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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头成了林毅夫留给人们的一个“标准”印象。温和的微笑背后，林毅夫常常显出一丝羞涩，然而一旦步上演讲台却显得激情满怀。这时，他往往用异常严谨的逻辑推断，真实而深刻地分析中国的发展，预测中国的未来。不论是在中南海，还是在政府高层论坛，抑或在北大的课堂，最精彩的时刻就是他端出“招牌菜”——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演讲往往会在长时间的掌声中结束。如要谈到中国政府的经济智囊人物，不能避而不谈这位“海归”派的经济学者。
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林毅夫到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1987年，他成为内地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家。为了能够在国内方便地做研究，回国前夕林毅夫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费用，收集了30箱英文文献海运回国——与许多回国的人不同，他尽量压缩随身携带的生活用品，而尽可能多地带回学术资料。
回国后，林毅夫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和增长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部副部长。在回国的这些年里，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分析工具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1991年10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成立了“中国农业科技优先序”课题组，当时还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林毅夫负责领队执行这项历时3年之久的调研工作。
优先序研究的基本原则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要把有限的科研投入最合理地分配到不同的研究项目，从而使科研成果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林毅夫经过精心准备和周密安排，联合课题组奔赴除西藏、台湾以外的29个省、区、市，进行“关于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问卷调查”和“关于目前我国农业科研与潜力的调查”。
这两项调查的顺利完成，为优先序研究的成功提供了最基础的数据资料。随后，课题组进行了“关于用农业科研方式解决目前我国农作物生产中存在的主要技术性制约因素的前景的调查”，以获得对科研成功可能性估计的第一手材料，为评估农业科研项目的经济效益以及优先序的最后确定奠定了基础。
1994年8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为实体研究机构，林毅夫被任命为中心主任。初创时，林毅夫与6位教员和3位行政人员挤在北京大学老教学楼的两间半办公室上班，学生来老师去，拥挤不堪。今天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兵强马壮，在中国经济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积极参与了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在重大经济问题的讨论中往往居于重要地位。
农村包围城市
2007年3月6日上午10时，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大会议厅举行记者招待会，主题为“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林毅夫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从一些新闻报道和我自己对农村的一些考察来看，确实有一些地方产生了片面的理解，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新村庄建设”，要农民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我们知道，房子不是公共产品，如果把新农村建设引向“新村庄建设”，确实会增加农民的负担，给农民带来伤害，这是应该避免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对我国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林毅夫就是从研究中国农业问题开始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并以此奠定了他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地位。
2004年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公布，引起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这意味着农民增收难已成为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最根本、最突出的问题。而破解“三农”困境，就要从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人手。
林毅夫认为城乡差距的问题将会长期存在。“如果城市的收入水平和农村的收入水平差不多，那农民就不会跑到城里来了。城乡收入差距并不是靠发几个文件就能够解决的，要靠长期的经济发展，不断减轻农民负担，不断增加在城市里面就业的机会和条件，才能逐步地解决问题。”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说到时下的“三农”问题，林毅夫情绪激动，他认为应选择合适的城市化道路。“要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把富余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非农产业就业，用城市化来带动农村的发展。可是，应以大中城市为主还是以中小城镇为主来提供非农就业机会?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中小城镇难以发展制造业，因为制造业要有竞争力，一方面必须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多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一方面要形成产业集群，只有在大中规模的城市才较易形成有足够规模、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产业集群，因此，除非靠近大城市周边，绝大多数的中小城镇不会成为制造业的中心。中小城镇的经济主要是为高度分散的、人口稀疏的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流通和农民生活提供服务的商业活动，这样的服务业规模不会太大。”
他指出，未来我国的城市发展道路应是一个两级结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以后会主要集中于大中城市；在农村地区则散布着星星点点的，提供新增就业量有限的，以政治和商业中心为功能的小城镇。
有人提出，中国稳定发展的首要问题是让农民富起来，但是农民致富靠土地是天方夜谭。对此，林毅夫说，中国现在是—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跟农民收入水平有很大差距。如果局限在农村里面，只靠一亩半地绝对富不起来，而且这个群体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如何减少农民负担?
