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璀璨夺目的光环下，蒲松龄本人的形象却远不如他笔下的狐女鬼仙、书生道士那般深入人心。蒲松龄生活在清初，人生经历平淡无奇，除了短期到南方为朋友做幕宾外，终生乡居，做寄人篱下的家庭教师。他没有王维式优哉游哉山居写诗的闲适，也没有苏东坡屡被贬官、纵览山川的丰富阅历，更不像曹雪芹从钟鸣鼎食到卖画为生……蒲松龄是个普通读书人，“读书、教书、写书”六字基本可概括他的一生。
【半世科场总蹉跎】
淄博，南依泰沂山麓，北濒九曲黄河，是山东重要的交通枢纽。从火车站一出来，就能看到一座蒲松龄的雕像向人们致意。这座城市处处都有这位作家的痕迹：市中心的干道叫“松龄路”“柳泉路”（蒲松龄号柳泉居士），市里有“留仙湖”（蒲松龄字留仙），市郊有“蒲家庄”，庄里有座“聊斋城”，琼楼横空，碧湖青山，如天上宫阙。
这座美轮美奂的建筑决非蒲松龄本人所能拥有。当年蒲松龄可没有这么大的地盘，他跟兄弟分家时，只分到“场屋三间”，“旷无四壁，蓬蒿满之”。家境窘迫，他盖几间草房简直难于起百丈楼。即使是闻名后世的“聊斋”，也就是他的书房，也小到仅可容膝，是土坯建成的茅草房。
如今的“聊斋城”复原了当年蒲松龄住过的小草房。游客来到砖地竹顶的“聊斋”，迎门可见郭沫若的著名对联：“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对联中间，是清代画家朱湘鳞所作的蒲松龄画像，下边有蒲松龄的亲笔题词：
尔貌则寝，尔躯则修。行年七十有四，此两万五千余日所成何事？而忽已白头，奕世对尔孙子，亦孔之羞。康熙癸巳自题。
癸巳九月，筠嘱江南朱湘鳞为余肖此像，作世俗装，实非本意，恐为百世后所怪笑也。松龄又志。
所谓的“世俗装”就是贡生装。蒲松龄终生在科举路上拼搏，最后得到的“功名”就是给白头读书人的“安慰奖”贡生。他的儿子蒲筠坚持要老父亲身穿贡生服画像，肯定认为这最能说明老父亲的人生价值，蒲松龄却担心这“世俗装”会为后世所笑。
“淄博”的名称源于淄川和博山两县。明崇祯十三年（1640），住在淄川城东七里之遥满井庄的商人蒲槃得了第三个儿子，取名为“松龄”。不同于其他文学大家诞生时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描绘，蒲松龄的故事从出生开始就蒙上了一层凄凉落寞的色彩：按他自己的记载，他是在父亲梦到病和尚后出生的，小时候经常生病，大人本来就担心他不能长命;长大后，门庭冷落得像座和尚庙，冷冷清清地靠笔墨耕耘，也真好比托钵求化的僧人。所以蒲留仙常常琢磨：莫非我真的是面壁人再生吗？
顺治元年（1644），蒲松龄4岁，明清易代，江山鼎革，时代的风雨也波及了小小的淄川。蒲槃因为家中人口越来越多，无力聘请教师，就亲自教儿子们读书，蒲松龄由于体弱，直到10岁才由父亲亲自“开蒙”。
顺治十五年（1658），蒲松龄参加秀才考试，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学政施闰章欣赏他的“观书如月，运笔如风”，取为头名，淄川县志留下了这样的记载：蒲松龄县府道三试第一，“文名籍甚”。蒲松龄终生感念这位伯乐的知遇之恩并对他深怀依恋之情，《聊斋志异》中的《胭脂》就是这位学政大人“风雅之一斑，怜才之一事也”。
19岁的“三公子”旗开得胜，兴高采烈地进入了科举的征途。雄心勃勃的他此时当然不会知道，“秀才”将是他未来50年里唯一的功名，为了能再前进一步，他吃尽苦头，费尽心力，到70岁为止，却始终未能有所改变。
【游幕维扬求衣食】
成为秀才后，蒲松龄入住淄川山中的青云寺，听晨钟暮鼓，对黄卷青灯，胼手胝足地苦读，还与几位好友，如张笃庆兄弟，还有李希梅、王鹿瞻等组成“郢中诗社”。这些少年得志的秀才以“山左风流客”自居，互相以高山流水的知音相许，偶尔也发些怀才不遇的牢骚，却做梦也想不到一时的“不遇”是终生不遇的开始。
