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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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结晶,同时也蕴含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更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实践论、中国传统思想与近代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创造性结果。毛泽东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概念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共性、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形成了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涵,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
  关键词:实事求是;传统文化渊源;近代中国;马克思哲学实践观
  一、“实事求是”的传统文化渊源
  (一)实事求的起源
  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源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实事求是”这一命题最早出现在汉代。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汉书·河间献王传》一书中记载了河间王刘德被称赞“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他推重先秦诸子之学,崇尚古代,为了获得事实证据,积极收集民间藏书,并对以后出版的书籍进行认真校订的事迹。当然,此时“实事求是”的命题还并不是一个哲学范畴。在这里的实事求是指的只是一种治学的态度,是一种务求真谛、严禁好学的治学态度,在之后的一千多年中并未受到历代学者的推崇和重视。
  (二)实事求的发展
  南宋朱熹提出了“格物穷理”的方法,通过接触参与事物来加强对事物的认识。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开始倡导实事求是之学风。王夫之、顾炎武等人著书立说,批判宋明理学空言心性,实为空疏之学导致国事日渐衰败。他们由此走上了强调实地考察的重要性,崇尚实学,提倡实证的道路,渐渐实事求是之学蔚然兴盛。乾嘉时期,大批学者致力于考订史学撰述得失,评骘史家学识优劣,开创出以“实事求是”为治史观念的史学思潮。乾嘉学者所提倡的“求实”和“求是”的思维方式及认识方法,包含着一定合理成分。当然,此时乾嘉学者所推崇的“实事求是”仅限于一种治学特征和考据方法,仅仅表现在考史特征和考据方法层面,在认识眼光及学术视野方面还存在很多局限,但是总体来说,在人类认识事物的方式研究方面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可以说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三)实事求是与地域文化
  湖湘文化实事求是的传统源远流长。湖湘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追求以理学的道德精神与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相结合、崇尚经世致用的务实传统,在讲究内圣修养的同时,特别强调外王经世。两宋时期,大批学者们聚集各地方书院,授徒讲学,潜心著述,开启了儒学地域化时代,掀起了一股自下而上的以通过地方书院来传播儒学的复兴思潮。以胡氏父子为代表的湖湘学将探讨内圣修养与主张倡导经世致用结合起来,有着强烈的务实倾向,极力推崇一个“实”字。胡宏就“以古人实学自律”,批判那些空言心性者“多寻空言,不究实用”,认为忽视实用,即是背离了儒学的宗旨,强调“体”“用”合一的“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有体而无用,与异端何辨?”这个“用”就是经世致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领域,“井田、封建、学校、军制,皆圣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也。”因此夯实了将儒家心性之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湖湘文化基础。
  明末清初王夫子将湖湘学派强烈的务实诉求加以传承弘扬,最终得以成长为湖湘文化独特的实事求是思想。清朝后期,民族危机空前紧张,越来越多的湖湘有识之士以更加积极的态度经世务实,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新理念,重张经世致用旗帜,积极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从而引发了晚清务实之风,并开启了由经世务实而向西方学习的先河。之后、左宗棠、曾国藩等湘军代表人物秉承和发扬了湖湘文化中经世务实的传统。由此可见,实事求是与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湖湘地方传统文化也有很深的渊源。
  二、“实事求是”与近代中国的融合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在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资本扩张下,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山河破碎的国家,面对水生火热的民众,无数仁人志士开始了寻找中国出路的艰难历程。在湖南实学思潮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对于“实事求是”的传统渊源和近代发展具有清晰的印象,他进而把“实事求是”的传统文化渊源与马克思的实践学说以及近代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找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首先,近代中国国情需要“实事求是”作为认知方法。“天朝上国”如何由天子骄子沦落到被动挨打的?又要如何救亡图存?这是摆在近代所有中國人面前的问题。我们通过对对世情、国情作出具体客观的分析,找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提出经世致用的实践道路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国际背景看,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向垄断过渡的阶段正是近代中国式微的时期,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到处开发、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开拓世界市场,整个世界市场连为一体。而在资本全球化过程中先进的生产关系遭遇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的抵制时,近代中国的悲剧也就开始开始了。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强行侵入,使得原本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中国受到剧烈冲击,沦为领土破裂,表面上独立、实际上受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使得中国原有的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经济结构逐步解体,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始萌芽,完全封建的中国社会也逐渐的变为有一定程度资本主义成分的半封建社会。
  从中国国情来看,近代中国国内阶级成分错综复杂,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帝国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都十分活跃。在回答国家落后的原因中,地主阶级归咎于“长技”,农民阶级归咎于封建地主阶级无能,资产阶级诉诸于体制改革,但是他们都没有认识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才是根本原因所在。毛泽东具体分析了中国的各阶级状况,找到了近代中国落后的病根,提出了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在国际上,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奠立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能够取得胜利的典范,从而使毛泽东认识到,能够与资本全球化相对抗的力量只有红色全球化。从国内状况来看,毛泽东认为,封建地主阶级代表落后的生产关系,依靠土地剥削农民赚钱,不会彻底反封建,是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反动力量,无法带领中国走出屈辱命运;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是落后于时代的农民阶级试图救亡图存,而遭遇到资本全球化的结果;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救亡图存的努力,表达了人民大众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愿望。但是我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夹缝中艰难求生,因此异常软弱,不能充分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无法凝结成强大的革命力量,因而无法领导中国人民走出屈辱的漫长黑夜,而无产阶级作为“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脱颖而出。   其次,“实事求是”是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的思想路线。找到、革命的道路问题和战争规律问题是中国革命历程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的厘清是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的核心。毛泽东准确判断出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并且由此最终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抗日战争时期,亡国论、速胜论和必胜论几个观点的讨论是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的关键。毛泽东具体分析了中国国内国情、日本国情以及国际战争形势的客观情况,指出中日战争是持久战,而战争的胜利是必定属于中国人民的,亡国论与速胜论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坚持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具体事情中找出规律性,并运用于现实生活中。
  三、“实事求是”与马克思哲学实践观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和实践观是毛泽东“实事求是”哲学实质最根本的来源,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又是一种发展。毛泽东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和理论探索活动的根本宗旨,都在于探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和道路,都在于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课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以其独特的逻辑力量和科学精神吸引了毛泽东,伴随着毛泽东的革命斗争实践,他认真研习马克思主义,对实事求是的命题赋予了崭新的内容,塑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灵魂。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做了著名的论述,他提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看问题,做事情言行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认识论体现在:人们的思想必须符合客观实际,通过实践去认识和检验真理,同时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原则。要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揭示事物之间的联系及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性。毛泽东的两部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唯物论的角度阐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哲学基础。《实践论》阐述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又指导实践。《矛盾论》论证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遇到矛盾的特殊情况要具体問题具体分析,就是说解决问题要从矛盾的特殊方面入手找原因。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总结出来,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涵是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实践哲学与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经验融合为一体的思想精华。而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深刻理解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与精神实质,正确掌握实事求是的精髓和灵魂,始终按实事求是的要求办事。(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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