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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初入可口可乐、香港赛马会香港迪斯尼乐园之际，都颇有“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味道。结果是，他不仅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也使得企业声誉蒸蒸日上
卢炳松，香港迪士尼乐园公共事务副总裁，大家习惯叫他英文名BC。健谈、友善、乐天、助人等都是朋友对他评价的关键词。卢炳松在业内也是声名远播，他拥有20多年的公关经验，曾经在可口可乐工作长达15年，任职大中华区对外事务副总裁。2006年，他又被“相中”，转战至香港迪士尼乐园。
在卢炳松的职业生涯中，他初入可口可乐、香港赛马会、香港迪斯尼乐园之际，都颇有“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味道。结果当然是，他不仅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也使得企业声誉蒸蒸日上。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卢炳松娓娓道来他的人生故事。
工作就为过把瘾
大四那年，卢炳松是学校同班里最疯狂“卖命”的同学之一，他一口气接了3家媒体的工作。除了白天在两家报社工作外，每天晚上6点到凌晨两点，他还要在金庸创办的《明报》上夜班。金庸当时在香港已经很有各了，卢炳松每天晚上都会看到金庸开着一辆保时捷来上班。能跟自己敬重的人一起工作，卢炳松工作起来格外卖力。
一个23岁的小伙子，没日没夜地忙着，在外人看来会觉得他很辛苦，但卢炳松却觉得很过瘾。不过，最疼爱他的祖母总劝他，“我们家不需要你拿钱回来，别太辛苦。”她这么描述卢炳松的行踪：“你好像鬼一样，晚上我上床的时候你还未回来，夜间去洗手间才看见你一眼，早上醒来你又不在。”
因为年轻，卢炳松并没有把祖母的话放心上。可是这种生活维持不到两年，祖母就过世了。无比痛心和内疚的他，就离开了记者行业，去了一家非政府机构——香港家庭福利会做公关工作。卢炳松换工作的初衷，只是想躲避难过，却在福利会收获了好姻缘。当时身边的朋友都笑他：“你这家伙来家庭福利会是谋取自己的家庭福利的。”“拐”到在福利会工作的老婆后，他就离开了。
再次投身报社的卢炳松，又做起了“拼命三郎”。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升任英文《星报》的新闻主任，管理20多名记者。此后—直在媒体工作了8年。当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他跑到奥美亚洲公关公司。忙碌的时候，他要一个人负责4个大公司客户，他感觉自己就像被果汁机榨的水果一样，身体的每一滴水分都要贡献出来。经常到了晚上，老婆就带着儿子到公司找他下班，他陪他们在楼下吃完饭后，又回公司继续工作到半夜。
一个人在大陆跑
1985年，作为可口可乐第一个做公关的华裔，卢炳松负责公司在大中华区的外事宣传作为新人，他开始是跟着老外跑，很快老外们发现，他们在中国大陆解决不了的问题，卢炳松都能搞定。
此外，当时到大陆出差的环境很艰苦，坐的是噪音非常大的螺旋桨飞机。卢炳松笑着回忆道：“我是无所谓的，那些老外们害怕，一到飞机上就一起唱歌，来分散注意力。”老外们纷纷表示不希望负责中国的公关事务，几乎把所有到大陆出差的工作全交给了卢炳松。
虽然是别人不愿意攻克的地方，对卢炳松来说却是最好的机会。当时的中国正值改革开放，他无论怎么做，似乎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1986年，法国巴黎举办了可口可乐赞助的世界摇滚乐比赛，中国歌手崔健在比赛中得了一等奖。他回京后开个人音乐会，想找可口可乐做赞助商。起初，可口可乐欣然答应，但是卢炳松考虑到那时国内正在搞反精神污染运动的背景，他写了一封很长的公函给公司：如果公司坚持赞助，那么出了问题他一概不管。最后，公司放弃赞助这一活动。卢炳松说：“我不过是为可口可乐和自己事业的生存权奋斗而已。”
