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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来信是联系党与人民的重要纽带，是民情民意达至国家不可或缺的渠道。重视群众来信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时至今日，群众来信处理仍是党和国家所应重视的问题。
群众来信无小事
群众来信所反映的困难往往是基层人民生活中普遍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积少成多，就会动摇民心。毛泽东深谙这一道理。新中国成立初期内忧外患，党政大事繁杂，但毛泽东却坚持亲自处理群众来信。无论信件是否署名，无论来信的是文艺人士还是普通百姓，他都会亲自阅读信件并及时作出回复或交有关部门处理。
上海工人金祥根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上海物价飞涨，工人们难以养家糊口。来信除了讲述现状，还向政府及相关部门提出两点建议。毛泽东读信之后，立刻将此信转交时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李先念处理，并嘱其事后汇报。1953年，毛泽东收到沈钧儒反映血吸虫病流行的信件后，复信指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他多次派人前往灾区调查研究，最终全面消灭了血吸虫病。
周恩来也非常重视群众来信。山东省广饶县公安局一位名叫曹树立的干部，1961年10月，家庭变故频仍，绝望之余给周恩来写信，反映惠民、广饶两地群众多有患病去世的情况，希望中央予以重视。周恩来深感问题严重，即刻给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去信，希望马上调查了解两地实际情况并予以救助。山东省委根据惠民、广饶的实际情况，紧急拨付救灾资金，调运救灾物资，两地灾情有所好转。
习仲勋曾有感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一贯重视人民的来信，对于其中涉及的事情也都尽可能地予以解决。1954年底，习仲勋收到一份关于西北地区物资供应紧张、供应结构不合理的信件，感到事关重大，随即让秘书起草一份报告交由毛泽东阅示，当看到秘书由于信中实例稍显粗俗而在报告中未提及时，习仲勋说，例子虽欠妥，但却最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问题和现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报告递交后，立即引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批示有关部门予以解决。
处理来信须及时
对于群众来信来访，党和国家领导人总是尽量及时处理，以保证群众声音早听见，群众事情早解决。胡耀邦就曾坚持每天阅读一两封群众来信，并强调对于群众来信，首长的秘书不能借口爱护首长而任意扣压。无论开会之余还是出访途中，只要一有闲暇，就会看一看群众来信。
毛泽东是及时处理群众来信的典范。1950年5月上旬的10天时间里，毛泽东回复群众来信近80封，最多的一天回复18封。1951年10月8日，中办秘书室收到一封关于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党委会反映厂内工资拖欠，严重影响工人日常生活，致使工人们不堪其苦，生产受到影响的信件。12日，毛泽东亲自回信，从接收到处理仅用了5天。1975年8月15日，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写信反映一些地区食盐价格高昂，影响群众生计。毛泽东见信后当即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各同志，并议一下。”
周恩来非常重视及时回复群众来信。“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的顺利归国，即有赖于周恩来及时的悉心安排。1955年6月，在收到钱学森在家书中夹带的关于志愿归国的亲笔信后，周恩来即刻开始安排逐项事宜，在随后的中美双方大使级会谈中，为钱学森回归祖国扫清了重重障碍。周恩来不但重视处理来信的时效，更注重鼓励社会各界人民群众多来信，多与党和国家交流在工作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以期达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效果。1958年，周恩来在成都参加会议，其间他参观了位于成都郊区的友谊农业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日之后，周恩来收到了沈志均寄送的参观时的影像集，连夜回信希望能够每月都收到关于友谊社的生产情况。沈志均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按时向总理反映社里的情况。
处理来信制度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群众来信愈加成为党和国家与人民联系沟通的桥梁。群众来信数量的增多，涵盖范围的扩大，使得信访制度化成为必然的趋势。群众来信数量激增，日常信件处理流程已很难满足现实需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注重信访机构的专业性和信访的制度化建设。刘少奇建议毛泽东将群众来信编辑一个内容摘要，以提升信件办理的效率。1949年成立的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是中央处理群众来信的第一个机构。1951年，为了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能够更方便直接地阅示群众来信，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应运而生。该部门设立后成效显著，群众来信数量从1月份的468封增至同年3月的11436封。针对这一现象，毛泽东作出批示，“必须重视与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与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并强调要坚决杜绝“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态度”。到了1953年，政务院秘书厅群众信访组成立，成为一个规范的专门处理信访工作的常设机构。
1951年5月，毛泽东针对中央办公厅关于群众来信的报告，作出了“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的“五月批示”，明确了信访作为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重要措施的地位，并提出了设置专门信访机构的构想，成为信访工作制度化的起点。同年，政务院颁布《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标志信访制度开始确立。《决定》篇幅很短，仅有6条内容，明确信访工作机构的秘书性质而非权力机构。1957年5月，国务院相继颁布《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机关处理人民来信、接待群众来访工作暂行办法》《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草案）》。随着系列试行办法的出台和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处理群众来信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正如邓小平所言：“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如果那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所抛弃。”显然，群众来信不仅是民情民心的风向标，更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途径。认真对待群众来信，是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永葆生机与活力的重要保障。
