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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报诞生于1946年2月，是叶剑英任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期间，为宣传抗战胜利后中共“和平、民主、团结”的重大方针和政策而创办的。它是当时我党、我军在平津地区及华北、华中国民党统治区惟一公开发行的机关报。它虽然仅仅发行了三个多月，但它在平津人民心中播下的革命真理以及叶剑英为《解放》报的生存和发展所付出的心血，却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一
1945年8月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依靠美国的支持，抢夺人民群众用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但中共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在不断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的同时，做好了应付突发事变的军事准备，并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几次大规模军事进攻。这样，就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坐下来进行谈判。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经过一系列会谈，终于达成《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由国共双方代表及美国代表组成，美方代表充任主席，主要调处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当时叶剑英任中共代表，国民党政府代表是郑介民，美方代表是饶伯森，军调处总部驻北平。
军调部成立之初，叶剑英与郑、饶达成一项新闻协议，规定经三方核准的各项命令、协议和公告，概由各自的新闻机构发布。这样，在北平创办一份我党公开的报刊，并创办新华社北平分社就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叶剑英向党中央建议，新创办的报纸名称为“解放”，意味着它是延安《解放日报》的姊妹报。中共中央来电表示同意，同时任命徐特立为新华分社和解放报社社长(徐未到任)，钱俊瑞任代理社长兼总编辑。
对《解放》报和新华分社的创办，叶剑英自始至终都非常重视。接到中央的批复后，他交待军调部的罗瑞卿、李克农等先着手把报社的架子搭起来，并亲自向中央发电，请求从延安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和新四军选调一些有办报经验的人员来北平。中央对叶剑英的意见很支持，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便满足了这些要求。2月中旬，解放报社和新华社分社在北平宣武门外方壶斋9号挂牌成立，当日便以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名义，在北平地方当局办理了登记注册手续。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叶剑英确定了《解放》报的宗旨，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人民的喉舌，和各界同胞共勉，致力于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的神圣事业。”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叶剑英还确定，该报先出三日刊，不久就改为二日刊。
1946年2月22日，《解放》报创刊号出版了。伴随着冉冉升起的太阳，在北平的大街小巷，传来了一阵阵不同往常的卖报声：“解放报，解放报，请看新出版的解放报，共产党的报纸出版了！大家快来看呐！”
这此起彼伏的卖报声，就像早春里的第一声雷鸣，给战火中的北平人民送来了温暖和希望；“解放”这两个耀目的字眼，也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多灾多难的故都人民，让他们看到了即将到来的光明。很快，几千份《解放》报被抢购一空，报社又立即增印了3000多份，也被一抢而光。买到报纸的群众，以先睹为快，没有买到报的群众，则纷纷向他们借阅，有的还打电话给报社，建议扩大发行数量，满足大家的要求。
二
《解放》报发行后，不断向人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全面介绍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欣欣向荣的光明景象，又适当地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腐朽与黑暗，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正义呼声。所以，这份报纸的影响日趋扩大，越来越深入人心。
然而，对于反动派来说，这份报纸就像一把利剑，刺进了他们的胸膛。北平地方政府和国民党军调部的官员，对这份报纸恨得咬牙切齿。北平方壶斋9号这所极为普通的民居，从此成为国民党北平当局的心腹之患，也成为北平特务分子监视、破坏的重点。一些“来历不明”的人经常窜入报社制造麻烦，使报社防不胜防。这还不算，后来，干脆明目张胆地进行破坏。他们撕毁报纸，殴打报童，或将报纸强行没收，不允许有人卖《解放》报；接着又多次威胁印刷厂，要其拒印《解放》报，还恶狠狠地对印刷厂主说，如果再印《解放》报，就一把火将印刷厂烧掉。叶剑英知道这些情况后，就指示有关人员，同敌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回击敌人的破坏活动。反动分子黔驴技穷，最后不得不撕下一切伪装，公开使用暴力手段，直接对我方人员下手。
