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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月，我登上了飞往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的班机。这次是作为负责文化事务的外交官。当时我没有想到，之后三年的外交官生涯与冼星海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
意外的发现
我在为哈萨克斯坦国家广播电台编写钢琴协奏曲《黄河》的背景材料时，搜集到了一些冼星海的生平资料。在反复阅读所编写的材料时，我突然发现，1940年到1945年这段时期，冼星海的材料是一段空白。
偶然的机会，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1941年6月，冼星海不得不准备取道乌兰巴托返回祖国，但因在边境受阻，次年底辗转到阿拉木图的情况。据报道，冼星海在阿拉木图时曾在一个名为“集体农庄庄员之家”的旅店住过，还在一位叫拜卡达莫娃的妇人家中住过一段时间。我决心在自己的任期内把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的经历搞清楚。
一天我在使馆上班，朋友打来电话：“我打听到了‘集体农庄庄员之家’的地址，你有时间咱们现在就跑一趟！”但是，我们把方圆几里路的大街小巷都跑遍了，也没能找到那个“庄员之家”。
“你没把地方搞错吧？”由于失望，我的语气中有些责怪。
“绝对没错！你看，这儿有人家专门给我写的地址呢。”
说话间，我们看到一位老人正拄着拐棍，小心翼翼地边看路面边朝前方走去。
这是一位参加过“二战”的老战士。他告诉我们，“集体农庄庄员之家”旅馆早已拆除。那曾是一幢两层木结构的房子，是一个不能再普通、再廉价的旅馆，房间里没有任何陈设。一个房间有七八张床位，来阿拉木图销售农牧产品的远郊农牧民是旅店的常客。战争期间，这里更是什么人都有。旅店和四周环境的混乱与嘈杂是出了名的。
第一次努力失败了。
在东干人迁居哈萨克斯坦120周年纪念活动上，我与阿拉木图国立音乐学院东干族教授拜延洪诺夫谈论起中国音乐来。他说，1990年来过一个中国代表团，那时的哈萨克斯坦还是苏联的一部分，加盟共和国交响乐团还专门演奏了中国音乐家冼星海的作品，他也参加了那次活动。
冼星海！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几乎喊了出来。我急切地问道：“那您认识拜卡达莫娃吗？”
“当然认识！她也参加了那次活动。”
“她现在在哪儿？”
“她已在1993年去世了，不過她的女儿和侄女还在。她的侄女就是我们音乐学院的副院长，我可以把她的电话给你。”
太棒了！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驱车来到音乐学院。在副院长办公室里，我见到了拜卡达莫娃·芭德尔甘女士。
“您要找的拜卡达莫娃是我的大姑姑，她叫达娜什，已经过世了。我的父亲拜卡达莫夫·巴赫德让是她的弟弟。当年是他把冼星海带回我们家的，也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他也去世多年了，现在他们那辈人只有我的小姑姑还健在。”
芭德尔甘准备了一些有关冼星海的资料和照片，其中有达娜什晚年写的几篇回忆稿、一本正式出版的纪念她弟弟的回忆录、1949年至1951年间发表在《苏联音乐》杂志上的纪念文章、旅俄华人左贞观撰写的文章、苏联著名音乐评论家施奈尔松在1956年出版的《冼星海》一书，以及1990年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随中国文化代表团到访阿拉木图与有关人士的合影照片等。
寻找冼星海的足迹
1942年底，冼星海离开蒙古来到阿拉木图，试图通过新疆返回延安，但过境仍很困难。当时在阿拉木图设有国民党政府的领事馆，又有不少国民党特务在活动，他便以“黄训”之名取得“政治居留权”。与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巴赫德让的相识纯系偶然，但这一次相遇改变了他一直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状况。
那是一次音乐会后，剧场的人早已散尽，冼星海独自坐在接近出口的休息厅里。也许，他还沉浸在刚散场的音乐会里;也许，他在考虑晚饭的着落。巴赫德让从音乐协会的办公室走出来，问他从哪里来，为什么这样晚了还未离去。显然，他什么也没听懂，只是手持一把小提琴，呆呆地望着对方，因为他不懂俄语。巴赫德让毅然决然地将冼星海带回到自己家里。这是位于巴依谢依托夫街和舍夫琴科街交汇处的一幢带地下室的两层楼房，有两个单元八套住宅。巴赫德让一家就住在一单元二号。
