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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天虚愿恨悠悠
1972年底，我奉人民文学出版社音乐组(即人民音乐出版社)之调，从团泊洼干校回到北京，为使专业对口，经领导协商，转入古典文学编辑部(室)。当时书稿不多，所以一部稿件要经几个人过目，我也就跟着打转。翌年年初，上方指令人文社出版戚本、甲戌本《红楼梦》，并选编出版《红楼梦》研究资料。这样，工作也就忙了起来，必须分工负责。我承担收集和选编资料的任务。1973年1月26日，编辑部传阅当时中央领导人关于俞平伯、李希凡、周汝昌的评红著作的批示，1月22日江青批曰：“大字本暂缓印。原小字版似可有选择的再版，供国内外研究、批评者使用。”李希凡和蓝翎的《红楼梦评论》、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分别通知修订，而后重版。俞平伯的论著则一仍其旧，作为研究资料。
在收集和选辑当中，我不能不对这次掀起的红学热作一番审视和思考，尽可能避免出什么差错。据说，针对《红楼梦》是“吊膀子”的说法，毛主席指出这是“屁话”，认为《红楼梦》是“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于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红学也成了热门话题。批孔也好，评红也好，其中心主题就是“阶级斗争”。中国文学往往被经学化，文学的诗也成了经；经学又被史学化，即所谓“六经皆史”；史学又被政治化，史可以资治，就是以史为鉴。所以20世纪之初，尽管文学观念再一次发生重大变革，但是文学仍然很难回归本位，经化、史化、政治化，积习很深，难以逆转。《红楼梦》是文学作品，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旧红学把它经学化，求其微言大义，于是有所谓索隐派；新红学把它史学化，讲究考据实证，于是有所谓考据派。从蔡元培到胡适之，就经历了从索隐到考据的过程。至于70年代初的“阶级斗争”说，自然是政治化了，简直要将《红楼梦》等同于《资治通鉴》，想从中吸取什么经验和教训。这就是之前半个世纪红学的背景。我要选编的红学资料当然必须尽可能客观地反映红学的这一演化过程，以供评红者参考和评判。
胡适之是考据派的代表，1920年出版了《红楼梦考证》，对作者和本子两方面都作了考证。之后，俞平伯侧重考证本子，偏于内证，有《红楼梦辨》；周汝昌侧重考证作者，偏于外证，有《红楼梦新证》。1954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再次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胡适思想成了批判对象。俞平伯首当其冲，是火力最集中的靶子。他的故宅老君堂原是昆曲票友聚集之地，突然变得十分冷落。只有老友王伯祥先生去看望他，并同游什刹海，空谷足音，快慰无似，俞赋诗云：“交游寥落如晨星，过客残晖又凤城。借得临湖楼小坐，悠然樽酒慰平生。”其实，他之于红学，主要是从本子的校勘中指斥后四十回之非，肯定前八十回之是，怎么上纲也说不上“反动”。后来，胡适在给沈怡的信中回忆说：“周君(海按，指周汝昌)此书(海按，指《红楼梦新证》)有几处骂胡适，所以他可幸免。俞平伯的书，把‘胡适之先生’字样都删去了，有时改称‘某君’。他不忍骂我，所以他该受清算。其实我的朋友骂我，我从不介意。”这样解释，似乎把斗争的复杂性给简单化了，但俞确有代人受过的隐情。
那时我还在中学，看到报上的批判文章，以为俞平伯真是一个“反动文人”，却不知“反动”在哪里。及至60年代中期，我自沪来京后，才不时从同窗沙予口中得知他是个大好人，只是不会体力劳动，扫地时垃圾扫不到一块，捏煤球捏不成团，还经常写些小诗自我调侃，或者考证北京小胡同的名字，自得其乐。于是我脑子中的这个“反动文人”就一变而成可爱而又值得尊敬的文人了。未曾想，他竟成了我的工作对象。
资料定名为“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拟分为四辑，第一辑为胡适评红资料，第二辑为俞平伯评红资料，第三辑为解放前评红资料选，第四辑为解放后至1954年评红资料选。胡适的东西比较集中，很快就发稿了；俞平伯的“读红随笔”在报刊连载，却不十分连贯，搜集稍难，复制也不容易。香港大公报所载各则都要拍成胶卷，然后到北京图书馆作静电复制，才能编辑加工。我曾过录俞先生的《红楼真梦传奇序》，未见原本，无从校核。听同仁周汝昌说，“真梦”稿本为史树青(庶卿)先生所有，不过已送启功先生处，待写书名。于是我便于1973年8月11日下午，拿着周汝昌先生的便条来到西直门内小乘巷86号启功先生家。启先生说：“这东西内容太落后，近于反动，书名我还没写呢。你急用先拿去。”借来《红楼真梦传奇》稿本，我将俞序校核一过，以备发稿之用。
郭则沄(孑厂)所作《红楼梦真梦》又名《石头补记》，1941年出铅印本；1942年《红楼真梦传奇》问世，郭则 填曲 王季烈(螾)制谱。同年，俞铭衡(平伯原名)、王季烈各作一序。有石印本流传，但北图、首图、科图均未见，所借史树青先生收藏的稿本，也可以说是珍本。据启功先生说，俞序为俞先生亲笔字。稿本扉页有平伯致庶卿一札，云：
庶卿先生：
惠示《红楼真梦传奇》稿本，是书提倡封建道德，与《红楼梦》原意相反，只可作批判资料应用。卷首拙作序文于三十年后重读，弥感惭愧，所谓“讹谬流传逝水同”者也。鄙怀当荷鉴谅。匆复，原件附还。
