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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关规划即将出台，一系列政策红利即将释放。为科学认识京津冀的重大战略背景，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对此，本刊记者就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方向及改革思路对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赵弘副院长进行了专访。
一、京津冀的合作
赵弘说：第一是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合作这次之所以提到这么一个高度上，就是因为要解决北京的问题。
第二是发展导向。中国区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长三角、珠三角已经得到应有的发展，但是第三极在哪里最具备条件？就是京津冀，打造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参与全球的竞争。
第三是创新的导向。从全球来看创新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美国提出创新战略，要放大硅谷的创新效应，日本提出战略综合特区，打造以东京大阪等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创新特区。我们国家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不能够实现创新驱动，在国际上没有竞争力，创新要有创新区域，现在京津冀地区应该最具备条件，这里集中了全国1/3左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拥有超过2/3的“两院”院士，聚集了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代表的14家国家级高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重要的科技创新源头。
二、京津冀协调发展的理性思考
对于三十多年时间在推进这个地区发展，但为什么进展缓慢的原因，赵弘认为有几点：
第一，这个地区涉及的主体复杂。这个主体包括两个直辖市和一个省，在北京直辖市里面涉及到军委、中央部委，这个地区多主体，且主体很高，如何形成一个区域协调机制，对于区域的合作至关重要，这是合作的龙头，龙头不能抬起，就很难取得成效。
第二，这个地区面临体制机制的制约。我们要跳出“一亩三分地”的思维，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思维恰恰在于财税体制，GDP财税考核机制，这样的机制不打破，就会衍生到乡镇和区县，合作当中的各种阻力和困难难以消除。所以我们讲抓事物要抓关键，京津冀合作体制机制的创新解决利益协调机制就是我们的七寸所在。
第三，我们要有顶层设计。北京发展到今天就是缺乏顶层设计，卫星城的概念很好，但是由于设计滞后，过去的理解比较偏颇，卫星城建设不太成功，卫星城有三个核心要素；第一个要素是距离，卫星城离主城的距离在30—70公里之间，太近不行，像今天的天通苑和回龙观就是失败的卫星城，太远没有吸引力，无论什么交通方式都持续很长时间不现实，30—70公里范围内设立卫星城是合适的；第二要素是通道，卫星城与主城之间怎么联系很关键，国外联系主要是城际铁路或者市郊铁路，一站式到达，如果用公路联系即使用高速公路也不能解决，因为十几万人或者更多人在1小时之内移动必然造成交通拥堵，一定是城际铁路；第三要素是规模，要很好地设计，包括主城本身也不能太大，如果早一点把思路明确，北京城就不能搞那么大，城市规模越大，将来与卫星城之间就难以让卫星城发挥作用，因为即使卫星城规模控制住，从居住地到车站到火车站，需要20分钟到半小时，但是到主城以后需要1小时或者更长时间到达工作地，所以很难成功，天津与北京城市铁路大概20多分钟，很少把天津当成北京的卫星城，即使不考虑行政级别，也不能实现，因为从天津火车站到工作地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形成快速的要素，我们要在北京周边设计若干个与主城有联系的、但是规模有所控制的、涵盖医疗、教育、服务、自身服务相对完善的卫星城来解决北京目前的问题。