厄运接踵而至。蒲家兄弟四人，两个哥哥一心读书应举，两个嫂嫂却工于心计、抓尖要强，搅得家族无一日太平，蒲槃怒而给兄弟四人分了家。宽敞向阳的好屋分给哥哥，蒲松龄夫妇只能默默带着5岁的儿子蒲箬住进了村西头的场屋中。一家三口分得八斗粮食和二十亩薄地，粮不足半年之用，田地因天灾几近荒废，却要按规定纳税。柴米油盐全要自己操持，哪里还有可能再潜心读书？功名没有到手，又不想走父亲的老路棄儒经商，青年蒲松龄感到了生活的艰难。
为谋衣食，蒲松龄先是替乡亲写应酬文章，继而“我为糊口耘人田”，过起了私塾教师的“舌耕生涯”，一“耕”就是50年。从20余岁开始，蒲松龄就到离家40里的王村教童蒙馆，以后岁岁外出“游学”，今年到这家，明年到那家，年年过了元宵节便出门，直到腊月二十三“小年”才回家跟妻儿团聚。刘氏带着儿子独守空屋，节衣缩食，丰收岁月都是半年糠菜半年粮。蒲槃于康熙八年（1669）病故，蒲松龄身上又多了一份赡养老母亲的担子。
父亲去世次年，蒲松龄告别老母妻儿，南下江南宝应县，到朋友孙蕙的任上做幕宾。这段短暂的官场生活对蒲松龄毕生的思考和写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是蒲松龄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混迹于官场，这里的生活是穷教师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他亲眼目睹了既强大又腐朽的封建官场的黑暗，看清了达官贵人的醉生梦死和强盗嘴脸，也看尽了老百姓的啼饥号寒。
作为宝应县令，孙蕙很想做个好官，但毕竟举世皆浊，自难独清。加之宝应地处水陆交通要道，南北差使的公人势若云集，迎来送往、敬献燕贺，无一不需银两。蒲松龄代孙蕙撰写的一副对联就写道：
为诸生时，动思立名当世，谁意一身而集万苦，可惜肺腑空存，销尽雄心羞鬓发！ 读循吏传，深恨不见古人，试看隔年而告三灾，不知龚黄再起，用何长策计安全。
蒲松龄深刻认识到官场大人如何口头上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官僚之间尔虞我诈，地方豪强也横行不法，道貌岸然的官吏豪绅在金钱面前，无一不是分毫必争、无孔不入。这类活生生的见闻日后都成了《聊斋志异》中故事、人物和情节的原型。
值得一提的是，在《聊斋志异》中，爱情故事占据大半篇幅，对于人物的刻画更是入木三分。然而，蒲松龄是个穷苦的秀才，一生与发妻聚少离多，怎么能写出如此百转千回的爱情故事？这也与他游幕时的经历有关。风流的公子哥孙蕙身旁最不缺花红柳绿，其中一位名叫顾青霞的小妾引起了蒲松龄的关注。蒲松龄给她选了百首唐诗香奁绝句以供吟诵，在她香消玉殒后更是伤情地写下《伤顾青霞》：“吟声仿佛耳中存，无复笙歌望墓门。燕子楼中遗剩粉，牡丹亭下吊香魂。”对于顧青霞的感情影响到《聊斋志异》多篇名作的诞生，如《连城》《宦娘》《绿衣女》《连琐》等。《聊斋志异》中的佳人所仰慕的，几乎无一不是穷苦书生，这多少有蒲松龄的自我投射。
【“萧条无成，熬场半生”】
尽管暂时衣食无忧，蒲松龄却一直心情苦闷。他已年过而立却仍旧一事无成，万般焦虑无从排遣。游幕第二年正月，他写下《十九日得家书感赋，即呈孙树百、刘孔集》：
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
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磊块愁。
尚有孙阳怜瘦骨，欲从玄石葬荒丘。
北邙芳草年年绿，碧血青磷恨不休。
