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是档案事业的科学发展催生了《北京档案》杂志,又是《北京档案》杂志记录了档案事业的科学发展,作为档案事业科学发展的一扇窗口,我们真的离不开这份杂志。
　　任海英: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档案事业得到发展,《北京档案》杂志应运而生。记得《北京档案》曾经两年试刊,终于在1986年正式出刊,从此首都档案人有了自己的刊物;此后到1991年,《北京档案》有了正式的国内统一刊号和国际标准刊号,并改为彩色胶印封面,照相制版胶印,从而告别了素面朝天、且只限于内部发行的窘境;到1996年,历经十年磨练的《北京档案》,又一下子长大,从双月刊变成了月刊。
　　卢 华:《北京档案》的发展还告诉我们什么可持续发展。人们不会忘记新世纪初的期刊整顿,一些省市的档案杂志被撤销刊号转为内部刊物,甚至停办。但《北京档案》却不断创新,紧跟潮流,于2003年从普通的16开本,改成国际标准大16开;2007年又为适应新北京、新奥运对档案部门建设首善之区的要求,再次旧貌换新颜,从无书脊的“骑马订”,变为加插彩页,有书脊的相当前卫的装帧。
　　周 宏:在我看来,《北京档案》的发展更体现为质量和内容的变化。其创刊时仅32页,内容和栏目几经增加,已增至56页。若算上从双月刊变成月刊,如今一年提供给读者的文字信息量已相当于创刊时的3.5倍。这还仅仅是量上的变化,稍微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从1999年起,《北京档案》的封面上每期都标有全国中文(档案学)核心期刊,北京市优秀社科期刊的字样。近年来,《北京档案》又被列入中国期刊方阵。这些都说明《北京档案》已成为中国档案刊物中的一朵奇葩,而发行量长年保持逾万份,又从另一角度证实刊物有广大的读者群。
　　胡远杰:我喜欢《北京档案》,所以一直在订阅它,有时还给它投稿。因为这份杂志不仅是首都档案人的刊物,也是外埠档案人了解北京档案事业发展的窗口,它不仅刊登北京档案人的文章,对外埠的普通档案人也从不吝啬自己的版面。正因为此,拙文也有幸在《北京档案》发表。一个立足北京,又面向全国的档案刊物适应了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当然会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赵大山:我同意胡先生的观点,《北京档案》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不仅立足北京,且有放眼全国的宽广胸怀。粗略统计,今年前8期《北京档案》共刊登外埠作者(不含中央在京高校等单位)文章42篇,期均5篇有余。“不拘一格选作者,全凭质量论高低”,这就是《北京档案》能得到专家肯定,外埠读者认可,成为核心期刊,发行逾万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因。
　　兰铁仁:我心目中的《北京档案》是一个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刊物,比如《点击媒体》栏目敢于以犀利的笔锋,直面媒体对档案部门和档案工作的质疑。又如《港台掠影》栏目,至今经久不衰,是因为它总能及时介绍台港澳等地档案工作的新动态。而自1996年创办的《每期一辩》栏目,则常面对一些敏感的、热门的档案话题,引领读者争鸣,对活跃档案人的思想,创新档案工作颇为有益。这也成为诸多档案人和不少社会公众喜欢《北京档案》的原因。
　　李秀琴:若要评说《北京档案》与档案事业科学发展的辩证关系,我认为《北京档案》不但是档案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成果,也对档案事业的科学发展留下了真实记录。它的每页文字、每张图片都生动记录了北京档案事业科学发展的轨迹。这是图文并茂的记录,是饱含感情的记录,是充满细节的记录。您要保存北京的城市记忆吗?那就珍重地完整地收藏好每一期《北京档案》。
　　祝女士:我是个老北京,但不是档案人,可我却从家人每月带回的几本档案杂志上,了解了档案事业的科学发展。我以为这些杂志中,若论可读性应首推《北京档案》。一是内容反映北京,最贴近北京市民,让人备感亲切;二是事件真实可信,不像某些电视剧胡编乱造加戏说,让人觉得不靠谱。
　　李仁广:那天,在市档案局办公楼的优秀党员光荣榜上,我看到几张熟悉的面孔,他们是张历生、王建君、张轶群、方立霏。这些同志有个共同点,即都在《北京档案》编辑部工作过。用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观点衡量,说明这些年《北京档案》既为宣传档案事业、凝聚档案队伍做出了业绩,也培养了一批档案精英,他们中有的成了局、处领导,有的成了学术业务骨干,这也是对档案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