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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反对吃喝浪费蔚然成风，赴宴打包成为官民欲说还休羞羞达达半遮半掩的时尚风俗。那么“打包”究竟什么样？
闲暇时分，笔者穿越古今，领略了“打包”的前世今生，亦得知“吃不了兜着走”的趣闻轶事。现简述如下，以飨读者诸君。
现实版：
“吃不了兜着走”的副厅级老乡
上周到武汉出差，其间一位副厅级老乡在单位食堂招呼吃了一顿饭，四个人四个菜两个汤，几无剩余，只不过有一个菜可能不对北方人的口味，略有剩余而已。临走之际，这位副厅級老乡居然请服务员拿来塑料袋将剩余的饭菜打包，笔者忍不住问：“怎么？家有小狗类宠物吗？”
“你嫂子在家中，感冒不适，尚未用餐，这些饭菜滞留餐桌会被服务员倒掉的，实属可惜。这不，带回家给你嫂子，权当午餐，既避免浪费，又省去了单独做饭的劳顿，岂不两全其美吗？”
“原来这样？真想不到，你们一个是副厅级官员，一个是科局级领导，生活居然这么随意，如此简单！”众人亦错愕不已。
“这没什么。凡事只是习惯，习惯成自然。”副厅级老乡淡然释怀，“其实，不要想着官员和富商大款都是挥霍无度的，比如毛泽东一日三餐就很简单，甚至只有辣椒就行；周恩来吃饭习惯用馒头将盘子菜底菜汤擦净吃光；长期在西北工作的温家宝就餐讲究适量反对剩余，剩余时要求工作人员打包带走，温家宝还把这种节俭习惯带到了中南海……还有香港巨富李嘉诚用餐很简单，而且必将掉落餐桌的米粒菜屑捡食干净……还有央视名嘴，著名的文化人白岩松也常常‘吃不了兜着走’。再说，人生一世各有不同，我从小出生在贫困的小山村，小时候一家常常为吃穿发愁，如今虽说条件大大改善，但断然不敢忘记过去饿肚子的时日，这就是习惯……其实，‘打包’也非今人的发明，古人早就如此。比如苏东坡，比如司马光、范仲淹，多的去了。”
“哎呀！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如今在基层民众当中，特别是那些略有身份的领导干部，不习惯‘打包’，甚至鄙视‘打包’，总以为‘吃不了兜着走’有失体面，看来应当改改了。浪费才是真正可耻之事，‘吃不了兜着走’理应成为公习良俗啊！”众人错愕之后对副厅级老乡钦佩之至。
古代版：
司马光经常“吃不了兜着走”！
告别副厅级老乡，笔者随即查阅史料，找寻“吃不了兜着走”的范例。果然，寻出了端倪。不但古代如司马光一样的高官习惯“打包”，而且先古圣贤如孔夫子者，也主张“吃不了兜着走”，且视为公习良俗与美德佳行。
苏东坡写过一首长诗，里面有这么四句：
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余。
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
这四句诗写的是打包：朋友聚餐，酒足饭饱，还剩下一些饭菜，扔了可惜，有个哥们儿拾掇拾掇装起来，带回家给小孩子吃。看来，像苏东坡之类的名人雅士聚餐时也往往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啊！
那么，宋朝官场饭局上有没有人“打包”呢？当然有，司马光就是一个例子。
众所周知，司马光贵为一品宰相，声名显赫，自然不愁吃喝。可是，想不到司马光居然节俭尤甚。司马光曾在洛阳定居，请朋友们吃饭，酒不过三巡，菜不过五味，要是不尽兴，酒可以再来一壶，菜是坚决不再上的。他给这种抠门儿饭局取了个名字，叫“真率会”，意思是朋友相见应该真实、坦率、有什么就是什么，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别动不动就点燕窝鲍鱼鱼翅什么的，灌人头马、XO、上茅台五粮液、剑南春什么的，别在哥们儿面前还装什么土豪，恶俗透了。司马光重真情实感，反对矫揉造作玩虚荣讲面子搞虚情假意。