这种怀才不遇的苦闷，在《聊斋志异》的《叶生》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康熙十一年（1672）是三年一次的“大比之年”。南游一年后，康熙十年（1671）秋，蒲松龄启程回乡，继续赶考之路。康熙十一年秋闱，蒲松龄再上科场，“骚客由来惜今日，才子何必怨东风”？他对这次金榜题名十拿九稳，没想到再次遭受惨败，情绪一落千丈。本来，他携有孙蕙为他大书特书的举荐信，孰知山东学官只认孔方君（代指钱），不认孔夫子。“饱学的秀才不中举，市买的文章中魁元”（蒲立德《问天词》），士子把科举看作“华山一条道”，主考则视为生财之道，就像蒲松龄的俚曲《禳妒咒》所讽刺的：
点着名学道笑也么开，喜的原不是求真才。心暗猜，必定大包封进来。只求（银子）成色正，不嫌文字歪，把天理丢靠九霄外，那管老童苦死捱，到老胡须白满腮。
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乱，朝廷财政吃紧，任由科场舞弊，甚至允许童生捐钱成为秀才。金钱当道，任蒲松龄才华横溢、心血熬尽也无济于事。他对科场的黑暗充满深切的怨愤，《聊斋志异》中的《王子安》《考弊司》《司文郎》《三生》几篇就是典型。蒲松龄也因此成为后世心目中批判和针砭科举时弊的代表性人物乃至反科举斗士。
这多少是过分解读了蒲松龄。考中举人对于这位天才作家来说是件天大的事，即使日后坐馆教书、在写作《聊斋志异》之余，他仍因为青云无路而苦恼，总是不断磨砺技艺，以搏一第。康熙二十六年（1687），蒲松龄参加山东乡试，因为“闱中越幅”（超过规定字数），被取消考试资格。他被失败折磨得如痴如梦，却马上重拾斗志，为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乡试再做冲刺。孰知这次又突然中途病倒，未得终试，懊恼之极的蒲松龄在《醉太平·庚午秋闱，二场再黜》中写道：
风檐寒灯，谯楼短更。呻吟到天明，伴倔强老兵。
萧条无成，熬场半生。回首自笑蒙腾，将孩儿倒绷。
五十而知天命后的蒲松龄仍在跟乡试较劲，他的老伴劝他“君勿复尔，倘命应通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也无法令他罢手。康熙三十九年（1700），他在一封信中说：“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
康熙四十一年（1702），已逾耳顺之年的蒲秀才终于考不动了，只好把希望寄托到子孙身上。康熙四十四年（1705），蒲松龄的两个儿子同时考上秀才，他有诗记其事说：小惭小好且勿欢，无底愁囊今始入。”社会黑白颠倒，考中秀才是好事吗？真正的愁事现在才刚刚开始呢。
康熙四十七年（1708），69岁的蒲松龄到济南，刚好遇到秀才考试的最后一关院试。他触景生情，写下叙事长诗《历下吟》五首，终于对科举取士制度提出了一生中最严厉的抨击：“此中求伊周，亦复可恻怆！”
【“《志异》书成共笑之”】
蒲松龄举业无成，前途渺茫，家境越来越穷。到康熙十二年，他已有三子一女。南游归来，仍要到乡绅家坐馆以维持六口之家，一遇灾年便难以糊口。而尤让他头痛的，是赋税一加再加。朝廷为了平三藩，在正常的徭役外，还增收供兵、供马等各类杂税，县衙里催科之声不绝于耳，因为欠税而被抓的百姓络绎不绝。困守穷庐的秀才跟普通百姓命运相同，因为交不上税而愁肠百结、心力交瘁。
蒲松龄于康熙十年从南方返回，到康熙十八年，度过了8年艰难困苦的日子。虽然他想尽办法让家人温饱，却始终未能如愿。他绞尽脑汁卖文鬻字，为此油尽灯枯，甚至到了写作《戒应酬文》自警的地步。同时，继续“设帐于缙绅之家”，为此写《闹馆》以自嘲，说自己乐意像雇工一样替东家服务。
康熙十九年（1680），淄川又是少见的灾荒年，蒲松龄的母亲董氏与世长辞。蒲松龄甚至没钱置办丧事，幸好好友王如水解囊相助。可是，这些借款过了6年后蒲松龄都没能还上——6年后，王如水家中急需用钱，蒲松龄却因家贫而无计可施，悔恨不已。
