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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刘刚、李冬君合撰的《文化的江山》，是一个开启思维、增进智慧的过程。不唯如此，我一颗读者之心还为一股壮美情怀所充盈。细思原因，约有三端——
【文化中国颠覆王朝中国】
以往读到的中国史，无论作者秉持何种学术立场和文化情感，无论在方法或手法上有何创新，大体上总不出王朝历史的框架。手眼宏大者撰述通史，无非上溯虞夏，下及春秋，秦汉历历，唐宋井井，叙述有条不紊，匹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学有专攻者往往借断代史以明己志，讲先秦无关两汉，述隋唐不及明清，那既定的王朝架构，既是治学的皇家河道，又构成叙述的天然雷池，不敢稍越。
在《文化的江山》里，这一点被蓄意颠覆了。作者开宗明义地说道：“中国历史上，其实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二十五史里的中国，叫做王朝中国。一个是贯穿了所有王朝的中国，叫做文化中国。”作者决然抛弃了王朝中国的架构，满腔学术情怀只在文化中国里徘徊厮守：“王朝赫赫，为历史表象，江山默默，乃历史本体……表象易逝，王朝只是命运的一出戏，帝王将相跑龙套，跑完了就要下台去，天命如此，他们不过刍狗而已。改朝换代，但江山不改。”作者坚信：“文化的江山，承载着历史，承担了未来，向命运敞开了它的怀，命运投入江山的怀抱，在它的怀里起舞，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王朝演出。”换言之，在作者看来，王朝中国只是文化中国的躯壳或皮囊，脱离了文化江山，王朝中国无所附丽，顿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一旦把焦点锁定在文化中国上，被世人唱腻唱烂的改朝换代戏文，很可能已不值得再唱。在文化的江山里，寄存着更加丰富本真的历史。
“两千多年来，历史已习惯于用王朝来命名，久而久之，忘了中国本身，以为王朝就是中国”。显然，作者视此为一种错觉，他的撰述抱负之一，就是纠正这一错觉。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全新的书写，王朝的次第被打散了，作者的史笔毫不在意地跃过了王朝的沟沟坎坎，历史的展开不仅凭恃一种前所未有的广度，还获得了一种罕见的纵深感。随着历史的筋骨变得舒展，我们读到了大量在王朝历史的僵硬架构里无望撞见的人文风景。
【方国文化里的中国】
比如，方国（考古学将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演进分为古国—方国—帝国三个阶段，方国大体存在于古史中的尧舜禹和夏商时代——编者注）文化就是作者着力阐述的概念，该概念无法在王朝中国的架构里栖身，一旦换用文化江山的角度，我们蓦然发现，方国文化是如此重要，足以掀翻王朝中国的统治力。顺着方国文化这一宏大得多的视角，大量在王朝中国里看不清、觑不真的人文景观，第一次走到读者面前。
在作者眼里，赣鄱流域的文化形态，其生成原因和风格特征，就需要一种广袤的地理和久远的时间跨度才能得到梳理，一千公里不足为其半径，一千来年不足括其终始。作者以锐利的眼光审视江西吴城文化里的那只殷周时期的“虎”，认为它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千年后映射在三国孙郎身上的勃勃虎气；通过对“虎方”为代表的方国文化的分析研探，作者得出如下结论：“方国之根柢，对于王朝统一，有着天然的阻力，故其与王朝，岂止难以相宜，实乃势不两立”，“以此来看长江流域，从古代到中世纪，未有统一王朝兴起”，良有以也。这个见解，新鲜得如春笋破土，坚实得又如铜鼎扎地。
