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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景寿，入值军机处，谕旨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0-0069-04
景寿(1835—1889年)，富察氏，出身满洲镶黄旗，道光时期御前大臣一等公博启图之子，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二月指为寿恩固伦公主之额驸。于咸丰朝历任御前侍卫、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御前大臣、镶红旗蒙古都统、镶蓝旗蒙古都统、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等职。咸丰皇帝临终之时，任命其与肃顺等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新帝。
历数以上景寿于咸丰朝之任职履历，并无其入值军机处的记载。查《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以及今人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军机大臣年表》、魏秀梅编《清季职官表·军机大臣年表》口亦均无景寿入值军机处之记载。但笔者却于《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中发现三件谕旨，有景寿“著退出军机处”之字样。那么，既无景寿人值军机处之记录，又怎来的景寿退出军机处之结果呢？这着实是个谜团，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景寿是否人值军机处进行考证，以求方家指教。
一
笔者所指三件谕旨分别是：
第一件：
“谕王公百官等、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画乖方所致，载垣等复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幸赖天祖默佑恭亲王等和议告竣，厥功甚巨。皇考屡召王大臣议回銮之旨，而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总以夷情反覆，力排众论。皇考宵旰焦劳，更兼口外严寒，以致圣体违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龙驭上宾。朕抢天号地，五内如焚。追思载垣等从前蒙蔽之罪，非朕一人痛恨，实天下臣民所痛恨者也。朕御极之初，即欲重治其罪，唯思伊等系顾命之臣，故暂行宽免，以观后效。孰意八月十一日，朕召见载垣等八人，因御史董元醇敬陈管见一摺，内称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俟数年后，朕能亲裁庶务，再行归政。又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辅弼。又请在大臣中简派一二人，充朕师傅之任。以上三端，深合朕意。虽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之仪，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唯以国计民生为念，岂能拘守常例，此所谓事贵从权。特面谕载垣等著照所请传旨，该王大臣奏对时，哓哓置辩，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作为朕旨颁行，是诚何心？且载垣等每以不敢专擅为词，此非专擅之实迹乎？总因朕冲龄，皇太后不能深悉国事，任伊等欺蒙，能尽欺天下乎？此皆伊等辜负皇考深恩，朕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对在天之灵，又何以服天下公论。载垣、端华、肃顺著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至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著一并会议具奏。特谕。”
第二件：
“咸丰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谕王公百官等、(上年被去掉)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画乖方所致，载垣等复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嗣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将各国应办事宜，妥为经理，都城内外，安谧如常。皇考屡召王大臣议回銮之旨，而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覆，力排众论。皇考宵旰焦劳，更兼口外严寒，以致圣体违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龙驭上宾。朕抢地呼天，五内如焚。追思载垣等从前蒙蔽之罪，非朕一人痛恨，实天下臣民所痛恨者也。朕御极之初，即欲重治其罪，唯思伊等系顾命之臣，故暂行宽免，以观后效。孰意八月十一日，朕召见载垣等八人，因御史董元醇敬陈管见一摺，内称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俟数年后，朕能亲裁庶务，再行归政。又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辅弼。又请在大臣中简派一二人，充朕师傅之任。以上三端，深合朕意。