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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里，自五大会议的英文速、陈独秀的大会报告、共产国际对召开中共五大的指示、蒙古族代表多松年参加五大时用的怀表等一份份重要文献、一件件珍贵物品、一幅幅翔实的影像资料、一段段动人的革命故事中，可以感受到历史的温度，感受到大革命的高潮与危机，感受到红色正能量和责任担当。
当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
历史选择了这里！在特殊岁月特殊地点举行的这次特殊会议，创造了中共历史上的多项“第一”：第一次邀请国民党代表团参加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实行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第一次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一科学概念并将这一指导原则正式写入党的章程，第一次设立专门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而成为有规范地开展党内监督和反腐败工作的起点……
血腥屠杀的枪声中筹备
1927年4月28日下午，38岁的李大钊被押解至北京西交民巷“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执行绞刑。面对刽子手的屠刀，李大钊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三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连续受刑3次达40分钟，“神色不变，从容就死”。
李大釗牺牲在中共五大召开次日，这是当时严峻形势的真实写照。
1925年1月党的四大的召开，拉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五卅运动的爆发，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
国民党内一直存在着反共势力是不争的事实，这是由它的历史结构造成的。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从建立之日起，就是一个成分非常复杂的联盟，内部有很多豪绅势力、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当革命一旦深入并影响到国民党内部这些势力的利益时，国共破裂就不可避免。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党的五大就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召开的。
其实，早在1926年4月2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就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会议上，提出鉴于“中山舰事件”发生后的复杂形势，建议“中共五大应该立即召开，而不是在8月”。但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否定了蔡和森的意见。9月，共产国际远东局第一次对中共五大的召开正式作出决定：确定中共五大最迟不晚于1927年1月举行。11月底，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作出了中国问题决议案，确定了中共五大的基本方针和政治路线。
1927年4月20日，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上海码头停靠的英商怡和公司的轮船缓缓起锚，逆流而上向西驶往武汉。这艘轮船上的乘客好多都是革命者——李立三、罗亦农、王荷波、陆定一等，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都在这条船上，他们都是前往武汉参加中共五大的代表。党建专家叶笃初接受采访时说：“在中共革命发展史上，武汉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1927年前后，武汉可以说处在时代舞台的中央，时代革命洪流的漩涡，用今天的话就是‘风暴眼’。”
4月22日至26日期间，中央全会举行，讨论确定了五次会议的议事日程和中央委员会向大会的报告以及大会各委员会、秘书处名单，蔡和森为大会秘书长。共产国际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就在中共五大筹备期间，武汉国民政府所辖之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策动下与四川军阀杨森勾结共同反共。五大召开期间，夏斗寅在湖北宜昌召开了营以上军官会议，公然决定向武汉进攻。在湖南，马日事变虽然是五大闭幕11天后的5月21日发生的，但何健、许克祥等反动军官的预谋也是在五大筹备与开会期间完成的。中共五大就是在这种危机四伏、极为复杂险恶的形势下召开的。
非常时局的非常会议
武汉，全国革命的中心。武昌都府堤20号，湖北省立第一小学。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清末民初的建筑里开幕。这里也是湖北早期党组织的创建人、中共武汉地委领导人陈潭秋以教书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实际上也是湖北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指挥机关、中共早期在武汉的革命大本营。
会场设在学校的风雨操场，这是当时学生每逢刮风下雨上体育课的地方、临街的二层楼房。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1927年时为中共党员、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司令部教导营营长、负责中共五大保卫工作的韩浚回忆，在大会召开前几天，叶挺对他说：“我们党马上要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地点选在武昌第一小学……党已决定由你们这个营负责担负警戒。”在会议期间，韩浚布置警戒并带领100人在会场周围巡逻。
会场内安放着好几排条桌，来自北方、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山东、陕西、四川、江西、安徽、江浙等11个地区的正式代表82人，端坐在会场的条凳上。这些被蒋介石通缉捉拿的“共党首要分子”肩负挽救革命的重任，带着工农大众的企望聚集在这里，他们是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等，代表着全国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等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了大会，由国民党左派谭延闿、徐谦、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汪精卫也于5月4日列席了一天会议。
