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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期光（1909年1月2日-1991年5月22日），湖南省平江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苏南、苏中和苏浙皖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解放军军事院校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解放军杰出的政治工作、军事教育和军事理论研究的领导者。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91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本文口述者钟德东系钟期光四子。
在解放战争中，从战争开始到伟大的战略决战，我军政治工作建设有了极大的发展。其中，父亲钟期光的“三大创造”熠熠闪光。
“立功运动”改变战士思想面貌
“立功运动”，是由华中野战军第1师1旅2团首先开展起来的。在苏中战役前，2团曾对党员提出“到战场上去竞选”，对候补党员提出“在战斗中好好表现缩短候补期”，对群众提出“在战斗中创造入党条件”，这些口号对提高士气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解放战士”接受得更快。该团1营的一位“解放战士”，一次战斗就缴获了四支枪，从此，这名战士所在的连正式建立了《功劳簿》制度，将战士们的功劳记录下来。2团政治处总结了这个经验，向全团推广。
在苏中战役中，2团俘敌16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战后，补充俘虏及新兵1089人，全团人数增加到2157人。兵员和装备加强了，但部队各方面素质却有了参差不齐的现象。新补充的俘虏兵顽化思想较深，敌副旅长等在战前即布置“一旦被俘，即行谋反”。总之，尽管苏中战役打了胜仗，但就基层指挥能力、政治素质和士气而言，反而不如“七战七捷”之前了。
在涟水县大桥镇整训期间，2团党委总结实行《功劳簿》制度的经验，正式作出《关于开展功劳运动的决定》。这个运动一提出，立即受到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一个“解放战士”说：“新四军真是赏罚分明，不像我们在国民党军队里，打了胜仗，好处都是当官的拿。”功劳运动开展后，部队面貌大不一样，不论打仗还是行军，不仅牢骚怪话少了，而且争着挑重担、干重活，战士情绪极其高昂，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在实践中，“功劳运动”的内容与方式在不断发展。由于战斗频繁，部队来不及换装，有不少“解放战士”还穿着国民党的军装就参加战斗，他们担心受伤后送到后方被人误解，或在路上被民兵、儿童团误当受伤敌人对待，于是提出，除在《功劳簿》上记功外，最好给每个立功的人发个《功劳证》。这个意见被采纳后，“解放战士”的情绪更加稳定。后来，有的单位还提出，指战员立了功，还应发给《功劳状》寄回家，一人立功，全家光荣。“功劳运动”在2团普遍开展，全团政治思想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为提高。后来，该团在涟水保卫战中表现突出，被评为全师先进团。
父亲时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他极为重视这一运动，并与华中野战军其他首长一起对“功劳运动”大力完善、推广，让其在整个野战军中普遍开展。该运动经新华总社发稿、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出后，立即被转发各野战军全面实行。为了使华中部队与全军的提法一致，父亲又提议把“功劳运动”改为“立功运动”。1947年2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再论立功运动》指出，由华中野战军首创的“立功运动”，已在全解放区普遍推行，成为人民解放军争取胜利的有力工具和很大的推动力量。
“评定伤亡，研究战术”提高部队战斗力
“评定伤亡，研究战术”是父亲的又一创造。父亲曾回忆说，在涟水保卫战之后的战斗检讨中，大家惊讶地发现，我们虽然胜利了，但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而且未能粉碎敌人进攻，被迫撤出涟水城。仗越打越大，但伤亡也越来越大，而且新的更大更残酷的战役战斗又迫在眉睫，这在基层部队中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于是，政治工作如何适应这种新情况，如何用积极的方法来解决消极的思想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正当父亲认真考虑对策时，他收到了第1师3旅的一个总结报告《关于从评定伤亡中来提高战术的经验》。这个材料介绍，某个班以寻找伤亡原因来具体评定战术上的得失，打开了战术检讨的新门径，全连都来学习，都来评定伤亡原因。这么一评，大家心里亮了：人有很大的机动灵活性，只要讲究战术，注意战斗动作与技术的巧妙结合，是完全可以减少伤亡的。一位“解放战士”深有体会地说：“新四军开小会，比‘中央军’打野外还管用！”
父亲看完这个材料，兴奋地说：“我们的指战员是多么好啊！”经过一番思索与研究，父亲在1946年12月5日写下了《对评定伤亡工作的意见》。这个《意见》和第9团的经验得到了陈毅、粟裕和谭震林等同志的赞同，在华中野战军逐级传达贯彻。