要是别人请司马光吃饭呢，司马光同样主张少点菜，够吃就行。等饭局结束，桌子上一般还剩些内容，司马光“既食而携其余”。“既食”就是饭局结束，“携其余”指的就是打包。哎哟，我的天啊！贵为一品相国，居然如此随和，不但讲究待客“一扫光”，居然带头“吃不了兜着走”，搞“光盘”行动，起初令人惊诧莫名，继尔无不钦佩敬仰。
或许有的读者会认为司马光太小气，统掌国事大权，动辙搞个“满汉全席”“富甲天下”“南北通吃”什么的豪华宴席自然不在话下，亦属常理。可是，万万想不到的是，请别人吃饭的时候他如此抠门儿，如此小气；别人请吃饭的时候他又通过打包占便宜，而且不顾相国的体面。其实司马光非常大方，他20岁就中了进士，当了几十年大领导，从来没有贪污过一分钱。宋仁宗在世时很喜欢他，赏他的金银珠宝价值百万，他一半送给了穷亲戚，一半捐给了政府，治河改地，救济贫民。他晚年在洛阳买房，居然凑不够房款，还得靠同事接济。他的结发妻子死了，他又出不起埋葬费，卖了田地才周转得开。苏东坡给他写挽联，说他去世的时候家无余钱，只剩下枕头旁边一本书。像这么有风骨有气概、视钱财如粪土的官员，现如今已是凤毛麟角，怎么能说他小气呢？
既然司马光不小气，为什么他请客的时候不多点菜、赴宴的时候又总是打包呢？他这是为了遵守古训、避免浪费。
司马光是儒家，儒家向来就有打包的传统。孔子在世时，虽然不吃火候不恰当的米饭，不吃不合乎时令的蔬菜，不吃切得不端正的猪肉，在饮食上有很多讲究，但是他提倡打包。天子宴请外宾，“既飧，卷三牲之俎归于宾馆。”宴席结束了，要把那些没吃完的猪肉、羊肉和牛肉统统打包，送到外宾下榻的酒店里去。“既食而裹其余，既遣而包其余。”亲朋好友在一块儿聚餐，要把没吃完的饭菜裹起来带回家；父母去世，儿女在墓前用好酒好菜祭奠，祭奠完了要把那些酒菜吃掉，吃不完就打包带走，千万别乱扔，不然死去的父母会不高兴。
可惜除了苏东坡、司马光、范仲淹等清廉官吏之外，大多数宋朝人都把这些优良传统丢到了爪哇国了，享乐流行，奢靡成风。据说南宋时期有位儒生赴宴，见席上半只鸭子没吃完，想打包带走，偷偷用荷叶包起来藏进袍袖里，临别跟人作揖，袖口一松，鸭子掉出来了，即遭到众人嘲笑。连一个穷儒生赴宴时“吃不了兜着走”都要受人鄙视与嘲笑，何况高官富商哪个又敢抹下面子去“打包”呢？以致于连二月河（凌解放）这样的知名作家都把宋朝归入“奢靡腐败王朝”之列。 “吃不了兜着走”的反版：
奢靡之风，是官场“潜规则”
与苏东坡、司马光、范仲淹等清廉官吏“吃不了兜着走”迥异的是，奢靡之风，成为官场的“潜规则”。
即使曾写过“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千古名句的唐朝大诗人李绅也不例外。他迫于官场压力，就“渐次豪奢”起来。据《本事诗》记载：“曾官任司空的李绅，邀好友刘禹锡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
历史学研究表明，从全世界来说，中国皇帝饮食所调动的组织之大、人力之多，是独一无二的。而明朝皇帝的宫膳系统在中国历史上的排名也是数一数二的。明代宫廷是全世界最大的食材店和餐厅。御厨每天要准备10 000～15 000人的伙食。专门负责宫廷饮食的组织，就有光禄寺、尚膳局和尚食局。只光禄寺一个机构的皇帝御膳食材采购人员和厨师的编制人数，宣德朝是9 462人，后来曾降到5 000人，到了成化年间又增长到6 484人。
这么多的采购人员和厨师，给多少人做饭呢？宫廷所有的人最根本的服务对象是皇帝夫妇、父子，但是，在宫里服务皇帝等人的太监、宫女等也都有一张嘴，都要吃饭。康熙皇帝总结明朝的教训时曾经说，明朝宫廷有宫女9000人，太监100 000人，锦衣玉食，花费怎一个钱字了得！
