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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4）05-0057-01
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惟有粮食是为国为民之根本；农民与土地最亲，那是农民的根。这句话道破了农业的重要性，农业与农民的关系，而农民又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与农村经济关系十分密切。中国又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因此农村经济的变化牵动着全国的心脉：农业兴则百业旺，国家民族社会稳定团结。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历史上不可或缺，功不可没。然而，两汉时期中国历史上曾有两次大的经济变动给国家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带来巨大打击特别是给农民带来巨大灾难从而导致了农村经济的破产。为什么在如此重视农业，以农为本的两汉时期农村经济会破产，原因又是什么。现从以下几个因素中略作分析。
一、水旱灾疫等自然灾害
两汉初期其统治者采取了与民休息的养民政策，恢复农业生产，文景之治达到盛期，东汉光武中兴国家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然而盛期之下却隐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危机导致了农村经济的破产，甚至是国家的灭亡。例如从武帝时起，灾荒次数惊人，而且水旱虫蝗无所不有。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四年，六月，旱；五年，五月，大蝗（《汉书·武帝记》卷六）”六年，遣两将军兵诛闽越。淮南王安上书谏曰：……间者，数年岁此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赖陛下德泽振救之，得毋转死沟壑，四年不等，五年夏，蝗虫生未复……（《汉书·严助传》卷六四）。[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八月蝗；六年，夏，大旱，蝗；[元朔]五年（公元前124）春，大旱；[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夏，大旱；[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夏，大水，关东饿着以千数，是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泛滥为中国害。菑梁楚破曹卫，城郭坏旦，蓄积漂流，百姓木柄，千里无庐，孤寡无所依，老弱无所归。”三年，夏四月，关东郡国十余饥，人相食；[元封]四年，夏大旱，民多暍死；六年，秋大旱，蝗。是岁，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关东蝗大，蜚至敦煌；二年，秋，蝗。三年秋，复蝗。[天汉]三年（公元前100年），夏大旱；其三年夏，大旱。而昭帝元年，七月，大水雨，自七月至十月；六年，大旱。宣帝本始三年大旱东西数千里；成帝永始三年，四年，夏，大旱。[平帝元始二年]夏四月，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秋，蝗，遍天下；平帝时，天下大蝗，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转引自《中国历朝史料汇编》）
此时期，水旱天灾虽不至于使国家大的统治秩序被打乱，但藏着的深层的，看不见的危机却已潜在并萌芽出现，到汉末已明显地显露出。
十一年辛未新莽始建国元年，河决魏郡（今河南安阳北）泛清河以东数郡。新莽地皇二年，秋，关东大饥，蝗；三年，关东人相食，流民入关者十万人，吏资赈粮饥死者什七八。65年，明帝永平八年，秋郡国十四大水；十三年，汴渠，河汴分流。复其旧迹，自平帝以来的60年之河患，修改。十八年，京师及衮豫徐大旱，89年，汉孝和帝刘肇永元元年，郡国九大水；四年，郡国十三震；七年，京师震。109年，安帝永初三年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汉顺帝永建元年正月丙子，京师地震，汉阳（今甘肃甘谷东）地陌裂，6.5级。永和四年，八月，太原郡旱民庶流冗；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七月三辅大旱，自是年四月至七月；谷一斛值钱五十万，长安中人相食。