作者对吴国运河文化的出色勾勒，在我看来，是该书最动人的篇章。作者拿运河与长城进行比较：“修长城要花多少钱？它会抽干一个朝代的血，使之早夭。而运河流到哪里，哪里就会繁荣起来，哪里就会有财富增长。”“从军事上来看，长城是防御性的，运河是进攻性的。”“吴以运河攻天下，以其能以战养战，节节进取也……就历史的价值而言，开辟这样一个运河王国，远胜于建立一代王朝。”实际上，这个运河王国，并没有随着吴国的灭亡而消失，它的功能超于王朝中国之上，甚至还左右着嗣后的王朝改换。在魏蜀吴的三国格局里，吴太伯奠定的运河水系，依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此叙述，也是一种大历史。
【老辣的见识】
历史的基石是真实，无法逼近真相的分析叙述，不足以让读者油然而生历史感。
但是，趋近并斩获真相又谈何容易。眼光不济之辈，哪怕面对第一手出土文物，照样会作出离题万里的解释。另外，我们面对的各种史籍，由于作者立场不一、方法各异，严谨度也有高下，即使超群绝伦如司马迁，也会怀揣着一份与历史著述无关的“孤愤”，时不时地发泄牢骚若干。凡此种种，都会令其著述的客观性打掉若干折扣。已故唐德刚先生曾指出，出于对暴秦的义愤，司马迁对秦始皇的叙述，详略轻重均颇有失当，对秦始皇那些功在千秋的举动，比如统一文字，略过不提，倒是对那些重要性不大的丑行秽事，啧啧再三，痛加鞭挞。可见，后世学者即使追求“字字皆有来历”，也只能获得一种自欺的“客观”而已。凭这种学究客观，固然可以连篇累牍撰述论文，却奈何不了真正的历史，历史依然沉睡如故。
就我来说，我不会信赖一支徒具史料的史笔，史料的客观性固然必须遵循和捍卫，但历史撰述者的沧桑之眼、沉郁之情、老吏之识、哲人兼诗人之怀，尤为珍贵。《文化的江山》取法甚高，作者自陈：“书的内在精神，是从陈寅恪那里来的；书的美学形式，是从王国维那里来的。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形成本书，也形成了我们的文化个体性。”相较之下，我更加看重作者另一句不经意间说出的肺腑之语：“读史当有江山之助，而知史者，亦自有其一段山河情怀。”据我所知，两位作者曾在南开名师刘泽华先生帐下受过系统而严格的专业训练，后来也曾闯荡商海，其间坎坷困顿，自非一言可尽，故其字里行间，不仅横溢出一股书斋型学者极难拥有的豪气，眼光识见，亦允称高迈。
“以其自我视之，他不愧为千古一帝，然其超我甚小，竟然迷失于方士。其自我也，视博士如敝屣，然其超我，却被方士牵了鼻子”——这说的是秦王嬴政。
“人言‘关云长大意失荆州’，其实小心又如何呢？一样失荆州。‘大意’二字，总还有一番心情在，让后人凭吊出豪迈、沉痛之余，留一点痛快”——嗯，说的是关帝爷。
“赵武灵王是个能冲锋陷阵的王者，这方面，他好像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同时，他又是个儿女情长的英雄，有点像古罗马的安东尼”——赵武灵王，我们被低估的“亚历山大大帝”。
作者慨言：“人类栖居的大地，是个历史化的空间，但那只是表面，还有更深层的地质运动尚未进入历史的渊源。因此，在史学的地盘里，要保留想象的领域，有时要让实证稍息，或暂时退出，以诗意来栖居，想象一下历史和大地。”在迂夫子眼里，借助想象来传述历史，近乎叛逆，而依我之见，考虑到历史本身的千疮百孔，此法不失为还原历史的一种途径。当然，这对作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很高要求，资质凡俗的学者，不宜贸然学步，否则，各类贻笑大方的所谓“戏说”，势将漫漶而至于溃坝矣。
以我匮乏的学力，全面评价《文化的江山》自是力不能举。以上三端，只是浅尝辄止，聊述一二心得，但我仍然要说，这是一部在写作雄心、笔墨视野及内容张力上均无愧于历史本身的著作。作者虽然只是在从事一场充满“文化个体性”的笔墨探险，却让我强烈地意识到：历史原该如此书写。
