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抗日战争这个“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在重庆，集会容易犯忌，祝寿这个中华民族传统的集会活动，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公开而又隐蔽的统战方式，周恩来常常以祝寿之名，公开聚会，广交朋友，开展斗争。
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中共代表团驻地。
周恩来在重庆所筹办的最隆重的祝寿活动是“庆祝郭沫若之50寿辰”。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力邀郭沫若（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郭沫若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入党）任政治部下属的负责宣传的第三厅厅长。1941年10月，在天官府郭家，周恩来提议由文艺界纪念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郭推辞，周说：“为你做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25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周责成阳翰笙主持这个工作，强调要成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中共中央南方局（周任书记）还给延安、成都、昆明、桂林、香港等地的党组织发电报，说明这次纪念活动的意义、内容和方式等。11月16日，《新华日报》出了《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25周年特刊》，周亲笔题写刊头，还写了代论《我要说的话》，指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当天下午，冯玉祥任主席、2000余人（包括周恩来、老舍、黄炎培、沈钧儒、张申府）参加的纪念会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晚上，周恩来等又到郭家里祝寿。纪念活动中上演了郭编剧的《棠棣之花》，周前后共看了7遍。《新华日报》开辟《棠棣之花剧评》专页，周题写刊头并修改《从棠棣之花谈到评历史剧》和《正义的赞歌，壮丽的图画》两篇文章。延安、桂林、昆明、成都、香港也先后举行了纪念活动。该活动持续半年之久。
1941年11月，周恩来也为另外一个人祝寿，此人就是冯玉祥，为郭沫若祝寿是按照虚岁来的，而为冯玉祥祝寿是按照实岁来的。11月14日，《新华日报》第二版专版庆祝冯玉祥60寿辰，刊登其自寿诗《六十岁的小伙子》，还有周恩来亲笔撰写的《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后文共664字，盛赞冯“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围绕这篇长文的是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陈绍禹、秦邦宪、朱德、彭德怀、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以及民主人士写的祝词。邓颖超写了寿联：“写诗写文章，亦庄亦谐如出口;反帝反封建，不挠不屈见襟期。”这天，蒋介石亲自前往其“谱兄”家祝寿，却吃了闭门羹，其谱兄到璧山乡下避寿去了。11月23日《新华日报》刊登了冯玉祥写了《谢寿》诗。冯玉祥一生写诗1400多首，自称“丘八诗”。
1942年12月25日，周恩来还为森林学家、中央大学教授梁希祝寿。这天，“自然科学座谈会”（成立于1939年）7位科学家应周恩来、董必武邀请来到化龙桥虑头岩《新华日报》编辑部共进午餐，看到桌上摆着寿桃，很是惊讶。周恩来说：“今天是梁老六十寿辰（虚岁），我们为他老人家祝寿。”他端起酒杯走到梁希面前说：“中国需要科学家，新中国更需要科学家。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新中国总要到来，到那时就大有用武之地了。”梁希激动地说：“我无室无家，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真使我温暖忘年。”回去后，梁希作了3首七律，两首送给周恩来，一首送给《新华日报》社。
1943年一年之中，重庆两次为沈钧儒祝寿。第一次是1月1日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沈钧儒和张申府、刘清扬（兩人为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应周恩来、董必武之邀参加祝寿招待会。第二次是12月21日在百龄餐厅，重庆文化界、教育界、妇女界、法学界及各党派人士400余人参加茶话会，祝沈钧儒70寿辰（虚岁）。会上散发了该月刚出版的沈钧儒著作《中鱼集》。陶行知、于右任、邵力子、郭沫若（郭沫若还写“今之伊尹”横幅）等先后在会上讲话。董必武代表中共讲话，他说：“记得我们跋涉在沙漠中（指长征）的时候，就听到沈先生及救国会邹韬奋诸位先生提出的抗战、团结、民主的主张。我们赞成这个主张。”当时周恩来已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未参加这次祝寿。沈钧儒是被周恩来称为与中共最接近的两个民主党派朋友之一（另一个是章伯钧），曾经3次要求加入中共，第一次是1939年夏（第二、三次分别是1950、1962年）在重庆向周提出，周答以：“先生现在是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不参加比参加了作用更大，对工作更好。”新中国成立后，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63年1月1日，周恩来出席全国政协在政协礼堂举行的招待在京70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的宴会，周恩来祝愿老人们活到100岁，并说：“沈钧儒老人今年90岁，我们为他祝贺。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 6月11日，沈去世，《人民日报》刊登纪念长文《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
