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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领导全党开始拨乱反正。他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采用科学的态度及方法对毛泽东的功过作出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坚持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科学阐述、坚持与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解决了我们党当时遇到的全局性、紧迫的、至关重要的指导思想问题，为全党科学地、历史地评价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 邓小平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他从政治需要、一代人的心愿和继承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高度出发，排除“左”和右的干扰，领导全党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建党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32年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全面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解决了我们党当时的指导思想问题，为党和国家在新时期的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一、科学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紧迫性
毛泽东作为我们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顺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但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具有其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突出表现在1957年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演变成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那么，应该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一生的功过和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还能不能继续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又是什么关系？所以，粉碎“四人帮”以后，作为拨乱反正的重要一环，怎样正确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如何对待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成为当时国内外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世界都在议论和猜测“毛泽东逝世以后的中国”，一些西方媒体甚至散布中共的纠“左”和拨乱反正是“非毛化”的谣言。在国内和党内，如何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是夸大党史上的一些失误，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来否定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这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犯错误，直至“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危害，因此应该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更不应该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一些高层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经验教训和否定“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也提出不少含有贬低甚至完全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观点的意见，认为他的一生“功大、错大、罪大”。
另一种观点是神化毛泽东，割裂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和庸俗化。“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极端盲目的个人崇拜依然存在，以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可变更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并且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真理”。继林彪、“四人帮”之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继续推行极左思潮，错误地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用以指导新形势下的工作，不愿意或不敢正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一观点严重阻碍了当时主张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与当时党的主导思想格格不入。
还有一种观点是认为毛泽东有功也有过，而且功大于过，这是主流。黄克诚就认为，“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当然，毛主席在晚年有缺点，有错误，甚至有某些严重错误。但是，对于他的错误，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而是应该“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害、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害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1]。
这种复杂的思想状况，决定了如何评价毛泽东在当时是一个全局的、紧迫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二、科学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卓越贡献
邓小平认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大局”[2]P299。因此，为了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维护毛泽东历史地位，又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拨正中国航行前进的方向，邓小平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领导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冲破“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禁锢，客观公正地对党的若干重要历史问题进行了回顾评析，全面科学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同时，实事求是地分析毛泽东晚年错误，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前进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一）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以“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由，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错误提出“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其表面上是在维护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却是拒绝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毛泽东生前的言行进行科学分析和评价，从而遭到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许多同志的抵制。1977年4月10日，此时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写信给中共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3]P157。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重申“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2]P39。邓小平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全党的赞同和重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提出“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2]P43。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2]P114，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可以说，邓小平提出的“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意在划清毛泽东思想体系与“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界限，促使人们认真思索毛泽东思想体系与毛泽东个别论断以及所犯错误之间的根本区别，是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伟大开端。 （二）肯定毛泽东功绩的同时，也要讲清楚毛泽东的缺点错误，主张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功过。面对西方国家猜测中国“非毛化”，党内国内出现的全盘否定毛泽东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3]P435当意大利记者问中国会不会像苏联对斯大林一样，对待毛泽东，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头像是否会永远保留下去时，邓小平肯定地说，“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2]P347。同时，他指出，“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2]P344-345在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再次肯定毛泽东的功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同时他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2]P149
