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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是行动的先导,要有正确的行动,就需要有正确的意识。目前,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领导干部应具备五种基本意识。
一是忧患意识。忧患就是居安思危。对于忧患意识的重要性,古人早就有清醒认识。《孟子·告子下》里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左传》中也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唐朝著名政治家魏征明确指出:“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唐·吴兢《贞观政要·政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领导人十分强调忧患意识。1944年,毛泽东同志就向全党发出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号召,要求同志们“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邓小平也说道:发展是硬道理,因而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就谈不上什么优越性。如果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中国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要向全党同志十分明确地强调,务必增强忧患意识,务必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清醒地看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压力,继续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同心同德地把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517页)胡锦涛同志2005年1月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郑重指出:“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面向未来,我们党任重道远,担子更重,责任更大。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历史发展的实践也证明,在忧患意识丧失之时,往往也就是危险和死亡来临之时,如“闯王”李自成就是典型。当然,这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所以,没有忧患意识,成功就是不牢靠的,成功的来临,也就往往意味着危险的到来。
二是忠诚意识。忠诚意识包括“忠”的意识和“诚”的意识两个方面。“忠”就是忠于党的宗旨,忠于国家的发展,忠于人民的幸福。其中人民的幸福是“忠”的最终目的。“诚”就是诚信。这里“诚”与“信”本质是统一的。《礼记·中庸》中写到:“诚,自诚也。”信就是讲究信誉,信守承诺,不欺人。一个人要想做到不欺人,首先必须不自欺。只有忠于自己的本质,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才能使自己的行为具有稳定性和一贯性,才能最终取得他人的信任。相反,一个不忠于自己的本性、表里不一的人,就不可能忠实于他人,也就不可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古人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孟子》也说:“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所以,与人交往,不自欺,以诚为本,才能最终做到人不欺,信于人。另外,由于信的基本要求是诚实不欺,忠于他人。所以,有信的人,必然言行一致;而言行一致的人,也就是一个诚实的人。在《说文》里,对“诚”与“信”的解释是:“诚,信也。”“信,诚也。”这里用信解释诚,用诚解释信,表明诚与信实质也是不可分离的。诚信对社会发展的意义是深远的。首先,有诚信的社会就是一个有道德的社会。诚信是道德的土壤,所以,没有诚信,就很难产生良好的道德。其次,诚信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基础。有诚信就意味着守承诺,从而契约就是有效的,从而法律制度就能得到有效执行。目前,对领导干部而言,树立诚信意识,意义就更加突出。领导干部是社会的表率,在社会诚信严重缺乏的情况下,领导干部带头讲诚信,对社会的促进作用将是巨大的。反之,若领导干部不讲诚信,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也将是巨大的。
三是敬畏意识。所谓“敬畏”,就是既敬重又畏惧。对于“敬畏”,东西方的许多贤哲都有深刻的论述。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朱熹特别强调“君子之心”应“常存敬畏”;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认为有两样东西最值得人类敬畏,那就是“头上的灿烂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 法国当代哲学家保罗·里克尔在《恶的象征》中指出:“经由害怕而不是经由爱,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德国现当代哲学家海德格尔敬畏的是“世界本身”:“畏之所畏就是世界本身。”目前,要求干部树立敬畏意识,也是党和国家对干部素质的一项基本要求。2009年4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宁夏考察时也强调,领导干部应干干净净干事,要培养和树立六种意识:信仰意识、公仆意识、自省意识、敬畏意识(常思贪欲之害)、程序意识和民主意识。