第四，应做好下面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建议国家成立国家层面的京津冀协调委员会，或者叫首都圈协调委员会，建议由国家领导人担任主任，没有这样高规格的领导机制，组织机制、协调机制，这个区域的协同发展不好推进。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推进机制，最好能够落在国家发改委，专门设立一个司，专门针对这个区域的发展，既然是国家战略，这个区域的特殊性就要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推进。
其次是把这个区域作为一个财税体制的实验区，探索我们的体制和机制，比如探索首都财政，解决首都经济发展的压力，能够使首都专职做好首都服务，从繁重的经济发展压力当中解脱出来，也给更多的经济功能创造条件。
再次是能够建立首都或者京津冀发展的引导基金，今天搞市场经济，空间结构调整不能下命令，可以设立引导基金，对于一些功能疏解和产业的疏解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比如员工上下班、企业补贴，搬迁出去适当的财税的返还和奖励，推动利益的引导而不是命令，使我们的产业和功能周边疏解，当然这个前提是要建立便捷的快速交通体系。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政府和市场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
赵弘提出，一定要认识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市场经济，因为我们今天的结构调整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可以靠行政命令，让企业和事业单位搬迁，但是今天要考虑它的可行性、代价和成本甚至后果。比如历史上我们在北京的结构调整当中曾经有过教训，也有过成功的经验，教训就是北京有一大批工业企业，在80年代调整的时候退二进三，当然当时的思路不正确，基本上把总部和制造全部搬到外地或者到郊区，实践证明这批搬迁以失败而告终，北京的工业品牌在历史上曾经非常辉煌，但是这些企业基本都消亡了。计划经济时代很多企业从一个山沟搬到另一个山沟，从山沟搬到县城甚至省城，企业依然存在，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一个人依附于这个机构和企业，档案、户口、布票、粮票、住房、上学、医院、养老，所有都是企业包揽，所以人都是依附于企业，整个市场没有正常的供应，必须随着企业走，但是在80年代北京很多工业企业调整的时候，企业搬迁了，买地和建厂房，很多高端人才走了可以再选择，机构出去了，但是核心灵魂人才没有了，最后就消亡了，不调整死在本地，结构方法使用不当死在外地，教训明显存在。成功的经验只有首钢，首钢搬迁就是采取的总部留下来，人才留下来，创新能力留下来，上百年的创新品牌和销售渠道留下来，通过结构升级，把一个现代化的工厂放到曹妃甸，少数核心工人跟着过去，主管生产厂长去指挥，依着本地就业为主，所以首钢成功了，今天的首钢钢产量3000万吨，是当年北京最高产量800万吨的4倍，但是没有再消耗北京大量的水资源和能源，同时按照总部经济模式进一步扩张投资，进入世界500强，并且逐年提高，所以我们认为方法正确才能成功，否则就会有失败。 赵弘说，今天我们同样如此，所以我们说要加快与周边城市市郊铁路的建设，如果这个条件不具备，强行命令一些企业总部、大学、医院迁过去，这些员工在路上要耗费2-3个小时的路程，对于他们太困难了，其结果只能是一流大学出去变成三流，一流医院变成三流，企业消亡，我们要创造条件，逐步推进整个结构调整。
例子还有很多，包括在北京，同样在北京近十年新增外来人口当中朝阳区占20.5%，海淀区15.5%，丰台区11.3%，大兴区占了11.1%，通州区11.4%，这几个区加在一起就占到了80%多，同样在北京延庆吸引的外来人口只是0.4%，平谷0.7%，密云0.9%，不是只要是北京就集聚，还要看区位条件，同样道理推演到京津冀地区，因为平谷、密云、怀柔、延庆这些地区没有地铁和城铁很不方便，因此人口集聚很困难，产业集聚吸引更困难，加快北京与城边的城际铁路建设，硬条件就是基础设施，软条件就是制度，消除北京和周边的制度瓶颈，高考制度、养老制度、医疗制度、种种制度都在阻碍着区域的一体化，把制度消除掉，公共服务要完善，通过政府资金引导逐步解决疏解的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无所作为，两者都不可取。