可口可乐当时迎来了好时机。英国女王访华，《时代》杂志封面的图片是一个穿军装的中国人站在长城上，手里拿着一瓶可口可乐。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可口可乐是改革开放的象征。英国的BBc电台也为此拍了记录片，根据外交惯例，纪录片在英国播放后，出于礼节中国也应该播放。
但是，BBC的条件是要10万美金的制作费。当时的中国在经济实力上还不雄厚，便要求由播放该片的中央电视台付钱。于是，中央电视台就找到了可口可乐，要20万美金赞助。可口可乐提出了一个要求：播放片子之前，给可口可乐一分钟的广告时间。因此，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的广告史上，可口可乐书写了辉煌的一页，成为第一个在央视打广告的外企。
即便如此，卢炳松说，日子还是很惨的。不能大规模做广告，费用很贵，而且可口可乐一打广告就被“修理”。于是，他开始想办法举办各种活动。当时没有助手，整个大陆跑外事的人只有他自己，举办活动时他就要忙得团团转。“基本每次活动，去仓库搬可乐放在活动场地的是我，从香港制作横幅运过去的是我，招待记者签到的是我，发布会上讲话、接受记者采访的也是我。”不过卢炳松说，那时候很开心，因为所有事情都可以由自己掌控，做完事后只要写个报告给老板知道就可以了。
尽管卢炳松这么拼命地工作，但是刚进入可口可乐时，媒体对他却是骂声一片。诸如说他“跟洋鬼子穿同一条裤子，是美帝国主义的鼓吹手，洋买办，是改革开放打开窗口吹进来的苍蝇”等等。公司老外也看不懂报纸，他告诉他们被骂了，他们也不当回事。卢炳松除了解释自己只是一个打工的人外，也开始尝试与记者良性沟通，做感情投资。比如，大陆记者买不到东西，他就换外汇券带记者到友谊商场去买；周末跟他们联谊，一起去密云水库等郊区玩等。慢慢地，记者们开始熟悉卢炳松，逐渐了解他，也开始对他以及可口可乐产生好感。
就这样，卢炳松在可口可乐一呆就是15年。到今天，卢炳松告诉记者，他觉得自己很幸运，沾了改革春风的光。工作第15年时，可口可乐把大中华的总部从香港搬到了上海。老婆对他说：“儿子很小的时候你就在外忙，现在他们都十几岁了，如果你这几年再不与他们多相处—下，那么他们到了二十几岁后就不理你了”就这样，内疚的卢炳松，就提前退休了。
游说国际马联
本以为退休后的生活就是每天去打高尔夫，吃喝玩乐，可是不到两个星期，他就感觉很痛苦，“周围的朋友都在工作，没有时间和我在一起。去跟六七十岁的人一起打球，人家谈的是孙子，我聊的是儿子，共同语言也不多。”于是，他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公司的客户之一是香港赛马会。服务香港赛马会时，卢炳松替它解决了不少难题。比如，香港赛马会有很多国际赛事，想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但是如果实况播出了'观众就可以赌博。卢炳松想到了推延半小时转播的办法，他的解释是：半小时后再播，就是世界体育盛事了。这期间，他又亲自弄好转播资料，并把写好的稿子发给央视记者参考。
多次到位的服务后，卢炳松被“要求”去了香港赛马会，任企业传播资讯顾问，时逢中国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当时，北京奥委会希望把马术比赛放在香港办，因为香港的设施齐全，经验成熟。但是，这件事情不是单由北京奥委会决定的，还要通过国际马联的许可。于是，北京奥委会与香港赛马会就组织一个小组去游说，卢炳松作为顾问自然也要做很多功课。卢炳松告诉记者，那次游说，他的感觉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时任马联的主席是西班牙的公主。刚开始他们去伦敦大会上游说，不久就被赶下来了，要第二天早上才能继续。但是那对他来说是个开眼界的机会。后来，他们争取到了2008年奥运马术比赛在香港举行。这次，香港赛马会延长他的合约至奥运结束。
他给自己放了了3个星期的假，飞到伦敦去考品酒师。考试有两个部分，第—部分他的分数很好，第二部分正开始作答时，一个猎头给他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电话后，卢炳松马上坐飞机回到香港，这是他职业生涯另—个历程的开始。
因危机加入迪士尼
飞回香港后，卢炳松见到的正是迪士尼的人。迪士尼乐园在香港开业的第一个春节，因为游客过多，迫不得已关门了。这个事件在当时产生了很恶劣的影响，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都在骂它。香港政府投57％股份在这项目上，所以老百姓觉得迪士尼是公共资源，出了这些事丢香港人面子。