197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起草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讲话稿。邓小平对起草讲话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特别强调不要局限于过去的认识，而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讲出一些“新的内容”，讲出“新的水平”，尤其是对毛泽东的作用和贡献一定要讲够。要使人们认识到，“我们的党、军队和人民是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在毛主席领导下建立功勋的”，“要使人看了这个讲话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3]P552-5539月29日，叶剑英在新中国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了这个讲话。讲话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给予了肯定，但对毛泽东的错误没有任何直接点评的批评。讲话发表以后，引起强烈反响，希望进一步作出正式历史决议的呼声更高。
（三）领导起草《历史决议》，为科学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提供文献依据和基本标准。1979年10月，邓小平提出，以国庆讲话为基础起草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随后决定，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常委领导下进行，邓小平亲自挂帅，胡耀邦主持，胡乔木主笔，另外成立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决议》最终定稿只有两万多字，但起草前后花了15个月，先后经过党内四千人大讨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等多次大型讨论修改易稿。邓小平亲自制定了对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每一位历史人物的评价尺度及掌握的分寸。邓小平不仅对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提出了总的意见，他还明确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包括语气措辞和篇幅长短，都作了详细而具体的指导。
对起草历史决议的指导思想，邓小平主要提出三条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2]P291-292这三条基本原则贯穿于历史决议起草过程的始终。
对历史决议的具体框架，邓小平建议，“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2]P296。在这个具体框架的设计中，总的精神，仍然是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初邓小平为具体框架设计的五个部分。后来，在党内四千人大讨论期间，一些讨论组要求补写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经历，邓小平表示同意。后来在实际起草过程中，把“建国17年”分成“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两个部分来写，并在这两部分之前增写“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部分。这样，最终形成的决议就分成八个部分。历史决议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4]P195同时，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看作一个科学体系，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党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的许多领导人，都对这一思想的形成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历史决议》草案经讨论获得一致通过。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的讲话中说：历史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2]P3381981年7月1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开发表。 三、科学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和方法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时代的前列，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根本原因在于他在正确认识和评价党的历史的过程中，秉持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点和中国共产党特色的认识、评价和运用历史经验的主要原则和方法，对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坚持政治性原则，站在党、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领袖人物的评价，既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又是个同我们党和国家的整个历史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在起草《历史决议》之初，针对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不同评价，邓小平强调如何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2]P299“只能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2]P366，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5]P284。在邓小平看来，这是因为毛泽东不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人物，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2]P172。邓小平认为，自党的七大起就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它“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邓小平明确表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要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2]P300。因此，如果否定毛泽东思想，丢掉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我们就失去了前进的根基和方向，是“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2]P300
（二）坚持历史性原则，从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和革命贡献来全面评价毛泽东。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全面评价，不能孤立、割裂地看。这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历史学家的一个共识。邓小平跳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局限，从新中国成立前后60年的历史串起来写毛泽东在重大历史关头的作用，从而能更为全面地概括毛泽东的功绩和贡献，尤其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晚年确实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一生为革命、为人民、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功勋，这个功绩是主要的，无论怎样评价也不过分。如果没有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建立的新中国，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继续探索也就没有了基础。何况即使在他犯错误的时期，也带领党和人民取得了不少成绩。对此，邓小平特别强调：毛泽东最伟大的功绩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寻求自己的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2]P172而且，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搞得很好，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2]P148另外，毛泽东对革命作出贡献的过程，也是他培养一代人的过程，邓小平这一代人是在他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因此，“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2]P149。
（三）坚持辩证性原则，对于毛泽东的功过实事求是地分析，恰如其分地评价。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时，强调“实事求是地分析”与“恰如其分地评价”相结合，主张对毛泽东的功过大小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既要看到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也要看到毛泽东的错误，并分清楚功绩与错误的主次关系。不因他的功绩而讳言其错误，也不因他的错误而否定其功绩。按照这样的观点来评价毛泽东，首先应看到的，就是“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2]P334。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还创立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探索者，以其独创性完成了历史使命，谱写了历史篇章，这是他一生的主流。毛泽东晚年是有错误，但是对于他“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5]P284。邓小平认为毛泽东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2]P116。再如“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认为这是错误的，应当勇于承认。但就毛泽东的愿望来讲，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只是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在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之后，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有功有过，且功大于过。与此同时，邓小平还提出“宜粗不宜细”的评价方法，认为，“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2]P294。不必弄清楚每一个历史问题，把历史评价的重点放在毛泽东的是非功过上，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