茅盾第一次过生日是在重庆，就是周恩来倡议举办的（尽管当时不在重庆）。多年来茅盾家人没过生日习惯，他自己也不清楚生日日期。1945年6月初，南方局文化组长徐冰和廖沫沙专程到唐家沱看望茅盾来谈祝寿事。徐冰说：“这是恩来同志的意见，沈先生从事革命文艺工作整整25年了，今年又适逢50寿辰，这是双喜临门，应该庆贺一番;祝寿之事早有先例，41年为郭老，43年为沈衡老（沈钧儒）都祝过寿，希望沈先生不要推辞。”又说：“沈先生不要以为这只是先生个人的事，是进步文艺界的一件大事，是文艺界朋友荟萃一堂向国民党的一次示威，对于当前的民主运动也是一个推动。”茅盾不再推辞，便选择6月24日作为生日。6月24日中午，茅盾夫妇来到西南实业大厦参加了50大寿庆祝茶会，中共代表王若飞及沈钧儒、柳亚子、马寅初、章伯钧等700余人参加。当天《新华日报》刊登社论《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路程》和王若飞写的代论《中国文艺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其实这天并非其生日，到了1960年研究者才弄清其准确生日是1896年7月4日。
但周恩来很少为自己祝寿，新中国成立前能查找到的唯一一次简单的祝寿活动还是在重庆。1943年周恩来45岁生日到来时， 南方局同志们为他准备了茶点祝寿。但他未出席，吃了碗面条就回到办公室，写了《我的修养要则》作为生日箴言。
1942年春，南方局向延安报告工作时说：“国民党反动当局压迫加剧，我们采取了新的斗争方式，如庆祝郭沫若之五十寿辰，冯玉祥六十寿辰，参加张冲追悼会等。”周恩来为各界人士祝寿与其说是“余性恶静，好交游”的天性使然，不如说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是“新的斗争方式”。周恩来曾经将广交朋友作为一项任务交待给夏衍，1942年7月对夏衍说：“对过去不认识、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
抗战时期，祝寿已经成为南方局共产党人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的常用方式。周恩来及中共开展祝寿活动的第一特征是政治性，是统战工作的“新的斗争方式”，是重大的“政治斗争”“文化斗争”。还具有广泛性，对象包括各党各派;主动性，主动提议，积极筹办;灵活性，不一定是生日这天，或虚岁或实岁;轰动性，参加人数多，报纸宣传广。
周恩来在重庆所筹办的最隆重的祝寿活动是“庆祝郭沫若之50寿辰”。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力邀郭沫若（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郭沫若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入党）任政治部下属的负责宣传的第三厅厅长。1941年10月，在天官府郭家，周恩来提议由文艺界纪念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郭推辞，周说：“为你做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25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周责成阳翰笙主持这个工作，强调要成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中共中央南方局（周任书记）还给延安、成都、昆明、桂林、香港等地的党组织发电报，说明这次纪念活动的意义、内容和方式等。11月16日，《新华日报》出了《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25周年特刊》，周亲笔题写刊头，还写了代论《我要说的话》，指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当天下午，冯玉祥任主席、2000余人（包括周恩来、老舍、黄炎培、沈钧儒、张申府）参加的纪念会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晚上，周恩来等又到郭家里祝寿。纪念活动中上演了郭编剧的《棠棣之花》，周前后共看了7遍。《新华日报》开辟《棠棣之花剧评》专页，周题写刊头并修改《从棠棣之花谈到评历史剧》和《正义的赞歌，壮丽的图画》两篇文章。延安、桂林、昆明、成都、香港也先后举行了纪念活动。该活动持续半年之久。
1941年11月，周恩来也为另外一个人祝寿，此人就是冯玉祥，为郭沫若祝寿是按照虚岁来的，而为冯玉祥祝寿是按照实岁来的。11月14日，《新华日报》第二版专版庆祝冯玉祥60寿辰，刊登其自寿诗《六十岁的小伙子》，还有周恩来亲笔撰写的《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后文共664字，盛赞冯“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围绕这篇长文的是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陈绍禹、秦邦宪、朱德、彭德怀、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以及民主人士写的祝词。邓颖超写了寿联：“写诗写文章，亦庄亦谐如出口;反帝反封建，不挠不屈见襟期。”这天，蒋介石亲自前往其“谱兄”家祝寿，却吃了闭门羹，其谱兄到璧山乡下避寿去了。11月23日《新华日报》刊登了冯玉祥写了《谢寿》诗。冯玉祥一生写诗1400多首，自称“丘八诗”。