虽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之仪，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唯以国计民生为念，岂能拘守常例，此所谓事贵从权。特面谕载垣等著照所请传旨，该王大臣奏对时，哓哓置辩，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作为朕旨颁行，是诚何心?且载垣等每以不敢专擅为词，此非专擅之实迹乎?总因朕冲龄，皇太后不能深悉国事，任伊等欺蒙，能尽欺天下乎?此皆伊等辜负皇考深恩，朕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对在天之灵，又何以服天下公论。载垣、端华、肃顺著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至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著一并会议具奏。特谕。钦此。”
以上两件谕旨后附：
“九月三十日发下交内阁发抄。”
“此件谕旨系九月十八日热河由内缮定，三十日发下另缮一道递上，钤圈发下交抄原件缴进，内有面奉，谕旨酌改添减字句均用黄签粘出，档内照粘黄签备查。”
据此可知，以上两件谕旨，第一件为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十八日由内缮定，而据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谕旨：
“前因载垣、端华、肃顺等三人种种跋扈不臣，朕于热河行宫命醇郡王奕譞缮就谕旨将载垣等三人解任。”
可知，谕旨后附说明中的由内缮定，即是指两宫太后于热河行在，命醇郡王奕赧缮定该谕旨。其中对辅政八大臣，采取了第一步骤处理方式，即：“载垣、端华、肃顺著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军机处。”第二件谕旨则是将第一件谕旨经由内阁发抄，向文武百官宣谕。该谕旨由此经过第一轮改动(见第二件谕旨阴影处)，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军机处”无变动。熟悉这段历史者即可知，该谕旨是两宫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诉发动辛酉政变，讨伐肃顺等八位赞襄大臣的檄文，被赋予了此种政治涵义的谕旨更要求其内容准确，不仅要让政敌无所辩白、心服口服，且要在朝文武百官共信之，由此达到团结一致，共同讨伐敌人之目的。而此件谕旨之缮定人为醇郡王役譞，奕譞为咸丰皇帝之七弟，慈禧太后之妹婿，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可谓亲上加亲。据记载，咸丰皇帝西狩热河期间，奕譞旨侍奉其母乌雅氏赴热河，咸丰十一年七月曾请假回京，咸丰皇帝病逝后又返回热河。基于此，其对热河行在政情应较为了解，由他亲手执笔的谕旨，显然内容(至少有关热河行在的人事安排)之准确程度应不容置疑。且该谕旨关系重大，两宫太后特别是慈禧太后必仔细阅读，后又经过内阁的改动抄发，出错可能性微乎其微。
我们再来看第三件谕旨，即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谕旨：
“圣鉴事成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奉上谕：谕王公百官等，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画乖方所致，载垣等复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嗣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被去掉)，将各国应办事宜，妥为经理，都城 内外，静谧如常。皇考屡召王大臣议回銮之旨，而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覆，力排众论。皇考宵旰焦劳，更兼口外严寒，以致圣体违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龙驭上宾。朕抢地呼天，五内如焚。追思载垣等从前蒙蔽之罪，非朕一人痛恨，实天下臣民所痛恨者也。朕御极之初，即欲重治其罪，唯思伊等系顾命之臣，故暂行宽免，以观后效。孰意八月十一日，朕召见载垣等八人，因御史董元醇敬陈管见一摺，内称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俟数年后，朕能亲裁庶政，再行归政。又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辅弼。又请在大臣中简派一二人，充朕师傅之任。以上三端，深合朕意。虽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之仪，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唯以国计民生为念，岂能拘守常例，此所谓事贵从权。特面谕载垣等著照所请传旨，该王大臣奏对时，哓哓置辩，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作为朕旨颁行，是诚何心?且载垣等每以不敢专擅为词，此非专擅之实迹乎?总由朕冲龄，皇太后不能深悉国事，任伊等欺蒙，能尽欺天下乎?此皆伊等辜负皇考深恩，朕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对在天之灵，又何以服天下公论。载垣、端华、肃顺著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至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著一并会议具奏。特谕。”