（作者系文史学者）
【文化中国颠覆王朝中国】
以往读到的中国史，无论作者秉持何种学术立场和文化情感，无论在方法或手法上有何创新，大体上总不出王朝历史的框架。手眼宏大者撰述通史，无非上溯虞夏，下及春秋，秦汉历历，唐宋井井，叙述有条不紊，匹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学有专攻者往往借断代史以明己志，讲先秦无关两汉，述隋唐不及明清，那既定的王朝架构，既是治学的皇家河道，又构成叙述的天然雷池，不敢稍越。
在《文化的江山》里，这一点被蓄意颠覆了。作者开宗明义地说道：“中国历史上，其实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二十五史里的中国，叫做王朝中国。一个是贯穿了所有王朝的中国，叫做文化中国。”作者决然抛弃了王朝中国的架构，满腔学术情怀只在文化中国里徘徊厮守：“王朝赫赫，为历史表象，江山默默，乃历史本体……表象易逝，王朝只是命运的一出戏，帝王将相跑龙套，跑完了就要下台去，天命如此，他们不过刍狗而已。改朝换代，但江山不改。”作者坚信：“文化的江山，承载着历史，承担了未来，向命运敞开了它的怀，命运投入江山的怀抱，在它的怀里起舞，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王朝演出。”换言之，在作者看来，王朝中国只是文化中国的躯壳或皮囊，脱离了文化江山，王朝中国无所附丽，顿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一旦把焦点锁定在文化中国上，被世人唱腻唱烂的改朝换代戏文，很可能已不值得再唱。在文化的江山里，寄存着更加丰富本真的历史。
“两千多年来，历史已习惯于用王朝来命名，久而久之，忘了中国本身，以为王朝就是中国”。显然，作者视此为一种错觉，他的撰述抱负之一，就是纠正这一错觉。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全新的书写，王朝的次第被打散了，作者的史笔毫不在意地跃过了王朝的沟沟坎坎，历史的展开不仅凭恃一种前所未有的广度，还获得了一种罕见的纵深感。随着历史的筋骨变得舒展，我们读到了大量在王朝历史的僵硬架构里无望撞见的人文风景。
【方国文化里的中国】
比如，方国（考古学将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演进分为古国—方国—帝国三个阶段，方国大体存在于古史中的尧舜禹和夏商时代——编者注）文化就是作者着力阐述的概念，该概念无法在王朝中国的架构里栖身，一旦换用文化江山的角度，我们蓦然发现，方国文化是如此重要，足以掀翻王朝中国的统治力。顺着方国文化这一宏大得多的视角，大量在王朝中国里看不清、觑不真的人文景观，第一次走到读者面前。
在作者眼里，赣鄱流域的文化形态，其生成原因和风格特征，就需要一种广袤的地理和久远的时间跨度才能得到梳理，一千公里不足为其半径，一千来年不足括其终始。作者以锐利的眼光审视江西吴城文化里的那只殷周时期的“虎”，认为它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千年后映射在三国孙郎身上的勃勃虎气；通过对“虎方”为代表的方国文化的分析研探，作者得出如下结论：“方国之根柢，对于王朝统一，有着天然的阻力，故其与王朝，岂止难以相宜，实乃势不两立”，“以此来看长江流域，从古代到中世纪，未有统一王朝兴起”，良有以也。这个见解，新鲜得如春笋破土，坚实得又如铜鼎扎地。