代表们没有出席证，进门时用“口令”，第一天上午用“冲锋”二字，三三两两陆续走进学校西洋牌楼式样的大门，受到身穿西装的湖北省立第一小学校长王觉新的迎接。
主席台上方，除了悬挂有马克思、列宁的画像及中共C.C.P党旗外，还挂有孙中山画像与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旗。会场墙上两侧贴有“中国国民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国共两党合作到底！”等标语。
主席台上，陈独秀主持会议，他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随后，他代表中共中央致开幕词。 如今，在参观中共五大开幕式会场时，可以看到当年开会时用来控制代表发言时长的小铃铛，讲解员说：“这和咱们现在提倡的开短会、说短话有异曲同工之处啊！”
中共五大的主要议题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讨论和决定党在革命紧急关头的任务。会上，身着长衫的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长篇政治报告《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他用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侃侃而谈，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报告。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好像是一位长者在教育后辈”，“大家还是注意倾听他的报告，……当时就有不少人流露出不满的表情”。
休息间隙，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一声叹息：“糟糕！”瞿秋白感受到了罗亦农对陈独秀报告的不满。大会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精神讨论了这一报告，大家纷纷发言并展开了激烈争论。
据五大代表张金保回忆，五大上给她印象较深的有蔡和森和瞿秋白。“蔡和森同志很严肃，平时沉默寡言。瞿秋白同志和蔼可亲，很有学者风度。”而带头向陈独秀、彭述之开炮的，正是平素“和蔼可亲”的瞿秋白和“沉默寡言”的蔡和森。瞿秋白从理论到实际系统批判了党内的右倾观点。
今天，在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可以看到那摆得整整齐齐的条凳和红色的讲台，身临其境，仿佛看到了与会者当时激情洋溢的讲话场景，似乎看到：陈独秀为“中山舰事件”的辩护，提出“向西北发展”的退却主张；接下来，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又一一走上讲台，发表自己的观点……虽然，那样的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但似乎仍然能感觉到当时为了国家存亡和党的安全，革命先辈们不断努力着的情景。
正确与失误交织的重要会议
为了防备反动派突然袭击，也为了防止加重武汉政府“赤化”的色彩，中共五大是秘密进行的，不许报纸上刊载有关消息。当时，武汉所有的报纸都或是共产党员当编辑的，或是受共产党指挥的。可是，有一家报纸因透露了中共五大召开的消息受到处罚。开幕式后，代表们就迅速离开了会场。两天后，会议在汉口黄陂会馆继续召开。
会上，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
5月9日，大会议程的最后一天。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10个文件，选举产生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第五届中央委员会。
五大选举过程中，有一些代表认为自己能力资格不够，主动要求退出中央委员会。如在大会主席团讨论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曾推选过纺织女工出身的中共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杰出领导人张金保。但她谦虚地说：“自己水平太低，没有文化，对许多问题还不能很好地理解，许多革命道理也不能充分消化，当中央委员不够条件。”经她的一再推辞，大会主席团接受了她的请求。不过，她是五大大会主席团成员，并作为执行主席主持了大会的闭幕式。
传奇的是，据《张金保回忆录》介绍，中共五大召开时，张金保却缺席开幕式。因为厂里有一个男工也叫张金保，也是从事工会工作的，而先通知男张金保去参加大会，报到时才发现通知错了，第二天又改通知女张金保去参加五大。大会主席团由十几个人组成，只有张金保一个女委员。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召开，鲜为人知的是缺席的她当选为六届中央委员，因外界不知她已改名余冬生。
此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但是，大会并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
随后举行的中共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后增补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曾代理常委），在会上遭到严厉批评的陳独秀仍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正确与失误交织，因循与创新同在，成功与挫折并存，激进与退缩错杂。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共五大是幼年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艰难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大会探讨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虽然未能提出挽救中国革命的具体措施，但为党实现历史性的转变在政治、思想、组织上作了铺垫和准备，为党继续探索适合国情的革命道路提供了经验。
铁的纪律和规矩一路相随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这次来就是寻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源头和根脉……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立，开启了党内监督的组织创新，高举起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监督执纪的旗帜。”201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专程前往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参观，并如此强调。
