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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大沙河见证了边城重镇——丹东(原安东)的历史变迁,见证了抗日战争时期这片神奇土地上发生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见证了丹东人民在东北抗日斗争时期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大沙河两岸涌现出许多抗日组织。李振远领导的抗日学生队就是其中一支,后以其为基础组建了安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一步壮大抗日力量,有力打击侵略者,安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与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联合,成立了东北民众自卫军独立游击大队。这个游击大队的大队长就是李振远。
一、走向抗日——组建安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931.9—1932.4)
李振远,1914年2月24日生于山东寿光县李家宋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6年,李家逃荒来到丹东,在丹东市沙河镇车站附近安家。那时沙河镇已有一些日本人,沙河镇车站就是日本人建的。日本人经常欺压中国人,日本小孩也仗着大人的势力,用石头扔打中国人,而且越打越厉害,中国警察不敢管。中国小孩更是常被日本小孩欺负。李振远在安东县立第一小学上学,每天都要过铁路,也常受日本人欺负,从小在心中埋下了仇恨日本侵略者的种子。李振远就是在这样一个备受侵略者欺凌,当局却无能为力的环境中长大的。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驻军发起进攻,执掌中国军政大权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妥协政策,日军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就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17岁的高中生李振远和一些爱国学生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了抗日学生队。他们在安东东边道林科高级中学里宣誓说:“我们要象谭嗣同那样,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永不背叛抗日学生队,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张庭轩激动的挥起臂膀唱起了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三十年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大家选举了学生队的领导,司令张庭轩,副司令董厚泉,参谋长胡京良,副参谋长李惠之(李振远)。当时学校里就有二十多人秘密参加了学生队。由于年轻和没有斗争经验,他们每天只是纸上谈兵,谁都不知道该怎样做。但不久发生的事情,逼着他们走向武装抗日的道路。
1931年9月下旬,李振远和胡京良放学后走到桥头附近时,听见有女人的尖叫声,他们跑上前去,只见一个日本警察喝醉了酒,在光天化日之下,要强奸一位姑娘,姑娘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喊。李振远朝胡京良递了个眼神,他俩一起扑上前去压着日本警察, 日本警察用力翻身压住李振远,想把他掐死,正在千钧一发之际,胡京良拿起空酒瓶子猛地向日本警察的后脑勺砸去,日本警察的脑袋被胡京良砸烂了。李振远推开日本警察的尸体,拉住胡京良站起来。“杀人啦,学生杀人啦”,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围观的人四处逃散,姑娘也被人救走了。李振远赶紧解开枪带,夺走了日本警察的手枪。之后,他俩把日本警察的尸体推下河,迅速离开了。
李振远的父亲李献玉听说前面桥头出事了,见李振远迟迟没有回家,就在码头等他。李振远天黑后,摸回了家。他把救女学生的事悄悄告诉了父亲,父亲没有责怪他,只是说:“日本人未必知道是你们干的事,把衣服赶紧换了,明天上学去,装着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以后要加小心”。第二天,李振远赶到学校时,各班学生正在集合,校长开始清点人数。不出父亲所料,日本警察并不知道是谁干的。校方也怕日本警察还来找麻烦,就把没来上学的同学全开除了。胡京良没来上学,也被开除了。
在课间,学生队司令张庭轩悄悄走到李振远的背后:“真棒,你们是好样的,咱们有枪了”。“我从小习武,还差点被喝醉的日本警察掐死,日本警察可不好斗,咱们要搞武器,才能不受欺负。”李振远压低了声回答。“从筹备组建学生队起,我的目标就是武装起来与日本人干,咱们急需要枪支弹药。”张庭轩继续说:“放学后,咱们找个地方,筹划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的事情。”李振远点点头。过了一段时间,邢国华、纪玉书和李宝才等也弄到了枪。有了武器,抗日学生队开始从纸上谈兵走向真正抗日战场。
1931年10月初,抗日学生队第一次与日伪军开战。一位同学提供了一个消息:离凤城15里四台子的一个据点,守军大多是附近抓来的新兵,没打过仗,到那里搞武器一定行。同学们很高兴,有枪的同学拿枪,没枪的同学拿棍子,他们冲进丝毫没有防备的四台子伪军据点。伪军被打蒙了,四处逃窜,学生们成功攻占了据点,他们在据点还找到了一些枪支和子弹。攻下四台子据点使学生队名声大震,学生队打响了九一八事变后丹东民众抗日的第一枪。当地的一些农民闻讯赶来参加抗日学生队。过了几天,抗日学生队得知四台子附近还有一个据点,便化装成老百姓,到四台子附近两间没人住的破房子去侦察这个伪军据点的情况,刚进破房子,就看到从四台子方向沿铁路线走过来一个日本铁路巡逻队。正进退两难之际,李振远带几个人绕到敌人侧面,把手榴弹猛然向敌人投去,董厚泉、胡京良他们立刻借机向敌人正面猛冲过去,敌人被打懵了,丢下武器,向凤凰城方向仓惶逃去。学生们捡起敌人丢下的武器,高高兴兴的进了凤凰山。在凤凰山下,有的同学躺在地上呼呼大睡,有的靠在石头上打盹。董厚泉没敢睡,到四处查看, 快到黄昏时,他发现敌人从四面悄悄的包围了上来,他赶紧叫起同学们。这时天很快黑下来,他们趁着敌人还没靠近,迅速抢占东山坡,占领了有利地形。一部分同学阻击敌人,另一部分同学在山坡上找到大松树,把农民在山上打柴用的绳子绑在树上,顺着绳子滑下山去,他们靠着地形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931年10月至11月, 学生队发展到了100多人,他们主要分成几个小组,以偷袭小股敌人为主。袭击小股敌人一般成功率较高,但也有不顺利的时候。有一次,李振远打听到日本人的一个据点里,只有十来个人,武器好,还有一挺歪把子(轻机枪)。李振远立即带上二十多人来到据点外围。李振远叫上一名队员,溜进据点后面的厕所里,准备从厕所的窗户摸进据点,打开据点的大门。李振远刚爬进厕所,突然,一个日本人提着裤子,哇哇大叫的冲出厕所,敌人的机枪、步枪一起打响。目标已经暴露,李振远赶紧率部队撤离。后来日本人也学聪明了,让老百姓在据点周围挖了深沟,灌了水,冬天水又结冰,很滑,部队根本无法靠近。
冬天到了,没有青纱帐的掩护,学生队的活动也少了。有的同学回校继续上课,有的同学到别的地方打工,挣些钱买武器。李振远也回学校上课了。1931年12月初的一天,董厚泉找李振远商量怎么解决抗日学生队缺乏武器的问题,他们决定找李振远的父亲帮忙。李振远告诉父亲说:“队伍需要武器,每次打完仗,缴获一些,但在第二次打仗时子弹又用光了。因此,单靠缴获敌人的武器是不能满足队伍需要的。”李献玉深知他们干的是爱国的大事,可还是为这群孩子担心。李振远安慰父亲:“有志不在年高。诸葛亮弃琴书别垄亩,纵横天下也不过27岁。我们要学岳飞精忠报国,不赶走日本侵略者誓不罢休。”李献玉长叹了一口气说:“无情岁月催人老啊,我不可能和你们一起打日本人了,不过我可以想办法帮忙的。”李献玉原来是铁路上一名扳道叉的工人,后经人介绍在太平洋保险公司谋到一个差使,因而认识一些商人。不久,李献玉凑齐了买武器的钱。李振远带上队友李宝财,跟随李献玉一起回山东老家买武器。他们到了山东才知道武器在这里也被控制得很严,根本买不到,即使买了,也运不出山东。不过,他们学会了制造子弹的方法。他们购买到了火药并安全的运回了东北。