（二）对河北的建议。
河北现在热情很高，各个区县城市热情都很高，但是我认为要理性思考，正确认识，整体谋划、统筹谋划、稳步推进。
第一，对接首都城市功能疏解的整体谋划，有重点的推进。
对接和疏解不是每个城市每个县都能有所对接，一定要有重点的、条件具备的先对接，比如现在认为的廊坊、固安、涿州、北三县这几个地方相对比较完善，能否率先规划这些地方某一些区域承担北京的功能和产业，加快建设新一代的卫星城，现在有些无序竞争。
第二，能够差异化定位。
这些地方进行很好的研究，根据产业基础，北京可能的转移的功能和产业，不要形成内部的恶性竞争。
第三，要严重控制要素价格的飞涨。
现在炒概念很严重，先炒股后炒房，股价很高，房价也很高，但是条件不具备，根据国外卫星城建设周边城市发展也好，与中心城之间联系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城际铁路一定要快速到达，修建最多1小时的城市圈；二是一定要有价格差，比中心城价格偏低，无论是房价或租金等各种要素价格都偏低；三是优越的生态环境，往往是生态化的低密度的，绿化率很高，这三个条件是周边区域与中心城合作的重要的三个条件。
现在看到目前的北京周边的合作形式很严峻，第一没有城际铁路；第二生态环境在弱化，周边的城市雾霾并不比北京弱，生态环境这个优势就已经被弱化；第三炒房炒地把价格炒起来，一方面使当地的老百姓受损，低工资承受着高房价，低收入承受着各种要素的高成本；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将来即使具备了城际铁路以后，失去了对中心城产业功能的吸引力，动力机制没有了。今天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但是经济动力机制没有了，转移怎么办，怎么解决，现在保定房价涨了10%，河北板块股市涨停，这对于我们转出是灾难性的，对于整个区域的治理是极其不利的，有可能城市病转变为区域病，利用价格落差，边界的交通通道，环境，吸引外溢，如果条件消失，城市病就没有治理的办法，对此高度呼吁不能把城市病演变为区域病，恐怕就要迁都了。
现在我认为迁都是下策，迁都的成本太大，对此国家要科学决策和理性决策。而且迁都难度也巨大，一个城市的形成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北京不是一日形成的，同样面临疏解问题，人才、公务员是否会跟着走，迁都以后商品房办法还是政府供应房办法，都是巨大问题，我们应该积极通过区域的合作解决北京的城市病，而不是把城市病演变成区域病，付出更大的代价。
一、京津冀的合作
赵弘说：第一是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合作这次之所以提到这么一个高度上，就是因为要解决北京的问题。
第二是发展导向。中国区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长三角、珠三角已经得到应有的发展，但是第三极在哪里最具备条件？就是京津冀，打造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参与全球的竞争。
第三是创新的导向。从全球来看创新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美国提出创新战略，要放大硅谷的创新效应，日本提出战略综合特区，打造以东京大阪等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创新特区。我们国家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不能够实现创新驱动，在国际上没有竞争力，创新要有创新区域，现在京津冀地区应该最具备条件，这里集中了全国1/3左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拥有超过2/3的“两院”院士，聚集了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代表的14家国家级高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重要的科技创新源头。
二、京津冀协调发展的理性思考
对于三十多年时间在推进这个地区发展，但为什么进展缓慢的原因，赵弘认为有几点：
第一，这个地区涉及的主体复杂。这个主体包括两个直辖市和一个省，在北京直辖市里面涉及到军委、中央部委，这个地区多主体，且主体很高，如何形成一个区域协调机制，对于区域的合作至关重要，这是合作的龙头，龙头不能抬起，就很难取得成效。