那么，皇帝都吃些什么饭菜呢？这里仅举宫廷豆腐一个例子。原来这豆腐根本就不是豆腐，它是用几百只鸟儿的脑髓做成的。仔细想来，这么奢靡的饭菜，这么多的人吃饭，伙食费肯定是一个大数字。宫廷御膳费用的准确数字现在几乎无法计算，但是，明宫廷一年大致花百万两银子用于吃喝不在话下。明朝灭亡后，有宫女谈到皇帝的伙食费标准，说皇帝一天的标准是3 000两银子。现在的历史学家认为是夸大了，或许这是指宫廷的花费而不是皇帝一个人的花费。但根据历史的一些记载，明朝崇祯皇帝的伙食费是每天36两银子，皇后是每天十一两半银子。这些都不包含原料费。这样，皇帝一个月伙食费是1046两银子。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般来说，那时候一两银子大约可以买一石大米。一石大米一般是60 kg左右。就是说，崇祯皇帝一个月的伙食费，可以买6 000 kg左右的大米，可以让4 000人吃1个月。那么，再往下推，宰相和各部部长，州府县令之类的官僚阶层，吃喝花费大概就难以统计啦！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皇帝老儿外，官员奢靡成风，闻名的吃喝者，可谓不少。宋人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载：“有士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妾乃包子厨中镂葱丝者也。’”可以想象，有专门雕刻葱丝者，那太师府的厨房至少得有好几百号人。相当于一个营的建制，那该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又是多么靡费的消耗啊！蔡京的吃喝奢靡可想而知。
从明清官场情况上来看，接待排场之风达到顶峰。明朝巡抚驾到的时候，府官、州官和县官，一律要跪在道路两旁欢迎。如果运气不好遇上刮风下雨的天气，即使是知府，也避免不了“陷膝污泥”的命运。在清代，如果遇到钦差大臣经过，“数十里外设马为长探，二十里内设马为短探，无不竭力趋跄”，都想争取给朝廷要员留个好印象。
明代嘉靖18年（1539年），兵部尚书翟銮奉旨到塞上犒劳军队，边区文臣武将都全身披挂到郊外恭迎，而且竞相送礼。等到翟部长完成使命返回的时候，财礼塞满了1000辆大车。官至南京兵部主事的管志道回忆说：“我在乡里做生员时，曾经亲眼看见一位县长向前来视察的巡按百般献媚，拍马屁一直拍到马桶上，甚至到了用貂皮来装饰尿壶、将缎褥铺在厕所里的程度。”
明朝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不仅好食，同时好色。他有正式编制的姨太太达七位之多，还不包括众多的姬妾和长期、短期的性伴侣。为了使性欲不减，为了旺盛的激素，他自然要吃各式各样能够壮阳的东西。食和色，在他这里达到了高度一致。
戚继光守登州时，专门指派渔民到黄海捕获一种名叫“腽肭兽”的海兽，取其睾丸，也就是腽肭脐（俗谓的海狗肾），定期送往北京，给这位内阁长官——他的顶头上司煲汤喝。据明代文人王世贞的记载，张首辅喝了这种汤以后，奇热攻心，阳亢无比，虽数九寒天，头顶出火。因此。张居正冬天不戴帽子。首长如此，下属官员在风雪寒冬的天气里也都效法首辅，一律光头，这就成了万历年间京城的一道风景线。
张居正有一次回家奔丧，为了让丞相大人旅途舒适，真定知府钱普专门命人为其制作了一座豪华的轿子：轿前有好几重门，门后有考究的寝室以供休息；两旁各有一小亭子，里面分别有一名童子，专门负责打扇焚香。就这样，32名轿夫抬着张居正，浩浩荡荡一路南下。由于听说张居正喜欢美食，每到一地，当地官员都会投其所好，将上百道珍馐美味呈送到饭桌上。可是面对这一切，张居正居然感慨没有下箸之处。幸好钱普是无锡人，能烧得一手吴地菜肴。当张居正吃到钱普亲自烹制的美味后，方才满意地说：“我一路走到这儿，才算吃了一顿饱饭。”
张居正吃到这等离奇荒诞的地步，你得承认，这并不稀奇，他是个会吃、善吃的官。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不讲究口福的官员呢？只要是官，花的是公帑，用的是支票，财务可报销，还可打白条。因此，凡官皆擅吃，不吃白当官。再则，官虽分大小，但大官有大官的宴请，小官有小官的饭局，被请客，被招待，被应酬，被尊到主桌主位的机会，要比老百姓多得多。因此，嘴巴越吃越刁，舌头越吃越灵，胃口越吃越大，品位越吃越高，于是，他逼得厨师的手艺跟着精益求精，登峰造极，奢靡之风屡禁不止。