回来后,李振远忙着做弹药,没有回学校和家里,这引起了亲日分子的怀疑。他们向日本宪兵队告密说:李献玉的儿子是抗日义勇军。日本宪兵队不问青红皂白,将李献玉抓走关了一个月,敌人什么也没得到,只得把老人放了。从此,李振远不敢回家,也不能上学了,并且把名字改为“王爱民”,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1932年l月,抗日学生队通过冬天的休整,已经发展到200余人。张庭轩牺牲后,司令一职由周风格接任,副司令董厚泉,参谋长胡京良,副参谋长王爱民(李振远)。抗日学生队下设三个中队,中队下设分队,还有一个学生队和别动队。1932年2月,董厚泉率部攻打九连城,极大震动了敌人。抗日学生队又相继攻打了本溪、东沟、大东沟、蛤蟆塘等地,袭击了蔡家沟警察派出所,接应了三道沟浪头警察中队一个班的起义。这一时期,队伍人数增加到了五百人。在一次召开队领导会议时,李振远提出了一方面要找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要找东北其它抗日义勇军,必要时可联合作战。他告诉大家,共产党是人民大众的党,抗日最坚决,咱们要想赶走鬼子,就得请他们来。胡京良和董厚泉都支持他的意见,李振远立刻派人着手办理这两件事。
1932年2月,李振远装扮成一个拾粪的,在大路上不慌不忙地走着,远处来了十几辆马车,一些伪军坐在车上,不一会儿,第一辆马车来到了他跟前。“拾粪的,你他妈的给我让开!”一个伪军喊到。“我给你让!”李振远一边说,一边从怀中抽出盒子枪,“叭”,“叭”两枪,两个伪军滚下车来。刹那间,枪响四起,大路两边的庄稼地里冲出许多游击队员,仅用了十几分钟就结束整个战斗,游击队得到了十多杆枪和一些弹药。李振远命令:“清理战场,马上转移。”一名游击队员带来了被敌人抓的三个人质,他们是一家人。谢老大是安东市商人,妇女是他的老婆,年轻姑娘是他妹妹。谢老大十分感谢游击队解救了他们,愿意支持游击队抗日,一定要给游击队一些钱。李振远告诉他,钱倒没什么,眼下最缺的是枪支弹药。谢老大说:“这好办,在我乡下的家里恰巧埋了两支步枪和一些子弹,是我买来防身用的,什么时候你们来,我把它挖出来送给你们,也算我为抗日尽的微薄之力。”不久,李振远带人去他们家,取走了枪和子弹。
1932年3月,李振远认识了由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到东北进行抗日活动的满连捷。由于他们这只队伍不仅有学生,还有工人,参加人数最多的是当地的农民,满连捷建议把抗日学生队改为安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此安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经董厚泉提名,大家一致同意由李振远担任主席;作战处主要由唐佐力负责;军需后勤处由董厚泉负责;人事军训处由张凤竹负责;宣传处由张连仲负责。
4月初的一天晚上,李振远和栾文两人出去联系事情,不想迎面碰上了一队巡逻的日本鬼子,鬼子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押着他们走向鸭渌江。李振远明白:鬼子要杀掉他们,他转过身,就在鬼子喊叫着端起步枪刺向他时,他一侧身,双手抓住枪管,飞起一脚,将鬼子踹倒,将枪夺到手中。这时,另一个鬼子锋利的刺刀刺进了他的右臂,他顾不上许多,拔出刺刀,向鬼子投去的同时,转身跳入鸭绿江中。栾文和他一样,踹倒了另一个鬼子,也跳入鸭绿江中。一入水,李振远立刻向右一转,顺水而下,潜游了八十多米,才把头露出水面。他看见鬼子一个劲地向着栾文下水的方向开枪,他怕敌人击中栾文,便端起枪,向鬼子射击,当鬼子掉转枪口向他打来时,他又潜入水中,向下游去。摆脱鬼子后,李振远上岸向北跑去,他把枪埋起来,做了标记,带伤走了七十里,有些支持不住了,抬头一看,刚巧到了谢老大在乡下的家。
他上前敲门,两个女人为他开了门。她们见恩人来了,十分热情地帮他换了衣服,包扎了伤口,谢老大的妹妹谢瑞玲端来了热气腾腾的鸡汤给他喝。由于伤口感染,他发了高烧,昏睡了三天三夜。谢瑞玲每天用盐水给他洗伤口,在谢瑞玲精心照顾下,第四天,李振远的烧退了,伤口开始愈合,体力也逐渐恢复了过来。在以后的交谈中,李振远得知谢瑞玲在中专念书,学的是经济专业,在学校里,她就参加了抗日学生运动,是要求进步的好青年。谢瑞玲向李振远表达了钦佩之情,同时表示愿意以身相许,跟着他抗日。李振远感到突然,他沉思了一会,还是真诚的劝导谢瑞玲说::“我们是抗日的队伍,我随时都会牺牲,我不能耽误你,你还是选择他人吧。”谢瑞玲说:“我不怕,我也想参加共产党,我也要参加抗日。”李振远说:“参加抗日,会牵连你的家人,你大哥会同意吗?”她回答说:“已经和大嫂说过了,大嫂支持我的选择。”她转身请来大嫂为她做主。就这样,在大嫂的主持下,李振远和谢瑞玲完婚了。李振远第一次感到有小家的温暖,谢家也成为抗日学生队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二、 联合抗敌——东北民众自卫军的独立游击大队(1932.4—1934.6)
1932年4月下旬,王爱民(李振远)联系上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邓铁梅原名邓古儒,字铁梅,1893年出生于本溪市一个满族家庭,自幼就爱读书,曾任凤城县公安局长,1929年被免职。九一八事变后,他亲眼看到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给中华民族造成的严重后果。大批东北军官兵含泪撤进关内,溃军难民蜂拥而至,到处是惊慌和混乱的局面。这一切激起了邓铁梅的爱国热情,他气愤地说:“政府无能当政,军队有土不守,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我们宁肯被打倒,也不能被吓倒,不能俯首甘当亡国奴。”当时,凤城县已被日军占领,日伪勾结,沆瀣一气,大肆镇压爱国同胞,各阶层广大人民群众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无不怒发冲冠,抗日热情日益高涨。1931年10月中旬,邓铁梅同云海清来到离县城130华里的凤城4区小汤沟顾家堡子举事,创建了东北民众自卫军。由于民心所向,1931年12月,东北民众自卫军已达到1500余人,建制上分3个大队和一个全由精壮汉子组成的大刀队。
邓铁梅与东北民众自卫军政治工作部主任邹大鹏等和李振远畅谈许久,他们详细询问了李振远部队的编制和作战情况。当问到根据地情况时,李振远说:“平时只有小分队活动,战时就可把队伍集聚到一起,有500人左右”。邹大鹏插言到:“这倒是一个新方法,部队不用筹集那么多吃的,省去不少事,小分队作战还可机动灵活”。李振远说:“我们还有一个小医院和一个小的训练基地”。邹大鹏称赞不已。于是就把李振远所在部队正式改编为东北民众自卫军独立游击大队, 李振远被任命为团级游击大队队长,后来更名为东北抗联安东特别支队。
此后一个时期,游击大队的主要任务是配合邓铁梅部主力进行战斗。1932年5月,游击大队配合邓铁梅部攻打了龙王庙镇。龙王庙是一个近千户的大镇,镇内有商号120余家,是凤城南部、庄河北部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占据此地,不仅解决了自卫军的粮食给养问题,更重要的是切断了凤城之敌的供给线。经过研究,邓铁梅下定决心,龙王庙势在必夺。邓铁梅调动部队于凌晨借夜色掩护包围了龙王庙镇并向其发起攻击。龙王庙镇周围有外壕,还有铁丝网的围墙,敌人防守十分坚固。民众自卫军以大刀队为先导突破北门,冲入镇内街巷,并以重火力击毁敌人的碉堡和兵营,尚在梦中的日伪军被惊醒,四处逃窜,100多名日伪军被击毙,很多敌人在渡河逃跑时被淹死。伪军司令李寿山混于乱军之中逃出了镇子,向大孤山逃去。东北民众自卫军占领龙王庙和周边地区后,邓铁梅遂将司令部移往龙王庙镇。伪军司令李寿山逃出镇子后,在大孤山设立了司令部,与邓铁梅部隔大洋河相对峙。李振远所在游击大队消灭敌伪靖安军20余人,缴获自动步枪、长短枪10余支。