从以上一系列的水旱灾害、河流泛滥，霖雨雹灾，旱魃，蝗虫瘟疫中可以看出自然灾难，疾疫对社会经济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经济造成很严重的打击。国家财政和政府虽从事救济，可毕竟人才有限。特别是大灾之后“歲比不登”，只好听之任之。农民只有破产流亡，任天灾蹂躏。自然灾害是引起农村经济破产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恶劣的政治因素和军事战争
汉代的地方官对农民夙有极大的治理权与支配权，汉全盛时对官吏慎于选任，严于监督。中央政府由三公九卿分掌，内外廷互相牵制，地方政府以郡为基本，下治县邑上受刺史监察，武帝集权之后，三公“坐而论道”，九卿权也被剥，中央集权移到尚书台，和帝以降，尚书台为官处戚把握（争权夺利），地方刺史权力加大，政治重心向两端移，政治组织解纽，失掉了效能。具体表现为吏制政风败坏，官吏歪曲国法，非法“侵鱼百姓”特殊征战，盗贼蜂起，多方面的压迫剥削造成了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破产流亡，从根基上对农村经济加以动摇。
比如，和帝以后，东汉统治集权日益趋于腐朽，豪强势力日益扩张，轮流当政的宦官外戚竞相压榨农民，农民处境日益恶劣，从这时起直到东汉末年，沉重的赋役和疠疫，饥馑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经济，迫农民到处流亡。东汉王朝用赐爵办法鼓励流民向郡县著籍，但不过是画饼充饥，对流民毫无作用。相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竟达10万户。地方官吏为了邀赏，常常隐瞒不报灾情，虚报户口和垦田数字，这又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赋税负担，促使更多农民逃亡异乡。
灵帝时宦官支配朝政，政治腐败达到了极点，开西邸公开卖官，二千石官二千万钱，四百万官四百万钱，县令长按县土丰瘠各有定价，富者先入钱，贫者到官后加倍缴纳；公卿等官千万钱、五百万钱不等。而这些人到任后，便拼命搜刮人民以加倍捞回资本，这种敲骨吸髓式的残酷剥削，使脆弱的农村经济摇摇欲坠。
新莽时王莽无端挑起外患，发郡国勇士，武库精兵，议满30万众……穷迫匈奴，……攻打朝鲜。莽末，岁饥兵起……百姓莫事农桑。……破坏了一切正常的经济活动，男辍耕耨，女停机杼，并且军事战争赤眉起义纠缠在一起，搅作一团，破坏怕特别强烈，赤地千里，流民入关十余万人“老弱相携，穷团道路。”（《后汉书·安帝记》），桓帝初年，战争耗军费400亿钱，国力大损，人口减少，生产凋敝。更不用说东汉末年军阀混战。
三、豪右兼并
汉武帝以后，土地兼并急剧膨胀（因当时财产观念宗族观念）田租率的过低等都促使一般富贵阶级大规模兼并土地。官僚士大夫为了自己家族和地位也购买或豪夺土地，如淮南王安后荼，太后迁，女陵和衡山王赐都侵夺民田宅，甚至武帝也“置私田于民间”。中期以后，拥有土地三四百顷的大地主为数不少，个别大地主甚至千顷以上，酷吏宁成买陂田千余顷（《汉书·五行志》中之上）。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靠豪强地主起家，田庄经济又有了长足发展，至东汉晚年，豪强地主田庄“膏田满野”，或至“数百千顷”，大地主遍地都是，人民特别是农民沦为佃农、雇佣，或为游民佣保，甚至卖为奴婢，
工商业家发了财便投资于土地，“以末致财，虽家资千万，乃至成千万，但仍须“用本守之”掠夺土地，成为大地主。另一面，大地主大官僚商业以图暴力，加速了农民破产。甚至到了元后八十年，汉武府又因受儒家经济思想影响，取消了二百年来励行的统治经济政策，恢复了战国——汉初的经济自由主义使得工商业势力重又膨胀，同时吏治破坏又产生了大量贪婪的官僚，加速了农民、农村经济破产。
另外还有一些其它因素也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技术落后，耕作粗陋，牛耕、马耕在全国范围内并未完全展开；江南及远边缦田休耕甚至火耕水耨，犁牛执不着。当时也有区中法（点播法）但太费力气，直到魏晋仍未通行。不实行科学的方法，每年只能种植一次，故亦只能获得一季，秋收之后，土地即空闲等来年春耕。
除此之外，还有小农个体经济的脆弱性。在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下，共同促成了两汉时期农村经济的破产。因此，两汉农村经济破产便不难于理解了。