该谕旨为前文“三十日发下另缮一道递上”之谕旨，已然做了第二次改动(见阴影处)。而“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军机处”字样仍保持原状。
由以上分析可见，作为辛酉政变讨贼檄文的这件著名谕旨，由醇郡王奕赧于热河行在缮定，经两宫太后过目，于文武百官前当众宣读，并交内阁发抄，公诸天下。仅在现今遗留下来的上谕档中，就有原谕旨和改动后谕旨共三份，经过数次重大改动，但谕旨中有关“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军机处”字样却始终如一。这显然说明包括身处热河行在、经历了与肃顺等八大臣殊死较量的两宫太后，往返于热河、京城间的醇郡王奕譞，及留守于京城的以恭亲王奕譞为首的诸多文武百官均认可了，这件谕旨中有关“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军机处”的事实。很显然，著景寿退出军机处，即是确认了景寿曾人值军机处这一事实。
二
关于景寿入值军机处一事，不仅在上述官方档案中有所记载，而且在时人日记中亦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如当时恭党的重要成员李慈铭在其著名的《越缦堂国事日记》中就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大行未命，懿亲如惠邸之尊属，恭邸之重任，皆不得聆玉几之言，受付金瓯之托，中外骇惑，谓非圣意。自后行在诸所设施，失礼不经，多违祖法。而一切章奏，皆云军机处赞襄政夯王大臣奉旨处分，传钞天下，然先帝固未有载垣等三人入军机之命也，是其乘间攘权，欺蔽耳目。”
在此，我们暂且将李慈铭因为恭亲王奕譞辅政摇旗呐喊，而攻击载垣、肃顺等八大臣“乘间攘权”这一政治目的放置一边，仅看其中与本文所论相关之一点，即：“然先帝固未有载垣等三人人军机之命也。”由前文所列举之谕旨可知，咸丰帝于临终之际，命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幼帝。李慈铭日记中所称之载垣等三人，即被时人目为三奸的载垣、端华、肃顺。由此不难推断，八人中此三人未入军机，那么景寿、穆荫等其余五人皆应人值军机，这显然与前面所得出的结论吻合。
此外，晚清重臣曾国藩在其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的日记也有相关记载：
“有云赞襄政务王大臣八人中，载垣、端华、肃顺一并拿问，余五人逐出枢垣。服太后之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相与钦悚久之。”
清人朱士彦于《枢垣记略》序中指出：“自雍正年间仿唐、宋枢密院之规设立办理军机处，职掌之要，冠于朝端。”、清代“军机处名不师古，而丝纶出纳，职居密勿”，“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盖隐然执政之府矣”。因此，时人将其比作宋代的枢密院或汉代的尚书省，故军机处又有“枢垣”一称。这样就不难理解曾国藩日记中所言“余五人逐出枢垣”之意，即等同于谕旨中“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军机处”。这显然说明著景寿退出军机处，即景寿入值军机处这一事实再一次得到确认。很显然，时人李慈铭、曾国藩日记中的记载又为景寿入值军机处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三
我们再来看景寿于咸丰一朝的任职履历，其中有担任御前大臣的记录。而清代又有御前大臣不得兼任军机大臣之制，显然御前大臣景寿人值军机处是有违清代祖制的。但是，查考以往咸丰朝历史，我们会发现咸丰皇帝绝不是一位拘泥于祖制的君主，在赞襄机务之军机大臣的任命问题上尤为如此。例：咸丰元年三月，奕譞即位伊始，便“命内阁侍读(从五品)穆荫以五品京堂候补，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此举打破了由嘉庆帝创造的任命五品官员人值军机处的记录。清代有关军机大臣入值本职品级虽无定制，但雍正、乾隆时期简用军机大臣多以从二品以上官员选授为原则，嘉庆、道光时期虽有突破，但以正五品官员加衔人值为底限。咸丰皇帝此举遭致朝臣的反对，给事中苏廷魁奏称：穆荫“超擢太骤”、“易启幸进之门”，咸丰皇帝颁下上谕，不仅狠狠地批驳苏廷魁：“黜陟自下，巧为尝试，尤属乱道。”而且还宣称：“夫军机大臣，本为要任，满汉兼用，断不应稍有区别。朕用人行政，一秉大公，从无分于满汉。穆荫人亦中材，朕本欲添派满洲军机大臣，唯内断于心，亲加选擢，黜陟大柄，朕自持之，非诸臣所可轻议也”。咸丰皇帝不仅超擢提拔低品级官员穆荫为军机大臣，而且于十年六月初十日首席军机大臣彭蕴章退出军机处后，他又再次打破清代“任军机者，自亲王外，其领袖者，必大学士”的惯例，任命非为大学士的穆荫为军机大臣首揆。咸丰帝不仅在军机大臣穆荫身上屡违祖制，对自己同父异母弟恭亲王奕譞也同样如此。咸丰三年，咸丰帝“命恭亲王奕譞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这显然又违背了清代亲王不能入值军机处的定制，奕{斤于咸丰朝军机处在值近三年，咸丰五年七月，方因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被咸丰皇帝逐出军机处。综上亦可推断，在太平天国业已占据半壁江山、英法联军兵临城下之时，躲在热河行在的咸丰帝完全有可能再次打破祖宗之常例，吸纳御前大臣景寿人值军机，特别是在军机处乏人之际，这种概率就变得更大了。