1932年6月,游击大队在石城子附近打伏击,打死敌人后卫队一名营长,得到一架望远镜和10余支枪;7月,游击大队配合邓铁梅部队收复了黄土坎,消灭敌人30余人,缴获长短枪20余支。邓铁梅部在此建立了游击据点,在这些据点里设立了战地医院、被服厂、印刷厂、制币厂、饷捐局,制定了税收、财政、粮食政策和对伪军的政策。
1932年8月初,李振远第二次在鸿顺客栈和满连捷同志见了面,满连捷给他们带来了一些进步书籍,如《共产党宣言》等。李振远向他谈了自己已经读过《共产党宣言》了,也讲了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决心和派人去山东烟台找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这时满连捷笑着说:“你们还跑那么远的地方找, 共产党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李振远告诉满连捷, 他们早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把鬼子赶出中国去。满连捷也告诉他们,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组织,他也愿意介绍他们入党,胡京良、张连仲和李振远三个人当即写了入党申请报告,交给了满连捷。大约8月底,李振远和满连捷第三次见面,满连捷严肃地告诉李振远,上级党组织已批准李振远他们三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李振远三人在鸿顺客栈进行了入党宣誓。满连捷走后,李振远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向胡京良建议:“咱们庆祝一下吧。”“好,走。下馆子去。”他们不敢喝酒。也不敢乱花钱,要把每一分钱省下来,买武器。为庆贺入党,他们只是到比较僻静的半截沟饭馆吃了一大碗面。他们商量下次过小组生活时,到八角亭见面,那里不仅安静,而且离山近,发现情况也好撤离。
1932年9月, 邓铁梅命令游击大队掩护唐聚伍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转移。李振远将部队分成几支二三十人的小分队,分散活动,以伏击战和地雷战袭击敌伪军和敌运输队,配合唐聚伍部突围。游击大队坚持了二十余天,炸毁敌人大量弹药,打死了一些日伪军,保证了唐聚伍部主力顺利向西转移。
1932年10月,满连捷第四次来安东,李振远告诉他,游击大队的抗日活动范围已不限于安东,提议扩大队伍。满连捷表示同意,但要请示上级。满连捷离开安东后,一直没有再回来。
10月26日,邓铁梅命李振远部配合攻打大孤山镇,邓铁梅亲率1000余人与刘景文义勇军800多人围攻李寿山龟缩的大孤山镇28天,消灭伪军200多人。此后,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兵力达到一万多人,分为8个团。游击大队人数也增加到二千余人,下设八个队即大刀队、爆破队、别动队及五个游击分队。
1932年11月,东北进入了漫长的冬季,千里冰封,一眼就能望出十几里,部队根本无法活动,游击大队马上化整为零藏到农村和山区进行休整。李振远为了筹集部队活动经费找了一份临时工作,他和胡京良在丹东电业局谋得一份差事,在那里工作的工人工资太低,生活很苦,他们悄悄组织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取得了罢工的胜利,每人每天增加了8分钱,他们的行动赢得了工人的信任,这里也成为游击大队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工人们给义勇军弄到了不少电线,利用查漏电补交的钱给部队买了药品。
漫长的冬季就要过去了,李振远他们开始制定部队的下一步行动计划,有一个要紧的情报需要送出去,但是要经过二道沟日本鬼子的封锁线。提起二道沟的日本哨卡, 当地老乡叫它“鬼门关”。 哨卡里有鬼子一个班,共12个人,经常刁难中国人,随便找借口杀人,老乡对他们都恨透了。怎样才能把情报送过去,李振远有点犯愁,谢瑞玲主动请缨说:“我是女的,他们不会怀疑。”这样,她默记了情报,挎上蓝子,挺着怀孕7个月的肚子去了。天色已很晚了,谢瑞玲还没回来, 李振远十分担心,他暗想,送情报只需半天的时间,谢瑞玲走的再慢,天黑前也应该回来了,难道她留在那里过夜了?李振远深知,天一黑,日本鬼子在哨卡里乱放枪,已经打死很多人,老百姓是不敢出门的。李振远就一直这样左思右想,一夜未眠,等到天明。第二天一早,派人到县城里打听消息才知道,谢瑞玲传到口信后,就直接回来了。不久人们都在传说着一个可怕的消息,二道沟的日本鬼子又放出狼狗咬人了,咬死的是一个孕妇,日本鬼子还用刺刀挑开孕妇的肚子,肠子都流出来了,肚子里的孩子还在动,他们又补上一刀,太残忍了。噩耗传来,李振远不敢相信,又派人到城里打听,一位认识谢瑞玲的老百姓讲:谢家姑娘回来时,天快黑了,她急着赶路,碰见日本鬼子要调戏她,她不从,鬼子就放出了狼狗,谢瑞玲确实被杀害了。好心的老乡把谢瑞玲的尸体埋了。李振远对于谢瑞玲的牺牲,悲愤不已。才半年的时间,日本鬼子就弄得他家破人亡。李振远发誓要报仇。第二天傍晚,李振远和栾文向二道沟走去,两个日本鬼子端着枪拦住了他们,李振远抬手两枪,打死了他们,转身就跑,两条狼狗窜了出来,李振远回身一脚,踢在一条狗的下巴上,抬手一枪,将另一条狗打死。天快黑了,日本鬼子没敢追来。日本鬼子一连好几天没敢出来。老百姓们高兴的暗下相传: “义勇军为咱老百姓出气了。”可没过几天,日本鬼子又猖狂起来,于是又有两个日本鬼子被打死,日本鬼子又补充兵源加强戒备。又过了几天,又有两个日本鬼子被打死,……就这样一共死了十二个,正是哨卡原有的人数。日本鬼子吓坏了,不敢在二道沟设卡了。
随着日本侵略军对东北军事占领逐渐扩大,各大中心城市、军事重镇、交通要道都被日伪军占领。日伪当局在采取各种“怀柔招安”政策的同时,对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武装实行了大规模的武装“围剿”。1932年12月,日伪当局急调日军第2师团和独立守备队第3、4大队及伪军1万余人,从盖平、海城、岫岩、本溪、凤城、安东等地向辽东南三角区的龙王庙、尖山窑等地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讨伐”。由于敌人兵力过于强大,加之民众自卫军缺乏对付大规模“讨伐”的战斗经验,采取了分头迎击,处处设防的方法,结果分散了兵力,龙王庙、尖山窑等许多据点相继失守,民众自卫军人员伤亡过半,仅剩5000 余人。邓铁梅派人来告诉李振远:敌人开始扫荡了,他们将受安东和凤城两股敌人的夹击,意在消灭民众自卫军,邓铁梅告诉他们,一定要粉碎敌人的阴谋。李振远把部队分成若干分队分散出击,周凤梧指挥一队,唐佐力指挥另一队。这次与敌人转战了一个半月,在多次遭遇战中,不论是那种情况,他们都利用地形做掩护,一再奋力突围,冲垮了敌人的部署,终于胜利穿过安奉铁路,转移到了丁岐山休整,他们仅剩不足900人。
邓铁梅带领民众自卫军转移至马道沟休整,邓铁梅和将领们重新制定作战方案,向敌人发起反击。民众自卫军首先向文家街的敌人发动攻击,经过一夜激战,日军退到红花岭,自卫军乘胜追击,敌人借山高林密加以还击,自卫军奋勇向前,日军丢下50余具尸体向尖沙窑逃窜。12月底,邓铁梅亲率大军,苗可秀带领学生大队做先锋,经过一天一夜战斗,民众自卫军攻占尖沙窑。至此,东北民众自卫军粉碎了日伪军的第一次大“讨伐”。
日本把东北变成巩固后方。向东北大量增兵,加紧对东北抗联和各种抗日力量的“围剿”。同时,日本还将山区的老百姓都赶进“集团部落”,围上栅栏和铁丝网,控制老百姓的出入,切断各抗日队伍与群众的联系,东北抗日斗争进入了艰苦阶段。游击大队为了对付日军的封锁,采用了两种作战方案:一种是配合主力的武装斗争,另一种是坚持敌后斗争。为了站住脚,游击大队广泛联系群众,在城镇和农村建立了外围组织,并派人打进伪保甲和伪军警内部,或把伪保甲人员拉过来为游击大队工作。