1971年5月 平伯启
“讹谬流传逝水同”出自何典?原来俞先生颇为风趣，竟以自作诗为“典”。1970年1月，俞先生由河南信阳包信集迁东岳集干校，住农家茅屋，常有邻居小孩问字，乃作“邻娃问字》(又作《农民问字》)诗云：“当年漫说屠龙技，讹谬流传逝水同。惭愧邻娃来问字，可留些子益贫农。”引的是自己的诗句，不过只是重复“检讨”而已，意思是说，以前自以为考证《红楼梦》很高明，其实是谬种流传。倒是教邻娃认几个字，还算有益于农民。在给庶卿的信中引“讹谬”句，还是那个意思。在编评红资料俞评卷时，我曾提出附录此信，后以其在编选时限之外而未予录入。新近河北版《俞平伯全集》书信卷收录了此信。
《红楼真梦传奇》稿本内封题签为：“红楼真梦传奇坿谱，壬午秋，季烈。王季烈印(一枚)。”次题：“红楼真梦传奇目录：斗猿、廷荐、安江、春宴、禽寇、闺话、献俘、仙祝。”右下角有“书有版权，禁止翻印。每部定价联钞二元”字样，次为俞序，末云：“岁在壬午中元节，平伯弟俞铭衡识于旧京城东寓斋。”次为郭则沄自序。启功先生说，自序郭氏亲笔字。次为正文。末为周汝昌跋语，款云：“1971年9月雨窗偶记，天津周汝昌之恶札也。红楼内史章(一枚)。”最后为张伯驹题诗，云：“岂愿缁衣换锦衣，当时却负首阳薇。雪芹眼泪梅村恨，付与旁人说是非。”并识云：“树青先生藏蜇园《红楼真梦传奇》原稿，与雪芹原意大相径庭，煞风景矣。但亦存续作之一流。昔在蜇园律社作击 钵吟，题为‘题红楼真梦’，余前作一绝，以后结句评列榜首，今已三十馀年，回首亦一梦也。辛亥秋，中秋丛碧。张伯驹印(一枚)，好好先生印(一枚)。”这些序跋、题识、信札反映了30年代和70年代“红楼”内外的一些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红学观念如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演进，治红学史者或许可以得到某种启发，所以附录于此。
稿本中夹便笺二纸，当日我随手抄下，今录如次：
姐丈赐鉴：
日久未晤，良念。前友人转恳法书小直幅(杰衡款)，暇时始藻就，乞便中带下是荷，敬叩双安。弟衡顿首，即午。
庶卿先生出示《红楼真梦传奇》稿本、《瓶花簃故事》，匆匆三十馀年，梦华酰毒，零落山丘，平伯一札尽之矣。潸然念逝，为识以小令，调寄《小重山》：小影槐安说梦人，匆匆谁管得，百年身。墙东词客水东邻。浇红宴，头白总伤春(曲本孑厂六十生辰称觞自爨，螾庐为度工尺旁谱)。丁聪绘
萧萧剩梁尘，人天都扫尽，旧巢痕。遗珠还蹙醒苍颦，周郎顾，休向曲中论。庶卿词家哂正，辛巢黄甦倚声。苏宇印(一枚)。
这两笺倘若辗转失落(俞致姊丈信，似未见诸全集)，庶可藉此流传于人间也，故录之。
俞平伯先生少时对《红楼梦》并不感兴趣，直到1920年赴英留学途中才认真读了这部著作。翌年，在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影响下，始留心于红学，在与顾颉刚先生通信的论辩中写成了《红楼梦辨》，自此便落入“红尘”，乐于斯，悲于斯，幸与不幸，只有他自己深解此中滋味。他晚年曾作《红楼缥缈歌》，末四句云：“补天虚愿恨悠悠，磨灭流传总未酬。毕竟书成还是否，敢将此意问曹侯。”无限感慨，尽在其中了。
寄与情遥绝妙词
俞先生十六七岁就在黄季刚先生指导下研读周邦彦《清真词》，1928年即在清华大学开设周清真专题课。20世纪30年代出版《读词偶得》，40年代出版《清真词释》，词学成了俞先生“红学”之外的另一大热点。60年代初，他编成(《唐宋词选》征求意见稿，尘封多年，直至“文革”后才重新启动，再作全面修订，由人文社出版，更名为《唐宋词选释》。
1979年5月，我偶然翻阅《唐宋词选释》校样，见李清照《永遇乐》“落日镕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句，俞先生之注谓语出梁朝江淹《拟休上人怨别》“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我以为诗意近似，而诗语则未必。释碧为玉，以切“璧”字，稍嫌用力过甚。江诗之“碧”字，释色释玉，固在两可之间，然以玉喻云，在唐之前尚不多见。《庄子·列御寇》：“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汉书·律历志》：“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隋薛道衡《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云间璧独转，空里镜孤悬。”唐李邕《日赋》：“重光起于一人，合璧旋于八极。”韦庄《又玄集序》：“云间分合璧之光，海上运摩天之翅。”均以合璧喻指日月。宋王安石《东阳道中》诗：“浮云堆白玉，落日泻黄金。”乃直接以云喻玉，以金喻日，与李清照词同旨。5月11日，我写一信并录王诗，请责编陈建根转达俞先生。很快就接到俞先生的复信急件，云：
东海同志：
承检书详示荆公诗句各本，至荷。拟以之加注李易安《永遇乐》首联，文字即用“堆”、“泻”，一如尊见。并希转告建根同志，俟复校时再行商定。此致
敬礼
俞平伯5月14日
定稿时俞先生于注中加荆公诗，并按日：“此与首联相似。”《渊鉴类函》云部引王介甫(安石)诗：“风力引云行玉马，水光连日动金蛇。”与《东阳道中》诗设喻略同，然查荆公集，未见此联，故不曾录示先生。先生复信之快速，态度之谦虚，令人吃惊。其虚怀若谷，正显示出大学问家之风范。作为晚辈，我深受教益。后来又接俞先生一信，云：
东海同志：
《词选释》精装本迄未见，是否不印?