这时候的迪士尼，急需一个了解香港情况、又懂公关的人帮它摆平危机。卢炳松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进入了迪士尼。卢炳松说，工作那么多年，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人恨一个企业。情况糟糕到这种程度，“当时迪士尼的员工都不敢告诉别人自己在迪士尼工作，因为怕被骂和取笑。”卢炳松说，他上班之前，就开始拜访全香港的媒体总编辑，毕竟他与很多人当年都是同一个战壕的兄弟，能互相体谅。
当时，卢炳松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和收音机，听听有没有媒体骂迪士尼，然后翻看送报人送来的报纸。这一切之后，他才开始洗漱，开车上班。
老板对他说：“如果你搞不定这个事情，5000多员工都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天生不服输的卢炳松，又开始战斗了,咬着牙去拜访政府、媒体。很快，骂声越来越少了，迪士尼渐渐走上了正轨，并于2009年在政府允许下扩建。
卢炳松在工作之余会去大学讲课，个性随意的他喜欢随性些的称呼。同学们对他要么直呼其名要么喊他BC。如果不小心叫一声老师或者卢总，就会乖乖地送罐可口可乐给他，作为“补偿”。几乎每节课，他都会从笑嘻嘻的学生手里接过罚来的可乐。
自2001年开始，卢炳松就在香港以及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的大学做讲座，并于去年升为香港大学协理客籍教授。他把讲课当成一个公益事业，而且讲课赚来的每一分钱都捐给在中国内地帮助小孩上学的基督教团体，除此之外，还常常自己补钱捐助不同公益组织。
课堂上，比起公关理论，他更注重传授实践方法。比如，有同学认为他做过的都是B2C的快速消费品，他们的B2B用不上。卢炳松就会在课堂上分析讨论，怎么把经验用上。同学听后对他说，“你教的东西管用!”这句话，对他就是最大的安慰。
现在，如果周末不教课，卢炳松就会去香港郊区大澳，那是一个海边小村庄，在这里他有一个3层的土房。他在这里喝茶、看书、听音乐，然后去和村里的人聊天、吃海鲜。卢炳松说，他这几十年来都在到处忙碌，现在年纪大了，想定下心来写作，把他经历过的公关个案都写出来让学生做参考。
卢炳松，香港迪士尼乐园公共事务副总裁，大家习惯叫他英文名BC。健谈、友善、乐天、助人等都是朋友对他评价的关键词。卢炳松在业内也是声名远播，他拥有20多年的公关经验，曾经在可口可乐工作长达15年，任职大中华区对外事务副总裁。2006年，他又被“相中”，转战至香港迪士尼乐园。
在卢炳松的职业生涯中，他初入可口可乐、香港赛马会、香港迪斯尼乐园之际，都颇有“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味道。结果当然是，他不仅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也使得企业声誉蒸蒸日上。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卢炳松娓娓道来他的人生故事。
工作就为过把瘾
大四那年，卢炳松是学校同班里最疯狂“卖命”的同学之一，他一口气接了3家媒体的工作。除了白天在两家报社工作外，每天晚上6点到凌晨两点，他还要在金庸创办的《明报》上夜班。金庸当时在香港已经很有各了，卢炳松每天晚上都会看到金庸开着一辆保时捷来上班。能跟自己敬重的人一起工作，卢炳松工作起来格外卖力。
一个23岁的小伙子，没日没夜地忙着，在外人看来会觉得他很辛苦，但卢炳松却觉得很过瘾。不过，最疼爱他的祖母总劝他，“我们家不需要你拿钱回来，别太辛苦。”她这么描述卢炳松的行踪：“你好像鬼一样，晚上我上床的时候你还未回来，夜间去洗手间才看见你一眼，早上醒来你又不在。”
因为年轻，卢炳松并没有把祖母的话放心上。可是这种生活维持不到两年，祖母就过世了。无比痛心和内疚的他，就离开了记者行业，去了一家非政府机构——香港家庭福利会做公关工作。卢炳松换工作的初衷，只是想躲避难过，却在福利会收获了好姻缘。当时身边的朋友都笑他：“你这家伙来家庭福利会是谋取自己的家庭福利的。”“拐”到在福利会工作的老婆后，他就离开了。