在安东(丹东)市区的“亨大号”联络点是独立游击大队的大队部,领导成员经常在此开会,商议各项工作。“亨大号”的经理在商会注册的名字叫李默菊(李振远),账房先生是栾文,以出售电料、自行车为掩护。鸿顺客栈是李振远伯父李献顺租房开的客栈,还有一部电话,住客多是秧丝工人。鸿顺客栈成为独立游击大队从事抗日活动的联络点和掩蔽所,也是独立游击大队轻伤员养伤的地方,它在独立游击大队开展抗日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客栈负责人是李贡芝,公开身份是鸿顺客栈的职员。在九道沟丝房旁边还成立了拳房,公开招收习武学生,最多时有70余人,其中抗日大刀队队员就有30多人。在东坎子盖了一座伤员隐藏治疗所。那是李振远父亲帮助独立游击大队租用一块地,盖了五间暖房,种上菜,如大蒜等既能起掩护作用,又能有一定收入。在下面挖了一个秘密地窖,与火炕隔开。他们还找了一位懂得医治外伤的人,既当大夫,又当管理员,他们还准备了不少药品,伤员住在这里既能得到治疗,又安全,多则可以住30多人。这个隐蔽治疗所为独立游击大队医治伤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3年 4月 15日,敌人纠集大批兵力,分兵多路再次向民众自卫军扑来,这第二次大“讨伐”敌人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所到之处,建据点、修公路,实行保甲连坐法,妄图割断自卫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民众自卫军步步后退,战斗部队只剩 1000余人。抗日部队与群众几乎完全隔绝,活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力量,邓铁梅带领部队进入深山密林与敌展开游击战。
为了粉碎敌人的“讨伐”,游击大队协同邓铁梅部进行了反讨伐的战斗。游击大队主要任务是牵制敌人,打破敌人的合围,策应邓铁梅部的转移。李振远带领200多人,组成三个分队,采取分散出击战术,利用打埋伏和地雷战等各种手段阻击敌人。这次反“讨伐”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到后来,弹药几乎都打光了,最后战斗主要是靠近战,大刀队的大刀派上了用场,这场艰苦的战斗杀伤100多敌人。然而游击大队伤亡也很惨重,到基地时,已减员过半。部队经过休整,等到青纱帐起来后,李振远他们又立即集中了300多人,拨掉了敌伪在“讨伐”中安下的几个据点。
1933年6月,为了摆脱 “大讨伐”,邓铁梅部队曾与关内红军取得了联系,但相隔太远,无法相互支援。但邓铁梅部和唐聚伍抗日自卫军内都有共产党员,因环境特殊,他们没有公开身份。李振远并不知情,他仍然一边打仗,一边坚持寻找中国共产党。
1933年7月间,敌人对安东、岫岩、庄河三角地带又进行了第三次“讨伐”战。敌人守备队第四大队长坂津率领两个日军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还有伪军李寿山全部和于芷山一部,总兵力达5000余人,他们采用多路合击的战术,妄图消灭南满抗日义勇军主力邓铁梅部及这一带其他抗日义勇军。邓铁梅亲自调动兵力,以密集的火力组织突围,在部队猛烈的攻击下,包围圈被打开了一个缺口,邓铁梅率部刚突出去,又被另一部敌人包围。邓铁梅命令游击大队拖住敌人,周凤梧和唐佐力领导游击大队主力近1000人,已经处于汤山城、高丽门、凤城三路敌人的夹击中,他们边打边走,在运动中大量杀伤敌人,但敌人的兵力仍不断增加,尾追不舍,企图把游击大队全歼。8月初,包围圈越来越小,情况越来越紧张,李振远从安东带领20多名援兵带着武器弹药和大量自制手榴弹、地雷赶来与主力汇合。李振远指挥部队采取大迂回的办法,试图甩掉敌人的追击。每天都要走很多路,边打边走,一两天也吃不上一顿饭,不少同志掉了队,部队只剩七八百人。李振远让部队避开大路,钻进大山沟里。不久,有人来报:“王司令,发现了一个小村子。” 李振远让部队就地休息,派出侦察小分队前去村子查看。不一会,侦察小分队回来报告,村里无人,村子没有战火痕迹,村头有一户大人家, 部队可以在那里休息。李振远让部队进村,周凤梧派出了警戒。李振远在村子四处查看,侦察小分队说的没错,大户人家院墙高大而且完好无损,前后两个院子很大,后院是一排平房,部队全能进来。战士们一进来,一个个挤在一起席地而睡,他们实在是太累了。火头军老张到处找粮食,在后院的牲口棚里找到一点粮食,但只够做稀饭的。火头军已是非常高兴了,战士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吃到粮食了,他们马上忙活起来。李振远和栾文等人进了屋子,也休息了。周凤梧不放心,又去查了一遍哨,回来后,也困的打起盹,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大约下午4点来钟的时候,院子里突然有人喊了一声:“有情况! ”战士们哗的一下拿起枪, 屋子里的人也全惊醒了,李振远和大家一起冲出屋子。李振远一看,院墙上站着一些人,院门也被人家打开了。一看就知道,部队的哨兵全被人家摸了,看来人家道是很熟的。“请你们当家的出来说话!”一个土匪叫喊着。李振远暗想,这是碰见黑道上的人了,他们不是鬼子,没办法和他们动手。李振远马上拱手上前一步说:“不知是那位朋友,我们多有打搅,请多原谅。” 院门口站出来一位四十来岁的黑汉子,“你们私自闯入我的地盘,连一声招呼都不打,什么意思。” 李振远又上前一步,把鬼子怎样追击,他们怎样突围的事说了一遍,最后告诉他们,部队只是借住一晚,明日开拔。黑汉子又问他们是那个地盘的,李振远说:“我们是游击大队,我叫王爱民。” 黑汉子上下打量着李振远问:“你就是那个特别能打鬼子的王司令,这么年轻。” 李振远说:“在下正是。”黑汉子不相信,他说:“道上有道上的规矩,胜者为王,败者寇,咱们打杆子,谁赢了谁就在这里休息,谁输了谁就给老子滚。”也就是说,谁先打着对方竖起的杆子,谁就是赢家。李振远心想,为战士们争取一个休息的地方,我也一定要赢。双方都把兵撤出院子,李振远带着栾文在东墙边,黑汉子带人在西墙边。院外鸦雀无声,几百双眼睛都看着院墙。李振远让栾文拿一个杆子举着自己的帽子在墙边露出一点,李振远却藏在另一头看着对方。黑汉子看见帽子,端好枪,只等对方竖杆,可等了半天,没见竖起来,有人说:“当家的,游击大队怕输,不敢竖杆,咱们竖,他们打不着,也还是输。” 黑汉子心想也对:“竖杆。”话音刚落,只听“啪”的一声清脆的枪响,杆被打中了,两边的人都欢呼起来。黑汉子说:“好啊,干脆利索,人家是真本事,我服了,撤。王司令,后会有期”。李振远看着浑身是土的一百来号人,慢慢往村外走,就知道他们也跑了很多的路。“等等。”李振远让火头军老张去舀一桶粥。老张有些迟疑的嘟囔着:“咱还不够,还给他们。”李振远说:“不够可掺点水,都是抗日的,快点去,这是命令。”老张只好回去,不一会就提来了一桶粥,李振远说:“不多,先垫点吧。”黑汉子眼睛湿润了,现在的粥比金子还珍贵啊。黑汉子告诉李振远,这个山沟很少有人知道,短期不易被发现,可在此驻扎。李振远说部队要出去牵制鬼子,减少邓铁梅主力的压力,感谢他们的好意。第二天下午,趁着天还没黑,游击大队又转移到新的地方和鬼子作战了。游击大队就这样和敌人兜了近一个月的圈子。
9月间,李振远在指挥部队穿插过程中,在太阳沟一带不慎又被敌人包围。情况万分危急,李振远当即决定带一个分队挺进帽盔山,以诱惑敌人,掩护大部队突围。游击大队立刻分成三路,副队长于德水和分队长兼机枪手牛福星、王秉章等100余人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李振远带领100余人,甩出手榴弹,敌人被炸蒙了,趁着烟雾,他们冲出敌人的包围,边走边打,向帽盔山进军,把敌人也引向帽盔山,李振远让栾文跟着游击大队主力向相反的方向突围。由于敌众我寡,副队长于德水等阻击分队的战士全部壮烈牺牲。李振远带领的100多人刚进帽盔山,就被敌人的骑兵部队追上,他们只有拼命往山上跑,正跑着,李振远突然感到背后一阵剧痛,背上挨了一马蹄子,他站立不住倒了下去,就在倒下去的一瞬间,他的后颈部被敌人骑兵砍了一刀。当他醒来的时候,鬼子正在清理战场,他们往每个义勇军战士的身上再补上一刺刀。他的警卫员腿上也受了伤,可警卫员为了掩护他,有意倒在他的身上。鬼子用刺刀刺进警卫员腹部,警卫员壮烈牺牲了,但他还死死压着李振远。鬼子搬不动他俩,就只好往李振远的小腿上刺了一刀,李振远趴在地上忍住剧痛,一动不动,鬼子以为他已死了,就撤走了。他慢慢的爬起来,举目一看,四周的战友全部牺牲,没有一人投降。他往山上爬了一会,因失血过多,又昏过去了。后来,大部队派栾文来找他们,栾文在山上找到他时,见他浑身上下都是伤,栾文给大队长的脖子简单包扎一下,马上下山找来当地老乡,把李振远救走了。游击大队主力突围后,连夜袭击了秋木庄火车站,打死了不少敌人,之后穿过铁路东进。游击大队沿着帽盔山北麓北上,转移到丁歧山。冬天快到了,敌人也不得不狼狈的退兵了。到1933年10月,历时80余天的反讨伐战斗结束了,游击大队共杀伤敌人400多人。游击大队取得了反讨伐的胜利,但是损失也很大,死伤400多人,唐佐力带领游击大队突围时也负了伤。□