1942年12月25日，周恩来还为森林学家、中央大学教授梁希祝寿。这天，“自然科学座谈会”（成立于1939年）7位科学家应周恩来、董必武邀请来到化龙桥虑头岩《新华日报》编辑部共进午餐，看到桌上摆着寿桃，很是惊讶。周恩来说：“今天是梁老六十寿辰（虚岁），我们为他老人家祝寿。”他端起酒杯走到梁希面前说：“中国需要科学家，新中国更需要科学家。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新中国总要到来，到那时就大有用武之地了。”梁希激动地说：“我无室无家，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真使我温暖忘年。”回去后，梁希作了3首七律，两首送给周恩来，一首送给《新华日报》社。
1943年一年之中，重庆两次为沈钧儒祝寿。第一次是1月1日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沈钧儒和张申府、刘清扬（兩人为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应周恩来、董必武之邀参加祝寿招待会。第二次是12月21日在百龄餐厅，重庆文化界、教育界、妇女界、法学界及各党派人士400余人参加茶话会，祝沈钧儒70寿辰（虚岁）。会上散发了该月刚出版的沈钧儒著作《中鱼集》。陶行知、于右任、邵力子、郭沫若（郭沫若还写“今之伊尹”横幅）等先后在会上讲话。董必武代表中共讲话，他说：“记得我们跋涉在沙漠中（指长征）的时候，就听到沈先生及救国会邹韬奋诸位先生提出的抗战、团结、民主的主张。我们赞成这个主张。”当时周恩来已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未参加这次祝寿。沈钧儒是被周恩来称为与中共最接近的两个民主党派朋友之一（另一个是章伯钧），曾经3次要求加入中共，第一次是1939年夏（第二、三次分别是1950、1962年）在重庆向周提出，周答以：“先生现在是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不参加比参加了作用更大，对工作更好。”新中国成立后，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63年1月1日，周恩来出席全国政协在政协礼堂举行的招待在京70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的宴会，周恩来祝愿老人们活到100岁，并说：“沈钧儒老人今年90岁，我们为他祝贺。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 6月11日，沈去世，《人民日报》刊登纪念长文《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
茅盾第一次过生日是在重庆，就是周恩来倡议举办的（尽管当时不在重庆）。多年来茅盾家人没过生日习惯，他自己也不清楚生日日期。1945年6月初，南方局文化组长徐冰和廖沫沙专程到唐家沱看望茅盾来谈祝寿事。徐冰说：“这是恩来同志的意见，沈先生从事革命文艺工作整整25年了，今年又适逢50寿辰，这是双喜临门，应该庆贺一番;祝寿之事早有先例，41年为郭老，43年为沈衡老（沈钧儒）都祝过寿，希望沈先生不要推辞。”又说：“沈先生不要以为这只是先生个人的事，是进步文艺界的一件大事，是文艺界朋友荟萃一堂向国民党的一次示威，对于当前的民主运动也是一个推动。”茅盾不再推辞，便选择6月24日作为生日。6月24日中午，茅盾夫妇来到西南实业大厦参加了50大寿庆祝茶会，中共代表王若飞及沈钧儒、柳亚子、马寅初、章伯钧等700余人参加。当天《新华日报》刊登社论《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路程》和王若飞写的代论《中国文艺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其实这天并非其生日，到了1960年研究者才弄清其准确生日是1896年7月4日。
但周恩来很少为自己祝寿，新中国成立前能查找到的唯一一次简单的祝寿活动还是在重庆。1943年周恩来45岁生日到来时， 南方局同志们为他准备了茶点祝寿。但他未出席，吃了碗面条就回到办公室，写了《我的修养要则》作为生日箴言。
1942年春，南方局向延安报告工作时说：“国民党反动当局压迫加剧，我们采取了新的斗争方式，如庆祝郭沫若之五十寿辰，冯玉祥六十寿辰，参加张冲追悼会等。”周恩来为各界人士祝寿与其说是“余性恶静，好交游”的天性使然，不如说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是“新的斗争方式”。周恩来曾经将广交朋友作为一项任务交待给夏衍，1942年7月对夏衍说：“对过去不认识、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
抗战时期，祝寿已经成为南方局共产党人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的常用方式。周恩来及中共开展祝寿活动的第一特征是政治性，是统战工作的“新的斗争方式”，是重大的“政治斗争”“文化斗争”。还具有广泛性，对象包括各党各派;主动性，主动提议，积极筹办;灵活性，不一定是生日这天，或虚岁或实岁;轰动性，参加人数多，报纸宣传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