（未完待续）
闲暇时分，笔者穿越古今，领略了“打包”的前世今生，亦得知“吃不了兜着走”的趣闻轶事。现简述如下，以飨读者诸君。
现实版：
“吃不了兜着走”的副厅级老乡
上周到武汉出差，其间一位副厅级老乡在单位食堂招呼吃了一顿饭，四个人四个菜两个汤，几无剩余，只不过有一个菜可能不对北方人的口味，略有剩余而已。临走之际，这位副厅級老乡居然请服务员拿来塑料袋将剩余的饭菜打包，笔者忍不住问：“怎么？家有小狗类宠物吗？”
“你嫂子在家中，感冒不适，尚未用餐，这些饭菜滞留餐桌会被服务员倒掉的，实属可惜。这不，带回家给你嫂子，权当午餐，既避免浪费，又省去了单独做饭的劳顿，岂不两全其美吗？”
“原来这样？真想不到，你们一个是副厅级官员，一个是科局级领导，生活居然这么随意，如此简单！”众人亦错愕不已。
“这没什么。凡事只是习惯，习惯成自然。”副厅级老乡淡然释怀，“其实，不要想着官员和富商大款都是挥霍无度的，比如毛泽东一日三餐就很简单，甚至只有辣椒就行；周恩来吃饭习惯用馒头将盘子菜底菜汤擦净吃光；长期在西北工作的温家宝就餐讲究适量反对剩余，剩余时要求工作人员打包带走，温家宝还把这种节俭习惯带到了中南海……还有香港巨富李嘉诚用餐很简单，而且必将掉落餐桌的米粒菜屑捡食干净……还有央视名嘴，著名的文化人白岩松也常常‘吃不了兜着走’。再说，人生一世各有不同，我从小出生在贫困的小山村，小时候一家常常为吃穿发愁，如今虽说条件大大改善，但断然不敢忘记过去饿肚子的时日，这就是习惯……其实，‘打包’也非今人的发明，古人早就如此。比如苏东坡，比如司马光、范仲淹，多的去了。”
“哎呀！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如今在基层民众当中，特别是那些略有身份的领导干部，不习惯‘打包’，甚至鄙视‘打包’，总以为‘吃不了兜着走’有失体面，看来应当改改了。浪费才是真正可耻之事，‘吃不了兜着走’理应成为公习良俗啊！”众人错愕之后对副厅级老乡钦佩之至。
古代版：
司马光经常“吃不了兜着走”！
告别副厅级老乡，笔者随即查阅史料，找寻“吃不了兜着走”的范例。果然，寻出了端倪。不但古代如司马光一样的高官习惯“打包”，而且先古圣贤如孔夫子者，也主张“吃不了兜着走”，且视为公习良俗与美德佳行。
苏东坡写过一首长诗，里面有这么四句：
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余。
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
这四句诗写的是打包：朋友聚餐，酒足饭饱，还剩下一些饭菜，扔了可惜，有个哥们儿拾掇拾掇装起来，带回家给小孩子吃。看来，像苏东坡之类的名人雅士聚餐时也往往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啊！
那么，宋朝官场饭局上有没有人“打包”呢？当然有，司马光就是一个例子。
众所周知，司马光贵为一品宰相，声名显赫，自然不愁吃喝。可是，想不到司马光居然节俭尤甚。司马光曾在洛阳定居，请朋友们吃饭，酒不过三巡，菜不过五味，要是不尽兴，酒可以再来一壶，菜是坚决不再上的。他给这种抠门儿饭局取了个名字，叫“真率会”，意思是朋友相见应该真实、坦率、有什么就是什么，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别动不动就点燕窝鲍鱼鱼翅什么的，灌人头马、XO、上茅台五粮液、剑南春什么的，别在哥们儿面前还装什么土豪，恶俗透了。司马光重真情实感，反对矫揉造作玩虚荣讲面子搞虚情假意。
要是别人请司马光吃饭呢，司马光同样主张少点菜，够吃就行。等饭局结束，桌子上一般还剩些内容，司马光“既食而携其余”。“既食”就是饭局结束，“携其余”指的就是打包。哎哟，我的天啊！贵为一品相国，居然如此随和，不但讲究待客“一扫光”，居然带头“吃不了兜着走”，搞“光盘”行动，起初令人惊诧莫名，继尔无不钦佩敬仰。