(作者单位:解放军309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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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向抗日——组建安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931.9—1932.4)
李振远,1914年2月24日生于山东寿光县李家宋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6年,李家逃荒来到丹东,在丹东市沙河镇车站附近安家。那时沙河镇已有一些日本人,沙河镇车站就是日本人建的。日本人经常欺压中国人,日本小孩也仗着大人的势力,用石头扔打中国人,而且越打越厉害,中国警察不敢管。中国小孩更是常被日本小孩欺负。李振远在安东县立第一小学上学,每天都要过铁路,也常受日本人欺负,从小在心中埋下了仇恨日本侵略者的种子。李振远就是在这样一个备受侵略者欺凌,当局却无能为力的环境中长大的。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驻军发起进攻,执掌中国军政大权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妥协政策,日军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就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17岁的高中生李振远和一些爱国学生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了抗日学生队。他们在安东东边道林科高级中学里宣誓说:“我们要象谭嗣同那样,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永不背叛抗日学生队,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张庭轩激动的挥起臂膀唱起了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三十年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大家选举了学生队的领导,司令张庭轩,副司令董厚泉,参谋长胡京良,副参谋长李惠之(李振远)。当时学校里就有二十多人秘密参加了学生队。由于年轻和没有斗争经验,他们每天只是纸上谈兵,谁都不知道该怎样做。但不久发生的事情,逼着他们走向武装抗日的道路。
1931年9月下旬,李振远和胡京良放学后走到桥头附近时,听见有女人的尖叫声,他们跑上前去,只见一个日本警察喝醉了酒,在光天化日之下,要强奸一位姑娘,姑娘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喊。李振远朝胡京良递了个眼神,他俩一起扑上前去压着日本警察, 日本警察用力翻身压住李振远,想把他掐死,正在千钧一发之际,胡京良拿起空酒瓶子猛地向日本警察的后脑勺砸去,日本警察的脑袋被胡京良砸烂了。李振远推开日本警察的尸体,拉住胡京良站起来。“杀人啦,学生杀人啦”,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围观的人四处逃散,姑娘也被人救走了。李振远赶紧解开枪带,夺走了日本警察的手枪。之后,他俩把日本警察的尸体推下河,迅速离开了。
李振远的父亲李献玉听说前面桥头出事了,见李振远迟迟没有回家,就在码头等他。李振远天黑后,摸回了家。他把救女学生的事悄悄告诉了父亲,父亲没有责怪他,只是说:“日本人未必知道是你们干的事,把衣服赶紧换了,明天上学去,装着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以后要加小心”。第二天,李振远赶到学校时,各班学生正在集合,校长开始清点人数。不出父亲所料,日本警察并不知道是谁干的。校方也怕日本警察还来找麻烦,就把没来上学的同学全开除了。胡京良没来上学,也被开除了。
在课间,学生队司令张庭轩悄悄走到李振远的背后:“真棒,你们是好样的,咱们有枪了”。“我从小习武,还差点被喝醉的日本警察掐死,日本警察可不好斗,咱们要搞武器,才能不受欺负。”李振远压低了声回答。“从筹备组建学生队起,我的目标就是武装起来与日本人干,咱们急需要枪支弹药。”张庭轩继续说:“放学后,咱们找个地方,筹划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的事情。”李振远点点头。过了一段时间,邢国华、纪玉书和李宝才等也弄到了枪。有了武器,抗日学生队开始从纸上谈兵走向真正抗日战场。
1931年10月初,抗日学生队第一次与日伪军开战。一位同学提供了一个消息:离凤城15里四台子的一个据点,守军大多是附近抓来的新兵,没打过仗,到那里搞武器一定行。同学们很高兴,有枪的同学拿枪,没枪的同学拿棍子,他们冲进丝毫没有防备的四台子伪军据点。伪军被打蒙了,四处逃窜,学生们成功攻占了据点,他们在据点还找到了一些枪支和子弹。攻下四台子据点使学生队名声大震,学生队打响了九一八事变后丹东民众抗日的第一枪。当地的一些农民闻讯赶来参加抗日学生队。过了几天,抗日学生队得知四台子附近还有一个据点,便化装成老百姓,到四台子附近两间没人住的破房子去侦察这个伪军据点的情况,刚进破房子,就看到从四台子方向沿铁路线走过来一个日本铁路巡逻队。正进退两难之际,李振远带几个人绕到敌人侧面,把手榴弹猛然向敌人投去,董厚泉、胡京良他们立刻借机向敌人正面猛冲过去,敌人被打懵了,丢下武器,向凤凰城方向仓惶逃去。学生们捡起敌人丢下的武器,高高兴兴的进了凤凰山。在凤凰山下,有的同学躺在地上呼呼大睡,有的靠在石头上打盹。董厚泉没敢睡,到四处查看, 快到黄昏时,他发现敌人从四面悄悄的包围了上来,他赶紧叫起同学们。这时天很快黑下来,他们趁着敌人还没靠近,迅速抢占东山坡,占领了有利地形。一部分同学阻击敌人,另一部分同学在山坡上找到大松树,把农民在山上打柴用的绳子绑在树上,顺着绳子滑下山去,他们靠着地形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931年10月至11月, 学生队发展到了100多人,他们主要分成几个小组,以偷袭小股敌人为主。袭击小股敌人一般成功率较高,但也有不顺利的时候。有一次,李振远打听到日本人的一个据点里,只有十来个人,武器好,还有一挺歪把子(轻机枪)。李振远立即带上二十多人来到据点外围。李振远叫上一名队员,溜进据点后面的厕所里,准备从厕所的窗户摸进据点,打开据点的大门。李振远刚爬进厕所,突然,一个日本人提着裤子,哇哇大叫的冲出厕所,敌人的机枪、步枪一起打响。目标已经暴露,李振远赶紧率部队撤离。后来日本人也学聪明了,让老百姓在据点周围挖了深沟,灌了水,冬天水又结冰,很滑,部队根本无法靠近。
冬天到了,没有青纱帐的掩护,学生队的活动也少了。有的同学回校继续上课,有的同学到别的地方打工,挣些钱买武器。李振远也回学校上课了。1931年12月初的一天,董厚泉找李振远商量怎么解决抗日学生队缺乏武器的问题,他们决定找李振远的父亲帮忙。李振远告诉父亲说:“队伍需要武器,每次打完仗,缴获一些,但在第二次打仗时子弹又用光了。因此,单靠缴获敌人的武器是不能满足队伍需要的。”李献玉深知他们干的是爱国的大事,可还是为这群孩子担心。李振远安慰父亲:“有志不在年高。诸葛亮弃琴书别垄亩,纵横天下也不过27岁。我们要学岳飞精忠报国,不赶走日本侵略者誓不罢休。”李献玉长叹了一口气说:“无情岁月催人老啊,我不可能和你们一起打日本人了,不过我可以想办法帮忙的。”李献玉原来是铁路上一名扳道叉的工人,后经人介绍在太平洋保险公司谋到一个差使,因而认识一些商人。不久,李献玉凑齐了买武器的钱。李振远带上队友李宝财,跟随李献玉一起回山东老家买武器。他们到了山东才知道武器在这里也被控制得很严,根本买不到,即使买了,也运不出山东。不过,他们学会了制造子弹的方法。他们购买到了火药并安全的运回了东北。