1947年1月，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父亲任政治部副主任一职。同年2月5日，“评定伤亡，研究战术”的相关做法和经验汇编成册印发部队，使这一工作在整个华东部队展开。随后，全军许多部队也陆续推广，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比较全面的“技术评论”和“战术评论”，即在每次重大战役之后，从下而上地发动干部战士，评议每个人战斗动作的优点和缺点，军事指挥上的正确与失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样做，把政治工作同战术、技术的检查与训练紧密结合起来，既提高了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又增强了官兵之间的相互信赖与团结，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勇气与胜利信心，有力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即俘即补即战”创中外战争史奇迹
在解放战争中，华东地区是全国的重点战场之一，战役频繁且越打越大，俘获的敌军官兵也越来越多。与此相应，华东野战军在执行俘虏政策上的创造与发展也很具特色，成绩巨大。
1946年9月5日，父亲在给下属的一封信中，提出要从战争全局和发展的观点看待敌军俘虏，从“瓦解敌军”和“加强我军组织建设”的高度，而不是仅仅从处理俘虏的狭小意义上对待俘虏工作，并就俘虏军官和士兵的处理分别提出了一些原则意见。其中，对争取俘虏士兵入伍归纳了三条好处：第一，节省根据地人力动员；第二，减少蒋介石兵员，使他不可重新武装来反共；第三，补充战俘，可以使我们连续作战，并利用其军事技术，提高其政治质量。父亲回忆说：“我们把大部分俘虏，经团以上政治机关教育后补充到部队，当时称为‘融化俘虏’‘从火线上扩军’。”
解除敌军的武装，俘虏敌军的官兵，固然是很大的胜利，而教育战俘提高觉悟、改变思想与立场，由敌人变为战友，则是更大更彻底的胜利。1946年11月，在华中野战军宣教部长联席会上，父亲在推广两个师“融化俘虏”的经验时，就提出过“随抓随补随打”的火线扩军意见，但因当时战争规模、思想认识等局限，没有引起普遍重视。而到了济南战役前，父亲在起草指示时，就正式列入了“随捉随补随打”的扩军方针，被全野战军上下普遍接受。后经中央军委正式肯定并将这个经验转发全军，改提为“即俘即补即战”。
淮海战役是空前的大决战。特别是战役第一、二阶段，战斗相当激烈。全役华东、中原两个野战军共伤亡13.4万人，如不及时补充大量兵员，就很难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连续作战，而当时后方不可能动员和输送这样多的新兵到前线，是“即俘即补即战”的扩军方针满足了我军兵员的需要。其中，华东野战军在战役前仅36万人，到战役结束时尽管有着大量伤亡减员，但总兵力却发展到55.1万人，所增加的兵员大部分是来自敌军的“解放战士”。这不能不说是中外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是我军战时政治工作瓦解敌军、壮大自身的结果。
“立功运动”“评定伤亡，研究战术”“即俘即补即战”这三项创造，来源于父亲深入实际、重视群众首创精神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他历来重视来自基层的点子。打下兖州后，华野7纵的一个小战士议论说：“下一步该是‘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了！”父亲立刻将这句话作为口号写进了动员令，王耀武听说后十分恼怒。济南解放后，王耀武化装成商人混出我大军重围，但最后仍不免落网。当他得知此口号竟出自一个战士之口时，大吃一惊。
在解放战争中，从战争开始到伟大的战略决战，我军政治工作建设有了极大的发展。其中，父亲钟期光的“三大创造”熠熠闪光。
“立功运动”改变战士思想面貌
“立功运动”，是由华中野战军第1师1旅2团首先开展起来的。在苏中战役前，2团曾对党员提出“到战场上去竞选”，对候补党员提出“在战斗中好好表现缩短候补期”，对群众提出“在战斗中创造入党条件”，这些口号对提高士气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解放战士”接受得更快。该团1营的一位“解放战士”，一次战斗就缴获了四支枪，从此，这名战士所在的连正式建立了《功劳簿》制度，将战士们的功劳记录下来。2团政治处总结了这个经验，向全团推广。
在苏中战役中，2团俘敌16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战后，补充俘虏及新兵1089人，全团人数增加到2157人。兵员和装备加强了，但部队各方面素质却有了参差不齐的现象。新补充的俘虏兵顽化思想较深，敌副旅长等在战前即布置“一旦被俘，即行谋反”。总之，尽管苏中战役打了胜仗，但就基层指挥能力、政治素质和士气而言，反而不如“七战七捷”之前了。
在涟水县大桥镇整训期间，2团党委总结实行《功劳簿》制度的经验，正式作出《关于开展功劳运动的决定》。这个运动一提出，立即受到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一个“解放战士”说：“新四军真是赏罚分明，不像我们在国民党军队里，打了胜仗，好处都是当官的拿。”功劳运动开展后，部队面貌大不一样，不论打仗还是行军，不仅牢骚怪话少了，而且争着挑重担、干重活，战士情绪极其高昂，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在实践中，“功劳运动”的内容与方式在不断发展。由于战斗频繁，部队来不及换装，有不少“解放战士”还穿着国民党的军装就参加战斗，他们担心受伤后送到后方被人误解，或在路上被民兵、儿童团误当受伤敌人对待，于是提出，除在《功劳簿》上记功外，最好给每个立功的人发个《功劳证》。这个意见被采纳后，“解放战士”的情绪更加稳定。后来，有的单位还提出，指战员立了功，还应发给《功劳状》寄回家，一人立功，全家光荣。“功劳运动”在2团普遍开展，全团政治思想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为提高。后来，该团在涟水保卫战中表现突出，被评为全师先进团。
