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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重大的历史作用。从市场角度来看，各种要素都是动态变化的，建立国有企业的目的也会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经济发展阶段、国内资源变化而发生与时俱进的变化。国有企业内在的公共性与企业性之间的矛盾，在一定阶段会激化到无法调和的地步，这就决定了大部分国有企业，需要逐步进行国企民营化的改革，这是历史之必然。
追赶型国家发展模式
2012年2月28日，中国财政部、国研中心和世界银行，耗时15个月联合组织实施完成一份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在这份报告里说到，中国到2030年之前，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应为，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快开放型创新步伐、推进绿色发展，变环境压力为绿色增长，使之成为发展的动力、增进机会均等、扩大面向全民的卫生、教育和就业服务、加强国内财政体系及其现代化、将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与国际经济变化联系起来，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共赢关系。
在这份报告里，首先提出的目标是“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并指出中国改革有三大阻力，分别来自“既得利益者”、“因改革而短期内利益受损者”、“观点引领者”。绝大部分国企都应该走民营化的道路，国企民营化改革会有很大阻力，除了要进行意识形态创新之外，必须有勇气打破既得利益格局。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经济能够在过去30多年里保持快速发展，实在是一个奇迹。事实上，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有很多追赶型国家共性的东西，可以归纳为“追赶型国家”的发展模式。特别是东亚国家，共同点比较明显，一度被归结为东亚模式。这种模式就是通过权威（这里不用独裁这种太刺激的词眼）政治，保持较长时间的社会稳定，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强大的产业干预和要素引导能力，充分实行储蓄动员和资本积累，有效利用西方国家的技术、资本、管理、经验和市场需求，加上有吃苦耐劳精神的人民。
当然，中国也有某些独特的东西，主要就是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仍然保留了庞大的国有部门，这是东亚国家所没有的，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高增长国家，有这么庞大的国有部门。中国多层级的地方政府体系，在市场机制引入之后，产生的政府间竞争，也比较独特，主要在于市场机制发挥了巨大动力，而不是政府职能发挥了巨大威力。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过去30多年里，经历了快速萎缩，占中国工业产值的比例从80%下降到30%以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就是国有企业快速萎缩的过程。在工业化初期，建立国有企业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国家可以利用国有企业来动员巨大的资源，在国家发展的某些阶段，快速建立一个工业体系和重要工业部门。
东亚国家的追赶型经济体，到了一定发展阶段之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固守过去的模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么摒弃过去的模式，转向创新驱动和效率提升，进而迈向高收入社会。
中国应该如何抉择？
国企需要根本性改造
我认为，国有企业必需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在卖力追赶阶段，增长并不太依赖技术效率和自主创新，而是依赖资源动员和要素投入。国有企业在这个时期，应该是较好的资源动员和要素投入平台，可以更好地实现国企“政策倾斜”。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来看，必须加大对技术效率和自主创新的依赖，必须加大对市场机制的依赖，这个时候“政策倾斜”就会成为一个不好的东西。
国企实现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这是一个奇妙的、豪迈的设想！国有企业在工业化的早期，为什么能发挥积极作用？日本有过所谓的“倾斜生产方式”，就是表达这种意思，国有企业在这个时期，应该是较好的资源动员和要素投入平台，可以更好地实现“倾斜”。
即使在产品市场，国有企业的竞争也是不完全，在要素市场面临更多扭曲，控制权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开放的，谁能说国有企业实现了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这些问题，在国家所有制的框架里，无法找到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更何况，国企有着天然的政商联接，对于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核心要素——平等，是一种伤害。因此，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社会，必须对国企进行根本性的改造。
要实现企业内部的平衡增长，一个富有活力、效率日益提高的企业架构是关键，这必须以民营企业为主体。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国企进行新一轮的改造是无法回避的，新一轮国有企业的改造，应该实现国有部门的显著收缩，应该通过国有企业民营化来实现。
当前，民营企业仍然受到很多掣肘，与国企之间的竞争并不平等，特别在很多领域，国企牢牢掌握着控制权和垄断权。平心而论，国有部门是一个低效部门，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如何才能破解这种不合理、不公平的格局？ 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国有部门占有了与其效率和规模不相称的要素，而且往往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来占有。要转向内生平衡增长，就要让更多的资源流入民营部门，就要削减国有企业的规模。尽管从统计数据来看，国有部门在自然收缩，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过去10年里这主要是民营企业的发展速度比国有企业快而造成的。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下一步必须主动削减国有部门的规模，这样才能更快地减少资源配置的扭曲，市场竞争的不平等，才能更顺利地让中国经济发展，转向内生平衡增长模式。