回来后,李振远忙着做弹药,没有回学校和家里,这引起了亲日分子的怀疑。他们向日本宪兵队告密说:李献玉的儿子是抗日义勇军。日本宪兵队不问青红皂白,将李献玉抓走关了一个月,敌人什么也没得到,只得把老人放了。从此,李振远不敢回家,也不能上学了,并且把名字改为“王爱民”,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1932年l月,抗日学生队通过冬天的休整,已经发展到200余人。张庭轩牺牲后,司令一职由周风格接任,副司令董厚泉,参谋长胡京良,副参谋长王爱民(李振远)。抗日学生队下设三个中队,中队下设分队,还有一个学生队和别动队。1932年2月,董厚泉率部攻打九连城,极大震动了敌人。抗日学生队又相继攻打了本溪、东沟、大东沟、蛤蟆塘等地,袭击了蔡家沟警察派出所,接应了三道沟浪头警察中队一个班的起义。这一时期,队伍人数增加到了五百人。在一次召开队领导会议时,李振远提出了一方面要找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要找东北其它抗日义勇军,必要时可联合作战。他告诉大家,共产党是人民大众的党,抗日最坚决,咱们要想赶走鬼子,就得请他们来。胡京良和董厚泉都支持他的意见,李振远立刻派人着手办理这两件事。
1932年2月,李振远装扮成一个拾粪的,在大路上不慌不忙地走着,远处来了十几辆马车,一些伪军坐在车上,不一会儿,第一辆马车来到了他跟前。“拾粪的,你他妈的给我让开!”一个伪军喊到。“我给你让!”李振远一边说,一边从怀中抽出盒子枪,“叭”,“叭”两枪,两个伪军滚下车来。刹那间,枪响四起,大路两边的庄稼地里冲出许多游击队员,仅用了十几分钟就结束整个战斗,游击队得到了十多杆枪和一些弹药。李振远命令:“清理战场,马上转移。”一名游击队员带来了被敌人抓的三个人质,他们是一家人。谢老大是安东市商人,妇女是他的老婆,年轻姑娘是他妹妹。谢老大十分感谢游击队解救了他们,愿意支持游击队抗日,一定要给游击队一些钱。李振远告诉他,钱倒没什么,眼下最缺的是枪支弹药。谢老大说:“这好办,在我乡下的家里恰巧埋了两支步枪和一些子弹,是我买来防身用的,什么时候你们来,我把它挖出来送给你们,也算我为抗日尽的微薄之力。”不久,李振远带人去他们家,取走了枪和子弹。
1932年3月,李振远认识了由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到东北进行抗日活动的满连捷。由于他们这只队伍不仅有学生,还有工人,参加人数最多的是当地的农民,满连捷建议把抗日学生队改为安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此安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经董厚泉提名,大家一致同意由李振远担任主席;作战处主要由唐佐力负责;军需后勤处由董厚泉负责;人事军训处由张凤竹负责;宣传处由张连仲负责。
4月初的一天晚上,李振远和栾文两人出去联系事情,不想迎面碰上了一队巡逻的日本鬼子,鬼子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押着他们走向鸭渌江。李振远明白:鬼子要杀掉他们,他转过身,就在鬼子喊叫着端起步枪刺向他时,他一侧身,双手抓住枪管,飞起一脚,将鬼子踹倒,将枪夺到手中。这时,另一个鬼子锋利的刺刀刺进了他的右臂,他顾不上许多,拔出刺刀,向鬼子投去的同时,转身跳入鸭绿江中。栾文和他一样,踹倒了另一个鬼子,也跳入鸭绿江中。一入水,李振远立刻向右一转,顺水而下,潜游了八十多米,才把头露出水面。他看见鬼子一个劲地向着栾文下水的方向开枪,他怕敌人击中栾文,便端起枪,向鬼子射击,当鬼子掉转枪口向他打来时,他又潜入水中,向下游去。摆脱鬼子后,李振远上岸向北跑去,他把枪埋起来,做了标记,带伤走了七十里,有些支持不住了,抬头一看,刚巧到了谢老大在乡下的家。
他上前敲门,两个女人为他开了门。她们见恩人来了,十分热情地帮他换了衣服,包扎了伤口,谢老大的妹妹谢瑞玲端来了热气腾腾的鸡汤给他喝。由于伤口感染,他发了高烧,昏睡了三天三夜。谢瑞玲每天用盐水给他洗伤口,在谢瑞玲精心照顾下,第四天,李振远的烧退了,伤口开始愈合,体力也逐渐恢复了过来。在以后的交谈中,李振远得知谢瑞玲在中专念书,学的是经济专业,在学校里,她就参加了抗日学生运动,是要求进步的好青年。谢瑞玲向李振远表达了钦佩之情,同时表示愿意以身相许,跟着他抗日。李振远感到突然,他沉思了一会,还是真诚的劝导谢瑞玲说::“我们是抗日的队伍,我随时都会牺牲,我不能耽误你,你还是选择他人吧。”谢瑞玲说:“我不怕,我也想参加共产党,我也要参加抗日。”李振远说:“参加抗日,会牵连你的家人,你大哥会同意吗?”她回答说:“已经和大嫂说过了,大嫂支持我的选择。”她转身请来大嫂为她做主。就这样,在大嫂的主持下,李振远和谢瑞玲完婚了。李振远第一次感到有小家的温暖,谢家也成为抗日学生队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二、 联合抗敌——东北民众自卫军的独立游击大队(1932.4—1934.6)
1932年4月下旬,王爱民(李振远)联系上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邓铁梅原名邓古儒,字铁梅,1893年出生于本溪市一个满族家庭,自幼就爱读书,曾任凤城县公安局长,1929年被免职。九一八事变后,他亲眼看到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给中华民族造成的严重后果。大批东北军官兵含泪撤进关内,溃军难民蜂拥而至,到处是惊慌和混乱的局面。这一切激起了邓铁梅的爱国热情,他气愤地说:“政府无能当政,军队有土不守,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我们宁肯被打倒,也不能被吓倒,不能俯首甘当亡国奴。”当时,凤城县已被日军占领,日伪勾结,沆瀣一气,大肆镇压爱国同胞,各阶层广大人民群众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无不怒发冲冠,抗日热情日益高涨。1931年10月中旬,邓铁梅同云海清来到离县城130华里的凤城4区小汤沟顾家堡子举事,创建了东北民众自卫军。由于民心所向,1931年12月,东北民众自卫军已达到1500余人,建制上分3个大队和一个全由精壮汉子组成的大刀队。
邓铁梅与东北民众自卫军政治工作部主任邹大鹏等和李振远畅谈许久,他们详细询问了李振远部队的编制和作战情况。当问到根据地情况时,李振远说:“平时只有小分队活动,战时就可把队伍集聚到一起,有500人左右”。邹大鹏插言到:“这倒是一个新方法,部队不用筹集那么多吃的,省去不少事,小分队作战还可机动灵活”。李振远说:“我们还有一个小医院和一个小的训练基地”。邹大鹏称赞不已。于是就把李振远所在部队正式改编为东北民众自卫军独立游击大队, 李振远被任命为团级游击大队队长,后来更名为东北抗联安东特别支队。
此后一个时期,游击大队的主要任务是配合邓铁梅部主力进行战斗。1932年5月,游击大队配合邓铁梅部攻打了龙王庙镇。龙王庙是一个近千户的大镇,镇内有商号120余家,是凤城南部、庄河北部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占据此地,不仅解决了自卫军的粮食给养问题,更重要的是切断了凤城之敌的供给线。经过研究,邓铁梅下定决心,龙王庙势在必夺。邓铁梅调动部队于凌晨借夜色掩护包围了龙王庙镇并向其发起攻击。龙王庙镇周围有外壕,还有铁丝网的围墙,敌人防守十分坚固。民众自卫军以大刀队为先导突破北门,冲入镇内街巷,并以重火力击毁敌人的碉堡和兵营,尚在梦中的日伪军被惊醒,四处逃窜,100多名日伪军被击毙,很多敌人在渡河逃跑时被淹死。伪军司令李寿山混于乱军之中逃出了镇子,向大孤山逃去。东北民众自卫军占领龙王庙和周边地区后,邓铁梅遂将司令部移往龙王庙镇。伪军司令李寿山逃出镇子后,在大孤山设立了司令部,与邓铁梅部隔大洋河相对峙。李振远所在游击大队消灭敌伪靖安军20余人,缴获自动步枪、长短枪10余支。
1932年6月,游击大队在石城子附近打伏击,打死敌人后卫队一名营长,得到一架望远镜和10余支枪;7月,游击大队配合邓铁梅部队收复了黄土坎,消灭敌人30余人,缴获长短枪20余支。邓铁梅部在此建立了游击据点,在这些据点里设立了战地医院、被服厂、印刷厂、制币厂、饷捐局,制定了税收、财政、粮食政策和对伪军的政策。
