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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是一位荷兰人，却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马林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派遣来华，于1921年6月抵达上海，1923年10月离开中国，历时两年有余。马林在中国停留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他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不仅参加了中共一大，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作出了巨大贡献，还积极与孙中山联系，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但究其在中国的工作经历，我们不难发现，由于马林冲动的性格和工作方法的欠妥。他其实和大部分中国同志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难得的是，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却很融洽。
与陈独秀：冲突与和解
马林抵达上海直至中共一大结束，陈独秀并不在上海。当时。陈独秀受陈炯明之约，在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中共一大后，马林派包惠僧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中共一大会议的情况，并请他回上海工作。陈独秀同意马林的建议，认为“对党的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无法推辞的”。约一周后，陈独秀与包惠僧一同回到上海。
陈独秀回到上海后，第二天就与马林开始会谈，接连谈了两次。在中共与第三国际的关系问题上，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但是，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暂时保持中苏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
马林没能给出充分的理由予以说服，而是和陈独秀争执起来。在一次争执中，马林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从发生到发展，由成长到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也是火爆性格，当即一拍桌子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从此，他拒绝与马林会面。于是，马林不得不通过写信给陈独秀，请他“再加考虑改日再谈”。
在共产国际决定召开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后，张太雷受马林委托，前往日本传达上述指示。但马林没有将此事通知陈独秀，张太雷因为服从马林保密的命令，也没有告知陈独秀。陈独秀知道后很是生气。他认为马林是胡作非为，张太雷是中共党员，虽然被派任马林的翻译，他的行动仍须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现在马林不征求中共中央同意。擅自派遣他去日本，而且共产国际召开这样重要的会议，事前也未和我们商量，简直是藐视中共中央。他声言决不与马林再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
事后，马林给出的解释是派人到日本去联络是应当的，中共中央既然赞成大会的举行，就应积极支持；至于派张太雷去日本事先没有征求中共中央的同意，那只是手续问题。他觉得为了秘密和迅速的缘故，这样做并没有错。这样的解释陈独秀自然不会接受。
陈独秀等因为《新青年》的事被捕后，是马林使尽了力气，为陈独秀请了一名法国律师，承办这个案子。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才使得“最后以《新青年》杂志有过激言论判罚五千元而结案”。在马林的积极营救下，陈独秀等被释放。
经过这次事件。大家都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也意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获得共产国际的帮助是很重要的。马林与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此后，陈独秀与马林和谐地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了适当的解决。
与张国焘：势同水火
马林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很骄傲，很难说话”。最初抵达上海时，马林是与李达、李汉俊联系的，但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就谈得不大投机。见面时，马林就说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并毫不客气地向李达要工作报告。李达当即表示拒绝，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马林又向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予经济的支持。”李达觉得马林的话更难以接受了，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共成立之后而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得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和预算，等等。李达说：“如果共产国际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张国焘回忆，马林的谈吐往往过分形容亚洲人民的落后，有时谈到东方社会主义者的幼稚可笑，使人觉得他沾染了一些荷兰人在东印度做殖民地主人的习气。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的权威并以此自傲。有时还提到他曾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共同制订殖民地问题决议案的事。所有这些表现，是他自居解放者的表现，在别人看来，就觉得他具有社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