第二，这个地区面临体制机制的制约。我们要跳出“一亩三分地”的思维，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思维恰恰在于财税体制，GDP财税考核机制，这样的机制不打破，就会衍生到乡镇和区县，合作当中的各种阻力和困难难以消除。所以我们讲抓事物要抓关键，京津冀合作体制机制的创新解决利益协调机制就是我们的七寸所在。
第三，我们要有顶层设计。北京发展到今天就是缺乏顶层设计，卫星城的概念很好，但是由于设计滞后，过去的理解比较偏颇，卫星城建设不太成功，卫星城有三个核心要素；第一个要素是距离，卫星城离主城的距离在30—70公里之间，太近不行，像今天的天通苑和回龙观就是失败的卫星城，太远没有吸引力，无论什么交通方式都持续很长时间不现实，30—70公里范围内设立卫星城是合适的；第二要素是通道，卫星城与主城之间怎么联系很关键，国外联系主要是城际铁路或者市郊铁路，一站式到达，如果用公路联系即使用高速公路也不能解决，因为十几万人或者更多人在1小时之内移动必然造成交通拥堵，一定是城际铁路；第三要素是规模，要很好地设计，包括主城本身也不能太大，如果早一点把思路明确，北京城就不能搞那么大，城市规模越大，将来与卫星城之间就难以让卫星城发挥作用，因为即使卫星城规模控制住，从居住地到车站到火车站，需要20分钟到半小时，但是到主城以后需要1小时或者更长时间到达工作地，所以很难成功，天津与北京城市铁路大概20多分钟，很少把天津当成北京的卫星城，即使不考虑行政级别，也不能实现，因为从天津火车站到工作地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形成快速的要素，我们要在北京周边设计若干个与主城有联系的、但是规模有所控制的、涵盖医疗、教育、服务、自身服务相对完善的卫星城来解决北京目前的问题。
第四，应做好下面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建议国家成立国家层面的京津冀协调委员会，或者叫首都圈协调委员会，建议由国家领导人担任主任，没有这样高规格的领导机制，组织机制、协调机制，这个区域的协同发展不好推进。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推进机制，最好能够落在国家发改委，专门设立一个司，专门针对这个区域的发展，既然是国家战略，这个区域的特殊性就要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推进。
其次是把这个区域作为一个财税体制的实验区，探索我们的体制和机制，比如探索首都财政，解决首都经济发展的压力，能够使首都专职做好首都服务，从繁重的经济发展压力当中解脱出来，也给更多的经济功能创造条件。
再次是能够建立首都或者京津冀发展的引导基金，今天搞市场经济，空间结构调整不能下命令，可以设立引导基金，对于一些功能疏解和产业的疏解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比如员工上下班、企业补贴，搬迁出去适当的财税的返还和奖励，推动利益的引导而不是命令，使我们的产业和功能周边疏解，当然这个前提是要建立便捷的快速交通体系。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政府和市场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
赵弘提出，一定要认识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市场经济，因为我们今天的结构调整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可以靠行政命令，让企业和事业单位搬迁，但是今天要考虑它的可行性、代价和成本甚至后果。比如历史上我们在北京的结构调整当中曾经有过教训，也有过成功的经验，教训就是北京有一大批工业企业，在80年代调整的时候退二进三，当然当时的思路不正确，基本上把总部和制造全部搬到外地或者到郊区，实践证明这批搬迁以失败而告终，北京的工业品牌在历史上曾经非常辉煌，但是这些企业基本都消亡了。计划经济时代很多企业从一个山沟搬到另一个山沟，从山沟搬到县城甚至省城，企业依然存在，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一个人依附于这个机构和企业，档案、户口、布票、粮票、住房、上学、医院、养老，所有都是企业包揽，所以人都是依附于企业，整个市场没有正常的供应，必须随着企业走，但是在80年代北京很多工业企业调整的时候，企业搬迁了，买地和建厂房，很多高端人才走了可以再选择，机构出去了，但是核心灵魂人才没有了，最后就消亡了，不调整死在本地，结构方法使用不当死在外地，教训明显存在。