或许有的读者会认为司马光太小气，统掌国事大权，动辙搞个“满汉全席”“富甲天下”“南北通吃”什么的豪华宴席自然不在话下，亦属常理。可是，万万想不到的是，请别人吃饭的时候他如此抠门儿，如此小气；别人请吃饭的时候他又通过打包占便宜，而且不顾相国的体面。其实司马光非常大方，他20岁就中了进士，当了几十年大领导，从来没有贪污过一分钱。宋仁宗在世时很喜欢他，赏他的金银珠宝价值百万，他一半送给了穷亲戚，一半捐给了政府，治河改地，救济贫民。他晚年在洛阳买房，居然凑不够房款，还得靠同事接济。他的结发妻子死了，他又出不起埋葬费，卖了田地才周转得开。苏东坡给他写挽联，说他去世的时候家无余钱，只剩下枕头旁边一本书。像这么有风骨有气概、视钱财如粪土的官员，现如今已是凤毛麟角，怎么能说他小气呢？
既然司马光不小气，为什么他请客的时候不多点菜、赴宴的时候又总是打包呢？他这是为了遵守古训、避免浪费。
司马光是儒家，儒家向来就有打包的传统。孔子在世时，虽然不吃火候不恰当的米饭，不吃不合乎时令的蔬菜，不吃切得不端正的猪肉，在饮食上有很多讲究，但是他提倡打包。天子宴请外宾，“既飧，卷三牲之俎归于宾馆。”宴席结束了，要把那些没吃完的猪肉、羊肉和牛肉统统打包，送到外宾下榻的酒店里去。“既食而裹其余，既遣而包其余。”亲朋好友在一块儿聚餐，要把没吃完的饭菜裹起来带回家；父母去世，儿女在墓前用好酒好菜祭奠，祭奠完了要把那些酒菜吃掉，吃不完就打包带走，千万别乱扔，不然死去的父母会不高兴。
可惜除了苏东坡、司马光、范仲淹等清廉官吏之外，大多数宋朝人都把这些优良传统丢到了爪哇国了，享乐流行，奢靡成风。据说南宋时期有位儒生赴宴，见席上半只鸭子没吃完，想打包带走，偷偷用荷叶包起来藏进袍袖里，临别跟人作揖，袖口一松，鸭子掉出来了，即遭到众人嘲笑。连一个穷儒生赴宴时“吃不了兜着走”都要受人鄙视与嘲笑，何况高官富商哪个又敢抹下面子去“打包”呢？以致于连二月河（凌解放）这样的知名作家都把宋朝归入“奢靡腐败王朝”之列。 “吃不了兜着走”的反版：
奢靡之风，是官场“潜规则”
与苏东坡、司马光、范仲淹等清廉官吏“吃不了兜着走”迥异的是，奢靡之风，成为官场的“潜规则”。
即使曾写过“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千古名句的唐朝大诗人李绅也不例外。他迫于官场压力，就“渐次豪奢”起来。据《本事诗》记载：“曾官任司空的李绅，邀好友刘禹锡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
历史学研究表明，从全世界来说，中国皇帝饮食所调动的组织之大、人力之多，是独一无二的。而明朝皇帝的宫膳系统在中国历史上的排名也是数一数二的。明代宫廷是全世界最大的食材店和餐厅。御厨每天要准备10 000～15 000人的伙食。专门负责宫廷饮食的组织，就有光禄寺、尚膳局和尚食局。只光禄寺一个机构的皇帝御膳食材采购人员和厨师的编制人数，宣德朝是9 462人，后来曾降到5 000人，到了成化年间又增长到6 484人。
这么多的采购人员和厨师，给多少人做饭呢？宫廷所有的人最根本的服务对象是皇帝夫妇、父子，但是，在宫里服务皇帝等人的太监、宫女等也都有一张嘴，都要吃饭。康熙皇帝总结明朝的教训时曾经说，明朝宫廷有宫女9000人，太监100 000人，锦衣玉食，花费怎一个钱字了得！
那么，皇帝都吃些什么饭菜呢？这里仅举宫廷豆腐一个例子。原来这豆腐根本就不是豆腐，它是用几百只鸟儿的脑髓做成的。仔细想来，这么奢靡的饭菜，这么多的人吃饭，伙食费肯定是一个大数字。宫廷御膳费用的准确数字现在几乎无法计算，但是，明宫廷一年大致花百万两银子用于吃喝不在话下。明朝灭亡后，有宫女谈到皇帝的伙食费标准，说皇帝一天的标准是3 000两银子。现在的历史学家认为是夸大了，或许这是指宫廷的花费而不是皇帝一个人的花费。但根据历史的一些记载，明朝崇祯皇帝的伙食费是每天36两银子，皇后是每天十一两半银子。这些都不包含原料费。这样，皇帝一个月伙食费是1046两银子。