当然，不可否认当事人的回忆录中会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从马林的经历上看，他在荷兰的殖民地印尼爪哇工作时，十分同情殖民地的人民，他甚至组织了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反对自己的祖国。并最终导致他在1918年12月被殖民当局逐出了印尼。这可以充分证明马林并非如张国焘所言是蔑视殖民地人民的。张国焘也亲眼目睹马林“在上海路遇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他竟挺身出来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
中共一大后，马林游历了中国南方，并拜会了孙中山和当时在广东的陈炯明。此行结束后。马林认为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就必须组织联合战线，共产党必须联合国民党。马林的建议是正确的。但是他再一次犯了老毛病，这就是罗章龙说的“马林对中国革命视同自己的事，遇事率直倡议，不稍瞻顾”。
在实现国共合作的讨论中，双方的矛盾终于激化。当时，中国同志对国民党并无太多好感。对于马林提出的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案，几乎全党同志都表示反对。张国焘说，“马林无法获得我的谅解，便使用压力。他坚持他的解释即是共产国际的训令的意愿：追问我是否准备违反这个训令”。在争论时，马林“怒形于色，几乎要和我决斗”。参加了三大的罗章龙回忆说：“国共合作，起初阻力很大”，中共三大时“这个问题(指国共党内合作问题)在报告和决议案准备小组会上讨论费时较多”。陈独秀也说马林“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之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马林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对此有所隐瞒，他说“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组织，这个问题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在我们党内，关于加入孙逸 仙党的决定几乎没有遭到任何反对而被通过”。但是后来他还是承认了当时“我们的同志不赞成这个意见”。“反对最强烈的是张国焘”。可见，最后马林确是利用自己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压制了中共的反对意见的。
与毛泽东：和谐共事
在早期中共党员中，毛泽东是少数对马林保持良好印象的。毛泽东称赞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虽寥寥数语，但与其他饱含批评之语相比，这已经是难得的赞誉了。
毛泽东第一次见到马林是在上海召开中共一大的时候，他们共同与会。当时毛泽东担任会议记录，只作过一次发言，内容是介绍中共长沙发起组的情况。但是由于时间仓促，两人没有过多的交往。中共一大结束后，马林受国民党的邀请去桂林拜访孙中山，于1921年12月中旬途经湖南长沙。当时毛泽东正在长沙开展革命工作，他在文化书社接待了马林。再次见面后，毛泽东介绍了革命青年黄爱、庞人铨等和马林见面，并请他“花了一个晚上给他们讲阶级斗争、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情况，包括华盛顿会议和共产国际将要在苏俄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长沙之行给马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随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他曾这样谈到沿途的观感：“这次南方旅行我觉得是我在中国逗留期间最重要的时期……在若干省城里我发现，中国青年对社会主义问题十分感兴趣。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都参加了青年的集会。那里有青年学生的各种地区性俱乐部，研究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这些青年组织总的说来实际上并没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只有长沙的青年组织举行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联合会，这个工会组织于1921年12月底举行了罢工。”可见，马林对毛泽东领导的湖南革命运动是十分赞赏的。
对于当时在党内争议最大的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来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毛泽东持赞同态度。从马林的工作笔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少数没有发表反对意见的。当时中共党内同志对民主革命的性质也不能完全认识清楚，对加入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国民党自然持排斥态度。毋庸讳言，在中共建党之初，党的力量其实是很弱小的，且不能公开活动。据资料统计，在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中共只有党员57人。一年后的1922年6月，党员数量增加到195人。到中共三大召开时的1923年6月，党员也仅有420人。两年间，党员人数不过增加区区363人。为了完成艰巨的反帝反军阀的任务。是确需要组建统一战线的。马林对此状况认识深刻，毛泽东对此亦有同感，所以毛泽东成了少数支持马林的中共党员。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中共党员的数量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基本是按几何倍数增长。1925年1月，中共党员已增加到994人；8个月后，党员的数量已达3164人：再过了5个月，也就是1926年2月。党员数量再翻一番多，达8000人；1926年7月，已达18526人。到1927年5月，中共党员的数量是57967人，6年间党员数量增加了1000多倍，这也是国民党右派最嫉恨中共的缘由。可见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中共的力量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并没有像反对的同志担心的那样，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会“搞垮党”。