此书(海按，指平装本)印刷错误，每承读者来信，今汇报如下：(海按，下录四条须改动之处，此从略)均承有人见告。建根未知归否?最好能转给一看。即候
著安
平伯6月6日
老先生治学十分认真，对读者来信很是看重，有错必改。因为陈建根出差，有关改版的事也就只好由我代劳了。所谓“十年磨一剑”，已是极言成事之难，而先生之《唐宋词选释》却整整花了20年的工夫，多不容易啊！
198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汤高才兄在编辑《唐诗鉴赏辞典》的同时，着手编辑《唐宋词鉴赏辞典》。像俞先生这样的词学大家自然不可或缺，所以汤兄要我代为约稿。春节后，我即依汤兄之意写一信给先生，旋接复信云：
东海同志：
建根行后，得来书代答，感谢。稿酬已收到，前购书款亦已扣去。精装本不在内。承出版社送二册，现拟另购二十册。于书来后请电告敝寓，当托人往取。赠送本二册亦可并付。书价三十元如何缴付?希告知(可付现款)，一切请多费神，为荷。
辞书出版社来信及您转述汤君意均悉。《选释》体例不同，无法采用；若我以前所作，虽自己并不惬意，如蒙采入《鉴赏辞典》，自可同意，即请他们斟酌摘录。以近来想法与过去或同(或不同)，不便参加意见也。若于便中转达汤君，尤感。匆复，颂
撰祺
俞平伯2月18日
所谓“建根行后，得来书代答”云云，是指责任编辑陈建根出差，俞先生咨询有关《选释》之事，由我代为料理作答，故来信表示感谢。有关鉴赏辞典可采录其旧作事，接信后我即转达汤兄。汤兄执意要求俞先生选题新撰，我又电话转达。先生颇感为难，未即回绝，过后来信云：
东海同志：
电音聆悉。我以久病，构思不属，心中空空洞洞，唐宋词鉴赏征文难于应命，深感愧歉。前有《读词偶得》等篇，未免强作解人，悔其少作。即《选释》亦六零年旧作也，其辞至简，而读者来书每有不同看法，可见著述之非易也。
近作谈《浮生六记》短文二则，有考证意味，未知合用否?匆复，即颂
著安
俞平伯10月24日
后来出版的《唐宋词鉴赏辞典》所录俞先生的鉴赏文字，当是汤高才兄据俞先生之意，自其词学旧作中“斟酌摘录”出来的。如所录周邦彦《望江南》(游妓散)和《蝶恋花》(月皎惊乌)等词的赏析文字，就是从俞先生的《清真词释》中摘录下来的。未曾细核，不知是否有从其《读词偶得》中摘录者。俞先生之所以不拟另写，是因为对过去的看法“不便参加意见”。由此可知先生治学之严谨，与脚跟不定随意翻覆者岂可同日而语哉!