在肯定毛泽东的功绩，正确区分毛泽东功过的同时，邓小平还主张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1977年邓小平反复讲“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问题，实际上就已包含着要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错误的意思。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人讲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认为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应当区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和毛泽东的“个别论断”，“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2]P171。邓小平在区别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基础上，既实事求是地、态度鲜明地批评和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实事求是地、理直气壮地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四）坚持客观性原则，具体分析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如何正确认识毛泽东晚年错误？邓小平认为，除了毛泽东个人应负的责任外，“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2]P301。有些问题，离开了对复杂的历史背景的分析，难免评价不公。邓小平认为，首先不能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其次，不能把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的所有错误都归结为毛泽东一个人，他认为：“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2]P297就是对毛泽东晚年所犯的最大的错误，也不能由毛泽东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另外，还要把毛泽东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区别开来。林彪、“四人帮”搞“文化大革命”“是阴谋夺权”，毛泽东则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
毛泽东所犯错误的原因，邓小平客观地认为与制度不健全有关。邓小平认为，“制度是决定因素”[2]P345，“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2]P333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确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比如，他领导经济建设尤其是现代化工业建设的经验不足；在建设时期自觉不自觉地照搬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做法；注重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对经济建设没有始终一贯地重视；一系列胜利使他晚年产生了骄傲情绪，不大听得进党内外不同意见；等等。有些问题，在错误出现严重后果后，他自己也有所察觉。但从更大的空间和更长的时间范围观察，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又确有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甚至很大程度都是中央集体所犯的错误。对此，邓小平也毫不掩饰和回避自己的错误，认为“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2]P345，并多次检讨自己在党的历史和毛泽东的错误中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他认为，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1958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发热”[2]277。
（五）坚持向前看原则，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不仅仅是对一位历史人物给予客观公正的历史定位和应有的尊重，更是为了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维护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把大家的思想和目光引到搞四个现代化上面来，从而开辟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道路。在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邓小平指出：“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2]P292同时，邓小平突出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对当前和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提倡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5]P234又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5]P272
可以说，邓小平之所以能够继毛泽东之后，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邓小平理论，就在于他既善于吸收前人的成果、尊重前人有过的经验教训，又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为正确对待前人的成果与教训，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树立了光辉榜样。○
参考文献：
[1]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N].解放军报，1981—4—10.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4]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万 强
[关键词] 邓小平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他从政治需要、一代人的心愿和继承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高度出发，排除“左”和右的干扰，领导全党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建党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32年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全面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解决了我们党当时的指导思想问题，为党和国家在新时期的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一、科学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紧迫性
毛泽东作为我们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顺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但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具有其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突出表现在1957年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演变成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那么，应该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一生的功过和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还能不能继续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又是什么关系？所以，粉碎“四人帮”以后，作为拨乱反正的重要一环，怎样正确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如何对待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成为当时国内外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世界都在议论和猜测“毛泽东逝世以后的中国”，一些西方媒体甚至散布中共的纠“左”和拨乱反正是“非毛化”的谣言。在国内和党内，如何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是夸大党史上的一些失误，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来否定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这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犯错误，直至“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危害，因此应该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更不应该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一些高层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经验教训和否定“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也提出不少含有贬低甚至完全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观点的意见，认为他的一生“功大、错大、罪大”。
另一种观点是神化毛泽东，割裂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和庸俗化。“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极端盲目的个人崇拜依然存在，以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可变更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并且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真理”。继林彪、“四人帮”之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继续推行极左思潮，错误地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用以指导新形势下的工作，不愿意或不敢正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一观点严重阻碍了当时主张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与当时党的主导思想格格不入。
还有一种观点是认为毛泽东有功也有过，而且功大于过，这是主流。黄克诚就认为，“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当然，毛主席在晚年有缺点，有错误，甚至有某些严重错误。但是，对于他的错误，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而是应该“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害、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害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1]。