4月3日凌晨3时许，古城笼罩在一片夜色中，大街小巷冷冷清清。这时，突然警笛刺耳，车声轰鸣，北平警备司令部、宪兵团和警察局出动200余名武装军警和便衣特务，包围了方壶斋9号。这些人破门入院，不问青红皂白就闯入办公室、寝室进行搜查。经过翻箱倒柜一番折腾，把报社搞得一片狼藉，结果也没查出他们所希望找到的任何武器和违禁物品，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去。
天刚蒙蒙亮时，报社人员还在清理现场，忽然又有百十名武装军警闯入报社，以“户口登记未竣”为名，强行将新华分社代社长兼报社总编辑钱俊瑞及副总编等以下29人押送北平警察局外二分局，进行所谓的审查询问，迫使报社不得不闭门停业。
与此同时，在西四三道栅41号《解放》报临时发行处，在西城区前京畿道11号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顾问滕代远办事处，军警还强行逮捕了十几名工作人员和家属，就连应北平国民党政府邀请、来北平商谈粮食问题的晋察贸易公司经理，张家口商会会长等5人，也被无理逮捕。
北平反动当局的这些法西斯暴行，引起叶剑英的极大愤慨，但他沉着冷静，处变不惊，有理有序地进行斗争。首先，他派人到方壶斋9号，详细调查反动派在报社犯下的罪行，并要求形成文字材料，以备后用。其次，又派人去拘留所，慰问我方被捕人员，并借机转告他们，没有党的指示不要随便出狱。此刻，叶剑英的打算是：一定要彻底弄清事实真相，公开揭露敌人的反动面目，让敌人公开向我方道歉，决不能让他们大事化小，小事化小，最后不了了之！
当天上午，滕代远奉叶剑英之命，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国公布了“四三事件”真相，揭露反动当局的阴谋和丑恶嘴脸。同时，叶剑英则亲自会见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北平市长熊斌、军调部国民党代表郑介民、美方代表饶伯森，向他们分别递交了抗议备忘录。叶剑英严厉批驳了反动派的所谓“户口登记未竣”的借口。他指出：“‘四三事件’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有人指使的恶劣行为。事件的发生，严重损害了军调部的尊严，危及刚刚出现的和平团结的局面，给本来就矛盾重重的双方团结又增加了新的麻烦。这是令人非常痛心，也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叶剑英严正要求：北平当局必须立即惩办肇事者，必须向我方公开道歉，必须保证我方人员的人身安全，我方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必须得到保障！
北平发生“四三事件”的消息和中共的强烈抗议，很快传遍全国。战斗在国统区的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驻渝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还有晋冀鲁豫、山东等解放区一百多个新闻单位，都纷纷发出通电，声援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斗争，抗议北平军政当局的丑恶行径。
次日下午，叶剑英再次约会北平市长熊斌及警察局长陈焯，要求他们立即对此事件做出表示，决不能敷衍推诿。在叶剑英的强烈要求和催促下，在铁的事实面前，陈焯不得不向我方被捕人员赔礼道歉，礼送他们出狱。
我方人员出狱后，在乘车返回住地的途中，遵照叶剑英预先的安排，汽车沿正阳门、东长安街一线行进，边走边高呼口号，燃放鞭炮。在汽车经过军调部办公地时，中共代表团全体人员列队欢迎。钱俊瑞则停下车，激昂地发表演说，揭露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破坏和平谈判的阴谋。这时，围观群众越来越多，把整个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并对我方的演说报以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国民党反动派本想借“四三事件”搞垮《解放》报，然而，却适得其反。事件之后，《解放》报的影响更加扩大，人民群众订阅报纸的积极性更加高涨。恢复发行后的《解放》报，一举突破日销售量4万余份的记录，成为全市各报发行量之冠。还有许多读者致电、致函解放报社，赞扬它是传播真理、惩恶扬善的明灯，建议改为日报发行。
三
“四三事件”后，北平军政当局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并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日甚一日。5月29日，他们派出大批军警，强行封闭北平的77家舆论机构，《解放》报和新华社北平分社首当其冲。
事件发生后，叶剑英一方面急电延安，请求中央电告在南京的周恩来，据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抗议和揭露敌人的暴行；一方面，他领导解放报社和新华分社的同志，同反动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指示报社领导人，于当日向北平当局进行交涉，提出强烈抗议；起草并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向国人阐明《解放》报和新华分社被非法查封的真相，呼吁全国新闻界同行和各界人民群众主持正义，同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斗争，以制止可能发生的内战，争取持久和平。叶剑英当日又约见北平市长熊斌，严正指出：北平地方当局无端查封我方报纸和通讯社，违反了政协决议和国民党国防委员会公布的新闻出版规定，也违背了军调部的有关协议，由此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必须由北平政府完全负责。
