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说起张之洞《劝学篇》一书，往往使人联想到“中体西用”的思想。众多研究者集中于探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等思想，而关于本书史料价值的讨论则稍显不足。本文认为，《劝学篇》可以作为研究张之洞关于维新变法态度、清末新政和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重要文本材料。
关键词：张之洞 《劝学篇》 史料价值
光绪二十四年（1898），洋务派代表人物、湖广总督张之洞撰写了《劝学篇》一书。全书贯穿“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思想，认为三纲五常是中学之本原，以此反对维新派的君主立宪。{1}史学界关于《劝学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该书所反映出的“中体西用”思想等方面，而对该书本身的史料价值缺乏深入的研究分析，笔者拟结合学界已有成果，对《劝学篇》的史料价值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探析。
一、研究张之洞关于维新变法态度的重要资料
曾有文章提出，张之洞对维新变法并不诚心拥护，所著《劝学篇》反驳了维新派的“民权说”。{2}笔者认为，不能仅从张之洞在维新变法中的表现来判断其是否支持变法。仔细考察一下张之洞在维新变法前后的活动及其思想，不难发现，张之洞支持维新、赞助维新有其内在的思想基础。
《劝学篇》集中体现了张之洞的变法思想，其内容分内外两部分：《内篇》教育人们恪守孔孟之道，尊奉三纲五常，忠于满清统治者，即“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号召人们努力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即所谓西艺和西政；仿照西方先进体制，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军事等加以改造，以达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目的，即“务通以开风气”。因此，张之洞的主要变法思想可概括为“中体西用”。《劝学篇》发表于维新变法前期，故许多对“中体西用”思想持否定者据此也将《劝学篇》看作反维新的宣言书。{3}学界对“中体西用”思想的看法已由早期的全盘否定变为批判中肯定其顺应历史发展的一面，有关此点本文不再赘述。与其说《劝学篇》是反维新的宣言书，倒不如说是张之洞的变法纲领。
首先，来看《劝学篇》的发表时间。虽早于百日维新，却晚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4}按张之洞自己的话来说，他觉得“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而近来又“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用，权衡新旧”。由此看出，张之洞对顽固、维新两派的主张都不满意。著此书，是提出自己的一条中间路线来代替顽固派的守旧主张与维新派的菲薄名教学说。
其次，从《劝学篇》的要旨“五知”即“一知耻……二知惧……三知变……四知要……五知本……”{5}来看，张之洞把知“耻”“惧”“变”“要”，放在了“本”之前，“变”已成为该书强调的重点。而从《劝学篇》外篇所提出的众多主张来看，也同维新派这一时期的主张几乎没什么两样。如张之洞也主张变法、变通科举，“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6}，百日维新中的科举改革基本按其蓝图而来。在《农工商学》《铁路》和《矿务》等篇中，他也大力宣扬发展工商业、铁路和矿务等。因此，《劝学篇》外篇基本反映了戊戌时期时代发展的两个主题，即思想上的启蒙和政治上的变法救亡，正如张之洞在该书提出的“学以益智”“智以救亡”“救时必自变法始”。
《劝学篇》及其思想，我们应肯定其顺应历史发展的一面，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而对其思想中同维新派相通的东西，我们更应看到，因为它是张之洞赞助维新、参与维新的又一思想基础。
二、研究清末新政的重要资料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是清末新政的重要文献，由两江总督刘坤一领衔，湖广总督张之洞主稿，立宪派张謇、沈曾植、汤寿潜等参与策划。洋洋三万余言，由三折一片组成（即《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请筹巨款举行要政片》）。《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清末新政提供了变法纲领和具体操作指南，构建了从教育改革到整顿中法、再到采用西法的一套改革方案，成为清政府实施新政的蓝图。
虽然，张之洞在起草《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过程中有多人参与，但将其视为张之洞变法思想的结晶应是毋庸置疑的。显然，张之洞不可能仓促间形成如此务实的想法，其中大部分内容在《劝学篇》中确实是有迹可循，也就是说，《劝学篇》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主要思想渊源，尤其是《劝学篇》中的外篇诸章。《劝学篇》外篇包括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十五篇，张之洞将外篇的宗旨概括为“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来攻，迷者有凶也。曰游学，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曰设学，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曰学制，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曰广译，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也。曰阅报，眉睫难见，苦药难尝，知内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曰变法，专已袭常，不能自存也。曰变科举，所习所用，事必相因也。曰农工商学，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农工商，利乃可兴也。曰兵学，教士卒不如教将领，教兵易练，教将难成也。曰矿学，兴地利也。曰铁路，通血气也。曰会通，知西学之精意通于中学，以晓固蔽也。曰非弭兵，恶教逸欲而自毙也。曰非攻教，恶逞小忿而败大计也”{7}。虽然其与“三折”相比略显单薄，具体措施不如“三折”之详细，但二者以采用西学或西法富国强兵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以，外篇十五条与“三折”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有学者采用表格进行了比较{8}：