严明的纪律和规矩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内在品质，是思想建党、组织建党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视自身的管理教育和加强纪律建设，把实行严明的纪律和坚决反对腐败写在自己光辉的旗帜上。
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成立专门的纪律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是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的重大创新。
今天，走出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眼前便是一个现代城市公园——武昌廉政文化公园。公园里，10位英姿飒爽的中共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会领导成员群雕特别醒目。据纪念馆讲解员讲，党的五大选出的10名监察（候补）委员中，先后有8人牺牲在刑场或战场上、1人失踪，只有刘峻山看到了新中国成立，无一人叛变投敌。
当年，新修订的党章中专门增设了“党的监察委员会”一章，对中央和省监察委员会产生的方式、职责权限范围以及工作运行机制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党章规定：“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还负责讨论和批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人数、改选等工作，“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不得以中央委员及省委员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建立及五大党章的通过，标志着党内监察体制的初步形成。
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内，除了一幢两层建筑楼被用作“五大会议历史陈列”外，还专门开设有“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展”，该展被中央纪委监察部确定为全国首批廉政教育基地。这里陈列着毛泽东退还伙食费的账本、周恩来补袜子的工具、朱德生前用过的水杯、董必武在开国大典上穿过的衣服等珍贵物品，深深地打动着参观者的心，无不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廉洁自律的高风亮节所感动；同时，也可看到贪污腐败份子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时的图片，这两人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树立过功绩，但在和平环境中，却逐渐腐化堕落，成为人民的罪人，被人民所抛弃。纪念馆那一段红色记忆已化作一泓清泉，涤荡广大党员干部的灵魂，滋养他们的心灵。
一步一历史，一物一风云。瞧，一批批党员正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来到中共五大会址，他们或驻足凝视，或用心聆听，那黑字白纸红底的会标把整个会场烘托得庄严肃穆，朴素但摆放整齐的桌椅把大家又重新带到了那个笼罩着腥风血雨的大革命失败年代，带到了那个“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豪情万丈年代……
责任编辑 王碧清
当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
历史选择了这里！在特殊岁月特殊地点举行的这次特殊会议，创造了中共历史上的多项“第一”：第一次邀请国民党代表团参加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实行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第一次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一科学概念并将这一指导原则正式写入党的章程，第一次设立专门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而成为有规范地开展党内监督和反腐败工作的起点……
血腥屠杀的枪声中筹备
1927年4月28日下午，38岁的李大钊被押解至北京西交民巷“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执行绞刑。面对刽子手的屠刀，李大钊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三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连续受刑3次达40分钟，“神色不变，从容就死”。
李大釗牺牲在中共五大召开次日，这是当时严峻形势的真实写照。
1925年1月党的四大的召开，拉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五卅运动的爆发，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
国民党内一直存在着反共势力是不争的事实，这是由它的历史结构造成的。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从建立之日起，就是一个成分非常复杂的联盟，内部有很多豪绅势力、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当革命一旦深入并影响到国民党内部这些势力的利益时，国共破裂就不可避免。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党的五大就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召开的。
其实，早在1926年4月2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就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会议上，提出鉴于“中山舰事件”发生后的复杂形势，建议“中共五大应该立即召开，而不是在8月”。但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否定了蔡和森的意见。9月，共产国际远东局第一次对中共五大的召开正式作出决定：确定中共五大最迟不晚于1927年1月举行。11月底，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作出了中国问题决议案，确定了中共五大的基本方针和政治路线。