第二天，叶剑英同中共代表团参谋长罗瑞卿偕在北平开会的石家庄、太原、高密、晏城等地的军调小组的中共代表，来到方壶斋9号，召开解放报社全体人员大会。会议在报社大门口举行，吸引了许多群众参加。叶剑英气愤地指着墙上国民党军政当局贴出的查封报社的反动告示，当众演讲。他怒不可遏地揭露反动派压制民主、摧残新闻自由、企图破坏国内和平的罪行。他沉痛地指出：“反动当局的阴谋挑衅这仅仅是第一步，但只要走出这一步，那么离全国内战的危机就不远了。大家应该警惕！决不让反动派的阴谋得逞！”最后，叶剑英强调说：尽管反动派可以猖獗一时，但他们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必将彻底暴露其法西斯暴政的丑恶嘴脸，必将自食反共反人民的恶果！中国的前途是中国人民的，全国人民要团结起来，争取中国和平民主事业的最后胜利！
时近中午，叶剑英又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心情沉重地对中外记者说：“北平地方军政当局一下子就查封了77家报纸、杂志、通讯社，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反动，是北平当局对中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巨大反动，这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在北平地区，1937年曾经在卢沟桥发生了七七事变，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把千百万人民推入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让中国人民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这一次，北平国民党当局又查封了77家新闻单位，是北平发生的第二次七七事件，它表明中国的民主危机十分严重，已经濒临内战的边沿。”
叶剑英号召中外记者，要主持正义，敢于真实地报道事件的真相，揭露反动分子挑动扩大内战的阴谋，动员全中国全世界的舆论，动员全中国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共同挽救陷于空前危机的中国和平与民主，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独裁，维护中国和平建国的方针，促进中国民主和平事业的发展。
当时，叶剑英还以备忘录的方式，通知军调部国民党代表和美方代表，向他们严正声明：三方代表原来达成的新闻协议，已经被国民党方面一手撕毁，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今后的新闻发布，将不再受这个协议的约束，中共代表团将采取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发布新闻。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淫威下，《解放》报终于被迫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它从创刊到被查封，仅仅3个多月时间。然而，就在这90多天时间里，它为中国革命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连同叶剑英在军调部期间为《解放》报的生存和发展所建立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一
1945年8月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依靠美国的支持，抢夺人民群众用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但中共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在不断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的同时，做好了应付突发事变的军事准备，并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几次大规模军事进攻。这样，就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坐下来进行谈判。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经过一系列会谈，终于达成《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由国共双方代表及美国代表组成，美方代表充任主席，主要调处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当时叶剑英任中共代表，国民党政府代表是郑介民，美方代表是饶伯森，军调处总部驻北平。
军调部成立之初，叶剑英与郑、饶达成一项新闻协议，规定经三方核准的各项命令、协议和公告，概由各自的新闻机构发布。这样，在北平创办一份我党公开的报刊，并创办新华社北平分社就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叶剑英向党中央建议，新创办的报纸名称为“解放”，意味着它是延安《解放日报》的姊妹报。中共中央来电表示同意，同时任命徐特立为新华分社和解放报社社长(徐未到任)，钱俊瑞任代理社长兼总编辑。
对《解放》报和新华分社的创办，叶剑英自始至终都非常重视。接到中央的批复后，他交待军调部的罗瑞卿、李克农等先着手把报社的架子搭起来，并亲自向中央发电，请求从延安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和新四军选调一些有办报经验的人员来北平。中央对叶剑英的意见很支持，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便满足了这些要求。2月中旬，解放报社和新华社分社在北平宣武门外方壶斋9号挂牌成立，当日便以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名义，在北平地方当局办理了登记注册手续。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叶剑英确定了《解放》报的宗旨，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人民的喉舌，和各界同胞共勉，致力于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的神圣事业。”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叶剑英还确定，该报先出三日刊，不久就改为二日刊。