父亲时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他极为重视这一运动，并与华中野战军其他首长一起对“功劳运动”大力完善、推广，让其在整个野战军中普遍开展。该运动经新华总社发稿、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出后，立即被转发各野战军全面实行。为了使华中部队与全军的提法一致，父亲又提议把“功劳运动”改为“立功运动”。1947年2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再论立功运动》指出，由华中野战军首创的“立功运动”，已在全解放区普遍推行，成为人民解放军争取胜利的有力工具和很大的推动力量。
“评定伤亡，研究战术”提高部队战斗力
“评定伤亡，研究战术”是父亲的又一创造。父亲曾回忆说，在涟水保卫战之后的战斗检讨中，大家惊讶地发现，我们虽然胜利了，但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而且未能粉碎敌人进攻，被迫撤出涟水城。仗越打越大，但伤亡也越来越大，而且新的更大更残酷的战役战斗又迫在眉睫，这在基层部队中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于是，政治工作如何适应这种新情况，如何用积极的方法来解决消极的思想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正当父亲认真考虑对策时，他收到了第1师3旅的一个总结报告《关于从评定伤亡中来提高战术的经验》。这个材料介绍，某个班以寻找伤亡原因来具体评定战术上的得失，打开了战术检讨的新门径，全连都来学习，都来评定伤亡原因。这么一评，大家心里亮了：人有很大的机动灵活性，只要讲究战术，注意战斗动作与技术的巧妙结合，是完全可以减少伤亡的。一位“解放战士”深有体会地说：“新四军开小会，比‘中央军’打野外还管用！”
父亲看完这个材料，兴奋地说：“我们的指战员是多么好啊！”经过一番思索与研究，父亲在1946年12月5日写下了《对评定伤亡工作的意见》。这个《意见》和第9团的经验得到了陈毅、粟裕和谭震林等同志的赞同，在华中野战军逐级传达贯彻。
1947年1月，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父亲任政治部副主任一职。同年2月5日，“评定伤亡，研究战术”的相关做法和经验汇编成册印发部队，使这一工作在整个华东部队展开。随后，全军许多部队也陆续推广，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比较全面的“技术评论”和“战术评论”，即在每次重大战役之后，从下而上地发动干部战士，评议每个人战斗动作的优点和缺点，军事指挥上的正确与失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样做，把政治工作同战术、技术的检查与训练紧密结合起来，既提高了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又增强了官兵之间的相互信赖与团结，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勇气与胜利信心，有力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即俘即补即战”创中外战争史奇迹
在解放战争中，华东地区是全国的重点战场之一，战役频繁且越打越大，俘获的敌军官兵也越来越多。与此相应，华东野战军在执行俘虏政策上的创造与发展也很具特色，成绩巨大。
1946年9月5日，父亲在给下属的一封信中，提出要从战争全局和发展的观点看待敌军俘虏，从“瓦解敌军”和“加强我军组织建设”的高度，而不是仅仅从处理俘虏的狭小意义上对待俘虏工作，并就俘虏军官和士兵的处理分别提出了一些原则意见。其中，对争取俘虏士兵入伍归纳了三条好处：第一，节省根据地人力动员；第二，减少蒋介石兵员，使他不可重新武装来反共；第三，补充战俘，可以使我们连续作战，并利用其军事技术，提高其政治质量。父亲回忆说：“我们把大部分俘虏，经团以上政治机关教育后补充到部队，当时称为‘融化俘虏’‘从火线上扩军’。”
解除敌军的武装，俘虏敌军的官兵，固然是很大的胜利，而教育战俘提高觉悟、改变思想与立场，由敌人变为战友，则是更大更彻底的胜利。1946年11月，在华中野战军宣教部长联席会上，父亲在推广两个师“融化俘虏”的经验时，就提出过“随抓随补随打”的火线扩军意见，但因当时战争规模、思想认识等局限，没有引起普遍重视。而到了济南战役前，父亲在起草指示时，就正式列入了“随捉随补随打”的扩军方针，被全野战军上下普遍接受。后经中央军委正式肯定并将这个经验转发全军，改提为“即俘即补即战”。
淮海战役是空前的大决战。特别是战役第一、二阶段，战斗相当激烈。全役华东、中原两个野战军共伤亡13.4万人，如不及时补充大量兵员，就很难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连续作战，而当时后方不可能动员和输送这样多的新兵到前线，是“即俘即补即战”的扩军方针满足了我军兵员的需要。其中，华东野战军在战役前仅36万人，到战役结束时尽管有着大量伤亡减员，但总兵力却发展到55.1万人，所增加的兵员大部分是来自敌军的“解放战士”。这不能不说是中外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是我军战时政治工作瓦解敌军、壮大自身的结果。
“立功运动”“评定伤亡，研究战术”“即俘即补即战”这三项创造，来源于父亲深入实际、重视群众首创精神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他历来重视来自基层的点子。打下兖州后，华野7纵的一个小战士议论说：“下一步该是‘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了！”父亲立刻将这句话作为口号写进了动员令，王耀武听说后十分恼怒。济南解放后，王耀武化装成商人混出我大军重围，但最后仍不免落网。当他得知此口号竟出自一个战士之口时，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