巴赫德让的做法使他的母亲十分为难。在这套不大的居室里，连厨房和过厅都住满了人，他们还收留了因战争爆发而从乌克兰疏散来的斯卡鲁依教授一家四口。在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将冼星海安排到了姐姐达娜什家。从此，冼星海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居所。姐姐达娜什和弟弟巴赫德让帮助他解决食品问题，他又拿起了创作之笔。
每逢情绪较好的时候，冼星海便会用小提琴给巴赫德让和达娜什演奏他最喜欢的贝多芬、舒伯特的作品，这也是房间里最欢快、最充满生气的时刻。
1943年深秋，天气显得格外寒冷。战争处在最艰难的阶段，冼星海原来还可以得到的每天600克面包配给中断了。在电影制片厂工作的达娜什不得不靠变卖衣物换来钱从食堂买回汤，从自己和孩子得到的配给面包中分出一部分给冼星海吃。后来，家里连可变卖的东西都没有了，身体孱弱的冼星海病倒了。
在达娜什家中居住，他几乎把作为一个父亲对自己女儿全部的爱都转移到了达娜什的女儿——七岁的卡拉姆卡斯身上。卡拉姆卡斯当时已上小学。她天真、活泼，冼星海很喜欢她。每天小姑娘放学回家，家里立刻变得生气勃勃，她的歌声、笑声会使冼星海忘掉一切烦恼。他常常把她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教她唱歌，或将她搂抱在自己的怀里，轻声哼唱他所熟悉的儿歌。
冼星海在阿拉木图的另一位好友就是伊万诺夫·萨科里斯基。他在巴赫德让的社交圈子里认识了冼星海。对冼星海音乐天赋的欣赏和对他贫困处境的同情，使萨科里斯基很快成了冼星海的好朋友，经常把饿着肚子、一脸病态的冼星海邀请到自己“家”中。在朋友们的热情帮助下，冼星海积极参加到当地音乐界的各项活动之中。一天，冼星海回来得很晚。他开始慢慢地收拾东西，在将一叠还是在法国时买的乐谱纸放入自己惟一的一只皮箱时，从里面取出一个白色的布包。他拿着布包缓缓向正在点炉子烧茶的达娜什走去，轻轻地将布包放在她的面前，用微微抖动的手将它打开，里面是一面镜子和一把梳子。
“这是送给你的……”他的话音低沉颤抖。
达娜什这才发觉，冼星海在哭，泪水早已淌满了他消瘦憔悴的面颊。
“我用不着了……”
她也很难过，关切地问道：“你是不是生病了？”
“是心里有病。”他用手指指自己的心口，随后转身取来笔和纸，一面淌着泪水，一面在纸上画了三个女人：一个老太太、一个年轻妇人、一个小女孩。他说，这是妈妈、妻子和女儿。
1944年初，冼星海在巴赫德让的陪伴下，来到了库斯塔奈。3月19日是音乐馆开幕典礼的日子，一台精彩的音乐会在冼星海的操办下准备就绪。冼星海有时担任指挥，有时亲自演奏。音乐会高潮迭起，掌声雷动。要知道，这是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音乐会！它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精神鼓舞。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到集体农庄做巡回演出，冼星海总是以极大的热情演奏他所熟悉的中国乐曲和他改编的哈萨克民曲，总是受到热烈的欢迎。
1945年春天，在一次去山区巡回演出的途中，冼星海染上了肺炎。医生对他进行了抢救，战时是十分困难的，尽管进行了各种努力，但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始终处在生命垂危之中。鉴于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国际无产者组织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冼星海从库斯塔奈转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医院。
冼星海的情况时好时坏，然而，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刻，他的创作欲望也没有泯灭。1945年10月30日午夜12点，冼星海去世了……
从1942年底到1945年6月，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当时称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大地上度过了自己生命旅程的最后一段时光。在短短的两年半里，他以满腔激情，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作品。此外，他还创作和改编了许多哈萨克舞曲和民歌。历史将他的命运与哈萨克斯坦人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意外的发现