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惟有粮食是为国为民之根本；农民与土地最亲，那是农民的根。这句话道破了农业的重要性，农业与农民的关系，而农民又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与农村经济关系十分密切。中国又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因此农村经济的变化牵动着全国的心脉：农业兴则百业旺，国家民族社会稳定团结。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历史上不可或缺，功不可没。然而，两汉时期中国历史上曾有两次大的经济变动给国家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带来巨大打击特别是给农民带来巨大灾难从而导致了农村经济的破产。为什么在如此重视农业，以农为本的两汉时期农村经济会破产，原因又是什么。现从以下几个因素中略作分析。
一、水旱灾疫等自然灾害
两汉初期其统治者采取了与民休息的养民政策，恢复农业生产，文景之治达到盛期，东汉光武中兴国家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然而盛期之下却隐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危机导致了农村经济的破产，甚至是国家的灭亡。例如从武帝时起，灾荒次数惊人，而且水旱虫蝗无所不有。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四年，六月，旱；五年，五月，大蝗（《汉书·武帝记》卷六）”六年，遣两将军兵诛闽越。淮南王安上书谏曰：……间者，数年岁此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赖陛下德泽振救之，得毋转死沟壑，四年不等，五年夏，蝗虫生未复……（《汉书·严助传》卷六四）。[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八月蝗；六年，夏，大旱，蝗；[元朔]五年（公元前124）春，大旱；[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夏，大旱；[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夏，大水，关东饿着以千数，是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泛滥为中国害。菑梁楚破曹卫，城郭坏旦，蓄积漂流，百姓木柄，千里无庐，孤寡无所依，老弱无所归。”三年，夏四月，关东郡国十余饥，人相食；[元封]四年，夏大旱，民多暍死；六年，秋大旱，蝗。是岁，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关东蝗大，蜚至敦煌；二年，秋，蝗。三年秋，复蝗。[天汉]三年（公元前100年），夏大旱；其三年夏，大旱。而昭帝元年，七月，大水雨，自七月至十月；六年，大旱。宣帝本始三年大旱东西数千里；成帝永始三年，四年，夏，大旱。[平帝元始二年]夏四月，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秋，蝗，遍天下；平帝时，天下大蝗，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转引自《中国历朝史料汇编》）
此时期，水旱天灾虽不至于使国家大的统治秩序被打乱，但藏着的深层的，看不见的危机却已潜在并萌芽出现，到汉末已明显地显露出。
十一年辛未新莽始建国元年，河决魏郡（今河南安阳北）泛清河以东数郡。新莽地皇二年，秋，关东大饥，蝗；三年，关东人相食，流民入关者十万人，吏资赈粮饥死者什七八。65年，明帝永平八年，秋郡国十四大水；十三年，汴渠，河汴分流。复其旧迹，自平帝以来的60年之河患，修改。十八年，京师及衮豫徐大旱，89年，汉孝和帝刘肇永元元年，郡国九大水；四年，郡国十三震；七年，京师震。109年，安帝永初三年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汉顺帝永建元年正月丙子，京师地震，汉阳（今甘肃甘谷东）地陌裂，6.5级。永和四年，八月，太原郡旱民庶流冗；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七月三辅大旱，自是年四月至七月；谷一斛值钱五十万，长安中人相食。
