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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与不发达的差距的重要标志，就是金融体制和金融发展的现代化水平。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金融体制改革，不仅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更以自身改革旋律汇入总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本书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历程进行了回顾，对金融体制改革的起点、目标、顺序、特征、推进方式和背后的逻辑进行了分析，对金融业各主要领域的发展进程进行了梳理，并对未来的金融体制改革方向进行展望。
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以及为支持金融运行的基础设施和包括法律法规在内的监管制度，构成现代金融体系的主要内容。
历史经验表明，早在人类出现商品货币关系之前，金融活动就已产生。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运行则发生在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国家。由于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大规模集中生产的工厂制度得以确立，通过标准化主流工业技术的社会化生产，单个自有资本的积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依靠单个资本的积累需要转向社会资本的积聚。在这种情况下，催生了现代银行业。
利用杠杆经营的银行类金融机构将信用无限延展，将遥远角落的点滴资金集腋成裘，汇成支持大工业发展的资本。而信用向空间地域和时间维度的延伸所带来的信用风险，又促使银行类金融机构需要管理风险，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利用资本市场进行时点上的对冲。股票、债券及其衍生工具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不仅在融资上有力地支持经济发展，而且对风险的管控更加有效。反过来，资本市场的发展又进一步促使信用关系的延伸。金融与实体经济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同时，金融产品多样化，使经营不同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风格化，形成多层次、期限和结构不同的品种丰富的金融市场体系。
金融活动的内涵是信用，体现为社会成员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信用的延伸，从整体上看，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深化。市场经济是契约关系，当契约由短期延伸到长期、由地域延伸到世界时，信用便随之向空间和时间扩展。从金融自身来看，要使这一扩展中的信用关系得以良好维持并顺畅运行，取决于包括内在交易规则及外在监管制度在内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发展的高度依赖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制度建设，因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完善，因内在交易规则和外在监管制度的细化而深化。
由上，现代金融活动既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关系深化的体现。相形之下，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是发展中的，不仅在于其工业化程度低，从而导致其社会化生产水平不高，还在于其广泛存在的自然经济状态，从而使市场经济关系不发达。这可以从百年前中国的经济状况中窥见一斑。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1/3。宋代的汴梁，就有全球最发达的城市；甚至在隋唐，就有横贯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但这些都是传统自然经济外延式发展的结果，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是其本质。
当时中国的货币制度是金属本位的，货币仅用于支付，是流通手段，而不是信用创造。与之相对应，在金属本位的条件下，典型的金融机构是钱庄、票号，它们主要处理汇兑等业务，目的是保证支付。虽然也有信用放款，但放款的对象多集中于商品流通领域的商家巨贾或贩夫走卒，不仅期限短，而且不稳定，更重要的是放款的目的不是为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资本的形成，而是赚取高额的利息，而高昂的资金成本甚至成了阻碍工商业发展的桎梏。在中国，其代表就是山西票号，尽管其网点分布全国，但其宗旨还是汇通天下。
落后是要挨打的，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列强对华战争的屡战屡胜，在洋货像潮水一样涌进中国的同时，外商开始在中国从事近代产业的投资。外资投资初始于出口及其相关产业，以船舶修造业最为突出。在这个领域，外资首先使用了机器和机械动力。随着通商口岸向长江沿岸和北方港口的延伸，外资投资的机器工业也随之延伸到内陆的轻工业，通商口岸也因之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中心。与之相适应，通商口岸出现了第一批外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的出现最初是为了方便中外贸易所必需的信用关系的建立，是贸易融资，随后深入到外商产业投资的金融支持上，是产业融资。洋行成为银行，成为中国最早出现的商业银行。而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尚没有一家民族银行，外资银行独占中国金融。
外资所带来的机器大工业和现代金融业急剧地瓦解着中国的自然经济秩序。在外资的竞争下，传统农业萎缩，传统手工业破产，传统的钱庄、票号也不敌竞争对手，即使是维持了千年以上的京杭漕运行业，也被保险业支持下的火轮打败。