在老母亲去世的前一年，蒲松龄总算获得了一个比较优渥的教书环境，到西铺显宦毕际有家教书。毕家对蒲松龄礼遇有加，东家与西席渐渐成为金兰之交。毕家的万卷藏书开拓了蒲松龄的眼界，相对优裕的生活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方便。毕际有尊重蒲松龄，对他的志怪小说创作亦给予支持，甚至亲自捉刀代笔把自己知道的故事写进《聊斋志异》，《鸲鹆》即出自他的手。连毕府的帮佣都乐意把自己的见闻告诉蒲先生，丰富书中的故事情节，如《祝翁》。蒲松龄在毕家一住就是30年，甚至“误将子弟当儿孙”。
毕府为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30年弹指一挥间，因为东家的引荐，蒲松龄在山东逐渐声名鹊起，他的家境也渐渐由贫困转入小康。蒲松龄一边继续在科举路上挣扎，直至白发苍苍、看透科场;一
边矢志不移地写作、修改，并最终完成《聊斋志异》。
康熙二十六年，蒲松龄在毕家结识了丁忧在家的王士祯，二人一见如故，王士祯对《聊斋志異》尤为赞赏。一个小小的秀才塾师竟能得到文坛领袖、台阁重臣的唱和，蒲松龄喜不自胜，写了《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
《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
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
蒲松龄委婉地写出了创作的辛苦：他“布袍萧索”地写《聊斋志异》，不是为了猎奇，而是借谈鬼说狐寄托忧愤和磊块。恰如他在《聊斋志异·自志》中所述：“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共作白头会上人”】
蒲松龄垂垂老矣。人过七十古来稀，他以七十高龄犹奔波在外，“马上行人无兴寄，斜风冷雨过花村”。年年挽留蒲先生的毕家大约也觉得再留下去就不近人情了，于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底，蒲松龄终于撤帐回家，结束了50年的舌耕生涯，回到了“余室大如拳”的聊斋。
“聊斋”自然非“聊天之斋”，它更是终生困顿的穷秀才聊以存身、聊以明志之所在。蹉跎大半生的蒲松龄如今早已看淡名利，生活已经说得过去了，有田可以躬耕，有书可以吟诵，有酒可以陶然一醉。康熙四十九年（1710），因为年高德劭，蒲松龄与当年的郢中社友张笃庆、李希梅一起，被乡民推举为乡饮酒礼的宾介，他感慨颇多：忆昔狂歌共夕晨，相期矫首跃龙津。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
就在这一年，蒲松龄总算拿到了一个“岁贡生”的头衔，它带来唯一实际的意义就是一点点的贡银。彼时的蒲松龄已齿牙摇落，耳朵重听，“经年不履城市，盖以数里之奔驰为劳;生平未入公门，更以片言之颠倒是惧”。
坏消息渐渐多了。几个稚孙同时病重，其中两个夭亡，让这位“久绝世俗念”的老人又“忽怀儿女忧”。更令蒲松龄痛不欲生的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秋，共患难的老伴刘氏离他而去，他饱含深情地写下《悼内》诗和1300余言的《述刘氏行实》，“五十六年琴瑟好，不图此夕顿离分”，“酸心刺骨情难忍，不忆生时忆病时”。次年，他又有两稚孙被天花夺去生命，一门之中，哭声满耳，更让他了无生趣。
康熙五十四年（1715）元旦，邃于易理的蒲松龄自课一卦，不吉，神情黯然。正月初五，他率儿孙为父亲上忌日坟，归觉不适，似冒风寒，继以肋痛，微嗽而喘。至上元节，他把弟弟鹤龄请来，兄弟连榻，声息相闻。正月二十二日，鹤龄卒于朝。至暮，蒲松龄倚窗危坐，溘然而逝。中华文坛一颗璀璨的明星，就此陨落。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