1927年4月20日，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上海码头停靠的英商怡和公司的轮船缓缓起锚，逆流而上向西驶往武汉。这艘轮船上的乘客好多都是革命者——李立三、罗亦农、王荷波、陆定一等，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都在这条船上，他们都是前往武汉参加中共五大的代表。党建专家叶笃初接受采访时说：“在中共革命发展史上，武汉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1927年前后，武汉可以说处在时代舞台的中央，时代革命洪流的漩涡，用今天的话就是‘风暴眼’。”
4月22日至26日期间，中央全会举行，讨论确定了五次会议的议事日程和中央委员会向大会的报告以及大会各委员会、秘书处名单，蔡和森为大会秘书长。共产国际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就在中共五大筹备期间，武汉国民政府所辖之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策动下与四川军阀杨森勾结共同反共。五大召开期间，夏斗寅在湖北宜昌召开了营以上军官会议，公然决定向武汉进攻。在湖南，马日事变虽然是五大闭幕11天后的5月21日发生的，但何健、许克祥等反动军官的预谋也是在五大筹备与开会期间完成的。中共五大就是在这种危机四伏、极为复杂险恶的形势下召开的。
非常时局的非常会议
武汉，全国革命的中心。武昌都府堤20号，湖北省立第一小学。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清末民初的建筑里开幕。这里也是湖北早期党组织的创建人、中共武汉地委领导人陈潭秋以教书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实际上也是湖北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指挥机关、中共早期在武汉的革命大本营。
会场设在学校的风雨操场，这是当时学生每逢刮风下雨上体育课的地方、临街的二层楼房。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1927年时为中共党员、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司令部教导营营长、负责中共五大保卫工作的韩浚回忆，在大会召开前几天，叶挺对他说：“我们党马上要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地点选在武昌第一小学……党已决定由你们这个营负责担负警戒。”在会议期间，韩浚布置警戒并带领100人在会场周围巡逻。
会场内安放着好几排条桌，来自北方、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山东、陕西、四川、江西、安徽、江浙等11个地区的正式代表82人，端坐在会场的条凳上。这些被蒋介石通缉捉拿的“共党首要分子”肩负挽救革命的重任，带着工农大众的企望聚集在这里，他们是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等，代表着全国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等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了大会，由国民党左派谭延闿、徐谦、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汪精卫也于5月4日列席了一天会议。
代表们没有出席证，进门时用“口令”，第一天上午用“冲锋”二字，三三两两陆续走进学校西洋牌楼式样的大门，受到身穿西装的湖北省立第一小学校长王觉新的迎接。
主席台上方，除了悬挂有马克思、列宁的画像及中共C.C.P党旗外，还挂有孙中山画像与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旗。会场墙上两侧贴有“中国国民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国共两党合作到底！”等标语。
主席台上，陈独秀主持会议，他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随后，他代表中共中央致开幕词。 如今，在参观中共五大开幕式会场时，可以看到当年开会时用来控制代表发言时长的小铃铛，讲解员说：“这和咱们现在提倡的开短会、说短话有异曲同工之处啊！”
中共五大的主要议题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讨论和决定党在革命紧急关头的任务。会上，身着长衫的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长篇政治报告《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他用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侃侃而谈，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报告。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好像是一位长者在教育后辈”，“大家还是注意倾听他的报告，……当时就有不少人流露出不满的表情”。
休息间隙，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一声叹息：“糟糕！”瞿秋白感受到了罗亦农对陈独秀报告的不满。大会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精神讨论了这一报告，大家纷纷发言并展开了激烈争论。
据五大代表张金保回忆，五大上给她印象较深的有蔡和森和瞿秋白。“蔡和森同志很严肃，平时沉默寡言。瞿秋白同志和蔼可亲，很有学者风度。”而带头向陈独秀、彭述之开炮的，正是平素“和蔼可亲”的瞿秋白和“沉默寡言”的蔡和森。瞿秋白从理论到实际系统批判了党内的右倾观点。
今天，在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可以看到那摆得整整齐齐的条凳和红色的讲台，身临其境，仿佛看到了与会者当时激情洋溢的讲话场景，似乎看到：陈独秀为“中山舰事件”的辩护，提出“向西北发展”的退却主张；接下来，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又一一走上讲台，发表自己的观点……虽然，那样的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但似乎仍然能感觉到当时为了国家存亡和党的安全，革命先辈们不断努力着的情景。
正确与失误交织的重要会议
为了防备反动派突然袭击，也为了防止加重武汉政府“赤化”的色彩，中共五大是秘密进行的，不许报纸上刊载有关消息。当时，武汉所有的报纸都或是共产党员当编辑的，或是受共产党指挥的。可是，有一家报纸因透露了中共五大召开的消息受到处罚。开幕式后，代表们就迅速离开了会场。两天后，会议在汉口黄陂会馆继续召开。
会上，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
5月9日，大会议程的最后一天。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10个文件，选举产生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第五届中央委员会。