我们再来看此时热河行在军机处的情形，据《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载：咸丰十年共有军机大臣六位，即彭蕴章、穆荫、匡源、杜翰、文祥、焦佑瀛。其中彭蕴章已于六月初十日离开军机处，文祥于八月初九日留京，穆荫虽于八月初八日扈从热河行在，但九月十二日即丁父忧，焦佑瀛于十月二十八日方人值军机处。这样从八月初八日咸丰帝西狩热河，到十月二十八日焦佑瀛入值军机处，两月间军机处只有三位军机大臣，首席军机 大臣穆荫九月十二日丁忧后，仅剩余两位军机大臣，即匡源与杜翰，且这二位大臣在首揆缺席之时还处于群龙无首之状态。而军机处另一重要职官军机章京最初也未扈从热河行在。不难想象，军机处作为清代对“军国大计，罔不总揽”的宰辅之区，此种状况着实令人堪忧。枢垣乏人，以及皇帝对此焦虑之景况，从这一时期，咸丰帝颁布的几道谕旨中就可窥其一般。如“迅传该章京等，兼程前来：毋得玩视公事，致干重咎。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穆荫现丁父忧，军机处现在事务较繁，著赏假十四日，经理丧事，假满即行当差，俟回京后再补行穿孝”。“军机大臣自随扈以来，诸务繁多举凡承旨书谕，并札咨事件倍于平时”。“现在军机处，事繁人少，焦佑瀛著即赴行在当差。所有津南弹压土匪事宜，著交张之万、陈鸿翊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等等。
朝中急需人才而又偏偏缺乏人才极有可能令咸丰皇帝再次打破祖制，于未发布任命上谕的情况下，令自己的姐夫—御前大臣景寿入值军机处。但因其任职时间短暂，且于热河行在，更为重要的是御前大臣兼任军机大臣毕竟有违祖制，故此事秘而不宣。因此《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中并无景寿入值军机处之记载，而这也正是清代军机大臣入值军机处最为有力之证据，后世史家即凭借此点认定景寿并未人值军机处，但是，逝去的历史必定会留有其痕迹，笔者虽未从中找到可以证明景寿入值军机处准确时间的有力证据，但上述官私著作中有关此事的记载早已强有力地证明了景寿曾经人值军机处这一历史事实。
[作者简介]袁野，女，1977年生，辽宁阜新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在读博士生，沈阳农业大学社科部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
[责任编辑：吴丹]
参考文献：
[1]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魏秀梅编：清季职官表[M].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5).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成丰同治两朝上谕档(十一)[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4]李慈铭著，吴语亭编注：越缦堂国事日记(一)[Z].台北：文海出版社.
[5]曾国藩著：曾国藩全集·日记[Z]长沙：岳麓书社，1995.
[6]梁章钜著，朱智著：枢垣记略[Z]北京：中华书局，1984.
[7]赵尔巽等撰.国史馆校注：清史稿校注·军机大臣年表(卷一百八十四)[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
[8]清文宗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6.
[9]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七十四)，大学士年表序[M].北京：中华书局.1976.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0-0069-04
景寿(1835—1889年)，富察氏，出身满洲镶黄旗，道光时期御前大臣一等公博启图之子，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二月指为寿恩固伦公主之额驸。于咸丰朝历任御前侍卫、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御前大臣、镶红旗蒙古都统、镶蓝旗蒙古都统、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等职。咸丰皇帝临终之时，任命其与肃顺等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新帝。
历数以上景寿于咸丰朝之任职履历，并无其入值军机处的记载。查《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以及今人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军机大臣年表》、魏秀梅编《清季职官表·军机大臣年表》口亦均无景寿入值军机处之记载。但笔者却于《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中发现三件谕旨，有景寿“著退出军机处”之字样。那么，既无景寿人值军机处之记录，又怎来的景寿退出军机处之结果呢？这着实是个谜团，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景寿是否人值军机处进行考证，以求方家指教。
一
笔者所指三件谕旨分别是：
第一件：