对于其他人过高地估计工人的革命积极性。毛泽东也从实际出发对马林的意见给予了支持。毛泽东指出：“工人们关心改善生活条件的问题，他们对政治和阶级斗争的认识较肤浅。”毛泽东还说：“最高利益当是日常生活问题，并不是什么政治上的利益。”这也是当时的实情。
毛泽东对马林是如此支持，以至于在马林被调离中国后，他还受到了共产国际内部与马林持不同意见的人的批评，说他“一定是马林的人”。
与陈独秀：冲突与和解
马林抵达上海直至中共一大结束，陈独秀并不在上海。当时。陈独秀受陈炯明之约，在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中共一大后，马林派包惠僧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中共一大会议的情况，并请他回上海工作。陈独秀同意马林的建议，认为“对党的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无法推辞的”。约一周后，陈独秀与包惠僧一同回到上海。
陈独秀回到上海后，第二天就与马林开始会谈，接连谈了两次。在中共与第三国际的关系问题上，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但是，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暂时保持中苏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
马林没能给出充分的理由予以说服，而是和陈独秀争执起来。在一次争执中，马林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从发生到发展，由成长到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也是火爆性格，当即一拍桌子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从此，他拒绝与马林会面。于是，马林不得不通过写信给陈独秀，请他“再加考虑改日再谈”。
在共产国际决定召开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后，张太雷受马林委托，前往日本传达上述指示。但马林没有将此事通知陈独秀，张太雷因为服从马林保密的命令，也没有告知陈独秀。陈独秀知道后很是生气。他认为马林是胡作非为，张太雷是中共党员，虽然被派任马林的翻译，他的行动仍须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现在马林不征求中共中央同意。擅自派遣他去日本，而且共产国际召开这样重要的会议，事前也未和我们商量，简直是藐视中共中央。他声言决不与马林再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
事后，马林给出的解释是派人到日本去联络是应当的，中共中央既然赞成大会的举行，就应积极支持；至于派张太雷去日本事先没有征求中共中央的同意，那只是手续问题。他觉得为了秘密和迅速的缘故，这样做并没有错。这样的解释陈独秀自然不会接受。
陈独秀等因为《新青年》的事被捕后，是马林使尽了力气，为陈独秀请了一名法国律师，承办这个案子。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才使得“最后以《新青年》杂志有过激言论判罚五千元而结案”。在马林的积极营救下，陈独秀等被释放。
经过这次事件。大家都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也意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获得共产国际的帮助是很重要的。马林与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此后，陈独秀与马林和谐地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了适当的解决。
与张国焘：势同水火
马林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很骄傲，很难说话”。最初抵达上海时，马林是与李达、李汉俊联系的，但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就谈得不大投机。见面时，马林就说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并毫不客气地向李达要工作报告。李达当即表示拒绝，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马林又向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予经济的支持。”李达觉得马林的话更难以接受了，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共成立之后而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得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和预算，等等。李达说：“如果共产国际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张国焘回忆，马林的谈吐往往过分形容亚洲人民的落后，有时谈到东方社会主义者的幼稚可笑，使人觉得他沾染了一些荷兰人在东印度做殖民地主人的习气。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的权威并以此自傲。有时还提到他曾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共同制订殖民地问题决议案的事。所有这些表现，是他自居解放者的表现，在别人看来，就觉得他具有社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
当然，不可否认当事人的回忆录中会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从马林的经历上看，他在荷兰的殖民地印尼爪哇工作时，十分同情殖民地的人民，他甚至组织了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反对自己的祖国。并最终导致他在1918年12月被殖民当局逐出了印尼。这可以充分证明马林并非如张国焘所言是蔑视殖民地人民的。张国焘也亲眼目睹马林“在上海路遇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他竟挺身出来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