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般来说，那时候一两银子大约可以买一石大米。一石大米一般是60 kg左右。就是说，崇祯皇帝一个月的伙食费，可以买6 000 kg左右的大米，可以让4 000人吃1个月。那么，再往下推，宰相和各部部长，州府县令之类的官僚阶层，吃喝花费大概就难以统计啦！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皇帝老儿外，官员奢靡成风，闻名的吃喝者，可谓不少。宋人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载：“有士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妾乃包子厨中镂葱丝者也。’”可以想象，有专门雕刻葱丝者，那太师府的厨房至少得有好几百号人。相当于一个营的建制，那该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又是多么靡费的消耗啊！蔡京的吃喝奢靡可想而知。
从明清官场情况上来看，接待排场之风达到顶峰。明朝巡抚驾到的时候，府官、州官和县官，一律要跪在道路两旁欢迎。如果运气不好遇上刮风下雨的天气，即使是知府，也避免不了“陷膝污泥”的命运。在清代，如果遇到钦差大臣经过，“数十里外设马为长探，二十里内设马为短探，无不竭力趋跄”，都想争取给朝廷要员留个好印象。
明代嘉靖18年（1539年），兵部尚书翟銮奉旨到塞上犒劳军队，边区文臣武将都全身披挂到郊外恭迎，而且竞相送礼。等到翟部长完成使命返回的时候，财礼塞满了1000辆大车。官至南京兵部主事的管志道回忆说：“我在乡里做生员时，曾经亲眼看见一位县长向前来视察的巡按百般献媚，拍马屁一直拍到马桶上，甚至到了用貂皮来装饰尿壶、将缎褥铺在厕所里的程度。”
明朝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不仅好食，同时好色。他有正式编制的姨太太达七位之多，还不包括众多的姬妾和长期、短期的性伴侣。为了使性欲不减，为了旺盛的激素，他自然要吃各式各样能够壮阳的东西。食和色，在他这里达到了高度一致。
戚继光守登州时，专门指派渔民到黄海捕获一种名叫“腽肭兽”的海兽，取其睾丸，也就是腽肭脐（俗谓的海狗肾），定期送往北京，给这位内阁长官——他的顶头上司煲汤喝。据明代文人王世贞的记载，张首辅喝了这种汤以后，奇热攻心，阳亢无比，虽数九寒天，头顶出火。因此。张居正冬天不戴帽子。首长如此，下属官员在风雪寒冬的天气里也都效法首辅，一律光头，这就成了万历年间京城的一道风景线。
张居正有一次回家奔丧，为了让丞相大人旅途舒适，真定知府钱普专门命人为其制作了一座豪华的轿子：轿前有好几重门，门后有考究的寝室以供休息；两旁各有一小亭子，里面分别有一名童子，专门负责打扇焚香。就这样，32名轿夫抬着张居正，浩浩荡荡一路南下。由于听说张居正喜欢美食，每到一地，当地官员都会投其所好，将上百道珍馐美味呈送到饭桌上。可是面对这一切，张居正居然感慨没有下箸之处。幸好钱普是无锡人，能烧得一手吴地菜肴。当张居正吃到钱普亲自烹制的美味后，方才满意地说：“我一路走到这儿，才算吃了一顿饱饭。”
张居正吃到这等离奇荒诞的地步，你得承认，这并不稀奇，他是个会吃、善吃的官。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不讲究口福的官员呢？只要是官，花的是公帑，用的是支票，财务可报销，还可打白条。因此，凡官皆擅吃，不吃白当官。再则，官虽分大小，但大官有大官的宴请，小官有小官的饭局，被请客，被招待，被应酬，被尊到主桌主位的机会，要比老百姓多得多。因此，嘴巴越吃越刁，舌头越吃越灵，胃口越吃越大，品位越吃越高，于是，他逼得厨师的手艺跟着精益求精，登峰造极，奢靡之风屡禁不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