多数国企应当民营化
国企民营化之路，在中国走得通吗？上世纪90年代末和二十一世纪初，一大批国企实行了民营化改革。那时，民营化是一种应付国企困境的应急性政策，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后来，关于民营化改制方面的政策逐步完善，操作上越来越规范了。推行新一轮民营化，完全可以避免大规模的国有资产流失。
事实上，国企应该有区分——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和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绝大部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应该走民营化的道路。中小型的国有企业，可以选择整体出售的办法；大型、特大型的国企，可以实现股权多元化，国家持有一定的国有股，这将是未来国企改革的方向。
纯粹的国有企业，只能在极少数特殊领域存在。譬如说：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普遍性服务的领域；真正关系国家安全的領域。在民营化的过程中，尽管国有企业将逐渐成为历史，但可以在较长时期保留现代化的、具有较强流动性和合理回报率的国有资产组合，应该用完善的国有资本经营，纳入到国家预算体系，并能惠及国民。
国有企业控制着几大战略性产业，一旦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的领域。2006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个产业清单，规定国有企业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7个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对装备制造、汽车、信息技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和化工产业保持“较强控制力”。
这份清单，实在太长，很多竞争性行业，都不需要国有企业控制。如今反常的是：国有企业插足于所有的竞争行业中，包括批发贸易、零售和餐饮业。实际上，钢铁、化工、汽车、装备制造，国企完全可以退出。这里我仅举一个例子，民营企业宁波华翔集团在2000年以8千万元收购辽宁的国有企业 --- 陆平军工汽车厂后，九年里产值增到12亿；利润从10万元增加到5500万元；上缴国家税收从10万元增加到3500元！
广泛的产业干预、庞大的国有部门、强行的要素控制，构成了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三大基石。在中国，三大基石随处可见。中国的产业政策，往往与政府的初衷不一致。有些时候，政府要重点发展的行业，却没有发展起来；有些时候，这些行业发展了，却慢于政府规划的时间表。
尽管这样，在卖力追赶阶段，产业政策可以理解。但是，要转入内生平衡增长模式，就必须要摒弃产业干预，极大地简化产业政策。同时，应该放弃强行的要素控制。说穿了，就是要有勇气终结国家资本主义，要给民营企业平等的地位，要改革国有经济部门。民企无论三十六计、七十二变，都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民营企业要增强守法意识和自律意识，要避免采取不理性、不合法的方式，不要出现“政商联接”大竞赛和资源争抢大竞赛，而是要提倡效率提升和自主创新大竞赛。总体而言，没有平等竞争的市场体制，就没有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企民营化的改革终将成为历史之必然。
追赶型国家发展模式
2012年2月28日，中国财政部、国研中心和世界银行，耗时15个月联合组织实施完成一份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在这份报告里说到，中国到2030年之前，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应为，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快开放型创新步伐、推进绿色发展，变环境压力为绿色增长，使之成为发展的动力、增进机会均等、扩大面向全民的卫生、教育和就业服务、加强国内财政体系及其现代化、将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与国际经济变化联系起来，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共赢关系。
在这份报告里，首先提出的目标是“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并指出中国改革有三大阻力，分别来自“既得利益者”、“因改革而短期内利益受损者”、“观点引领者”。绝大部分国企都应该走民营化的道路，国企民营化改革会有很大阻力，除了要进行意识形态创新之外，必须有勇气打破既得利益格局。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经济能够在过去30多年里保持快速发展，实在是一个奇迹。事实上，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有很多追赶型国家共性的东西，可以归纳为“追赶型国家”的发展模式。特别是东亚国家，共同点比较明显，一度被归结为东亚模式。这种模式就是通过权威（这里不用独裁这种太刺激的词眼）政治，保持较长时间的社会稳定，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强大的产业干预和要素引导能力，充分实行储蓄动员和资本积累，有效利用西方国家的技术、资本、管理、经验和市场需求，加上有吃苦耐劳精神的人民。
当然，中国也有某些独特的东西，主要就是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仍然保留了庞大的国有部门，这是东亚国家所没有的，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高增长国家，有这么庞大的国有部门。中国多层级的地方政府体系，在市场机制引入之后，产生的政府间竞争，也比较独特，主要在于市场机制发挥了巨大动力，而不是政府职能发挥了巨大威力。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过去30多年里，经历了快速萎缩，占中国工业产值的比例从80%下降到30%以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就是国有企业快速萎缩的过程。在工业化初期，建立国有企业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国家可以利用国有企业来动员巨大的资源，在国家发展的某些阶段，快速建立一个工业体系和重要工业部门。