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举行的2008年秋季开学典礼中也强调,当干部要有敬畏之心,一要敬畏历史,使自己的工作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二要敬畏百姓,让自己做的事情对得起养育我们的人民;三要敬畏人生,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树立敬畏意识,意义是深远的。首先,有利于更好坚持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其核心和灵魂就是要敬畏生命。所以,提倡领导干部要有敬畏生命的意识是与党的要求不矛盾的。其次,有利于更好地坚持唯物主义。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而唯物主义与有敬畏意识也是不矛盾的。唯物主义坚持存在第一,意识第二。而存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确定性的存在;一种是不确定性的存在。对于确定性的存在,我们坚持的原则是科学利用,尊重规律。对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我们应坚持敬畏的态度,这也是一种理性精神的体现。第三,提倡敬畏意识也有利于党和政府化解社会矛盾,推动构建和谐社会。例如,目前,我国社会不断出现的一些自杀和他杀的现象,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缺乏敬畏生命意识和缺乏敬畏不确定性的意识也是有深层关联的。而敬畏生命和不确定性可以对现世人生的存在本能和毁灭本能产生一种约束。对人生有了约束,社会也就增加了稳定性和秩序性,从而社会经济也就提高了效率。另外,敬畏生命和敬畏不确定性,也可有效减缓人在确定性空间所产生的欲望张力,人可以把在确定性世界中所积聚的本能能量和欲望转移和释放到不确定性的空间,从而也就有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
四是淡泊意识。所谓淡泊,就是恬淡寡欲,保持一种宁静自然的状态,不追逐虚妄之事,修养品行。领导干部树立淡泊意识,对个人、对社会,都有很大好处。对个人而言,树立淡泊意识,一是有助于心态平衡,身体健康。淡泊可以使人“致虚极,守净笃”,从而有利于心态放松和身体平衡。古人云:“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也”。人们也说:“心底无私,喜气洋洋;追逐名利,终日惶惶。”唐代名医孙思邈就极注重修心养性,他将人体的精、气、神喻为灯油,人的生命犹如灯光。若灯芯用大炷,油易尽,灯易灭;若灯芯用小炷,则油有余,灯难熄。生命如灯,精、气、神是“生命之油”,只要注重修心养性,淡泊处世,顺其自然,“生命之油”便消耗得慢,生命自可延长。另外,人在旅途,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既会有顺境,也会有逆境,而淡泊之心可以使人在顺境和逆境时都能保持一颗平常心。在行动上,我们要以入世的心态积极认真拼搏,但在心态上,我们要把一切都放下,让心境处于一种淡泊自然状态。据调查,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工作都相当艰苦,但他们的壽命都很长,这与他们有恬淡虚无的心态也是有密切关系的。二是也有助于事业得到更进一步发展。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清代学者胡达源说:“简默沉静者,大用有余;轻薄浮躁者,小用不足。”俗话也说:“高飞之鸟,死于美食;深水之鱼,亡于诱饵。”由于领导干部比一般群众面临更多的灯红酒绿的诱惑,所以领导干部就更需要保持一种淡泊之心。对社会而言,树立淡泊意识,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实现。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就是欲望无限与资源有限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了三方面的不和谐:一是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二是人与人的不和谐;三是人与自身的不和谐,就是人的肉体与灵魂的不和谐。而树立淡泊意识,可以有效缓解这种矛盾,从而也就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和人与自身的和谐。由于保持淡泊意识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好处,所以要求领导干部具有淡泊意识,这也是党对干部素质的一项基本要求。胡锦涛总书记曾强调指出:“领导干部要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必须以淡泊之心对待名利。”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应是个人名利淡如水,人民事业重如山,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君子志在泽天下,小人志在容其身。”领导干部应带头做社会的君子,而不是小人。人们常说:“广厦千间,夜眠八尺;良田万亩,日食三餐”;“朝中官大做不尽,世上钱多赚不完”。作为一名称职的领导干部,就应当有战略眼光和宽广境界,而不应当只看到眼前和局部。否则,对个人和社会,都没有好处,也不符合党对干部素质的基本要求。