“谕王公百官等、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画乖方所致，载垣等复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幸赖天祖默佑恭亲王等和议告竣，厥功甚巨。皇考屡召王大臣议回銮之旨，而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总以夷情反覆，力排众论。皇考宵旰焦劳，更兼口外严寒，以致圣体违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龙驭上宾。朕抢天号地，五内如焚。追思载垣等从前蒙蔽之罪，非朕一人痛恨，实天下臣民所痛恨者也。朕御极之初，即欲重治其罪，唯思伊等系顾命之臣，故暂行宽免，以观后效。孰意八月十一日，朕召见载垣等八人，因御史董元醇敬陈管见一摺，内称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俟数年后，朕能亲裁庶务，再行归政。又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辅弼。又请在大臣中简派一二人，充朕师傅之任。以上三端，深合朕意。虽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之仪，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唯以国计民生为念，岂能拘守常例，此所谓事贵从权。特面谕载垣等著照所请传旨，该王大臣奏对时，哓哓置辩，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作为朕旨颁行，是诚何心？且载垣等每以不敢专擅为词，此非专擅之实迹乎？总因朕冲龄，皇太后不能深悉国事，任伊等欺蒙，能尽欺天下乎？此皆伊等辜负皇考深恩，朕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对在天之灵，又何以服天下公论。载垣、端华、肃顺著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至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著一并会议具奏。特谕。”
第二件：
“咸丰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谕王公百官等、(上年被去掉)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画乖方所致，载垣等复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嗣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将各国应办事宜，妥为经理，都城内外，安谧如常。皇考屡召王大臣议回銮之旨，而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覆，力排众论。皇考宵旰焦劳，更兼口外严寒，以致圣体违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龙驭上宾。朕抢地呼天，五内如焚。追思载垣等从前蒙蔽之罪，非朕一人痛恨，实天下臣民所痛恨者也。朕御极之初，即欲重治其罪，唯思伊等系顾命之臣，故暂行宽免，以观后效。孰意八月十一日，朕召见载垣等八人，因御史董元醇敬陈管见一摺，内称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俟数年后，朕能亲裁庶务，再行归政。又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辅弼。又请在大臣中简派一二人，充朕师傅之任。以上三端，深合朕意。虽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之仪，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唯以国计民生为念，岂能拘守常例，此所谓事贵从权。特面谕载垣等著照所请传旨，该王大臣奏对时，哓哓置辩，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作为朕旨颁行，是诚何心?且载垣等每以不敢专擅为词，此非专擅之实迹乎?总因朕冲龄，皇太后不能深悉国事，任伊等欺蒙，能尽欺天下乎?此皆伊等辜负皇考深恩，朕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对在天之灵，又何以服天下公论。载垣、端华、肃顺著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至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著一并会议具奏。特谕。钦此。”
以上两件谕旨后附：
“九月三十日发下交内阁发抄。”
“此件谕旨系九月十八日热河由内缮定，三十日发下另缮一道递上，钤圈发下交抄原件缴进，内有面奉，谕旨酌改添减字句均用黄签粘出，档内照粘黄签备查。”
据此可知，以上两件谕旨，第一件为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十八日由内缮定，而据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谕旨：
“前因载垣、端华、肃顺等三人种种跋扈不臣，朕于热河行宫命醇郡王奕譞缮就谕旨将载垣等三人解任。”
可知，谕旨后附说明中的由内缮定，即是指两宫太后于热河行在，命醇郡王奕赧缮定该谕旨。其中对辅政八大臣，采取了第一步骤处理方式，即：“载垣、端华、肃顺著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军机处。”第二件谕旨则是将第一件谕旨经由内阁发抄，向文武百官宣谕。该谕旨由此经过第一轮改动(见第二件谕旨阴影处)，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军机处”无变动。熟悉这段历史者即可知，该谕旨是两宫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诉发动辛酉政变，讨伐肃顺等八位赞襄大臣的檄文，被赋予了此种政治涵义的谕旨更要求其内容准确，不仅要让政敌无所辩白、心服口服，且要在朝文武百官共信之，由此达到团结一致，共同讨伐敌人之目的。而此件谕旨之缮定人为醇郡王役譞，奕譞为咸丰皇帝之七弟，慈禧太后之妹婿，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可谓亲上加亲。据记载，咸丰皇帝西狩热河期间，奕譞旨侍奉其母乌雅氏赴热河，咸丰十一年七月曾请假回京，咸丰皇帝病逝后又返回热河。基于此，其对热河行在政情应较为了解，由他亲手执笔的谕旨，显然内容(至少有关热河行在的人事安排)之准确程度应不容置疑。且该谕旨关系重大，两宫太后特别是慈禧太后必仔细阅读，后又经过内阁的改动抄发，出错可能性微乎其微。