东亚国家的追赶型经济体，到了一定发展阶段之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固守过去的模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么摒弃过去的模式，转向创新驱动和效率提升，进而迈向高收入社会。
中国应该如何抉择？
国企需要根本性改造
我认为，国有企业必需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在卖力追赶阶段，增长并不太依赖技术效率和自主创新，而是依赖资源动员和要素投入。国有企业在这个时期，应该是较好的资源动员和要素投入平台，可以更好地实现国企“政策倾斜”。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来看，必须加大对技术效率和自主创新的依赖，必须加大对市场机制的依赖，这个时候“政策倾斜”就会成为一个不好的东西。
国企实现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这是一个奇妙的、豪迈的设想！国有企业在工业化的早期，为什么能发挥积极作用？日本有过所谓的“倾斜生产方式”，就是表达这种意思，国有企业在这个时期，应该是较好的资源动员和要素投入平台，可以更好地实现“倾斜”。
即使在产品市场，国有企业的竞争也是不完全，在要素市场面临更多扭曲，控制权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开放的，谁能说国有企业实现了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这些问题，在国家所有制的框架里，无法找到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更何况，国企有着天然的政商联接，对于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核心要素——平等，是一种伤害。因此，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社会，必须对国企进行根本性的改造。
要实现企业内部的平衡增长，一个富有活力、效率日益提高的企业架构是关键，这必须以民营企业为主体。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国企进行新一轮的改造是无法回避的，新一轮国有企业的改造，应该实现国有部门的显著收缩，应该通过国有企业民营化来实现。
当前，民营企业仍然受到很多掣肘，与国企之间的竞争并不平等，特别在很多领域，国企牢牢掌握着控制权和垄断权。平心而论，国有部门是一个低效部门，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如何才能破解这种不合理、不公平的格局？ 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国有部门占有了与其效率和规模不相称的要素，而且往往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来占有。要转向内生平衡增长，就要让更多的资源流入民营部门，就要削减国有企业的规模。尽管从统计数据来看，国有部门在自然收缩，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过去10年里这主要是民营企业的发展速度比国有企业快而造成的。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下一步必须主动削减国有部门的规模，这样才能更快地减少资源配置的扭曲，市场竞争的不平等，才能更顺利地让中国经济发展，转向内生平衡增长模式。
多数国企应当民营化
国企民营化之路，在中国走得通吗？上世纪90年代末和二十一世纪初，一大批国企实行了民营化改革。那时，民营化是一种应付国企困境的应急性政策，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后来，关于民营化改制方面的政策逐步完善，操作上越来越规范了。推行新一轮民营化，完全可以避免大规模的国有资产流失。
事实上，国企应该有区分——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和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绝大部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应该走民营化的道路。中小型的国有企业，可以选择整体出售的办法；大型、特大型的国企，可以实现股权多元化，国家持有一定的国有股，这将是未来国企改革的方向。
纯粹的国有企业，只能在极少数特殊领域存在。譬如说：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普遍性服务的领域；真正关系国家安全的領域。在民营化的过程中，尽管国有企业将逐渐成为历史，但可以在较长时期保留现代化的、具有较强流动性和合理回报率的国有资产组合，应该用完善的国有资本经营，纳入到国家预算体系，并能惠及国民。
国有企业控制着几大战略性产业，一旦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的领域。2006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个产业清单，规定国有企业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7个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对装备制造、汽车、信息技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和化工产业保持“较强控制力”。
这份清单，实在太长，很多竞争性行业，都不需要国有企业控制。如今反常的是：国有企业插足于所有的竞争行业中，包括批发贸易、零售和餐饮业。实际上，钢铁、化工、汽车、装备制造，国企完全可以退出。这里我仅举一个例子，民营企业宁波华翔集团在2000年以8千万元收购辽宁的国有企业 --- 陆平军工汽车厂后，九年里产值增到12亿；利润从10万元增加到5500万元；上缴国家税收从10万元增加到3500元！
广泛的产业干预、庞大的国有部门、强行的要素控制，构成了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三大基石。在中国，三大基石随处可见。中国的产业政策，往往与政府的初衷不一致。有些时候，政府要重点发展的行业，却没有发展起来；有些时候，这些行业发展了，却慢于政府规划的时间表。
尽管这样，在卖力追赶阶段，产业政策可以理解。但是，要转入内生平衡增长模式，就必须要摒弃产业干预，极大地简化产业政策。同时，应该放弃强行的要素控制。说穿了，就是要有勇气终结国家资本主义，要给民营企业平等的地位，要改革国有经济部门。民企无论三十六计、七十二变，都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民营企业要增强守法意识和自律意识，要避免采取不理性、不合法的方式，不要出现“政商联接”大竞赛和资源争抢大竞赛，而是要提倡效率提升和自主创新大竞赛。总体而言，没有平等竞争的市场体制，就没有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企民营化的改革终将成为历史之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