李细珠曾将二者的内容进行过细致比对，发现“《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二十七条变法措施中，有二十一条可以从张之洞的《劝学篇》和其他关于变法的两折两电（两折即1895年《吁请修备储才折》和1895年《遵旨议复各臣工条陈时务事宜折》；两电即1900年《致东京钱念劬》和1901年《致江宁刘制台发后转成都奎制台等》）中找到相同或相近的表述，而且大都不只出现了一次，据此我们认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是张之洞长期以来变法思想主张的一个总结。{9}若仅将《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与《劝学篇》比较，便会发现前者有十一条出自后者，二者有明显的继承性。意即《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和《遵旨筹议变法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二折”的思想源自《劝学篇》。所以，对于《劝学篇》是《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思想渊源的看法，其核心未溢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笔者也比较赞同李细珠的论点。但是，《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对《劝学篇》的突破与发展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三折”内虽不乏“修中华之内政，采列国之专长，圣道执中，洵为至当”的“中体说”，但其更侧重于整顿中法与采用西法，并且整顿中法是采用西法的前提，而西法又是中法变革的标准。在“第二折”中，张之洞明确提出“整顿中法者所以为治之具也，采用西法者所以为富强之谋也”的说法，也就是说，在“第三折”中，“中学”与“西学”并重，二者之间体用之说的界限已非泾渭分明而是渐渐淡出，至于《劝学篇》内篇的保种、保教等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维护三纲五常的儒家学说，也处于次要的地位，因而在“整顿中法”的建议中不时彰显出张之洞以“西法”为目的而变革“中法”，正如他在“第二折”的末尾说道：“羡外国之富而鄙中土之贫，见外兵之强而疾官军之懦，乐海关之平允而怨厘局之刁难，夸租借之整肃而苦吏胥之骚扰，于是民从洋教，商挂洋旗，士入洋籍，始由否隔，成涣散，乱民渐起，邪说乘之，邦基所关，不胜忧惧。”所以，必须先将中法之弊端一律划除，再采用西法，才能真正达到富国强兵。因此，在“第二折”中，张之洞提出了以上十二条建议整顿中法。甚至可以说，这十二条建议的实施，是为了更好地采用西学。
关键词：张之洞 《劝学篇》 史料价值
光绪二十四年（1898），洋务派代表人物、湖广总督张之洞撰写了《劝学篇》一书。全书贯穿“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思想，认为三纲五常是中学之本原，以此反对维新派的君主立宪。{1}史学界关于《劝学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该书所反映出的“中体西用”思想等方面，而对该书本身的史料价值缺乏深入的研究分析，笔者拟结合学界已有成果，对《劝学篇》的史料价值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探析。
一、研究张之洞关于维新变法态度的重要资料
曾有文章提出，张之洞对维新变法并不诚心拥护，所著《劝学篇》反驳了维新派的“民权说”。{2}笔者认为，不能仅从张之洞在维新变法中的表现来判断其是否支持变法。仔细考察一下张之洞在维新变法前后的活动及其思想，不难发现，张之洞支持维新、赞助维新有其内在的思想基础。
《劝学篇》集中体现了张之洞的变法思想，其内容分内外两部分：《内篇》教育人们恪守孔孟之道，尊奉三纲五常，忠于满清统治者，即“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号召人们努力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即所谓西艺和西政；仿照西方先进体制，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军事等加以改造，以达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目的，即“务通以开风气”。因此，张之洞的主要变法思想可概括为“中体西用”。《劝学篇》发表于维新变法前期，故许多对“中体西用”思想持否定者据此也将《劝学篇》看作反维新的宣言书。{3}学界对“中体西用”思想的看法已由早期的全盘否定变为批判中肯定其顺应历史发展的一面，有关此点本文不再赘述。与其说《劝学篇》是反维新的宣言书，倒不如说是张之洞的变法纲领。
首先，来看《劝学篇》的发表时间。虽早于百日维新，却晚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4}按张之洞自己的话来说，他觉得“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而近来又“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用，权衡新旧”。由此看出，张之洞对顽固、维新两派的主张都不满意。著此书，是提出自己的一条中间路线来代替顽固派的守旧主张与维新派的菲薄名教学说。
