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定律”表明，历代有些好的初衷，限制官员权力、为人民减负的改革，在官僚主义操控下，反倒可能加剧人民负担，难以摆脱“积累莫返之害”。官僚主义具有自我保护功能和惯性，其中一项就是通过语义学转化，将上级改革整顿措施的要求消弭于无形。
　　当前不少官员对下讲原则和规定，对上讲人情和通融，用科层化躲避真实问题，用礼俗化寻找制度漏洞。一旦政策触及自身利益，除了虚与委蛇的怠工应付之外，明积极暗拆台，竟成为一种生存策略。
　　“一致拥护式”传达与“搭积木式”包装
　　表现一：用高调学习回避实质要求。新的要求一旦同利益化“成规”冲突，对于不愿执行而又畏惧问责的某些官员而言，最好的方式就是轰轰烈烈搞形式，风风火火学文件，在高调学习中将真正“意义”消融于无形，通过知行分离，达到自保目的。这种做法要义在于，从改革举措中剥离内核，只传达文本形式和语言，有意屏蔽意义。反馈到上级的汇报材料，往往是“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会议传达”“‘一把手’出席并表态”“全体同志纷纷发言”“一致拥护”“会后形成各种材料”等等。
　　表現二：以不变应万变。生拉硬扯毫不相干的旧工作老措施，以及日常运营的各种事务性工作，应对中央提出的创新性举措，论证本地区本单位的“积极响应”。在旧的行政运作模式下，中央政策出台后，一些地方往往迅速跟进，并整理出详细的经验汇报材料，仿佛先知先觉，但细细分析是靠不住的。其中许多诀窍在于“搭积木”，将以往的日常性工作重新组合，用新的语言包装，新瓶装旧酒，成为紧跟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姿态。如果陶醉于这种“一呼百应”的幻象，其实非常危险。
　　表现三：以偏概全、剑走偏锋地选择性执行。有的将其中某些措施无限放大，不及其余，造成政策不科学、偏激的假象，从而使政策失灵。一方面当事者撇清了关系和责任，另一方面却使政策同日常工作生活对立起来，将政策推向更多人对立面，使之难以实行，这是值得警惕的。一些单位以反“四风”为名取消了合理合规的职工福利，当属此类。
　　如何治理官僚主义“念歪经”
　　官僚主义“念歪经”的原因，一是水平差，二是故意念歪。后一种情形不一定很多，但危害很大。中国政治历史悠久，官僚政治发展充分，积累了成熟的文牍和规则，发展出一套精细的语义学，具有强大的自保能力。官僚体制下数千年历史积淀形成的结构性习性，大量心思花费到应对上级检查后积累的丰富经验，不经长时间磨损，很难消融化解。
　　当前中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现代政治的科层化与传统封建社会的礼俗化产生交汇，旧的观念尚未打破，新的传统尚未形成，陋俗和新弊之间容易发生化合反应。对下讲原则和规定，对上讲人情和通融，用科层化躲避真实问题，用礼俗化寻找制度漏洞。一旦政策触及自身利益，除了虚与委蛇的怠工应付之外，明积极实拆台，有时也是一种生存策略。这些都增加了治理官僚主义的转义功能的难度。
　　在现有制度框架内，我们可以从几方面入手治理这种现象。首先是让群众参与评价。评估政策执不执行，到不到位，干部说了不算，群众说了才算。要把联系基层干部和联系群众的身份区别开来，改变以往调研和检查工作听汇报、收材料的习惯，明察暗访，到田间地头、大街小巷接触一线群众。发挥网络舆论媒体监督作用，畅通信访举报途径，引导社会各界有序监督。同时推动协商民主。建立重大政策评估、论证、协商和反馈机制。中央政策出台过程要多倾听地方意见，吸纳合理建议；地方如有困难，应在政策出台前报告中央。要探索党内民主集中制与现代政府科层制的有效结合，发挥各自优势。理清政策的出口与入口，搞政策“回头看”，除了看执行情况，还要看实际效果，对不合适的条款进行修改，统筹考量立法成本，及时废止不合时宜的政策法规。第三，运用制度杠杆。正视中央与地方利益的不平衡，避免自上而下单一施压，采用人事、经济和财政杠杆，引导下位权力和上位权力保持一致，打破有可能出现的行政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