我们再来看第三件谕旨，即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谕旨：
“圣鉴事成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奉上谕：谕王公百官等，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画乖方所致，载垣等复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嗣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被去掉)，将各国应办事宜，妥为经理，都城 内外，静谧如常。皇考屡召王大臣议回銮之旨，而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覆，力排众论。皇考宵旰焦劳，更兼口外严寒，以致圣体违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龙驭上宾。朕抢地呼天，五内如焚。追思载垣等从前蒙蔽之罪，非朕一人痛恨，实天下臣民所痛恨者也。朕御极之初，即欲重治其罪，唯思伊等系顾命之臣，故暂行宽免，以观后效。孰意八月十一日，朕召见载垣等八人，因御史董元醇敬陈管见一摺，内称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俟数年后，朕能亲裁庶政，再行归政。又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辅弼。又请在大臣中简派一二人，充朕师傅之任。以上三端，深合朕意。虽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之仪，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唯以国计民生为念，岂能拘守常例，此所谓事贵从权。特面谕载垣等著照所请传旨，该王大臣奏对时，哓哓置辩，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作为朕旨颁行，是诚何心?且载垣等每以不敢专擅为词，此非专擅之实迹乎?总由朕冲龄，皇太后不能深悉国事，任伊等欺蒙，能尽欺天下乎?此皆伊等辜负皇考深恩，朕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对在天之灵，又何以服天下公论。载垣、端华、肃顺著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至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著一并会议具奏。特谕。”
该谕旨为前文“三十日发下另缮一道递上”之谕旨，已然做了第二次改动(见阴影处)。而“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军机处”字样仍保持原状。
由以上分析可见，作为辛酉政变讨贼檄文的这件著名谕旨，由醇郡王奕赧于热河行在缮定，经两宫太后过目，于文武百官前当众宣读，并交内阁发抄，公诸天下。仅在现今遗留下来的上谕档中，就有原谕旨和改动后谕旨共三份，经过数次重大改动，但谕旨中有关“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军机处”字样却始终如一。这显然说明包括身处热河行在、经历了与肃顺等八大臣殊死较量的两宫太后，往返于热河、京城间的醇郡王奕譞，及留守于京城的以恭亲王奕譞为首的诸多文武百官均认可了，这件谕旨中有关“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军机处”的事实。很显然，著景寿退出军机处，即是确认了景寿曾人值军机处这一事实。
二
关于景寿入值军机处一事，不仅在上述官方档案中有所记载，而且在时人日记中亦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如当时恭党的重要成员李慈铭在其著名的《越缦堂国事日记》中就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大行未命，懿亲如惠邸之尊属，恭邸之重任，皆不得聆玉几之言，受付金瓯之托，中外骇惑，谓非圣意。自后行在诸所设施，失礼不经，多违祖法。而一切章奏，皆云军机处赞襄政夯王大臣奉旨处分，传钞天下，然先帝固未有载垣等三人入军机之命也，是其乘间攘权，欺蔽耳目。”
在此，我们暂且将李慈铭因为恭亲王奕譞辅政摇旗呐喊，而攻击载垣、肃顺等八大臣“乘间攘权”这一政治目的放置一边，仅看其中与本文所论相关之一点，即：“然先帝固未有载垣等三人人军机之命也。”由前文所列举之谕旨可知，咸丰帝于临终之际，命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幼帝。李慈铭日记中所称之载垣等三人，即被时人目为三奸的载垣、端华、肃顺。由此不难推断，八人中此三人未入军机，那么景寿、穆荫等其余五人皆应人值军机，这显然与前面所得出的结论吻合。
此外，晚清重臣曾国藩在其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的日记也有相关记载：