这种复杂的思想状况，决定了如何评价毛泽东在当时是一个全局的、紧迫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二、科学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卓越贡献
邓小平认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大局”[2]P299。因此，为了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维护毛泽东历史地位，又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拨正中国航行前进的方向，邓小平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领导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冲破“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禁锢，客观公正地对党的若干重要历史问题进行了回顾评析，全面科学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同时，实事求是地分析毛泽东晚年错误，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前进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一）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以“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由，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错误提出“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其表面上是在维护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却是拒绝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毛泽东生前的言行进行科学分析和评价，从而遭到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许多同志的抵制。1977年4月10日，此时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写信给中共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3]P157。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重申“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2]P39。邓小平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全党的赞同和重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提出“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2]P43。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2]P114，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可以说，邓小平提出的“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意在划清毛泽东思想体系与“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界限，促使人们认真思索毛泽东思想体系与毛泽东个别论断以及所犯错误之间的根本区别，是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伟大开端。 （二）肯定毛泽东功绩的同时，也要讲清楚毛泽东的缺点错误，主张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功过。面对西方国家猜测中国“非毛化”，党内国内出现的全盘否定毛泽东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3]P435当意大利记者问中国会不会像苏联对斯大林一样，对待毛泽东，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头像是否会永远保留下去时，邓小平肯定地说，“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2]P347。同时，他指出，“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2]P344-345在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再次肯定毛泽东的功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同时他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2]P149
197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起草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讲话稿。邓小平对起草讲话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特别强调不要局限于过去的认识，而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讲出一些“新的内容”，讲出“新的水平”，尤其是对毛泽东的作用和贡献一定要讲够。要使人们认识到，“我们的党、军队和人民是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在毛主席领导下建立功勋的”，“要使人看了这个讲话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3]P552-5539月29日，叶剑英在新中国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了这个讲话。讲话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给予了肯定，但对毛泽东的错误没有任何直接点评的批评。讲话发表以后，引起强烈反响，希望进一步作出正式历史决议的呼声更高。
（三）领导起草《历史决议》，为科学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提供文献依据和基本标准。1979年10月，邓小平提出，以国庆讲话为基础起草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随后决定，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常委领导下进行，邓小平亲自挂帅，胡耀邦主持，胡乔木主笔，另外成立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决议》最终定稿只有两万多字，但起草前后花了15个月，先后经过党内四千人大讨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等多次大型讨论修改易稿。邓小平亲自制定了对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每一位历史人物的评价尺度及掌握的分寸。邓小平不仅对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提出了总的意见，他还明确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包括语气措辞和篇幅长短，都作了详细而具体的指导。
对起草历史决议的指导思想，邓小平主要提出三条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2]P291-292这三条基本原则贯穿于历史决议起草过程的始终。
对历史决议的具体框架，邓小平建议，“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2]P296。在这个具体框架的设计中，总的精神，仍然是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初邓小平为具体框架设计的五个部分。后来，在党内四千人大讨论期间，一些讨论组要求补写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经历，邓小平表示同意。后来在实际起草过程中，把“建国17年”分成“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两个部分来写，并在这两部分之前增写“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部分。这样，最终形成的决议就分成八个部分。历史决议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4]P195同时，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看作一个科学体系，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党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的许多领导人，都对这一思想的形成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历史决议》草案经讨论获得一致通过。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的讲话中说：历史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2]P3381981年7月1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开发表。 三、科学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和方法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时代的前列，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根本原因在于他在正确认识和评价党的历史的过程中，秉持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点和中国共产党特色的认识、评价和运用历史经验的主要原则和方法，对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坚持政治性原则，站在党、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领袖人物的评价，既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又是个同我们党和国家的整个历史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在起草《历史决议》之初，针对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不同评价，邓小平强调如何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2]P299“只能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2]P366，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5]P284。在邓小平看来，这是因为毛泽东不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人物，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2]P172。邓小平认为，自党的七大起就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它“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邓小平明确表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要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2]P300。因此，如果否定毛泽东思想，丢掉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我们就失去了前进的根基和方向，是“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2]P300