1946年2月22日，《解放》报创刊号出版了。伴随着冉冉升起的太阳，在北平的大街小巷，传来了一阵阵不同往常的卖报声：“解放报，解放报，请看新出版的解放报，共产党的报纸出版了！大家快来看呐！”
这此起彼伏的卖报声，就像早春里的第一声雷鸣，给战火中的北平人民送来了温暖和希望；“解放”这两个耀目的字眼，也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多灾多难的故都人民，让他们看到了即将到来的光明。很快，几千份《解放》报被抢购一空，报社又立即增印了3000多份，也被一抢而光。买到报纸的群众，以先睹为快，没有买到报的群众，则纷纷向他们借阅，有的还打电话给报社，建议扩大发行数量，满足大家的要求。
二
《解放》报发行后，不断向人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全面介绍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欣欣向荣的光明景象，又适当地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腐朽与黑暗，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正义呼声。所以，这份报纸的影响日趋扩大，越来越深入人心。
然而，对于反动派来说，这份报纸就像一把利剑，刺进了他们的胸膛。北平地方政府和国民党军调部的官员，对这份报纸恨得咬牙切齿。北平方壶斋9号这所极为普通的民居，从此成为国民党北平当局的心腹之患，也成为北平特务分子监视、破坏的重点。一些“来历不明”的人经常窜入报社制造麻烦，使报社防不胜防。这还不算，后来，干脆明目张胆地进行破坏。他们撕毁报纸，殴打报童，或将报纸强行没收，不允许有人卖《解放》报；接着又多次威胁印刷厂，要其拒印《解放》报，还恶狠狠地对印刷厂主说，如果再印《解放》报，就一把火将印刷厂烧掉。叶剑英知道这些情况后，就指示有关人员，同敌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回击敌人的破坏活动。反动分子黔驴技穷，最后不得不撕下一切伪装，公开使用暴力手段，直接对我方人员下手。
4月3日凌晨3时许，古城笼罩在一片夜色中，大街小巷冷冷清清。这时，突然警笛刺耳，车声轰鸣，北平警备司令部、宪兵团和警察局出动200余名武装军警和便衣特务，包围了方壶斋9号。这些人破门入院，不问青红皂白就闯入办公室、寝室进行搜查。经过翻箱倒柜一番折腾，把报社搞得一片狼藉，结果也没查出他们所希望找到的任何武器和违禁物品，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去。
天刚蒙蒙亮时，报社人员还在清理现场，忽然又有百十名武装军警闯入报社，以“户口登记未竣”为名，强行将新华分社代社长兼报社总编辑钱俊瑞及副总编等以下29人押送北平警察局外二分局，进行所谓的审查询问，迫使报社不得不闭门停业。
与此同时，在西四三道栅41号《解放》报临时发行处，在西城区前京畿道11号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顾问滕代远办事处，军警还强行逮捕了十几名工作人员和家属，就连应北平国民党政府邀请、来北平商谈粮食问题的晋察贸易公司经理，张家口商会会长等5人，也被无理逮捕。
北平反动当局的这些法西斯暴行，引起叶剑英的极大愤慨，但他沉着冷静，处变不惊，有理有序地进行斗争。首先，他派人到方壶斋9号，详细调查反动派在报社犯下的罪行，并要求形成文字材料，以备后用。其次，又派人去拘留所，慰问我方被捕人员，并借机转告他们，没有党的指示不要随便出狱。此刻，叶剑英的打算是：一定要彻底弄清事实真相，公开揭露敌人的反动面目，让敌人公开向我方道歉，决不能让他们大事化小，小事化小，最后不了了之！
当天上午，滕代远奉叶剑英之命，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国公布了“四三事件”真相，揭露反动当局的阴谋和丑恶嘴脸。同时，叶剑英则亲自会见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北平市长熊斌、军调部国民党代表郑介民、美方代表饶伯森，向他们分别递交了抗议备忘录。叶剑英严厉批驳了反动派的所谓“户口登记未竣”的借口。他指出：“‘四三事件’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有人指使的恶劣行为。事件的发生，严重损害了军调部的尊严，危及刚刚出现的和平团结的局面，给本来就矛盾重重的双方团结又增加了新的麻烦。这是令人非常痛心，也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叶剑英严正要求：北平当局必须立即惩办肇事者，必须向我方公开道歉，必须保证我方人员的人身安全，我方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必须得到保障！
北平发生“四三事件”的消息和中共的强烈抗议，很快传遍全国。战斗在国统区的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驻渝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还有晋冀鲁豫、山东等解放区一百多个新闻单位，都纷纷发出通电，声援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斗争，抗议北平军政当局的丑恶行径。
次日下午，叶剑英再次约会北平市长熊斌及警察局长陈焯，要求他们立即对此事件做出表示，决不能敷衍推诿。在叶剑英的强烈要求和催促下，在铁的事实面前，陈焯不得不向我方被捕人员赔礼道歉，礼送他们出狱。