俞先生端的是性情中人，堪称“千古情种”。红学出于情，词学也出于情，他寄情于《红楼梦》，又寄情于唐宋词。他的《题随月楼藏梁任公集宋人词句赠徐志摩长联》绝句有云：“金针飞度初无迹，寄与情遥绝妙词。”也可以视为他治词学的自我写 照。
不以华辞掩性真
1989年岁末，俞平伯先生九十华诞之际，我到三里河先生寓所，代表人民文学出版社向先生敬献花篮，以示祝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俞先生。先生清癯瘦弱，文质彬彬，个头不高，一见便知是典型的南方书生。当我表示祝贺之意时，他似乎对诞辰并不在乎，未置一辞，即转身抱过刚印出来的线装本诗词集《俞平伯旧体诗钞》给我看，打开一看，知是孙玉蓉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俞先生自名曰《槐屋幸草》，意谓乃前佚《古槐书屋诗》之幸存者。我轻轻地放下，他又拿起来摸了摸，好像心血感情都集中在这诗集里，难怪比任何别的都更关心。我们通过信，也通过电，但却未曾见过面。这次见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为他转年即与世长辞，一代文星陨落了。
俞先生是个典型的诗人，如前所言，堪称“情种”，情之所至，诗亦至焉，正如他自己说的：“诗底心正是人底心，诗底声音正是人底声音。‘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不死不朽的诗人。”(《冬夜·自序》)是的，即便身处逆境，他仍然保有一颗“赤子之心”，这从他的诗可以看得出来。1967年，我刚到北京时，听文研所沙予说，俞先生被赶出老君堂原宅，搬入跨院北房内，颇有恋旧之情，有诗云：“先人书室我移家，憔悴新来改鬓华。屋角斜晖应似旧，隔墙犹见马缨花。”其诗作近似古人所谓“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后来他又被集中到文研所三楼库房里，并合三条椅子为床，以棉袄为被，又作诗自嘲：“拼三椅卧南窗下，黄棉袄子暖烘烘。”真是人不堪其忧，他却不改其乐，心态十分平和。听沙予笑谈俞先生的诗句，我对他平添了几分敬意。全诗记不得了，也许沙予就背出了这几句，诗题更是不复记忆，可惜这些诗都散佚了。
1979年4月21日，我接到俞先生书赠的一个条幅，录其旧作二绝句，云：
南屏凄迥没浮屠，
宝石亭亭倩影孤。
独有青山浑未改，
湿云如梦画西湖。(其一)
日行田坂少尘沙，
松竹流泉处处佳。
久客归来如逆旅，
还依北斗梦京华。(其二)
查《俞平伯旧体诗钞》，其一题曰《湖船怅望》，“亭亭”改作“娉婷”。这诗为1955年5月27日所作，时俞先生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赴杭州郊县考察，抵杭当日下午，坐船至湖楼访毛曼曾，归舟赋此；其二题曰《杭县双林乡》，“佳”改作“嘉”，“归来如逆旅”改作“乡关同逆旅”，诗系1955年6月4日晚在杭县双林乡拱宸桥国营麻纺厂宿合所作。俞先生为浙江人，因以杭州为故乡。末句改杜诗，甚有深意，虽遭批判，仍于诗中寄寓爱国之情，惟其如此，故得“政治上是好人”之评。25年后俞先生重书此二绝为赠，足见其尚存故园之思也。收到这墨宝后，我不时拿出来玩味，书法是从王(羲之)字脱胎出来的，骨子里带点汉魏风骨，以帖为主，辅之以碑，所以清秀而又挺拔；二绝虽属旧体，却有新诗血脉，所以清新而又真淳。这墨宝可谓诗书双绝。
屠岸和丁芒曾到寒舍，议及编“两栖诗选”事，拟专选“两栖诗人”的诗。所谓“两栖诗人”是指既写新诗又写旧诗的诗人。俞先生就是这样的诗人。他的《冬夜》诗集是胡适《尝试集》和郭沫若《女神》之后的第三本新诗集，自是新诗一大家，在当时的诗坛影响很大。他却在《读词偶得·诗馀闲评》中说，词还有两条路，一种是作白话词，一种是作新诗，“新诗，那是一任作者自创体裁。据我的看法，和这些年来的经验，这条路并不太好走”。也许是这个原因，他也“勒马回缰作旧诗”，写起旧体诗来了。按他的国学功底，写旧体诗自然轻车熟路，可以写得很传统，学旧如旧，仿古似古。然而，他却不这样做，不造假古董，要拿旧瓶装新酒，表现时代精神，在旧体诗中流注新诗的血液。叶圣陶为《俞平伯旧体诗钞》作《序》云：“我的无论什么文辞都意尽于言，别无含蓄，其不‘芳醇’可知。平伯兄可不然。他天分高，实践勤，脚踏实地，步步前进，数十年如一日，他说的话就是明证。他说，他后来写的旧体诗实是由他的新体诗过渡的，写作手法有些仍沿着他以前写新体诗的路子。这很明白，我跟他的差距就在这儿。”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他的旧体诗为什么那样清新而又真淳了。只可惜，他的《古槐书屋诗》在“文革”中亡佚了，所辑录《旧体诗钞》只是“存什一于千百”，故自题曰《槐屋幸草》，以示焚馀之意。在我的印象中，俞平伯先生首先应是个诗人，他以诗人的眼光和情愫去研讨红学和词学，而不是像长于逻辑思维的学者那样去推理和判断。在情与理的权衡中，他更偏重于情，仍不失其赤子之心，一切都不在乎个人得失而以求真为指归，即所谓“不以华辞掩性真”(《赵朴初君以所藏圣陶手写诗词装为横幅属题》)，所以能表现出大家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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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1900．1．8－1900．10．15)，原名俞铭衡，浙江德清人。早年参加新潮社、文学研究会。1919年北京大学毕业，曾执教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后任职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著作有诗集《冬夜》、《西还》、《古槐树屋诗》、《遥夜闺诗引》，散文《燕知草》、《杂拌儿》、《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等。
