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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中西植物学交流密切,其中北京耶稣会北堂与欧洲各大植物园和科学机构都建立了联系,在介绍、研究、收集和引种中国植物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到该世纪下半叶时,随着欧洲各地“中国风”园林的兴建以及法国重农主义的兴起,欧洲上层社会对中国植物的兴趣逐渐从纯粹的植物学领域转移到了园艺学。本文试图借助一张由北堂传教士寄往欧洲的画作,探讨18世纪中西园艺学交流过程中一段被人遗忘的犊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