林毅夫表示，农民转移出来之后从生产者变成消费者，真正提高在农村里面的这些农民的收入，把劳动力大量转移出来，就需要城市里的工业化，靠城市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把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东部劳动力是最紧张的，东部的工业化比较快，随着工业化的兴起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第三产业也会随之兴旺起来。只靠土地是富不起来的，城市工业化实际上并不妨碍农村劳动力的社会成长。只有城市工业化才能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解决农村里面农民的收入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将又一次挽救中国。
他还表示，发展农村教育是解决中国的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关键，农村劳动力的主要素质取决于农村教育水平。“虽然目前中国农村的教育状况还不尽如人意，但是政府已经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说到如何处理农民进城与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关系，林毅夫指出：“二者并不矛盾。要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把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粮食生产紧密结合，通过优化粮食品种和区域结构，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种粮的质量和效益，发展粮食转化和深度加工，让广大农民从发展粮食产业中增加收入。坚持这一方向，进城农民就可以将土地出租，获得进城就业的资金；万一失掉城市工作，还可以返乡务农，这样既有利于农村、农业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又有利于社会稳定。”
林毅夫说，中国最大的市场在农村，如果农村没有相关的基础设施则难以有现代化的消费。他强调，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村运动不仅可以解决当前的通货紧缩的问题，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还会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在农村务农，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性．全世界的农民，包括美国的农民，都住在自己的农场里，不会住在小城镇里。”
林毅夫这样分析：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人口分布情况可能是——农村人口主要居住在村里，以村为基础，从事农业；少量的人口在镇里，从事商业，提供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的集中销售以及农民生活用品的零售服务；剩下的人口集中在大中型城市，从事工、商、服务业。如果这个判断正确，到202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使降到45％，仍会有近7亿人；到203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0％，还有5亿人生活在农村，其中绝大部分居住在村里。这部分人的生活也必须现代化，我们才能说是全面建设了小康社会。
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林毅夫到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1987年，他成为内地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家。为了能够在国内方便地做研究，回国前夕林毅夫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费用，收集了30箱英文文献海运回国——与许多回国的人不同，他尽量压缩随身携带的生活用品，而尽可能多地带回学术资料。
回国后，林毅夫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和增长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部副部长。在回国的这些年里，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分析工具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1991年10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成立了“中国农业科技优先序”课题组，当时还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林毅夫负责领队执行这项历时3年之久的调研工作。
优先序研究的基本原则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要把有限的科研投入最合理地分配到不同的研究项目，从而使科研成果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林毅夫经过精心准备和周密安排，联合课题组奔赴除西藏、台湾以外的29个省、区、市，进行“关于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问卷调查”和“关于目前我国农业科研与潜力的调查”。
这两项调查的顺利完成，为优先序研究的成功提供了最基础的数据资料。随后，课题组进行了“关于用农业科研方式解决目前我国农作物生产中存在的主要技术性制约因素的前景的调查”，以获得对科研成功可能性估计的第一手材料，为评估农业科研项目的经济效益以及优先序的最后确定奠定了基础。
1994年8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为实体研究机构，林毅夫被任命为中心主任。初创时，林毅夫与6位教员和3位行政人员挤在北京大学老教学楼的两间半办公室上班，学生来老师去，拥挤不堪。今天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兵强马壮，在中国经济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积极参与了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在重大经济问题的讨论中往往居于重要地位。
农村包围城市
2007年3月6日上午10时，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大会议厅举行记者招待会，主题为“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林毅夫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从一些新闻报道和我自己对农村的一些考察来看，确实有一些地方产生了片面的理解，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新村庄建设”，要农民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我们知道，房子不是公共产品，如果把新农村建设引向“新村庄建设”，确实会增加农民的负担，给农民带来伤害，这是应该避免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对我国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林毅夫就是从研究中国农业问题开始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并以此奠定了他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地位。
2004年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公布，引起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这意味着农民增收难已成为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最根本、最突出的问题。而破解“三农”困境，就要从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人手。
林毅夫认为城乡差距的问题将会长期存在。“如果城市的收入水平和农村的收入水平差不多，那农民就不会跑到城里来了。城乡收入差距并不是靠发几个文件就能够解决的，要靠长期的经济发展，不断减轻农民负担，不断增加在城市里面就业的机会和条件，才能逐步地解决问题。”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说到时下的“三农”问题，林毅夫情绪激动，他认为应选择合适的城市化道路。“要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把富余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非农产业就业，用城市化来带动农村的发展。可是，应以大中城市为主还是以中小城镇为主来提供非农就业机会?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中小城镇难以发展制造业，因为制造业要有竞争力，一方面必须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多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一方面要形成产业集群，只有在大中规模的城市才较易形成有足够规模、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产业集群，因此，除非靠近大城市周边，绝大多数的中小城镇不会成为制造业的中心。中小城镇的经济主要是为高度分散的、人口稀疏的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流通和农民生活提供服务的商业活动，这样的服务业规模不会太大。”
他指出，未来我国的城市发展道路应是一个两级结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以后会主要集中于大中城市；在农村地区则散布着星星点点的，提供新增就业量有限的，以政治和商业中心为功能的小城镇。
有人提出，中国稳定发展的首要问题是让农民富起来，但是农民致富靠土地是天方夜谭。对此，林毅夫说，中国现在是—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跟农民收入水平有很大差距。如果局限在农村里面，只靠一亩半地绝对富不起来，而且这个群体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如何减少农民负担?
林毅夫表示，农民转移出来之后从生产者变成消费者，真正提高在农村里面的这些农民的收入，把劳动力大量转移出来，就需要城市里的工业化，靠城市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把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东部劳动力是最紧张的，东部的工业化比较快，随着工业化的兴起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第三产业也会随之兴旺起来。只靠土地是富不起来的，城市工业化实际上并不妨碍农村劳动力的社会成长。只有城市工业化才能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解决农村里面农民的收入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将又一次挽救中国。
他还表示，发展农村教育是解决中国的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关键，农村劳动力的主要素质取决于农村教育水平。“虽然目前中国农村的教育状况还不尽如人意，但是政府已经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说到如何处理农民进城与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关系，林毅夫指出：“二者并不矛盾。要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把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粮食生产紧密结合，通过优化粮食品种和区域结构，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种粮的质量和效益，发展粮食转化和深度加工，让广大农民从发展粮食产业中增加收入。坚持这一方向，进城农民就可以将土地出租，获得进城就业的资金；万一失掉城市工作，还可以返乡务农，这样既有利于农村、农业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又有利于社会稳定。”
林毅夫说，中国最大的市场在农村，如果农村没有相关的基础设施则难以有现代化的消费。他强调，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村运动不仅可以解决当前的通货紧缩的问题，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还会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在农村务农，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性．全世界的农民，包括美国的农民，都住在自己的农场里，不会住在小城镇里。”
林毅夫这样分析：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人口分布情况可能是——农村人口主要居住在村里，以村为基础，从事农业；少量的人口在镇里，从事商业，提供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的集中销售以及农民生活用品的零售服务；剩下的人口集中在大中型城市，从事工、商、服务业。如果这个判断正确，到202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使降到45％，仍会有近7亿人；到203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0％，还有5亿人生活在农村，其中绝大部分居住在村里。这部分人的生活也必须现代化，我们才能说是全面建设了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