1972年底，我奉人民文学出版社音乐组(即人民音乐出版社)之调，从团泊洼干校回到北京，为使专业对口，经领导协商，转入古典文学编辑部(室)。当时书稿不多，所以一部稿件要经几个人过目，我也就跟着打转。翌年年初，上方指令人文社出版戚本、甲戌本《红楼梦》，并选编出版《红楼梦》研究资料。这样，工作也就忙了起来，必须分工负责。我承担收集和选编资料的任务。1973年1月26日，编辑部传阅当时中央领导人关于俞平伯、李希凡、周汝昌的评红著作的批示，1月22日江青批曰：“大字本暂缓印。原小字版似可有选择的再版，供国内外研究、批评者使用。”李希凡和蓝翎的《红楼梦评论》、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分别通知修订，而后重版。俞平伯的论著则一仍其旧，作为研究资料。
在收集和选辑当中，我不能不对这次掀起的红学热作一番审视和思考，尽可能避免出什么差错。据说，针对《红楼梦》是“吊膀子”的说法，毛主席指出这是“屁话”，认为《红楼梦》是“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于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红学也成了热门话题。批孔也好，评红也好，其中心主题就是“阶级斗争”。中国文学往往被经学化，文学的诗也成了经；经学又被史学化，即所谓“六经皆史”；史学又被政治化，史可以资治，就是以史为鉴。所以20世纪之初，尽管文学观念再一次发生重大变革，但是文学仍然很难回归本位，经化、史化、政治化，积习很深，难以逆转。《红楼梦》是文学作品，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旧红学把它经学化，求其微言大义，于是有所谓索隐派；新红学把它史学化，讲究考据实证，于是有所谓考据派。从蔡元培到胡适之，就经历了从索隐到考据的过程。至于70年代初的“阶级斗争”说，自然是政治化了，简直要将《红楼梦》等同于《资治通鉴》，想从中吸取什么经验和教训。这就是之前半个世纪红学的背景。我要选编的红学资料当然必须尽可能客观地反映红学的这一演化过程，以供评红者参考和评判。
胡适之是考据派的代表，1920年出版了《红楼梦考证》，对作者和本子两方面都作了考证。之后，俞平伯侧重考证本子，偏于内证，有《红楼梦辨》；周汝昌侧重考证作者，偏于外证，有《红楼梦新证》。1954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再次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胡适思想成了批判对象。俞平伯首当其冲，是火力最集中的靶子。他的故宅老君堂原是昆曲票友聚集之地，突然变得十分冷落。只有老友王伯祥先生去看望他，并同游什刹海，空谷足音，快慰无似，俞赋诗云：“交游寥落如晨星，过客残晖又凤城。借得临湖楼小坐，悠然樽酒慰平生。”其实，他之于红学，主要是从本子的校勘中指斥后四十回之非，肯定前八十回之是，怎么上纲也说不上“反动”。后来，胡适在给沈怡的信中回忆说：“周君(海按，指周汝昌)此书(海按，指《红楼梦新证》)有几处骂胡适，所以他可幸免。俞平伯的书，把‘胡适之先生’字样都删去了，有时改称‘某君’。他不忍骂我，所以他该受清算。其实我的朋友骂我，我从不介意。”这样解释，似乎把斗争的复杂性给简单化了，但俞确有代人受过的隐情。
那时我还在中学，看到报上的批判文章，以为俞平伯真是一个“反动文人”，却不知“反动”在哪里。及至60年代中期，我自沪来京后，才不时从同窗沙予口中得知他是个大好人，只是不会体力劳动，扫地时垃圾扫不到一块，捏煤球捏不成团，还经常写些小诗自我调侃，或者考证北京小胡同的名字，自得其乐。于是我脑子中的这个“反动文人”就一变而成可爱而又值得尊敬的文人了。未曾想，他竟成了我的工作对象。
资料定名为“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拟分为四辑，第一辑为胡适评红资料，第二辑为俞平伯评红资料，第三辑为解放前评红资料选，第四辑为解放后至1954年评红资料选。胡适的东西比较集中，很快就发稿了；俞平伯的“读红随笔”在报刊连载，却不十分连贯，搜集稍难，复制也不容易。香港大公报所载各则都要拍成胶卷，然后到北京图书馆作静电复制，才能编辑加工。我曾过录俞先生的《红楼真梦传奇序》，未见原本，无从校核。听同仁周汝昌说，“真梦”稿本为史树青(庶卿)先生所有，不过已送启功先生处，待写书名。于是我便于1973年8月11日下午，拿着周汝昌先生的便条来到西直门内小乘巷86号启功先生家。启先生说：“这东西内容太落后，近于反动，书名我还没写呢。你急用先拿去。”借来《红楼真梦传奇》稿本，我将俞序校核一过，以备发稿之用。
郭则沄(孑厂)所作《红楼梦真梦》又名《石头补记》，1941年出铅印本；1942年《红楼真梦传奇》问世，郭则 填曲 王季烈(螾)制谱。同年，俞铭衡(平伯原名)、王季烈各作一序。有石印本流传，但北图、首图、科图均未见，所借史树青先生收藏的稿本，也可以说是珍本。据启功先生说，俞序为俞先生亲笔字。稿本扉页有平伯致庶卿一札，云：
庶卿先生：