再次投身报社的卢炳松，又做起了“拼命三郎”。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升任英文《星报》的新闻主任，管理20多名记者。此后—直在媒体工作了8年。当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他跑到奥美亚洲公关公司。忙碌的时候，他要一个人负责4个大公司客户，他感觉自己就像被果汁机榨的水果一样，身体的每一滴水分都要贡献出来。经常到了晚上，老婆就带着儿子到公司找他下班，他陪他们在楼下吃完饭后，又回公司继续工作到半夜。
一个人在大陆跑
1985年，作为可口可乐第一个做公关的华裔，卢炳松负责公司在大中华区的外事宣传作为新人，他开始是跟着老外跑，很快老外们发现，他们在中国大陆解决不了的问题，卢炳松都能搞定。
此外，当时到大陆出差的环境很艰苦，坐的是噪音非常大的螺旋桨飞机。卢炳松笑着回忆道：“我是无所谓的，那些老外们害怕，一到飞机上就一起唱歌，来分散注意力。”老外们纷纷表示不希望负责中国的公关事务，几乎把所有到大陆出差的工作全交给了卢炳松。
虽然是别人不愿意攻克的地方，对卢炳松来说却是最好的机会。当时的中国正值改革开放，他无论怎么做，似乎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1986年，法国巴黎举办了可口可乐赞助的世界摇滚乐比赛，中国歌手崔健在比赛中得了一等奖。他回京后开个人音乐会，想找可口可乐做赞助商。起初，可口可乐欣然答应，但是卢炳松考虑到那时国内正在搞反精神污染运动的背景，他写了一封很长的公函给公司：如果公司坚持赞助，那么出了问题他一概不管。最后，公司放弃赞助这一活动。卢炳松说：“我不过是为可口可乐和自己事业的生存权奋斗而已。”
可口可乐当时迎来了好时机。英国女王访华，《时代》杂志封面的图片是一个穿军装的中国人站在长城上，手里拿着一瓶可口可乐。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可口可乐是改革开放的象征。英国的BBc电台也为此拍了记录片，根据外交惯例，纪录片在英国播放后，出于礼节中国也应该播放。
但是，BBC的条件是要10万美金的制作费。当时的中国在经济实力上还不雄厚，便要求由播放该片的中央电视台付钱。于是，中央电视台就找到了可口可乐，要20万美金赞助。可口可乐提出了一个要求：播放片子之前，给可口可乐一分钟的广告时间。因此，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的广告史上，可口可乐书写了辉煌的一页，成为第一个在央视打广告的外企。
即便如此，卢炳松说，日子还是很惨的。不能大规模做广告，费用很贵，而且可口可乐一打广告就被“修理”。于是，他开始想办法举办各种活动。当时没有助手，整个大陆跑外事的人只有他自己，举办活动时他就要忙得团团转。“基本每次活动，去仓库搬可乐放在活动场地的是我，从香港制作横幅运过去的是我，招待记者签到的是我，发布会上讲话、接受记者采访的也是我。”不过卢炳松说，那时候很开心，因为所有事情都可以由自己掌控，做完事后只要写个报告给老板知道就可以了。
尽管卢炳松这么拼命地工作，但是刚进入可口可乐时，媒体对他却是骂声一片。诸如说他“跟洋鬼子穿同一条裤子，是美帝国主义的鼓吹手，洋买办，是改革开放打开窗口吹进来的苍蝇”等等。公司老外也看不懂报纸，他告诉他们被骂了，他们也不当回事。卢炳松除了解释自己只是一个打工的人外，也开始尝试与记者良性沟通，做感情投资。比如，大陆记者买不到东西，他就换外汇券带记者到友谊商场去买；周末跟他们联谊，一起去密云水库等郊区玩等。慢慢地，记者们开始熟悉卢炳松，逐渐了解他，也开始对他以及可口可乐产生好感。
就这样，卢炳松在可口可乐一呆就是15年。到今天，卢炳松告诉记者，他觉得自己很幸运，沾了改革春风的光。工作第15年时，可口可乐把大中华的总部从香港搬到了上海。老婆对他说：“儿子很小的时候你就在外忙，现在他们都十几岁了，如果你这几年再不与他们多相处—下，那么他们到了二十几岁后就不理你了”就这样，内疚的卢炳松，就提前退休了。
游说国际马联
本以为退休后的生活就是每天去打高尔夫，吃喝玩乐，可是不到两个星期，他就感觉很痛苦，“周围的朋友都在工作，没有时间和我在一起。去跟六七十岁的人一起打球，人家谈的是孙子，我聊的是儿子，共同语言也不多。”于是，他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公司的客户之一是香港赛马会。服务香港赛马会时，卢炳松替它解决了不少难题。比如，香港赛马会有很多国际赛事，想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但是如果实况播出了'观众就可以赌博。卢炳松想到了推延半小时转播的办法，他的解释是：半小时后再播，就是世界体育盛事了。这期间，他又亲自弄好转播资料，并把写好的稿子发给央视记者参考。