群众来信无小事
群众来信所反映的困难往往是基层人民生活中普遍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积少成多，就会动摇民心。毛泽东深谙这一道理。新中国成立初期内忧外患，党政大事繁杂，但毛泽东却坚持亲自处理群众来信。无论信件是否署名，无论来信的是文艺人士还是普通百姓，他都会亲自阅读信件并及时作出回复或交有关部门处理。
上海工人金祥根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上海物价飞涨，工人们难以养家糊口。来信除了讲述现状，还向政府及相关部门提出两点建议。毛泽东读信之后，立刻将此信转交时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李先念处理，并嘱其事后汇报。1953年，毛泽东收到沈钧儒反映血吸虫病流行的信件后，复信指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他多次派人前往灾区调查研究，最终全面消灭了血吸虫病。
周恩来也非常重视群众来信。山东省广饶县公安局一位名叫曹树立的干部，1961年10月，家庭变故频仍，绝望之余给周恩来写信，反映惠民、广饶两地群众多有患病去世的情况，希望中央予以重视。周恩来深感问题严重，即刻给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去信，希望马上调查了解两地实际情况并予以救助。山东省委根据惠民、广饶的实际情况，紧急拨付救灾资金，调运救灾物资，两地灾情有所好转。
习仲勋曾有感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一贯重视人民的来信，对于其中涉及的事情也都尽可能地予以解决。1954年底，习仲勋收到一份关于西北地区物资供应紧张、供应结构不合理的信件，感到事关重大，随即让秘书起草一份报告交由毛泽东阅示，当看到秘书由于信中实例稍显粗俗而在报告中未提及时，习仲勋说，例子虽欠妥，但却最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问题和现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报告递交后，立即引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批示有关部门予以解决。
处理来信须及时
对于群众来信来访，党和国家领导人总是尽量及时处理，以保证群众声音早听见，群众事情早解决。胡耀邦就曾坚持每天阅读一两封群众来信，并强调对于群众来信，首长的秘书不能借口爱护首长而任意扣压。无论开会之余还是出访途中，只要一有闲暇，就会看一看群众来信。
毛泽东是及时处理群众来信的典范。1950年5月上旬的10天时间里，毛泽东回复群众来信近80封，最多的一天回复18封。1951年10月8日，中办秘书室收到一封关于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党委会反映厂内工资拖欠，严重影响工人日常生活，致使工人们不堪其苦，生产受到影响的信件。12日，毛泽东亲自回信，从接收到处理仅用了5天。1975年8月15日，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写信反映一些地区食盐价格高昂，影响群众生计。毛泽东见信后当即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各同志，并议一下。”
周恩来非常重视及时回复群众来信。“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的顺利归国，即有赖于周恩来及时的悉心安排。1955年6月，在收到钱学森在家书中夹带的关于志愿归国的亲笔信后，周恩来即刻开始安排逐项事宜，在随后的中美双方大使级会谈中，为钱学森回归祖国扫清了重重障碍。周恩来不但重视处理来信的时效，更注重鼓励社会各界人民群众多来信，多与党和国家交流在工作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以期达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效果。1958年，周恩来在成都参加会议，其间他参观了位于成都郊区的友谊农业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日之后，周恩来收到了沈志均寄送的参观时的影像集，连夜回信希望能够每月都收到关于友谊社的生产情况。沈志均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按时向总理反映社里的情况。
处理来信制度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群众来信愈加成为党和国家与人民联系沟通的桥梁。群众来信数量的增多，涵盖范围的扩大，使得信访制度化成为必然的趋势。群众来信数量激增，日常信件处理流程已很难满足现实需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注重信访机构的专业性和信访的制度化建设。刘少奇建议毛泽东将群众来信编辑一个内容摘要，以提升信件办理的效率。1949年成立的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是中央处理群众来信的第一个机构。1951年，为了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能够更方便直接地阅示群众来信，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应运而生。该部门设立后成效显著，群众来信数量从1月份的468封增至同年3月的11436封。针对这一现象，毛泽东作出批示，“必须重视与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与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并强调要坚决杜绝“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态度”。到了1953年，政务院秘书厅群众信访组成立，成为一个规范的专门处理信访工作的常设机构。
1951年5月，毛泽东针对中央办公厅关于群众来信的报告，作出了“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的“五月批示”，明确了信访作为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重要措施的地位，并提出了设置专门信访机构的构想，成为信访工作制度化的起点。同年，政务院颁布《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标志信访制度开始确立。《决定》篇幅很短，仅有6条内容，明确信访工作机构的秘书性质而非权力机构。1957年5月，国务院相继颁布《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机关处理人民来信、接待群众来访工作暂行办法》《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草案）》。随着系列试行办法的出台和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处理群众来信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正如邓小平所言：“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如果那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所抛弃。”显然，群众来信不仅是民情民心的风向标，更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途径。认真对待群众来信，是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永葆生机与活力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