惠示《红楼真梦传奇》稿本，是书提倡封建道德，与《红楼梦》原意相反，只可作批判资料应用。卷首拙作序文于三十年后重读，弥感惭愧，所谓“讹谬流传逝水同”者也。鄙怀当荷鉴谅。匆复，原件附还。
1971年5月 平伯启
“讹谬流传逝水同”出自何典?原来俞先生颇为风趣，竟以自作诗为“典”。1970年1月，俞先生由河南信阳包信集迁东岳集干校，住农家茅屋，常有邻居小孩问字，乃作“邻娃问字》(又作《农民问字》)诗云：“当年漫说屠龙技，讹谬流传逝水同。惭愧邻娃来问字，可留些子益贫农。”引的是自己的诗句，不过只是重复“检讨”而已，意思是说，以前自以为考证《红楼梦》很高明，其实是谬种流传。倒是教邻娃认几个字，还算有益于农民。在给庶卿的信中引“讹谬”句，还是那个意思。在编评红资料俞评卷时，我曾提出附录此信，后以其在编选时限之外而未予录入。新近河北版《俞平伯全集》书信卷收录了此信。
《红楼真梦传奇》稿本内封题签为：“红楼真梦传奇坿谱，壬午秋，季烈。王季烈印(一枚)。”次题：“红楼真梦传奇目录：斗猿、廷荐、安江、春宴、禽寇、闺话、献俘、仙祝。”右下角有“书有版权，禁止翻印。每部定价联钞二元”字样，次为俞序，末云：“岁在壬午中元节，平伯弟俞铭衡识于旧京城东寓斋。”次为郭则沄自序。启功先生说，自序郭氏亲笔字。次为正文。末为周汝昌跋语，款云：“1971年9月雨窗偶记，天津周汝昌之恶札也。红楼内史章(一枚)。”最后为张伯驹题诗，云：“岂愿缁衣换锦衣，当时却负首阳薇。雪芹眼泪梅村恨，付与旁人说是非。”并识云：“树青先生藏蜇园《红楼真梦传奇》原稿，与雪芹原意大相径庭，煞风景矣。但亦存续作之一流。昔在蜇园律社作击 钵吟，题为‘题红楼真梦’，余前作一绝，以后结句评列榜首，今已三十馀年，回首亦一梦也。辛亥秋，中秋丛碧。张伯驹印(一枚)，好好先生印(一枚)。”这些序跋、题识、信札反映了30年代和70年代“红楼”内外的一些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红学观念如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演进，治红学史者或许可以得到某种启发，所以附录于此。
稿本中夹便笺二纸，当日我随手抄下，今录如次：
姐丈赐鉴：
日久未晤，良念。前友人转恳法书小直幅(杰衡款)，暇时始藻就，乞便中带下是荷，敬叩双安。弟衡顿首，即午。
庶卿先生出示《红楼真梦传奇》稿本、《瓶花簃故事》，匆匆三十馀年，梦华酰毒，零落山丘，平伯一札尽之矣。潸然念逝，为识以小令，调寄《小重山》：小影槐安说梦人，匆匆谁管得，百年身。墙东词客水东邻。浇红宴，头白总伤春(曲本孑厂六十生辰称觞自爨，螾庐为度工尺旁谱)。丁聪绘
萧萧剩梁尘，人天都扫尽，旧巢痕。遗珠还蹙醒苍颦，周郎顾，休向曲中论。庶卿词家哂正，辛巢黄甦倚声。苏宇印(一枚)。
这两笺倘若辗转失落(俞致姊丈信，似未见诸全集)，庶可藉此流传于人间也，故录之。
俞平伯先生少时对《红楼梦》并不感兴趣，直到1920年赴英留学途中才认真读了这部著作。翌年，在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影响下，始留心于红学，在与顾颉刚先生通信的论辩中写成了《红楼梦辨》，自此便落入“红尘”，乐于斯，悲于斯，幸与不幸，只有他自己深解此中滋味。他晚年曾作《红楼缥缈歌》，末四句云：“补天虚愿恨悠悠，磨灭流传总未酬。毕竟书成还是否，敢将此意问曹侯。”无限感慨，尽在其中了。
寄与情遥绝妙词
俞先生十六七岁就在黄季刚先生指导下研读周邦彦《清真词》，1928年即在清华大学开设周清真专题课。20世纪30年代出版《读词偶得》，40年代出版《清真词释》，词学成了俞先生“红学”之外的另一大热点。60年代初，他编成(《唐宋词选》征求意见稿，尘封多年，直至“文革”后才重新启动，再作全面修订，由人文社出版，更名为《唐宋词选释》。
1979年5月，我偶然翻阅《唐宋词选释》校样，见李清照《永遇乐》“落日镕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句，俞先生之注谓语出梁朝江淹《拟休上人怨别》“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我以为诗意近似，而诗语则未必。释碧为玉，以切“璧”字，稍嫌用力过甚。江诗之“碧”字，释色释玉，固在两可之间，然以玉喻云，在唐之前尚不多见。《庄子·列御寇》：“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汉书·律历志》：“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隋薛道衡《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云间璧独转，空里镜孤悬。”唐李邕《日赋》：“重光起于一人，合璧旋于八极。”韦庄《又玄集序》：“云间分合璧之光，海上运摩天之翅。”均以合璧喻指日月。宋王安石《东阳道中》诗：“浮云堆白玉，落日泻黄金。”乃直接以云喻玉，以金喻日，与李清照词同旨。5月11日，我写一信并录王诗，请责编陈建根转达俞先生。很快就接到俞先生的复信急件，云：
东海同志：
承检书详示荆公诗句各本，至荷。拟以之加注李易安《永遇乐》首联，文字即用“堆”、“泻”，一如尊见。并希转告建根同志，俟复校时再行商定。此致
敬礼
俞平伯5月14日
定稿时俞先生于注中加荆公诗，并按日：“此与首联相似。”《渊鉴类函》云部引王介甫(安石)诗：“风力引云行玉马，水光连日动金蛇。”与《东阳道中》诗设喻略同，然查荆公集，未见此联，故不曾录示先生。先生复信之快速，态度之谦虚，令人吃惊。其虚怀若谷，正显示出大学问家之风范。作为晚辈，我深受教益。后来又接俞先生一信，云：
东海同志：
《词选释》精装本迄未见，是否不印?