作者对吴国运河文化的出色勾勒，在我看来，是该书最动人的篇章。作者拿运河与长城进行比较：“修长城要花多少钱？它会抽干一个朝代的血，使之早夭。而运河流到哪里，哪里就会繁荣起来，哪里就会有财富增长。”“从军事上来看，长城是防御性的，运河是进攻性的。”“吴以运河攻天下，以其能以战养战，节节进取也……就历史的价值而言，开辟这样一个运河王国，远胜于建立一代王朝。”实际上，这个运河王国，并没有随着吴国的灭亡而消失，它的功能超于王朝中国之上，甚至还左右着嗣后的王朝改换。在魏蜀吴的三国格局里，吴太伯奠定的运河水系，依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此叙述，也是一种大历史。
【老辣的见识】
历史的基石是真实，无法逼近真相的分析叙述，不足以让读者油然而生历史感。
但是，趋近并斩获真相又谈何容易。眼光不济之辈，哪怕面对第一手出土文物，照样会作出离题万里的解释。另外，我们面对的各种史籍，由于作者立场不一、方法各异，严谨度也有高下，即使超群绝伦如司马迁，也会怀揣着一份与历史著述无关的“孤愤”，时不时地发泄牢骚若干。凡此种种，都会令其著述的客观性打掉若干折扣。已故唐德刚先生曾指出，出于对暴秦的义愤，司马迁对秦始皇的叙述，详略轻重均颇有失当，对秦始皇那些功在千秋的举动，比如统一文字，略过不提，倒是对那些重要性不大的丑行秽事，啧啧再三，痛加鞭挞。可见，后世学者即使追求“字字皆有来历”，也只能获得一种自欺的“客观”而已。凭这种学究客观，固然可以连篇累牍撰述论文，却奈何不了真正的历史，历史依然沉睡如故。
就我来说，我不会信赖一支徒具史料的史笔，史料的客观性固然必须遵循和捍卫，但历史撰述者的沧桑之眼、沉郁之情、老吏之识、哲人兼诗人之怀，尤为珍贵。《文化的江山》取法甚高，作者自陈：“书的内在精神，是从陈寅恪那里来的；书的美学形式，是从王国维那里来的。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形成本书，也形成了我们的文化个体性。”相较之下，我更加看重作者另一句不经意间说出的肺腑之语：“读史当有江山之助，而知史者，亦自有其一段山河情怀。”据我所知，两位作者曾在南开名师刘泽华先生帐下受过系统而严格的专业训练，后来也曾闯荡商海，其间坎坷困顿，自非一言可尽，故其字里行间，不仅横溢出一股书斋型学者极难拥有的豪气，眼光识见，亦允称高迈。
“以其自我视之，他不愧为千古一帝，然其超我甚小，竟然迷失于方士。其自我也，视博士如敝屣，然其超我，却被方士牵了鼻子”——这说的是秦王嬴政。
“人言‘关云长大意失荆州’，其实小心又如何呢？一样失荆州。‘大意’二字，总还有一番心情在，让后人凭吊出豪迈、沉痛之余，留一点痛快”——嗯，说的是关帝爷。
“赵武灵王是个能冲锋陷阵的王者，这方面，他好像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同时，他又是个儿女情长的英雄，有点像古罗马的安东尼”——赵武灵王，我们被低估的“亚历山大大帝”。
作者慨言：“人类栖居的大地，是个历史化的空间，但那只是表面，还有更深层的地质运动尚未进入历史的渊源。因此，在史学的地盘里，要保留想象的领域，有时要让实证稍息，或暂时退出，以诗意来栖居，想象一下历史和大地。”在迂夫子眼里，借助想象来传述历史，近乎叛逆，而依我之见，考虑到历史本身的千疮百孔，此法不失为还原历史的一种途径。当然，这对作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很高要求，资质凡俗的学者，不宜贸然学步，否则，各类贻笑大方的所谓“戏说”，势将漫漶而至于溃坝矣。
以我匮乏的学力，全面评价《文化的江山》自是力不能举。以上三端，只是浅尝辄止，聊述一二心得，但我仍然要说，这是一部在写作雄心、笔墨视野及内容张力上均无愧于历史本身的著作。作者虽然只是在从事一场充满“文化个体性”的笔墨探险，却让我强烈地意识到：历史原该如此书写。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