其次，从《劝学篇》的要旨“五知”即“一知耻……二知惧……三知变……四知要……五知本……”{5}来看，张之洞把知“耻”“惧”“变”“要”，放在了“本”之前，“变”已成为该书强调的重点。而从《劝学篇》外篇所提出的众多主张来看，也同维新派这一时期的主张几乎没什么两样。如张之洞也主张变法、变通科举，“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6}，百日维新中的科举改革基本按其蓝图而来。在《农工商学》《铁路》和《矿务》等篇中，他也大力宣扬发展工商业、铁路和矿务等。因此，《劝学篇》外篇基本反映了戊戌时期时代发展的两个主题，即思想上的启蒙和政治上的变法救亡，正如张之洞在该书提出的“学以益智”“智以救亡”“救时必自变法始”。
《劝学篇》及其思想，我们应肯定其顺应历史发展的一面，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而对其思想中同维新派相通的东西，我们更应看到，因为它是张之洞赞助维新、参与维新的又一思想基础。
二、研究清末新政的重要资料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是清末新政的重要文献，由两江总督刘坤一领衔，湖广总督张之洞主稿，立宪派张謇、沈曾植、汤寿潜等参与策划。洋洋三万余言，由三折一片组成（即《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请筹巨款举行要政片》）。《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清末新政提供了变法纲领和具体操作指南，构建了从教育改革到整顿中法、再到采用西法的一套改革方案，成为清政府实施新政的蓝图。
虽然，张之洞在起草《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过程中有多人参与，但将其视为张之洞变法思想的结晶应是毋庸置疑的。显然，张之洞不可能仓促间形成如此务实的想法，其中大部分内容在《劝学篇》中确实是有迹可循，也就是说，《劝学篇》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主要思想渊源，尤其是《劝学篇》中的外篇诸章。《劝学篇》外篇包括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十五篇，张之洞将外篇的宗旨概括为“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来攻，迷者有凶也。曰游学，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曰设学，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曰学制，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曰广译，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也。曰阅报，眉睫难见，苦药难尝，知内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曰变法，专已袭常，不能自存也。曰变科举，所习所用，事必相因也。曰农工商学，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农工商，利乃可兴也。曰兵学，教士卒不如教将领，教兵易练，教将难成也。曰矿学，兴地利也。曰铁路，通血气也。曰会通，知西学之精意通于中学，以晓固蔽也。曰非弭兵，恶教逸欲而自毙也。曰非攻教，恶逞小忿而败大计也”{7}。虽然其与“三折”相比略显单薄，具体措施不如“三折”之详细，但二者以采用西学或西法富国强兵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以，外篇十五条与“三折”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有学者采用表格进行了比较{8}：
李细珠曾将二者的内容进行过细致比对，发现“《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二十七条变法措施中，有二十一条可以从张之洞的《劝学篇》和其他关于变法的两折两电（两折即1895年《吁请修备储才折》和1895年《遵旨议复各臣工条陈时务事宜折》；两电即1900年《致东京钱念劬》和1901年《致江宁刘制台发后转成都奎制台等》）中找到相同或相近的表述，而且大都不只出现了一次，据此我们认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是张之洞长期以来变法思想主张的一个总结。{9}若仅将《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与《劝学篇》比较，便会发现前者有十一条出自后者，二者有明显的继承性。意即《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和《遵旨筹议变法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二折”的思想源自《劝学篇》。所以，对于《劝学篇》是《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思想渊源的看法，其核心未溢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笔者也比较赞同李细珠的论点。但是，《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对《劝学篇》的突破与发展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三折”内虽不乏“修中华之内政，采列国之专长，圣道执中，洵为至当”的“中体说”，但其更侧重于整顿中法与采用西法，并且整顿中法是采用西法的前提，而西法又是中法变革的标准。在“第二折”中，张之洞明确提出“整顿中法者所以为治之具也，采用西法者所以为富强之谋也”的说法，也就是说，在“第三折”中，“中学”与“西学”并重，二者之间体用之说的界限已非泾渭分明而是渐渐淡出，至于《劝学篇》内篇的保种、保教等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维护三纲五常的儒家学说，也处于次要的地位，因而在“整顿中法”的建议中不时彰显出张之洞以“西法”为目的而变革“中法”，正如他在“第二折”的末尾说道：“羡外国之富而鄙中土之贫，见外兵之强而疾官军之懦，乐海关之平允而怨厘局之刁难，夸租借之整肃而苦吏胥之骚扰，于是民从洋教，商挂洋旗，士入洋籍，始由否隔，成涣散，乱民渐起，邪说乘之，邦基所关，不胜忧惧。”所以，必须先将中法之弊端一律划除，再采用西法，才能真正达到富国强兵。因此，在“第二折”中，张之洞提出了以上十二条建议整顿中法。甚至可以说，这十二条建议的实施，是为了更好地采用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