五是学习意识。对每一个党员和领导干部而言,学习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领导干部搞好学习,这不是个人的小事,而是事关全局的大事。陈云同志指出:“革命事业是一种伟大的艰巨的工作,特别是中国革命的环境和革命运动更是万分复杂,变化多端,而领导革命的共产党员,它之所以能在变化的、复杂的环境中把握一切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且指导各个运动使之走向胜利,是因为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共产党员有了革命的理论,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不然,就会在复杂的、不断变化的革命环境中,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不能独立工作,也不能正确地实现党的任务和决定。所以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陈云文选(1926—1949)》第77页)对于党的高级干部,陈云同志认为更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指出:“学习理论既然是每个党员的责任,那么,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因为你是老干部,因为你常常担负独当一面的领导工作,你就更有责任而且更有必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高级干部要思索一下,看看以下两种情形,哪一种对党更有利?一种是,一天到晚地埋头工作,不去找时间读书;另外一种,就是一天抽两小时来读书。我认为,后一种无疑对党员更有利。因为你是老干部,有斗争经验,学习理论更容易把书本上的东西消化成为自己的,这样,领导工作的水平就可以大大提高。同时,党要培养大批理论联系实际的干部,也首先寄托在老干部和高级干部身上,老干部要担负起这个责任。只要大家认识清楚学习的重要性,就应该想法挤时间来读书。现在你无论怎样忙,为了把握伟大而又变化多端的中国革命运动,必须增加一点革命的理论,增加一点历史的知识。”(《陈云文选(1926—1949)》第123页)江泽民同志也多次指出: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学习型时代,我们要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就必须要求领导干部树立学习意识。因为倘若我们的领导干部不抓紧学习、不坚持学习、不刻苦学习、不结合实际学习、不带领组织群众一起学习,就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难以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清代王豫说过:“才不称不可居其位,职不称不可食其禄。”面对复杂的环境和艰巨的任务,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加强学习,才能更好应对历史和現实的艰巨挑战,把人民的工作做好。领导干部树立学习意识,贵在行动。要减少应酬,多读一些好书,不能因为工作忙就忘记读书。据人民论坛杂志社在全国范围内所做的“万名党政干部阅读状况调查”结果显示,62.7%的受访者表示因工作太忙、应酬太多抽不出时间读书,33.4%的受访干部每周的读书时间为0—3小时。这种情况若长期下去,领导干部的素质就很难得到有效提高,干部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会不断下降,最终为人民谋幸福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责任编辑:徐建秋
一是忧患意识。忧患就是居安思危。对于忧患意识的重要性,古人早就有清醒认识。《孟子·告子下》里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左传》中也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唐朝著名政治家魏征明确指出:“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唐·吴兢《贞观政要·政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领导人十分强调忧患意识。1944年,毛泽东同志就向全党发出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号召,要求同志们“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邓小平也说道:发展是硬道理,因而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就谈不上什么优越性。如果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中国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要向全党同志十分明确地强调,务必增强忧患意识,务必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清醒地看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压力,继续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同心同德地把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517页)胡锦涛同志2005年1月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郑重指出:“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面向未来,我们党任重道远,担子更重,责任更大。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历史发展的实践也证明,在忧患意识丧失之时,往往也就是危险和死亡来临之时,如“闯王”李自成就是典型。当然,这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所以,没有忧患意识,成功就是不牢靠的,成功的来临,也就往往意味着危险的到来。