多次到位的服务后，卢炳松被“要求”去了香港赛马会，任企业传播资讯顾问，时逢中国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当时，北京奥委会希望把马术比赛放在香港办，因为香港的设施齐全，经验成熟。但是，这件事情不是单由北京奥委会决定的，还要通过国际马联的许可。于是，北京奥委会与香港赛马会就组织一个小组去游说，卢炳松作为顾问自然也要做很多功课。卢炳松告诉记者，那次游说，他的感觉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时任马联的主席是西班牙的公主。刚开始他们去伦敦大会上游说，不久就被赶下来了，要第二天早上才能继续。但是那对他来说是个开眼界的机会。后来，他们争取到了2008年奥运马术比赛在香港举行。这次，香港赛马会延长他的合约至奥运结束。
他给自己放了了3个星期的假，飞到伦敦去考品酒师。考试有两个部分，第—部分他的分数很好，第二部分正开始作答时，一个猎头给他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电话后，卢炳松马上坐飞机回到香港，这是他职业生涯另—个历程的开始。
因危机加入迪士尼
飞回香港后，卢炳松见到的正是迪士尼的人。迪士尼乐园在香港开业的第一个春节，因为游客过多，迫不得已关门了。这个事件在当时产生了很恶劣的影响，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都在骂它。香港政府投57％股份在这项目上，所以老百姓觉得迪士尼是公共资源，出了这些事丢香港人面子。
这时候的迪士尼，急需一个了解香港情况、又懂公关的人帮它摆平危机。卢炳松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进入了迪士尼。卢炳松说，工作那么多年，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人恨一个企业。情况糟糕到这种程度，“当时迪士尼的员工都不敢告诉别人自己在迪士尼工作，因为怕被骂和取笑。”卢炳松说，他上班之前，就开始拜访全香港的媒体总编辑，毕竟他与很多人当年都是同一个战壕的兄弟，能互相体谅。
当时，卢炳松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和收音机，听听有没有媒体骂迪士尼，然后翻看送报人送来的报纸。这一切之后，他才开始洗漱，开车上班。
老板对他说：“如果你搞不定这个事情，5000多员工都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天生不服输的卢炳松，又开始战斗了,咬着牙去拜访政府、媒体。很快，骂声越来越少了，迪士尼渐渐走上了正轨，并于2009年在政府允许下扩建。
卢炳松在工作之余会去大学讲课，个性随意的他喜欢随性些的称呼。同学们对他要么直呼其名要么喊他BC。如果不小心叫一声老师或者卢总，就会乖乖地送罐可口可乐给他，作为“补偿”。几乎每节课，他都会从笑嘻嘻的学生手里接过罚来的可乐。
自2001年开始，卢炳松就在香港以及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的大学做讲座，并于去年升为香港大学协理客籍教授。他把讲课当成一个公益事业，而且讲课赚来的每一分钱都捐给在中国内地帮助小孩上学的基督教团体，除此之外，还常常自己补钱捐助不同公益组织。
课堂上，比起公关理论，他更注重传授实践方法。比如，有同学认为他做过的都是B2C的快速消费品，他们的B2B用不上。卢炳松就会在课堂上分析讨论，怎么把经验用上。同学听后对他说，“你教的东西管用!”这句话，对他就是最大的安慰。
现在，如果周末不教课，卢炳松就会去香港郊区大澳，那是一个海边小村庄，在这里他有一个3层的土房。他在这里喝茶、看书、听音乐，然后去和村里的人聊天、吃海鲜。卢炳松说，他这几十年来都在到处忙碌，现在年纪大了，想定下心来写作，把他经历过的公关个案都写出来让学生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