我在为哈萨克斯坦国家广播电台编写钢琴协奏曲《黄河》的背景材料时，搜集到了一些冼星海的生平资料。在反复阅读所编写的材料时，我突然发现，1940年到1945年这段时期，冼星海的材料是一段空白。
偶然的机会，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1941年6月，冼星海不得不准备取道乌兰巴托返回祖国，但因在边境受阻，次年底辗转到阿拉木图的情况。据报道，冼星海在阿拉木图时曾在一个名为“集体农庄庄员之家”的旅店住过，还在一位叫拜卡达莫娃的妇人家中住过一段时间。我决心在自己的任期内把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的经历搞清楚。
一天我在使馆上班，朋友打来电话：“我打听到了‘集体农庄庄员之家’的地址，你有时间咱们现在就跑一趟！”但是，我们把方圆几里路的大街小巷都跑遍了，也没能找到那个“庄员之家”。
“你没把地方搞错吧？”由于失望，我的语气中有些责怪。
“绝对没错！你看，这儿有人家专门给我写的地址呢。”
说话间，我们看到一位老人正拄着拐棍，小心翼翼地边看路面边朝前方走去。
这是一位参加过“二战”的老战士。他告诉我们，“集体农庄庄员之家”旅馆早已拆除。那曾是一幢两层木结构的房子，是一个不能再普通、再廉价的旅馆，房间里没有任何陈设。一个房间有七八张床位，来阿拉木图销售农牧产品的远郊农牧民是旅店的常客。战争期间，这里更是什么人都有。旅店和四周环境的混乱与嘈杂是出了名的。
第一次努力失败了。
在东干人迁居哈萨克斯坦120周年纪念活动上，我与阿拉木图国立音乐学院东干族教授拜延洪诺夫谈论起中国音乐来。他说，1990年来过一个中国代表团，那时的哈萨克斯坦还是苏联的一部分，加盟共和国交响乐团还专门演奏了中国音乐家冼星海的作品，他也参加了那次活动。
冼星海！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几乎喊了出来。我急切地问道：“那您认识拜卡达莫娃吗？”
“当然认识！她也参加了那次活动。”
“她现在在哪儿？”
“她已在1993年去世了，不過她的女儿和侄女还在。她的侄女就是我们音乐学院的副院长，我可以把她的电话给你。”
太棒了！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驱车来到音乐学院。在副院长办公室里，我见到了拜卡达莫娃·芭德尔甘女士。
“您要找的拜卡达莫娃是我的大姑姑，她叫达娜什，已经过世了。我的父亲拜卡达莫夫·巴赫德让是她的弟弟。当年是他把冼星海带回我们家的，也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他也去世多年了，现在他们那辈人只有我的小姑姑还健在。”
芭德尔甘准备了一些有关冼星海的资料和照片，其中有达娜什晚年写的几篇回忆稿、一本正式出版的纪念她弟弟的回忆录、1949年至1951年间发表在《苏联音乐》杂志上的纪念文章、旅俄华人左贞观撰写的文章、苏联著名音乐评论家施奈尔松在1956年出版的《冼星海》一书，以及1990年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随中国文化代表团到访阿拉木图与有关人士的合影照片等。
寻找冼星海的足迹
1942年底，冼星海离开蒙古来到阿拉木图，试图通过新疆返回延安，但过境仍很困难。当时在阿拉木图设有国民党政府的领事馆，又有不少国民党特务在活动，他便以“黄训”之名取得“政治居留权”。与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巴赫德让的相识纯系偶然，但这一次相遇改变了他一直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状况。
那是一次音乐会后，剧场的人早已散尽，冼星海独自坐在接近出口的休息厅里。也许，他还沉浸在刚散场的音乐会里;也许，他在考虑晚饭的着落。巴赫德让从音乐协会的办公室走出来，问他从哪里来，为什么这样晚了还未离去。显然，他什么也没听懂，只是手持一把小提琴，呆呆地望着对方，因为他不懂俄语。巴赫德让毅然决然地将冼星海带回到自己家里。这是位于巴依谢依托夫街和舍夫琴科街交汇处的一幢带地下室的两层楼房，有两个单元八套住宅。巴赫德让一家就住在一单元二号。