残酷的事实使中国意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意义，也意识到自身体制的落后性，除旧布新、富国强兵成为民族的向往。以“师夷之长”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为开启，建立民族工业、建立民族金融机构成为振兴中华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署，中国被迫解除了机器进口的禁令，民间开始投资机器工业，以工厂制度为标志的近代民族工业开始兴起，构成了为其资本积聚提供服务的银行业的强大需求。与此同时，随着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清政府财政以及连同支持财政的钱庄、票号的破产，需要重建金融体系。这在正反两方面构成了中国近代金融兴起的土壤和条件。1897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现代金融机构——中国通商银行成立；1905年，以整顿币制，推行纸币，以济财政为目的的清政府改革产物——大清户部银行成立，并演变成为后来的中国银行。以此为起点，中国现代民族金融业的历史也仅仅百年出头。
百年来，民族金融业在夹缝中挣扎。新中国成立前，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战乱的侵扰，民族金融奄奄一息，即使是最早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也仅剩一些房产，有名而无实。新中国成立后，虽迎来一段民族金融的发展时期，但囿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自我强化，金融发展的市场经济基础渐渐不复存在。
百年民族金融业的发展史，既表明了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必然之路，也预示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体制将取代包括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等在内的其他经济体制的历史趋势。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发达与不发达的差距的重要标志就是金融体制和金融发展的现代化水平。
从世界范围来看，如果说“二战”后初期因工业差距的巨大，这一标志尚不明显，但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持续提高，使今天全球GDP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几乎各占一半，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化水平的差距已不再明显，发达和不发达的差距因此而基本体现在金融发育程度及发展水平上。与金融发展相关的体制安排、金融机构治理机制及管理水平、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以及与这些相关的包括法律法规在内的监管制度建设，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它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发达与不发达，同时也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的重要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金融体制、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完善金融体系，既是中国经济迈向发达经济的必然之路，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追求。
《大国大金融》
曹遠征 著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8-4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金融体制改革，不仅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更以自身改革旋律汇入总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本书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历程进行了回顾，对金融体制改革的起点、目标、顺序、特征、推进方式和背后的逻辑进行了分析，对金融业各主要领域的发展进程进行了梳理，并对未来的金融体制改革方向进行展望。
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以及为支持金融运行的基础设施和包括法律法规在内的监管制度，构成现代金融体系的主要内容。
历史经验表明，早在人类出现商品货币关系之前，金融活动就已产生。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运行则发生在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国家。由于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大规模集中生产的工厂制度得以确立，通过标准化主流工业技术的社会化生产，单个自有资本的积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依靠单个资本的积累需要转向社会资本的积聚。在这种情况下，催生了现代银行业。
利用杠杆经营的银行类金融机构将信用无限延展，将遥远角落的点滴资金集腋成裘，汇成支持大工业发展的资本。而信用向空间地域和时间维度的延伸所带来的信用风险，又促使银行类金融机构需要管理风险，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利用资本市场进行时点上的对冲。股票、债券及其衍生工具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不仅在融资上有力地支持经济发展，而且对风险的管控更加有效。反过来，资本市场的发展又进一步促使信用关系的延伸。金融与实体经济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同时，金融产品多样化，使经营不同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风格化，形成多层次、期限和结构不同的品种丰富的金融市场体系。
金融活动的内涵是信用，体现为社会成员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信用的延伸，从整体上看，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深化。市场经济是契约关系，当契约由短期延伸到长期、由地域延伸到世界时，信用便随之向空间和时间扩展。从金融自身来看，要使这一扩展中的信用关系得以良好维持并顺畅运行，取决于包括内在交易规则及外在监管制度在内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发展的高度依赖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制度建设，因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完善，因内在交易规则和外在监管制度的细化而深化。