“有云赞襄政务王大臣八人中，载垣、端华、肃顺一并拿问，余五人逐出枢垣。服太后之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相与钦悚久之。”
清人朱士彦于《枢垣记略》序中指出：“自雍正年间仿唐、宋枢密院之规设立办理军机处，职掌之要，冠于朝端。”、清代“军机处名不师古，而丝纶出纳，职居密勿”，“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盖隐然执政之府矣”。因此，时人将其比作宋代的枢密院或汉代的尚书省，故军机处又有“枢垣”一称。这样就不难理解曾国藩日记中所言“余五人逐出枢垣”之意，即等同于谕旨中“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军机处”。这显然说明著景寿退出军机处，即景寿入值军机处这一事实再一次得到确认。很显然，时人李慈铭、曾国藩日记中的记载又为景寿入值军机处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三
我们再来看景寿于咸丰一朝的任职履历，其中有担任御前大臣的记录。而清代又有御前大臣不得兼任军机大臣之制，显然御前大臣景寿人值军机处是有违清代祖制的。但是，查考以往咸丰朝历史，我们会发现咸丰皇帝绝不是一位拘泥于祖制的君主，在赞襄机务之军机大臣的任命问题上尤为如此。例：咸丰元年三月，奕譞即位伊始，便“命内阁侍读(从五品)穆荫以五品京堂候补，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此举打破了由嘉庆帝创造的任命五品官员人值军机处的记录。清代有关军机大臣入值本职品级虽无定制，但雍正、乾隆时期简用军机大臣多以从二品以上官员选授为原则，嘉庆、道光时期虽有突破，但以正五品官员加衔人值为底限。咸丰皇帝此举遭致朝臣的反对，给事中苏廷魁奏称：穆荫“超擢太骤”、“易启幸进之门”，咸丰皇帝颁下上谕，不仅狠狠地批驳苏廷魁：“黜陟自下，巧为尝试，尤属乱道。”而且还宣称：“夫军机大臣，本为要任，满汉兼用，断不应稍有区别。朕用人行政，一秉大公，从无分于满汉。穆荫人亦中材，朕本欲添派满洲军机大臣，唯内断于心，亲加选擢，黜陟大柄，朕自持之，非诸臣所可轻议也”。咸丰皇帝不仅超擢提拔低品级官员穆荫为军机大臣，而且于十年六月初十日首席军机大臣彭蕴章退出军机处后，他又再次打破清代“任军机者，自亲王外，其领袖者，必大学士”的惯例，任命非为大学士的穆荫为军机大臣首揆。咸丰帝不仅在军机大臣穆荫身上屡违祖制，对自己同父异母弟恭亲王奕譞也同样如此。咸丰三年，咸丰帝“命恭亲王奕譞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这显然又违背了清代亲王不能入值军机处的定制，奕{斤于咸丰朝军机处在值近三年，咸丰五年七月，方因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被咸丰皇帝逐出军机处。综上亦可推断，在太平天国业已占据半壁江山、英法联军兵临城下之时，躲在热河行在的咸丰帝完全有可能再次打破祖宗之常例，吸纳御前大臣景寿人值军机，特别是在军机处乏人之际，这种概率就变得更大了。
我们再来看此时热河行在军机处的情形，据《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载：咸丰十年共有军机大臣六位，即彭蕴章、穆荫、匡源、杜翰、文祥、焦佑瀛。其中彭蕴章已于六月初十日离开军机处，文祥于八月初九日留京，穆荫虽于八月初八日扈从热河行在，但九月十二日即丁父忧，焦佑瀛于十月二十八日方人值军机处。这样从八月初八日咸丰帝西狩热河，到十月二十八日焦佑瀛入值军机处，两月间军机处只有三位军机大臣，首席军机 大臣穆荫九月十二日丁忧后，仅剩余两位军机大臣，即匡源与杜翰，且这二位大臣在首揆缺席之时还处于群龙无首之状态。而军机处另一重要职官军机章京最初也未扈从热河行在。不难想象，军机处作为清代对“军国大计，罔不总揽”的宰辅之区，此种状况着实令人堪忧。枢垣乏人，以及皇帝对此焦虑之景况，从这一时期，咸丰帝颁布的几道谕旨中就可窥其一般。如“迅传该章京等，兼程前来：毋得玩视公事，致干重咎。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穆荫现丁父忧，军机处现在事务较繁，著赏假十四日，经理丧事，假满即行当差，俟回京后再补行穿孝”。“军机大臣自随扈以来，诸务繁多举凡承旨书谕，并札咨事件倍于平时”。“现在军机处，事繁人少，焦佑瀛著即赴行在当差。所有津南弹压土匪事宜，著交张之万、陈鸿翊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等等。
朝中急需人才而又偏偏缺乏人才极有可能令咸丰皇帝再次打破祖制，于未发布任命上谕的情况下，令自己的姐夫—御前大臣景寿入值军机处。但因其任职时间短暂，且于热河行在，更为重要的是御前大臣兼任军机大臣毕竟有违祖制，故此事秘而不宣。因此《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中并无景寿入值军机处之记载，而这也正是清代军机大臣入值军机处最为有力之证据，后世史家即凭借此点认定景寿并未人值军机处，但是，逝去的历史必定会留有其痕迹，笔者虽未从中找到可以证明景寿入值军机处准确时间的有力证据，但上述官私著作中有关此事的记载早已强有力地证明了景寿曾经人值军机处这一历史事实。
[作者简介]袁野，女，1977年生，辽宁阜新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在读博士生，沈阳农业大学社科部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
[责任编辑：吴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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