巴赫德让的做法使他的母亲十分为难。在这套不大的居室里，连厨房和过厅都住满了人，他们还收留了因战争爆发而从乌克兰疏散来的斯卡鲁依教授一家四口。在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将冼星海安排到了姐姐达娜什家。从此，冼星海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居所。姐姐达娜什和弟弟巴赫德让帮助他解决食品问题，他又拿起了创作之笔。
每逢情绪较好的时候，冼星海便会用小提琴给巴赫德让和达娜什演奏他最喜欢的贝多芬、舒伯特的作品，这也是房间里最欢快、最充满生气的时刻。
1943年深秋，天气显得格外寒冷。战争处在最艰难的阶段，冼星海原来还可以得到的每天600克面包配给中断了。在电影制片厂工作的达娜什不得不靠变卖衣物换来钱从食堂买回汤，从自己和孩子得到的配给面包中分出一部分给冼星海吃。后来，家里连可变卖的东西都没有了，身体孱弱的冼星海病倒了。
在达娜什家中居住，他几乎把作为一个父亲对自己女儿全部的爱都转移到了达娜什的女儿——七岁的卡拉姆卡斯身上。卡拉姆卡斯当时已上小学。她天真、活泼，冼星海很喜欢她。每天小姑娘放学回家，家里立刻变得生气勃勃，她的歌声、笑声会使冼星海忘掉一切烦恼。他常常把她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教她唱歌，或将她搂抱在自己的怀里，轻声哼唱他所熟悉的儿歌。
冼星海在阿拉木图的另一位好友就是伊万诺夫·萨科里斯基。他在巴赫德让的社交圈子里认识了冼星海。对冼星海音乐天赋的欣赏和对他贫困处境的同情，使萨科里斯基很快成了冼星海的好朋友，经常把饿着肚子、一脸病态的冼星海邀请到自己“家”中。在朋友们的热情帮助下，冼星海积极参加到当地音乐界的各项活动之中。一天，冼星海回来得很晚。他开始慢慢地收拾东西，在将一叠还是在法国时买的乐谱纸放入自己惟一的一只皮箱时，从里面取出一个白色的布包。他拿着布包缓缓向正在点炉子烧茶的达娜什走去，轻轻地将布包放在她的面前，用微微抖动的手将它打开，里面是一面镜子和一把梳子。
“这是送给你的……”他的话音低沉颤抖。
达娜什这才发觉，冼星海在哭，泪水早已淌满了他消瘦憔悴的面颊。
“我用不着了……”
她也很难过，关切地问道：“你是不是生病了？”
“是心里有病。”他用手指指自己的心口，随后转身取来笔和纸，一面淌着泪水，一面在纸上画了三个女人：一个老太太、一个年轻妇人、一个小女孩。他说，这是妈妈、妻子和女儿。
1944年初，冼星海在巴赫德让的陪伴下，来到了库斯塔奈。3月19日是音乐馆开幕典礼的日子，一台精彩的音乐会在冼星海的操办下准备就绪。冼星海有时担任指挥，有时亲自演奏。音乐会高潮迭起，掌声雷动。要知道，这是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音乐会！它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精神鼓舞。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到集体农庄做巡回演出，冼星海总是以极大的热情演奏他所熟悉的中国乐曲和他改编的哈萨克民曲，总是受到热烈的欢迎。
1945年春天，在一次去山区巡回演出的途中，冼星海染上了肺炎。医生对他进行了抢救，战时是十分困难的，尽管进行了各种努力，但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始终处在生命垂危之中。鉴于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国际无产者组织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冼星海从库斯塔奈转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医院。
冼星海的情况时好时坏，然而，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刻，他的创作欲望也没有泯灭。1945年10月30日午夜12点，冼星海去世了……
从1942年底到1945年6月，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当时称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大地上度过了自己生命旅程的最后一段时光。在短短的两年半里，他以满腔激情，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作品。此外，他还创作和改编了许多哈萨克舞曲和民歌。历史将他的命运与哈萨克斯坦人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