由上，现代金融活动既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关系深化的体现。相形之下，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是发展中的，不仅在于其工业化程度低，从而导致其社会化生产水平不高，还在于其广泛存在的自然经济状态，从而使市场经济关系不发达。这可以从百年前中国的经济状况中窥见一斑。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1/3。宋代的汴梁，就有全球最发达的城市；甚至在隋唐，就有横贯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但这些都是传统自然经济外延式发展的结果，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是其本质。
当时中国的货币制度是金属本位的，货币仅用于支付，是流通手段，而不是信用创造。与之相对应，在金属本位的条件下，典型的金融机构是钱庄、票号，它们主要处理汇兑等业务，目的是保证支付。虽然也有信用放款，但放款的对象多集中于商品流通领域的商家巨贾或贩夫走卒，不仅期限短，而且不稳定，更重要的是放款的目的不是为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资本的形成，而是赚取高额的利息，而高昂的资金成本甚至成了阻碍工商业发展的桎梏。在中国，其代表就是山西票号，尽管其网点分布全国，但其宗旨还是汇通天下。
落后是要挨打的，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列强对华战争的屡战屡胜，在洋货像潮水一样涌进中国的同时，外商开始在中国从事近代产业的投资。外资投资初始于出口及其相关产业，以船舶修造业最为突出。在这个领域，外资首先使用了机器和机械动力。随着通商口岸向长江沿岸和北方港口的延伸，外资投资的机器工业也随之延伸到内陆的轻工业，通商口岸也因之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中心。与之相适应，通商口岸出现了第一批外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的出现最初是为了方便中外贸易所必需的信用关系的建立，是贸易融资，随后深入到外商产业投资的金融支持上，是产业融资。洋行成为银行，成为中国最早出现的商业银行。而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尚没有一家民族银行，外资银行独占中国金融。
外资所带来的机器大工业和现代金融业急剧地瓦解着中国的自然经济秩序。在外资的竞争下，传统农业萎缩，传统手工业破产，传统的钱庄、票号也不敌竞争对手，即使是维持了千年以上的京杭漕运行业，也被保险业支持下的火轮打败。
残酷的事实使中国意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意义，也意识到自身体制的落后性，除旧布新、富国强兵成为民族的向往。以“师夷之长”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为开启，建立民族工业、建立民族金融机构成为振兴中华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署，中国被迫解除了机器进口的禁令，民间开始投资机器工业，以工厂制度为标志的近代民族工业开始兴起，构成了为其资本积聚提供服务的银行业的强大需求。与此同时，随着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清政府财政以及连同支持财政的钱庄、票号的破产，需要重建金融体系。这在正反两方面构成了中国近代金融兴起的土壤和条件。1897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现代金融机构——中国通商银行成立；1905年，以整顿币制，推行纸币，以济财政为目的的清政府改革产物——大清户部银行成立，并演变成为后来的中国银行。以此为起点，中国现代民族金融业的历史也仅仅百年出头。
百年来，民族金融业在夹缝中挣扎。新中国成立前，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战乱的侵扰，民族金融奄奄一息，即使是最早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也仅剩一些房产，有名而无实。新中国成立后，虽迎来一段民族金融的发展时期，但囿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自我强化，金融发展的市场经济基础渐渐不复存在。
百年民族金融业的发展史，既表明了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必然之路，也预示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体制将取代包括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等在内的其他经济体制的历史趋势。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发达与不发达的差距的重要标志就是金融体制和金融发展的现代化水平。
从世界范围来看，如果说“二战”后初期因工业差距的巨大，这一标志尚不明显，但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持续提高，使今天全球GDP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几乎各占一半，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化水平的差距已不再明显，发达和不发达的差距因此而基本体现在金融发育程度及发展水平上。与金融发展相关的体制安排、金融机构治理机制及管理水平、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以及与这些相关的包括法律法规在内的监管制度建设，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它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发达与不发达，同时也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的重要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金融体制、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完善金融体系，既是中国经济迈向发达经济的必然之路，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