我方人员出狱后，在乘车返回住地的途中，遵照叶剑英预先的安排，汽车沿正阳门、东长安街一线行进，边走边高呼口号，燃放鞭炮。在汽车经过军调部办公地时，中共代表团全体人员列队欢迎。钱俊瑞则停下车，激昂地发表演说，揭露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破坏和平谈判的阴谋。这时，围观群众越来越多，把整个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并对我方的演说报以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国民党反动派本想借“四三事件”搞垮《解放》报，然而，却适得其反。事件之后，《解放》报的影响更加扩大，人民群众订阅报纸的积极性更加高涨。恢复发行后的《解放》报，一举突破日销售量4万余份的记录，成为全市各报发行量之冠。还有许多读者致电、致函解放报社，赞扬它是传播真理、惩恶扬善的明灯，建议改为日报发行。
三
“四三事件”后，北平军政当局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并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日甚一日。5月29日，他们派出大批军警，强行封闭北平的77家舆论机构，《解放》报和新华社北平分社首当其冲。
事件发生后，叶剑英一方面急电延安，请求中央电告在南京的周恩来，据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抗议和揭露敌人的暴行；一方面，他领导解放报社和新华分社的同志，同反动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指示报社领导人，于当日向北平当局进行交涉，提出强烈抗议；起草并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向国人阐明《解放》报和新华分社被非法查封的真相，呼吁全国新闻界同行和各界人民群众主持正义，同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斗争，以制止可能发生的内战，争取持久和平。叶剑英当日又约见北平市长熊斌，严正指出：北平地方当局无端查封我方报纸和通讯社，违反了政协决议和国民党国防委员会公布的新闻出版规定，也违背了军调部的有关协议，由此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必须由北平政府完全负责。
第二天，叶剑英同中共代表团参谋长罗瑞卿偕在北平开会的石家庄、太原、高密、晏城等地的军调小组的中共代表，来到方壶斋9号，召开解放报社全体人员大会。会议在报社大门口举行，吸引了许多群众参加。叶剑英气愤地指着墙上国民党军政当局贴出的查封报社的反动告示，当众演讲。他怒不可遏地揭露反动派压制民主、摧残新闻自由、企图破坏国内和平的罪行。他沉痛地指出：“反动当局的阴谋挑衅这仅仅是第一步，但只要走出这一步，那么离全国内战的危机就不远了。大家应该警惕！决不让反动派的阴谋得逞！”最后，叶剑英强调说：尽管反动派可以猖獗一时，但他们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必将彻底暴露其法西斯暴政的丑恶嘴脸，必将自食反共反人民的恶果！中国的前途是中国人民的，全国人民要团结起来，争取中国和平民主事业的最后胜利！
时近中午，叶剑英又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心情沉重地对中外记者说：“北平地方军政当局一下子就查封了77家报纸、杂志、通讯社，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反动，是北平当局对中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巨大反动，这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在北平地区，1937年曾经在卢沟桥发生了七七事变，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把千百万人民推入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让中国人民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这一次，北平国民党当局又查封了77家新闻单位，是北平发生的第二次七七事件，它表明中国的民主危机十分严重，已经濒临内战的边沿。”
叶剑英号召中外记者，要主持正义，敢于真实地报道事件的真相，揭露反动分子挑动扩大内战的阴谋，动员全中国全世界的舆论，动员全中国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共同挽救陷于空前危机的中国和平与民主，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独裁，维护中国和平建国的方针，促进中国民主和平事业的发展。
当时，叶剑英还以备忘录的方式，通知军调部国民党代表和美方代表，向他们严正声明：三方代表原来达成的新闻协议，已经被国民党方面一手撕毁，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今后的新闻发布，将不再受这个协议的约束，中共代表团将采取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发布新闻。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淫威下，《解放》报终于被迫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它从创刊到被查封，仅仅3个多月时间。然而，就在这90多天时间里，它为中国革命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连同叶剑英在军调部期间为《解放》报的生存和发展所建立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