（二）坚持历史性原则，从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和革命贡献来全面评价毛泽东。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全面评价，不能孤立、割裂地看。这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历史学家的一个共识。邓小平跳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局限，从新中国成立前后60年的历史串起来写毛泽东在重大历史关头的作用，从而能更为全面地概括毛泽东的功绩和贡献，尤其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晚年确实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一生为革命、为人民、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功勋，这个功绩是主要的，无论怎样评价也不过分。如果没有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建立的新中国，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继续探索也就没有了基础。何况即使在他犯错误的时期，也带领党和人民取得了不少成绩。对此，邓小平特别强调：毛泽东最伟大的功绩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寻求自己的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2]P172而且，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搞得很好，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2]P148另外，毛泽东对革命作出贡献的过程，也是他培养一代人的过程，邓小平这一代人是在他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因此，“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2]P149。
（三）坚持辩证性原则，对于毛泽东的功过实事求是地分析，恰如其分地评价。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时，强调“实事求是地分析”与“恰如其分地评价”相结合，主张对毛泽东的功过大小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既要看到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也要看到毛泽东的错误，并分清楚功绩与错误的主次关系。不因他的功绩而讳言其错误，也不因他的错误而否定其功绩。按照这样的观点来评价毛泽东，首先应看到的，就是“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2]P334。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还创立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探索者，以其独创性完成了历史使命，谱写了历史篇章，这是他一生的主流。毛泽东晚年是有错误，但是对于他“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5]P284。邓小平认为毛泽东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2]P116。再如“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认为这是错误的，应当勇于承认。但就毛泽东的愿望来讲，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只是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在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之后，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有功有过，且功大于过。与此同时，邓小平还提出“宜粗不宜细”的评价方法，认为，“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2]P294。不必弄清楚每一个历史问题，把历史评价的重点放在毛泽东的是非功过上，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
在肯定毛泽东的功绩，正确区分毛泽东功过的同时，邓小平还主张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1977年邓小平反复讲“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问题，实际上就已包含着要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错误的意思。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人讲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认为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应当区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和毛泽东的“个别论断”，“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2]P171。邓小平在区别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基础上，既实事求是地、态度鲜明地批评和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实事求是地、理直气壮地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四）坚持客观性原则，具体分析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如何正确认识毛泽东晚年错误？邓小平认为，除了毛泽东个人应负的责任外，“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2]P301。有些问题，离开了对复杂的历史背景的分析，难免评价不公。邓小平认为，首先不能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其次，不能把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的所有错误都归结为毛泽东一个人，他认为：“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2]P297就是对毛泽东晚年所犯的最大的错误，也不能由毛泽东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另外，还要把毛泽东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区别开来。林彪、“四人帮”搞“文化大革命”“是阴谋夺权”，毛泽东则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
毛泽东所犯错误的原因，邓小平客观地认为与制度不健全有关。邓小平认为，“制度是决定因素”[2]P345，“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2]P333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确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比如，他领导经济建设尤其是现代化工业建设的经验不足；在建设时期自觉不自觉地照搬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做法；注重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对经济建设没有始终一贯地重视；一系列胜利使他晚年产生了骄傲情绪，不大听得进党内外不同意见；等等。有些问题，在错误出现严重后果后，他自己也有所察觉。但从更大的空间和更长的时间范围观察，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又确有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甚至很大程度都是中央集体所犯的错误。对此，邓小平也毫不掩饰和回避自己的错误，认为“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2]P345，并多次检讨自己在党的历史和毛泽东的错误中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他认为，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1958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发热”[2]277。
（五）坚持向前看原则，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不仅仅是对一位历史人物给予客观公正的历史定位和应有的尊重，更是为了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维护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把大家的思想和目光引到搞四个现代化上面来，从而开辟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道路。在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邓小平指出：“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2]P292同时，邓小平突出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对当前和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提倡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5]P234又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5]P272
可以说，邓小平之所以能够继毛泽东之后，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邓小平理论，就在于他既善于吸收前人的成果、尊重前人有过的经验教训，又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为正确对待前人的成果与教训，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树立了光辉榜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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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4]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万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