、主张财政分配原则上要退出市场竞争领域，为造就真正的市场主体、实现市场的公平竞争创造最基本的条件。
3、主张统一财政收支，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的一切收支原则上均应纳入预算，实行多元预算制度。
4、主张建立监督财政制度，建立对财政的民主决策、监督、约束机制并实现财政的法治化、规范化、公开化和透明化。
三、财政联邦制与软预算约束
“软预算约束”的概念最早是由匈牙利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的科尔奈（Janos Kornai）教授。在市场经济中，企业面临的通常是“硬预算约束”，即如果企业经营不善，钱不够还债，就会面临破产的局面;但也正因为如此，企业才有动力好好经营。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面临的是“软预算约束”，即使经营不善，也不会破产，政府最终总是会出手相救;但也正因为如此，企业经营动力不足，效率低下。“软预算约束”问题当然不只是限于计划经济，即使在市场经济里，政府也会在一些情况下援助资不抵债的大企业或者大银行。在转轨经济中，因为还有大量的国有或者地方政府持股的企业，“软预算约束”仍然存在，不解决这个问题，企业经营的动力和效率就难以提高。
钱颖一与政治学家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一起在传统的“财政联邦制”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维护市场的联邦制”这个概念。具体说来，这个理论阐明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应该如何划分管理的权限、如何相互制约，以达到保护市场经济的目的。这个问题在转轨经济国家尤其重要。钱颖一与转轨经济学的另一位先驱者罗兰教授（Gerard Roland）一起，进一步用严谨的理论模型证明了中国式的财政联邦制是如何缓解乃至克服“软预算约束”问题的。在这个模型中，地方财政分权与中央货币集权相结合，既带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又建立起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制衡，这两个机制同时作用，便达到了抑制软预算约束的效果。
四、关于财政学的框架体系
现代财政学如何建立全面而严密的理论体系，这是财政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从逻辑结构上看，要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理论体系， 首先应确定起基础作用的核心概念，这个核心概念是财政理论的逻辑起点。有的学者主张把公共商品即公共物品作为财政的核心概念（吴俊培，1994）;也有专家建议以市场缺陷作为财政基础理论的核心概念。
现代财政学具体框架体系的形成是一个难点，也是目前尚未解决的问题。一种比较创新的观点是把整个理论分成财政职能论、微观财政论和宏观财政论（吴俊培等）。厉以宁在《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所作的序中曾提出把财政学分为制度财政学、微观财政学 、宏观财政学和结构（或中现）财政学（平新乔，1992）。
作者简介：路碧莹（1992-），女，山西吕梁人，财政学、山西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