1932年8月初,李振远第二次在鸿顺客栈和满连捷同志见了面,满连捷给他们带来了一些进步书籍,如《共产党宣言》等。李振远向他谈了自己已经读过《共产党宣言》了,也讲了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决心和派人去山东烟台找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这时满连捷笑着说:“你们还跑那么远的地方找, 共产党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李振远告诉满连捷, 他们早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把鬼子赶出中国去。满连捷也告诉他们,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组织,他也愿意介绍他们入党,胡京良、张连仲和李振远三个人当即写了入党申请报告,交给了满连捷。大约8月底,李振远和满连捷第三次见面,满连捷严肃地告诉李振远,上级党组织已批准李振远他们三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李振远三人在鸿顺客栈进行了入党宣誓。满连捷走后,李振远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向胡京良建议:“咱们庆祝一下吧。”“好,走。下馆子去。”他们不敢喝酒。也不敢乱花钱,要把每一分钱省下来,买武器。为庆贺入党,他们只是到比较僻静的半截沟饭馆吃了一大碗面。他们商量下次过小组生活时,到八角亭见面,那里不仅安静,而且离山近,发现情况也好撤离。
1932年9月, 邓铁梅命令游击大队掩护唐聚伍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转移。李振远将部队分成几支二三十人的小分队,分散活动,以伏击战和地雷战袭击敌伪军和敌运输队,配合唐聚伍部突围。游击大队坚持了二十余天,炸毁敌人大量弹药,打死了一些日伪军,保证了唐聚伍部主力顺利向西转移。
1932年10月,满连捷第四次来安东,李振远告诉他,游击大队的抗日活动范围已不限于安东,提议扩大队伍。满连捷表示同意,但要请示上级。满连捷离开安东后,一直没有再回来。
10月26日,邓铁梅命李振远部配合攻打大孤山镇,邓铁梅亲率1000余人与刘景文义勇军800多人围攻李寿山龟缩的大孤山镇28天,消灭伪军200多人。此后,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兵力达到一万多人,分为8个团。游击大队人数也增加到二千余人,下设八个队即大刀队、爆破队、别动队及五个游击分队。
1932年11月,东北进入了漫长的冬季,千里冰封,一眼就能望出十几里,部队根本无法活动,游击大队马上化整为零藏到农村和山区进行休整。李振远为了筹集部队活动经费找了一份临时工作,他和胡京良在丹东电业局谋得一份差事,在那里工作的工人工资太低,生活很苦,他们悄悄组织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取得了罢工的胜利,每人每天增加了8分钱,他们的行动赢得了工人的信任,这里也成为游击大队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工人们给义勇军弄到了不少电线,利用查漏电补交的钱给部队买了药品。
漫长的冬季就要过去了,李振远他们开始制定部队的下一步行动计划,有一个要紧的情报需要送出去,但是要经过二道沟日本鬼子的封锁线。提起二道沟的日本哨卡, 当地老乡叫它“鬼门关”。 哨卡里有鬼子一个班,共12个人,经常刁难中国人,随便找借口杀人,老乡对他们都恨透了。怎样才能把情报送过去,李振远有点犯愁,谢瑞玲主动请缨说:“我是女的,他们不会怀疑。”这样,她默记了情报,挎上蓝子,挺着怀孕7个月的肚子去了。天色已很晚了,谢瑞玲还没回来, 李振远十分担心,他暗想,送情报只需半天的时间,谢瑞玲走的再慢,天黑前也应该回来了,难道她留在那里过夜了?李振远深知,天一黑,日本鬼子在哨卡里乱放枪,已经打死很多人,老百姓是不敢出门的。李振远就一直这样左思右想,一夜未眠,等到天明。第二天一早,派人到县城里打听消息才知道,谢瑞玲传到口信后,就直接回来了。不久人们都在传说着一个可怕的消息,二道沟的日本鬼子又放出狼狗咬人了,咬死的是一个孕妇,日本鬼子还用刺刀挑开孕妇的肚子,肠子都流出来了,肚子里的孩子还在动,他们又补上一刀,太残忍了。噩耗传来,李振远不敢相信,又派人到城里打听,一位认识谢瑞玲的老百姓讲:谢家姑娘回来时,天快黑了,她急着赶路,碰见日本鬼子要调戏她,她不从,鬼子就放出了狼狗,谢瑞玲确实被杀害了。好心的老乡把谢瑞玲的尸体埋了。李振远对于谢瑞玲的牺牲,悲愤不已。才半年的时间,日本鬼子就弄得他家破人亡。李振远发誓要报仇。第二天傍晚,李振远和栾文向二道沟走去,两个日本鬼子端着枪拦住了他们,李振远抬手两枪,打死了他们,转身就跑,两条狼狗窜了出来,李振远回身一脚,踢在一条狗的下巴上,抬手一枪,将另一条狗打死。天快黑了,日本鬼子没敢追来。日本鬼子一连好几天没敢出来。老百姓们高兴的暗下相传: “义勇军为咱老百姓出气了。”可没过几天,日本鬼子又猖狂起来,于是又有两个日本鬼子被打死,日本鬼子又补充兵源加强戒备。又过了几天,又有两个日本鬼子被打死,……就这样一共死了十二个,正是哨卡原有的人数。日本鬼子吓坏了,不敢在二道沟设卡了。
随着日本侵略军对东北军事占领逐渐扩大,各大中心城市、军事重镇、交通要道都被日伪军占领。日伪当局在采取各种“怀柔招安”政策的同时,对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武装实行了大规模的武装“围剿”。1932年12月,日伪当局急调日军第2师团和独立守备队第3、4大队及伪军1万余人,从盖平、海城、岫岩、本溪、凤城、安东等地向辽东南三角区的龙王庙、尖山窑等地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讨伐”。由于敌人兵力过于强大,加之民众自卫军缺乏对付大规模“讨伐”的战斗经验,采取了分头迎击,处处设防的方法,结果分散了兵力,龙王庙、尖山窑等许多据点相继失守,民众自卫军人员伤亡过半,仅剩5000 余人。邓铁梅派人来告诉李振远:敌人开始扫荡了,他们将受安东和凤城两股敌人的夹击,意在消灭民众自卫军,邓铁梅告诉他们,一定要粉碎敌人的阴谋。李振远把部队分成若干分队分散出击,周凤梧指挥一队,唐佐力指挥另一队。这次与敌人转战了一个半月,在多次遭遇战中,不论是那种情况,他们都利用地形做掩护,一再奋力突围,冲垮了敌人的部署,终于胜利穿过安奉铁路,转移到了丁岐山休整,他们仅剩不足900人。
邓铁梅带领民众自卫军转移至马道沟休整,邓铁梅和将领们重新制定作战方案,向敌人发起反击。民众自卫军首先向文家街的敌人发动攻击,经过一夜激战,日军退到红花岭,自卫军乘胜追击,敌人借山高林密加以还击,自卫军奋勇向前,日军丢下50余具尸体向尖沙窑逃窜。12月底,邓铁梅亲率大军,苗可秀带领学生大队做先锋,经过一天一夜战斗,民众自卫军攻占尖沙窑。至此,东北民众自卫军粉碎了日伪军的第一次大“讨伐”。
日本把东北变成巩固后方。向东北大量增兵,加紧对东北抗联和各种抗日力量的“围剿”。同时,日本还将山区的老百姓都赶进“集团部落”,围上栅栏和铁丝网,控制老百姓的出入,切断各抗日队伍与群众的联系,东北抗日斗争进入了艰苦阶段。游击大队为了对付日军的封锁,采用了两种作战方案:一种是配合主力的武装斗争,另一种是坚持敌后斗争。为了站住脚,游击大队广泛联系群众,在城镇和农村建立了外围组织,并派人打进伪保甲和伪军警内部,或把伪保甲人员拉过来为游击大队工作。