从以上一系列的水旱灾害、河流泛滥，霖雨雹灾，旱魃，蝗虫瘟疫中可以看出自然灾难，疾疫对社会经济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经济造成很严重的打击。国家财政和政府虽从事救济，可毕竟人才有限。特别是大灾之后“歲比不登”，只好听之任之。农民只有破产流亡，任天灾蹂躏。自然灾害是引起农村经济破产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恶劣的政治因素和军事战争
汉代的地方官对农民夙有极大的治理权与支配权，汉全盛时对官吏慎于选任，严于监督。中央政府由三公九卿分掌，内外廷互相牵制，地方政府以郡为基本，下治县邑上受刺史监察，武帝集权之后，三公“坐而论道”，九卿权也被剥，中央集权移到尚书台，和帝以降，尚书台为官处戚把握（争权夺利），地方刺史权力加大，政治重心向两端移，政治组织解纽，失掉了效能。具体表现为吏制政风败坏，官吏歪曲国法，非法“侵鱼百姓”特殊征战，盗贼蜂起，多方面的压迫剥削造成了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破产流亡，从根基上对农村经济加以动摇。
比如，和帝以后，东汉统治集权日益趋于腐朽，豪强势力日益扩张，轮流当政的宦官外戚竞相压榨农民，农民处境日益恶劣，从这时起直到东汉末年，沉重的赋役和疠疫，饥馑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经济，迫农民到处流亡。东汉王朝用赐爵办法鼓励流民向郡县著籍，但不过是画饼充饥，对流民毫无作用。相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竟达10万户。地方官吏为了邀赏，常常隐瞒不报灾情，虚报户口和垦田数字，这又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赋税负担，促使更多农民逃亡异乡。
灵帝时宦官支配朝政，政治腐败达到了极点，开西邸公开卖官，二千石官二千万钱，四百万官四百万钱，县令长按县土丰瘠各有定价，富者先入钱，贫者到官后加倍缴纳；公卿等官千万钱、五百万钱不等。而这些人到任后，便拼命搜刮人民以加倍捞回资本，这种敲骨吸髓式的残酷剥削，使脆弱的农村经济摇摇欲坠。
新莽时王莽无端挑起外患，发郡国勇士，武库精兵，议满30万众……穷迫匈奴，……攻打朝鲜。莽末，岁饥兵起……百姓莫事农桑。……破坏了一切正常的经济活动，男辍耕耨，女停机杼，并且军事战争赤眉起义纠缠在一起，搅作一团，破坏怕特别强烈，赤地千里，流民入关十余万人“老弱相携，穷团道路。”（《后汉书·安帝记》），桓帝初年，战争耗军费400亿钱，国力大损，人口减少，生产凋敝。更不用说东汉末年军阀混战。
三、豪右兼并
汉武帝以后，土地兼并急剧膨胀（因当时财产观念宗族观念）田租率的过低等都促使一般富贵阶级大规模兼并土地。官僚士大夫为了自己家族和地位也购买或豪夺土地，如淮南王安后荼，太后迁，女陵和衡山王赐都侵夺民田宅，甚至武帝也“置私田于民间”。中期以后，拥有土地三四百顷的大地主为数不少，个别大地主甚至千顷以上，酷吏宁成买陂田千余顷（《汉书·五行志》中之上）。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靠豪强地主起家，田庄经济又有了长足发展，至东汉晚年，豪强地主田庄“膏田满野”，或至“数百千顷”，大地主遍地都是，人民特别是农民沦为佃农、雇佣，或为游民佣保，甚至卖为奴婢，
工商业家发了财便投资于土地，“以末致财，虽家资千万，乃至成千万，但仍须“用本守之”掠夺土地，成为大地主。另一面，大地主大官僚商业以图暴力，加速了农民破产。甚至到了元后八十年，汉武府又因受儒家经济思想影响，取消了二百年来励行的统治经济政策，恢复了战国——汉初的经济自由主义使得工商业势力重又膨胀，同时吏治破坏又产生了大量贪婪的官僚，加速了农民、农村经济破产。
另外还有一些其它因素也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技术落后，耕作粗陋，牛耕、马耕在全国范围内并未完全展开；江南及远边缦田休耕甚至火耕水耨，犁牛执不着。当时也有区中法（点播法）但太费力气，直到魏晋仍未通行。不实行科学的方法，每年只能种植一次，故亦只能获得一季，秋收之后，土地即空闲等来年春耕。
除此之外，还有小农个体经济的脆弱性。在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下，共同促成了两汉时期农村经济的破产。因此，两汉农村经济破产便不难于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