中共一大后，马林游历了中国南方，并拜会了孙中山和当时在广东的陈炯明。此行结束后。马林认为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就必须组织联合战线，共产党必须联合国民党。马林的建议是正确的。但是他再一次犯了老毛病，这就是罗章龙说的“马林对中国革命视同自己的事，遇事率直倡议，不稍瞻顾”。
在实现国共合作的讨论中，双方的矛盾终于激化。当时，中国同志对国民党并无太多好感。对于马林提出的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案，几乎全党同志都表示反对。张国焘说，“马林无法获得我的谅解，便使用压力。他坚持他的解释即是共产国际的训令的意愿：追问我是否准备违反这个训令”。在争论时，马林“怒形于色，几乎要和我决斗”。参加了三大的罗章龙回忆说：“国共合作，起初阻力很大”，中共三大时“这个问题(指国共党内合作问题)在报告和决议案准备小组会上讨论费时较多”。陈独秀也说马林“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之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马林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对此有所隐瞒，他说“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组织，这个问题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在我们党内，关于加入孙逸 仙党的决定几乎没有遭到任何反对而被通过”。但是后来他还是承认了当时“我们的同志不赞成这个意见”。“反对最强烈的是张国焘”。可见，最后马林确是利用自己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压制了中共的反对意见的。
与毛泽东：和谐共事
在早期中共党员中，毛泽东是少数对马林保持良好印象的。毛泽东称赞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虽寥寥数语，但与其他饱含批评之语相比，这已经是难得的赞誉了。
毛泽东第一次见到马林是在上海召开中共一大的时候，他们共同与会。当时毛泽东担任会议记录，只作过一次发言，内容是介绍中共长沙发起组的情况。但是由于时间仓促，两人没有过多的交往。中共一大结束后，马林受国民党的邀请去桂林拜访孙中山，于1921年12月中旬途经湖南长沙。当时毛泽东正在长沙开展革命工作，他在文化书社接待了马林。再次见面后，毛泽东介绍了革命青年黄爱、庞人铨等和马林见面，并请他“花了一个晚上给他们讲阶级斗争、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情况，包括华盛顿会议和共产国际将要在苏俄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长沙之行给马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随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他曾这样谈到沿途的观感：“这次南方旅行我觉得是我在中国逗留期间最重要的时期……在若干省城里我发现，中国青年对社会主义问题十分感兴趣。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都参加了青年的集会。那里有青年学生的各种地区性俱乐部，研究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这些青年组织总的说来实际上并没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只有长沙的青年组织举行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联合会，这个工会组织于1921年12月底举行了罢工。”可见，马林对毛泽东领导的湖南革命运动是十分赞赏的。
对于当时在党内争议最大的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来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毛泽东持赞同态度。从马林的工作笔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少数没有发表反对意见的。当时中共党内同志对民主革命的性质也不能完全认识清楚，对加入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国民党自然持排斥态度。毋庸讳言，在中共建党之初，党的力量其实是很弱小的，且不能公开活动。据资料统计，在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中共只有党员57人。一年后的1922年6月，党员数量增加到195人。到中共三大召开时的1923年6月，党员也仅有420人。两年间，党员人数不过增加区区363人。为了完成艰巨的反帝反军阀的任务。是确需要组建统一战线的。马林对此状况认识深刻，毛泽东对此亦有同感，所以毛泽东成了少数支持马林的中共党员。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中共党员的数量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基本是按几何倍数增长。1925年1月，中共党员已增加到994人；8个月后，党员的数量已达3164人：再过了5个月，也就是1926年2月。党员数量再翻一番多，达8000人；1926年7月，已达18526人。到1927年5月，中共党员的数量是57967人，6年间党员数量增加了1000多倍，这也是国民党右派最嫉恨中共的缘由。可见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中共的力量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并没有像反对的同志担心的那样，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会“搞垮党”。
对于其他人过高地估计工人的革命积极性。毛泽东也从实际出发对马林的意见给予了支持。毛泽东指出：“工人们关心改善生活条件的问题，他们对政治和阶级斗争的认识较肤浅。”毛泽东还说：“最高利益当是日常生活问题，并不是什么政治上的利益。”这也是当时的实情。
毛泽东对马林是如此支持，以至于在马林被调离中国后，他还受到了共产国际内部与马林持不同意见的人的批评，说他“一定是马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