此书(海按，指平装本)印刷错误，每承读者来信，今汇报如下：(海按，下录四条须改动之处，此从略)均承有人见告。建根未知归否?最好能转给一看。即候
著安
平伯6月6日
老先生治学十分认真，对读者来信很是看重，有错必改。因为陈建根出差，有关改版的事也就只好由我代劳了。所谓“十年磨一剑”，已是极言成事之难，而先生之《唐宋词选释》却整整花了20年的工夫，多不容易啊！
198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汤高才兄在编辑《唐诗鉴赏辞典》的同时，着手编辑《唐宋词鉴赏辞典》。像俞先生这样的词学大家自然不可或缺，所以汤兄要我代为约稿。春节后，我即依汤兄之意写一信给先生，旋接复信云：
东海同志：
建根行后，得来书代答，感谢。稿酬已收到，前购书款亦已扣去。精装本不在内。承出版社送二册，现拟另购二十册。于书来后请电告敝寓，当托人往取。赠送本二册亦可并付。书价三十元如何缴付?希告知(可付现款)，一切请多费神，为荷。
辞书出版社来信及您转述汤君意均悉。《选释》体例不同，无法采用；若我以前所作，虽自己并不惬意，如蒙采入《鉴赏辞典》，自可同意，即请他们斟酌摘录。以近来想法与过去或同(或不同)，不便参加意见也。若于便中转达汤君，尤感。匆复，颂
撰祺
俞平伯2月18日
所谓“建根行后，得来书代答”云云，是指责任编辑陈建根出差，俞先生咨询有关《选释》之事，由我代为料理作答，故来信表示感谢。有关鉴赏辞典可采录其旧作事，接信后我即转达汤兄。汤兄执意要求俞先生选题新撰，我又电话转达。先生颇感为难，未即回绝，过后来信云：
东海同志：
电音聆悉。我以久病，构思不属，心中空空洞洞，唐宋词鉴赏征文难于应命，深感愧歉。前有《读词偶得》等篇，未免强作解人，悔其少作。即《选释》亦六零年旧作也，其辞至简，而读者来书每有不同看法，可见著述之非易也。
近作谈《浮生六记》短文二则，有考证意味，未知合用否?匆复，即颂
著安
俞平伯10月24日
后来出版的《唐宋词鉴赏辞典》所录俞先生的鉴赏文字，当是汤高才兄据俞先生之意，自其词学旧作中“斟酌摘录”出来的。如所录周邦彦《望江南》(游妓散)和《蝶恋花》(月皎惊乌)等词的赏析文字，就是从俞先生的《清真词释》中摘录下来的。未曾细核，不知是否有从其《读词偶得》中摘录者。俞先生之所以不拟另写，是因为对过去的看法“不便参加意见”。由此可知先生治学之严谨，与脚跟不定随意翻覆者岂可同日而语哉!