在安东(丹东)市区的“亨大号”联络点是独立游击大队的大队部,领导成员经常在此开会,商议各项工作。“亨大号”的经理在商会注册的名字叫李默菊(李振远),账房先生是栾文,以出售电料、自行车为掩护。鸿顺客栈是李振远伯父李献顺租房开的客栈,还有一部电话,住客多是秧丝工人。鸿顺客栈成为独立游击大队从事抗日活动的联络点和掩蔽所,也是独立游击大队轻伤员养伤的地方,它在独立游击大队开展抗日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客栈负责人是李贡芝,公开身份是鸿顺客栈的职员。在九道沟丝房旁边还成立了拳房,公开招收习武学生,最多时有70余人,其中抗日大刀队队员就有30多人。在东坎子盖了一座伤员隐藏治疗所。那是李振远父亲帮助独立游击大队租用一块地,盖了五间暖房,种上菜,如大蒜等既能起掩护作用,又能有一定收入。在下面挖了一个秘密地窖,与火炕隔开。他们还找了一位懂得医治外伤的人,既当大夫,又当管理员,他们还准备了不少药品,伤员住在这里既能得到治疗,又安全,多则可以住30多人。这个隐蔽治疗所为独立游击大队医治伤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3年 4月 15日,敌人纠集大批兵力,分兵多路再次向民众自卫军扑来,这第二次大“讨伐”敌人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所到之处,建据点、修公路,实行保甲连坐法,妄图割断自卫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民众自卫军步步后退,战斗部队只剩 1000余人。抗日部队与群众几乎完全隔绝,活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力量,邓铁梅带领部队进入深山密林与敌展开游击战。
为了粉碎敌人的“讨伐”,游击大队协同邓铁梅部进行了反讨伐的战斗。游击大队主要任务是牵制敌人,打破敌人的合围,策应邓铁梅部的转移。李振远带领200多人,组成三个分队,采取分散出击战术,利用打埋伏和地雷战等各种手段阻击敌人。这次反“讨伐”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到后来,弹药几乎都打光了,最后战斗主要是靠近战,大刀队的大刀派上了用场,这场艰苦的战斗杀伤100多敌人。然而游击大队伤亡也很惨重,到基地时,已减员过半。部队经过休整,等到青纱帐起来后,李振远他们又立即集中了300多人,拨掉了敌伪在“讨伐”中安下的几个据点。
1933年6月,为了摆脱 “大讨伐”,邓铁梅部队曾与关内红军取得了联系,但相隔太远,无法相互支援。但邓铁梅部和唐聚伍抗日自卫军内都有共产党员,因环境特殊,他们没有公开身份。李振远并不知情,他仍然一边打仗,一边坚持寻找中国共产党。
1933年7月间,敌人对安东、岫岩、庄河三角地带又进行了第三次“讨伐”战。敌人守备队第四大队长坂津率领两个日军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还有伪军李寿山全部和于芷山一部,总兵力达5000余人,他们采用多路合击的战术,妄图消灭南满抗日义勇军主力邓铁梅部及这一带其他抗日义勇军。邓铁梅亲自调动兵力,以密集的火力组织突围,在部队猛烈的攻击下,包围圈被打开了一个缺口,邓铁梅率部刚突出去,又被另一部敌人包围。邓铁梅命令游击大队拖住敌人,周凤梧和唐佐力领导游击大队主力近1000人,已经处于汤山城、高丽门、凤城三路敌人的夹击中,他们边打边走,在运动中大量杀伤敌人,但敌人的兵力仍不断增加,尾追不舍,企图把游击大队全歼。8月初,包围圈越来越小,情况越来越紧张,李振远从安东带领20多名援兵带着武器弹药和大量自制手榴弹、地雷赶来与主力汇合。李振远指挥部队采取大迂回的办法,试图甩掉敌人的追击。每天都要走很多路,边打边走,一两天也吃不上一顿饭,不少同志掉了队,部队只剩七八百人。李振远让部队避开大路,钻进大山沟里。不久,有人来报:“王司令,发现了一个小村子。” 李振远让部队就地休息,派出侦察小分队前去村子查看。不一会,侦察小分队回来报告,村里无人,村子没有战火痕迹,村头有一户大人家, 部队可以在那里休息。李振远让部队进村,周凤梧派出了警戒。李振远在村子四处查看,侦察小分队说的没错,大户人家院墙高大而且完好无损,前后两个院子很大,后院是一排平房,部队全能进来。战士们一进来,一个个挤在一起席地而睡,他们实在是太累了。火头军老张到处找粮食,在后院的牲口棚里找到一点粮食,但只够做稀饭的。火头军已是非常高兴了,战士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吃到粮食了,他们马上忙活起来。李振远和栾文等人进了屋子,也休息了。周凤梧不放心,又去查了一遍哨,回来后,也困的打起盹,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大约下午4点来钟的时候,院子里突然有人喊了一声:“有情况! ”战士们哗的一下拿起枪, 屋子里的人也全惊醒了,李振远和大家一起冲出屋子。李振远一看,院墙上站着一些人,院门也被人家打开了。一看就知道,部队的哨兵全被人家摸了,看来人家道是很熟的。“请你们当家的出来说话!”一个土匪叫喊着。李振远暗想,这是碰见黑道上的人了,他们不是鬼子,没办法和他们动手。李振远马上拱手上前一步说:“不知是那位朋友,我们多有打搅,请多原谅。” 院门口站出来一位四十来岁的黑汉子,“你们私自闯入我的地盘,连一声招呼都不打,什么意思。” 李振远又上前一步,把鬼子怎样追击,他们怎样突围的事说了一遍,最后告诉他们,部队只是借住一晚,明日开拔。黑汉子又问他们是那个地盘的,李振远说:“我们是游击大队,我叫王爱民。” 黑汉子上下打量着李振远问:“你就是那个特别能打鬼子的王司令,这么年轻。” 李振远说:“在下正是。”黑汉子不相信,他说:“道上有道上的规矩,胜者为王,败者寇,咱们打杆子,谁赢了谁就在这里休息,谁输了谁就给老子滚。”也就是说,谁先打着对方竖起的杆子,谁就是赢家。李振远心想,为战士们争取一个休息的地方,我也一定要赢。双方都把兵撤出院子,李振远带着栾文在东墙边,黑汉子带人在西墙边。院外鸦雀无声,几百双眼睛都看着院墙。李振远让栾文拿一个杆子举着自己的帽子在墙边露出一点,李振远却藏在另一头看着对方。黑汉子看见帽子,端好枪,只等对方竖杆,可等了半天,没见竖起来,有人说:“当家的,游击大队怕输,不敢竖杆,咱们竖,他们打不着,也还是输。” 黑汉子心想也对:“竖杆。”话音刚落,只听“啪”的一声清脆的枪响,杆被打中了,两边的人都欢呼起来。黑汉子说:“好啊,干脆利索,人家是真本事,我服了,撤。王司令,后会有期”。李振远看着浑身是土的一百来号人,慢慢往村外走,就知道他们也跑了很多的路。“等等。”李振远让火头军老张去舀一桶粥。老张有些迟疑的嘟囔着:“咱还不够,还给他们。”李振远说:“不够可掺点水,都是抗日的,快点去,这是命令。”老张只好回去,不一会就提来了一桶粥,李振远说:“不多,先垫点吧。”黑汉子眼睛湿润了,现在的粥比金子还珍贵啊。黑汉子告诉李振远,这个山沟很少有人知道,短期不易被发现,可在此驻扎。李振远说部队要出去牵制鬼子,减少邓铁梅主力的压力,感谢他们的好意。第二天下午,趁着天还没黑,游击大队又转移到新的地方和鬼子作战了。游击大队就这样和敌人兜了近一个月的圈子。
9月间,李振远在指挥部队穿插过程中,在太阳沟一带不慎又被敌人包围。情况万分危急,李振远当即决定带一个分队挺进帽盔山,以诱惑敌人,掩护大部队突围。游击大队立刻分成三路,副队长于德水和分队长兼机枪手牛福星、王秉章等100余人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李振远带领100余人,甩出手榴弹,敌人被炸蒙了,趁着烟雾,他们冲出敌人的包围,边走边打,向帽盔山进军,把敌人也引向帽盔山,李振远让栾文跟着游击大队主力向相反的方向突围。由于敌众我寡,副队长于德水等阻击分队的战士全部壮烈牺牲。李振远带领的100多人刚进帽盔山,就被敌人的骑兵部队追上,他们只有拼命往山上跑,正跑着,李振远突然感到背后一阵剧痛,背上挨了一马蹄子,他站立不住倒了下去,就在倒下去的一瞬间,他的后颈部被敌人骑兵砍了一刀。当他醒来的时候,鬼子正在清理战场,他们往每个义勇军战士的身上再补上一刺刀。他的警卫员腿上也受了伤,可警卫员为了掩护他,有意倒在他的身上。鬼子用刺刀刺进警卫员腹部,警卫员壮烈牺牲了,但他还死死压着李振远。鬼子搬不动他俩,就只好往李振远的小腿上刺了一刀,李振远趴在地上忍住剧痛,一动不动,鬼子以为他已死了,就撤走了。他慢慢的爬起来,举目一看,四周的战友全部牺牲,没有一人投降。他往山上爬了一会,因失血过多,又昏过去了。后来,大部队派栾文来找他们,栾文在山上找到他时,见他浑身上下都是伤,栾文给大队长的脖子简单包扎一下,马上下山找来当地老乡,把李振远救走了。游击大队主力突围后,连夜袭击了秋木庄火车站,打死了不少敌人,之后穿过铁路东进。游击大队沿着帽盔山北麓北上,转移到丁歧山。冬天快到了,敌人也不得不狼狈的退兵了。到1933年10月,历时80余天的反讨伐战斗结束了,游击大队共杀伤敌人400多人。游击大队取得了反讨伐的胜利,但是损失也很大,死伤400多人,唐佐力带领游击大队突围时也负了伤。□
(作者单位:解放军309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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