成功的经验只有首钢，首钢搬迁就是采取的总部留下来，人才留下来，创新能力留下来，上百年的创新品牌和销售渠道留下来，通过结构升级，把一个现代化的工厂放到曹妃甸，少数核心工人跟着过去，主管生产厂长去指挥，依着本地就业为主，所以首钢成功了，今天的首钢钢产量3000万吨，是当年北京最高产量800万吨的4倍，但是没有再消耗北京大量的水资源和能源，同时按照总部经济模式进一步扩张投资，进入世界500强，并且逐年提高，所以我们认为方法正确才能成功，否则就会有失败。 赵弘说，今天我们同样如此，所以我们说要加快与周边城市市郊铁路的建设，如果这个条件不具备，强行命令一些企业总部、大学、医院迁过去，这些员工在路上要耗费2-3个小时的路程，对于他们太困难了，其结果只能是一流大学出去变成三流，一流医院变成三流，企业消亡，我们要创造条件，逐步推进整个结构调整。
例子还有很多，包括在北京，同样在北京近十年新增外来人口当中朝阳区占20.5%，海淀区15.5%，丰台区11.3%，大兴区占了11.1%，通州区11.4%，这几个区加在一起就占到了80%多，同样在北京延庆吸引的外来人口只是0.4%，平谷0.7%，密云0.9%，不是只要是北京就集聚，还要看区位条件，同样道理推演到京津冀地区，因为平谷、密云、怀柔、延庆这些地区没有地铁和城铁很不方便，因此人口集聚很困难，产业集聚吸引更困难，加快北京与城边的城际铁路建设，硬条件就是基础设施，软条件就是制度，消除北京和周边的制度瓶颈，高考制度、养老制度、医疗制度、种种制度都在阻碍着区域的一体化，把制度消除掉，公共服务要完善，通过政府资金引导逐步解决疏解的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无所作为，两者都不可取。
（二）对河北的建议。
河北现在热情很高，各个区县城市热情都很高，但是我认为要理性思考，正确认识，整体谋划、统筹谋划、稳步推进。
第一，对接首都城市功能疏解的整体谋划，有重点的推进。
对接和疏解不是每个城市每个县都能有所对接，一定要有重点的、条件具备的先对接，比如现在认为的廊坊、固安、涿州、北三县这几个地方相对比较完善，能否率先规划这些地方某一些区域承担北京的功能和产业，加快建设新一代的卫星城，现在有些无序竞争。
第二，能够差异化定位。
这些地方进行很好的研究，根据产业基础，北京可能的转移的功能和产业，不要形成内部的恶性竞争。
第三，要严重控制要素价格的飞涨。
现在炒概念很严重，先炒股后炒房，股价很高，房价也很高，但是条件不具备，根据国外卫星城建设周边城市发展也好，与中心城之间联系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城际铁路一定要快速到达，修建最多1小时的城市圈；二是一定要有价格差，比中心城价格偏低，无论是房价或租金等各种要素价格都偏低；三是优越的生态环境，往往是生态化的低密度的，绿化率很高，这三个条件是周边区域与中心城合作的重要的三个条件。
现在看到目前的北京周边的合作形式很严峻，第一没有城际铁路；第二生态环境在弱化，周边的城市雾霾并不比北京弱，生态环境这个优势就已经被弱化；第三炒房炒地把价格炒起来，一方面使当地的老百姓受损，低工资承受着高房价，低收入承受着各种要素的高成本；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将来即使具备了城际铁路以后，失去了对中心城产业功能的吸引力，动力机制没有了。今天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但是经济动力机制没有了，转移怎么办，怎么解决，现在保定房价涨了10%，河北板块股市涨停，这对于我们转出是灾难性的，对于整个区域的治理是极其不利的，有可能城市病转变为区域病，利用价格落差，边界的交通通道，环境，吸引外溢，如果条件消失，城市病就没有治理的办法，对此高度呼吁不能把城市病演变为区域病，恐怕就要迁都了。
现在我认为迁都是下策，迁都的成本太大，对此国家要科学决策和理性决策。而且迁都难度也巨大，一个城市的形成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北京不是一日形成的，同样面临疏解问题，人才、公务员是否会跟着走，迁都以后商品房办法还是政府供应房办法，都是巨大问题，我们应该积极通过区域的合作解决北京的城市病，而不是把城市病演变成区域病，付出更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