五大选举过程中，有一些代表认为自己能力资格不够，主动要求退出中央委员会。如在大会主席团讨论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曾推选过纺织女工出身的中共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杰出领导人张金保。但她谦虚地说：“自己水平太低，没有文化，对许多问题还不能很好地理解，许多革命道理也不能充分消化，当中央委员不够条件。”经她的一再推辞，大会主席团接受了她的请求。不过，她是五大大会主席团成员，并作为执行主席主持了大会的闭幕式。
传奇的是，据《张金保回忆录》介绍，中共五大召开时，张金保却缺席开幕式。因为厂里有一个男工也叫张金保，也是从事工会工作的，而先通知男张金保去参加大会，报到时才发现通知错了，第二天又改通知女张金保去参加五大。大会主席团由十几个人组成，只有张金保一个女委员。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召开，鲜为人知的是缺席的她当选为六届中央委员，因外界不知她已改名余冬生。
此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但是，大会并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
随后举行的中共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后增补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曾代理常委），在会上遭到严厉批评的陳独秀仍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正确与失误交织，因循与创新同在，成功与挫折并存，激进与退缩错杂。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共五大是幼年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艰难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大会探讨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虽然未能提出挽救中国革命的具体措施，但为党实现历史性的转变在政治、思想、组织上作了铺垫和准备，为党继续探索适合国情的革命道路提供了经验。
铁的纪律和规矩一路相随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这次来就是寻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源头和根脉……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立，开启了党内监督的组织创新，高举起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监督执纪的旗帜。”201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专程前往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参观，并如此强调。
严明的纪律和规矩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内在品质，是思想建党、组织建党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视自身的管理教育和加强纪律建设，把实行严明的纪律和坚决反对腐败写在自己光辉的旗帜上。
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成立专门的纪律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是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的重大创新。
今天，走出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眼前便是一个现代城市公园——武昌廉政文化公园。公园里，10位英姿飒爽的中共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会领导成员群雕特别醒目。据纪念馆讲解员讲，党的五大选出的10名监察（候补）委员中，先后有8人牺牲在刑场或战场上、1人失踪，只有刘峻山看到了新中国成立，无一人叛变投敌。
当年，新修订的党章中专门增设了“党的监察委员会”一章，对中央和省监察委员会产生的方式、职责权限范围以及工作运行机制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党章规定：“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还负责讨论和批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人数、改选等工作，“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不得以中央委员及省委员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建立及五大党章的通过，标志着党内监察体制的初步形成。
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内，除了一幢两层建筑楼被用作“五大会议历史陈列”外，还专门开设有“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展”，该展被中央纪委监察部确定为全国首批廉政教育基地。这里陈列着毛泽东退还伙食费的账本、周恩来补袜子的工具、朱德生前用过的水杯、董必武在开国大典上穿过的衣服等珍贵物品，深深地打动着参观者的心，无不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廉洁自律的高风亮节所感动；同时，也可看到贪污腐败份子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时的图片，这两人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树立过功绩，但在和平环境中，却逐渐腐化堕落，成为人民的罪人，被人民所抛弃。纪念馆那一段红色记忆已化作一泓清泉，涤荡广大党员干部的灵魂，滋养他们的心灵。
一步一历史，一物一风云。瞧，一批批党员正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来到中共五大会址，他们或驻足凝视，或用心聆听，那黑字白纸红底的会标把整个会场烘托得庄严肃穆，朴素但摆放整齐的桌椅把大家又重新带到了那个笼罩着腥风血雨的大革命失败年代，带到了那个“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豪情万丈年代……
责任编辑 王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