二是忠诚意识。忠诚意识包括“忠”的意识和“诚”的意识两个方面。“忠”就是忠于党的宗旨,忠于国家的发展,忠于人民的幸福。其中人民的幸福是“忠”的最终目的。“诚”就是诚信。这里“诚”与“信”本质是统一的。《礼记·中庸》中写到:“诚,自诚也。”信就是讲究信誉,信守承诺,不欺人。一个人要想做到不欺人,首先必须不自欺。只有忠于自己的本质,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才能使自己的行为具有稳定性和一贯性,才能最终取得他人的信任。相反,一个不忠于自己的本性、表里不一的人,就不可能忠实于他人,也就不可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古人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孟子》也说:“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所以,与人交往,不自欺,以诚为本,才能最终做到人不欺,信于人。另外,由于信的基本要求是诚实不欺,忠于他人。所以,有信的人,必然言行一致;而言行一致的人,也就是一个诚实的人。在《说文》里,对“诚”与“信”的解释是:“诚,信也。”“信,诚也。”这里用信解释诚,用诚解释信,表明诚与信实质也是不可分离的。诚信对社会发展的意义是深远的。首先,有诚信的社会就是一个有道德的社会。诚信是道德的土壤,所以,没有诚信,就很难产生良好的道德。其次,诚信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基础。有诚信就意味着守承诺,从而契约就是有效的,从而法律制度就能得到有效执行。目前,对领导干部而言,树立诚信意识,意义就更加突出。领导干部是社会的表率,在社会诚信严重缺乏的情况下,领导干部带头讲诚信,对社会的促进作用将是巨大的。反之,若领导干部不讲诚信,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也将是巨大的。
三是敬畏意识。所谓“敬畏”,就是既敬重又畏惧。对于“敬畏”,东西方的许多贤哲都有深刻的论述。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朱熹特别强调“君子之心”应“常存敬畏”;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认为有两样东西最值得人类敬畏,那就是“头上的灿烂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 法国当代哲学家保罗·里克尔在《恶的象征》中指出:“经由害怕而不是经由爱,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德国现当代哲学家海德格尔敬畏的是“世界本身”:“畏之所畏就是世界本身。”目前,要求干部树立敬畏意识,也是党和国家对干部素质的一项基本要求。2009年4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宁夏考察时也强调,领导干部应干干净净干事,要培养和树立六种意识:信仰意识、公仆意识、自省意识、敬畏意识(常思贪欲之害)、程序意识和民主意识。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举行的2008年秋季开学典礼中也强调,当干部要有敬畏之心,一要敬畏历史,使自己的工作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二要敬畏百姓,让自己做的事情对得起养育我们的人民;三要敬畏人生,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树立敬畏意识,意义是深远的。首先,有利于更好坚持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其核心和灵魂就是要敬畏生命。所以,提倡领导干部要有敬畏生命的意识是与党的要求不矛盾的。其次,有利于更好地坚持唯物主义。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而唯物主义与有敬畏意识也是不矛盾的。唯物主义坚持存在第一,意识第二。而存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确定性的存在;一种是不确定性的存在。对于确定性的存在,我们坚持的原则是科学利用,尊重规律。对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我们应坚持敬畏的态度,这也是一种理性精神的体现。第三,提倡敬畏意识也有利于党和政府化解社会矛盾,推动构建和谐社会。例如,目前,我国社会不断出现的一些自杀和他杀的现象,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缺乏敬畏生命意识和缺乏敬畏不确定性的意识也是有深层关联的。而敬畏生命和不确定性可以对现世人生的存在本能和毁灭本能产生一种约束。对人生有了约束,社会也就增加了稳定性和秩序性,从而社会经济也就提高了效率。另外,敬畏生命和敬畏不确定性,也可有效减缓人在确定性空间所产生的欲望张力,人可以把在确定性世界中所积聚的本能能量和欲望转移和释放到不确定性的空间,从而也就有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
四是淡泊意识。所谓淡泊,就是恬淡寡欲,保持一种宁静自然的状态,不追逐虚妄之事,修养品行。领导干部树立淡泊意识,对个人、对社会,都有很大好处。对个人而言,树立淡泊意识,一是有助于心态平衡,身体健康。淡泊可以使人“致虚极,守净笃”,从而有利于心态放松和身体平衡。古人云:“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也”。人们也说:“心底无私,喜气洋洋;追逐名利,终日惶惶。”唐代名医孙思邈就极注重修心养性,他将人体的精、气、神喻为灯油,人的生命犹如灯光。若灯芯用大炷,油易尽,灯易灭;若灯芯用小炷,则油有余,灯难熄。生命如灯,精、气、神是“生命之油”,只要注重修心养性,淡泊处世,顺其自然,“生命之油”便消耗得慢,生命自可延长。另外,人在旅途,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既会有顺境,也会有逆境,而淡泊之心可以使人在顺境和逆境时都能保持一颗平常心。在行动上,我们要以入世的心态积极认真拼搏,但在心态上,我们要把一切都放下,让心境处于一种淡泊自然状态。据调查,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工作都相当艰苦,但他们的壽命都很长,这与他们有恬淡虚无的心态也是有密切关系的。