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经济的人均发展水平和整体经济实力还不能与美日相比，尽管部分经济发展指标名列世界前列。在此背景下，中国媒体是否能够比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先行一步，在国际上获得竞争优势呢？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毋庸置疑，舆论的影响力与经济实力是正相关的。经济弱国不可能在国际上具有强大的舆论影响力。澳大利亚出生的媒体大亨默多克,转向英国去发展自己的媒体大国，再转战美国去打造媒体帝国，他对此问题的认识再清楚不过了。
　　但是，这并不等于只有当经济实力和綜合国力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其媒体运作能力才能上一个台阶。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媒体的运作能力可以走在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之前，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正在崛起的大国。
　　在这方面，我们先看看日本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日本在经济蓬勃发展之际，经济政策反复失误，出现被动，究其原因就是它的舆论影响力有限，无法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策压力。我当时在美国学习工作，没有看到、听到任何来自日本的学者和媒体就美日贸易争端的报道和评论。显然，日本自身的媒体储备能力不够。最终，日本在经济政策包括汇率和货币政策方面屡战屡败，酿成了自己经济的衰退。
　　而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长期以来有着发达的媒体系统，因此在欧元崛起以及处理欧债危机等问题上相对处于比较自如的地位。
　　在当今欧元债务危机仍然风起云涌的时代，来自欧洲的媒体对欧元以及欧债危机一般都抱着比较乐观积极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对冲了来自美国和英国的媒体的过分负面的报道和评论。
　　我注意到，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成立两年以来，在中国经济大国崛起的契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做出了一篇国际化的文章。
　　财经频道设置了三个机制：一是直接对国际经济和金融重大事件作近距离报道，如直击华尔街、聚焦G20等节目。通过这些节目，不仅使中国的百姓第一时间了解国际经济形势的最新发展，也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的关注和中国评论员的声音。比如，芮成钢在首尔G20峰会美国总统记者招待会上的提问，就是具体表现。
　　第二个机制，就是不断地直接采访国际政策的制定者和重要的意见领袖，如美国财长、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欧洲央行行长等等。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反映了中国民众的观点。
　　第三个机制，就是直接参与主要的国际论坛和国际会议。比如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直接组织辩论会，并力争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发起讨论会。通过这些方式，把中国的观点和声音表达出来，以一个新兴大国的姿态，与美国的CNBC、英国的BBC相竞争。
　　这些尝试，在金融危机爆发近三年来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反映了中国的观点，展示了中国的形象，为中国经济政策拓宽了空间。
　　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还会日益复杂，将更需要这样的国际化运作。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将这些节目直接翻译成外语，在国外大面积落地，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影响。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