俞先生端的是性情中人，堪称“千古情种”。红学出于情，词学也出于情，他寄情于《红楼梦》，又寄情于唐宋词。他的《题随月楼藏梁任公集宋人词句赠徐志摩长联》绝句有云：“金针飞度初无迹，寄与情遥绝妙词。”也可以视为他治词学的自我写 照。
不以华辞掩性真
1989年岁末，俞平伯先生九十华诞之际，我到三里河先生寓所，代表人民文学出版社向先生敬献花篮，以示祝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俞先生。先生清癯瘦弱，文质彬彬，个头不高，一见便知是典型的南方书生。当我表示祝贺之意时，他似乎对诞辰并不在乎，未置一辞，即转身抱过刚印出来的线装本诗词集《俞平伯旧体诗钞》给我看，打开一看，知是孙玉蓉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俞先生自名曰《槐屋幸草》，意谓乃前佚《古槐书屋诗》之幸存者。我轻轻地放下，他又拿起来摸了摸，好像心血感情都集中在这诗集里，难怪比任何别的都更关心。我们通过信，也通过电，但却未曾见过面。这次见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为他转年即与世长辞，一代文星陨落了。
俞先生是个典型的诗人，如前所言，堪称“情种”，情之所至，诗亦至焉，正如他自己说的：“诗底心正是人底心，诗底声音正是人底声音。‘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不死不朽的诗人。”(《冬夜·自序》)是的，即便身处逆境，他仍然保有一颗“赤子之心”，这从他的诗可以看得出来。1967年，我刚到北京时，听文研所沙予说，俞先生被赶出老君堂原宅，搬入跨院北房内，颇有恋旧之情，有诗云：“先人书室我移家，憔悴新来改鬓华。屋角斜晖应似旧，隔墙犹见马缨花。”其诗作近似古人所谓“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后来他又被集中到文研所三楼库房里，并合三条椅子为床，以棉袄为被，又作诗自嘲：“拼三椅卧南窗下，黄棉袄子暖烘烘。”真是人不堪其忧，他却不改其乐，心态十分平和。听沙予笑谈俞先生的诗句，我对他平添了几分敬意。全诗记不得了，也许沙予就背出了这几句，诗题更是不复记忆，可惜这些诗都散佚了。
1979年4月21日，我接到俞先生书赠的一个条幅，录其旧作二绝句，云：
南屏凄迥没浮屠，
宝石亭亭倩影孤。
独有青山浑未改，
湿云如梦画西湖。(其一)
日行田坂少尘沙，
松竹流泉处处佳。
久客归来如逆旅，
还依北斗梦京华。(其二)
查《俞平伯旧体诗钞》，其一题曰《湖船怅望》，“亭亭”改作“娉婷”。这诗为1955年5月27日所作，时俞先生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赴杭州郊县考察，抵杭当日下午，坐船至湖楼访毛曼曾，归舟赋此；其二题曰《杭县双林乡》，“佳”改作“嘉”，“归来如逆旅”改作“乡关同逆旅”，诗系1955年6月4日晚在杭县双林乡拱宸桥国营麻纺厂宿合所作。俞先生为浙江人，因以杭州为故乡。末句改杜诗，甚有深意，虽遭批判，仍于诗中寄寓爱国之情，惟其如此，故得“政治上是好人”之评。25年后俞先生重书此二绝为赠，足见其尚存故园之思也。收到这墨宝后，我不时拿出来玩味，书法是从王(羲之)字脱胎出来的，骨子里带点汉魏风骨，以帖为主，辅之以碑，所以清秀而又挺拔；二绝虽属旧体，却有新诗血脉，所以清新而又真淳。这墨宝可谓诗书双绝。
屠岸和丁芒曾到寒舍，议及编“两栖诗选”事，拟专选“两栖诗人”的诗。所谓“两栖诗人”是指既写新诗又写旧诗的诗人。俞先生就是这样的诗人。他的《冬夜》诗集是胡适《尝试集》和郭沫若《女神》之后的第三本新诗集，自是新诗一大家，在当时的诗坛影响很大。他却在《读词偶得·诗馀闲评》中说，词还有两条路，一种是作白话词，一种是作新诗，“新诗，那是一任作者自创体裁。据我的看法，和这些年来的经验，这条路并不太好走”。也许是这个原因，他也“勒马回缰作旧诗”，写起旧体诗来了。按他的国学功底，写旧体诗自然轻车熟路，可以写得很传统，学旧如旧，仿古似古。然而，他却不这样做，不造假古董，要拿旧瓶装新酒，表现时代精神，在旧体诗中流注新诗的血液。叶圣陶为《俞平伯旧体诗钞》作《序》云：“我的无论什么文辞都意尽于言，别无含蓄，其不‘芳醇’可知。平伯兄可不然。他天分高，实践勤，脚踏实地，步步前进，数十年如一日，他说的话就是明证。他说，他后来写的旧体诗实是由他的新体诗过渡的，写作手法有些仍沿着他以前写新体诗的路子。这很明白，我跟他的差距就在这儿。”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他的旧体诗为什么那样清新而又真淳了。只可惜，他的《古槐书屋诗》在“文革”中亡佚了，所辑录《旧体诗钞》只是“存什一于千百”，故自题曰《槐屋幸草》，以示焚馀之意。在我的印象中，俞平伯先生首先应是个诗人，他以诗人的眼光和情愫去研讨红学和词学，而不是像长于逻辑思维的学者那样去推理和判断。在情与理的权衡中，他更偏重于情，仍不失其赤子之心，一切都不在乎个人得失而以求真为指归，即所谓“不以华辞掩性真”(《赵朴初君以所藏圣陶手写诗词装为横幅属题》)，所以能表现出大家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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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1900．1．8－1900．10．15)，原名俞铭衡，浙江德清人。早年参加新潮社、文学研究会。1919年北京大学毕业，曾执教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后任职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著作有诗集《冬夜》、《西还》、《古槐树屋诗》、《遥夜闺诗引》，散文《燕知草》、《杂拌儿》、《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