二是也有助于事业得到更进一步发展。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清代学者胡达源说:“简默沉静者,大用有余;轻薄浮躁者,小用不足。”俗话也说:“高飞之鸟,死于美食;深水之鱼,亡于诱饵。”由于领导干部比一般群众面临更多的灯红酒绿的诱惑,所以领导干部就更需要保持一种淡泊之心。对社会而言,树立淡泊意识,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实现。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就是欲望无限与资源有限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了三方面的不和谐:一是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二是人与人的不和谐;三是人与自身的不和谐,就是人的肉体与灵魂的不和谐。而树立淡泊意识,可以有效缓解这种矛盾,从而也就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和人与自身的和谐。由于保持淡泊意识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好处,所以要求领导干部具有淡泊意识,这也是党对干部素质的一项基本要求。胡锦涛总书记曾强调指出:“领导干部要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必须以淡泊之心对待名利。”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应是个人名利淡如水,人民事业重如山,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君子志在泽天下,小人志在容其身。”领导干部应带头做社会的君子,而不是小人。人们常说:“广厦千间,夜眠八尺;良田万亩,日食三餐”;“朝中官大做不尽,世上钱多赚不完”。作为一名称职的领导干部,就应当有战略眼光和宽广境界,而不应当只看到眼前和局部。否则,对个人和社会,都没有好处,也不符合党对干部素质的基本要求。
五是学习意识。对每一个党员和领导干部而言,学习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领导干部搞好学习,这不是个人的小事,而是事关全局的大事。陈云同志指出:“革命事业是一种伟大的艰巨的工作,特别是中国革命的环境和革命运动更是万分复杂,变化多端,而领导革命的共产党员,它之所以能在变化的、复杂的环境中把握一切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且指导各个运动使之走向胜利,是因为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共产党员有了革命的理论,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不然,就会在复杂的、不断变化的革命环境中,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不能独立工作,也不能正确地实现党的任务和决定。所以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陈云文选(1926—1949)》第77页)对于党的高级干部,陈云同志认为更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指出:“学习理论既然是每个党员的责任,那么,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因为你是老干部,因为你常常担负独当一面的领导工作,你就更有责任而且更有必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高级干部要思索一下,看看以下两种情形,哪一种对党更有利?一种是,一天到晚地埋头工作,不去找时间读书;另外一种,就是一天抽两小时来读书。我认为,后一种无疑对党员更有利。因为你是老干部,有斗争经验,学习理论更容易把书本上的东西消化成为自己的,这样,领导工作的水平就可以大大提高。同时,党要培养大批理论联系实际的干部,也首先寄托在老干部和高级干部身上,老干部要担负起这个责任。只要大家认识清楚学习的重要性,就应该想法挤时间来读书。现在你无论怎样忙,为了把握伟大而又变化多端的中国革命运动,必须增加一点革命的理论,增加一点历史的知识。”(《陈云文选(1926—1949)》第123页)江泽民同志也多次指出: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学习型时代,我们要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就必须要求领导干部树立学习意识。因为倘若我们的领导干部不抓紧学习、不坚持学习、不刻苦学习、不结合实际学习、不带领组织群众一起学习,就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难以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清代王豫说过:“才不称不可居其位,职不称不可食其禄。”面对复杂的环境和艰巨的任务,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加强学习,才能更好应对历史和現实的艰巨挑战,把人民的工作做好。领导干部树立学习意识,贵在行动。要减少应酬,多读一些好书,不能因为工作忙就忘记读书。据人民论坛杂志社在全国范围内所做的“万名党政干部阅读状况调查”结果显示,62.7%的受访者表示因工作太忙、应酬太多抽不出时间读书,33.4%的受访干部每周的读书时间为0—3小时。这种情况若长期下去,领导干部的素质就很难得到有效提高,干部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会不断下降,最终为人民谋幸福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责任编辑:徐建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