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从小就在慈母的关照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是，真正让他在白话文运动中一展拳脚的原因，和他小时候四处搜罗小说有着莫大的关系。
　　父亲在遗嘱中让我努力读书上进
　　我生于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1891年12月17日）。我生后两个月，父亲被台湾巡抚邵友濂奏调往台湾。父亲于十八年二月底到台湾。
　　甲午中日战事开始，台湾也在备战区域，恰好四叔来台湾，我父亲便托他把家眷送回徽州故乡，只留二哥嗣秬跟着他在台东。那年四月，中和议成，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绅民反对割台，要求巡抚唐景崧坚守。唐景崧请西洋各国出来干涉，各国不允。我父亲在台东办后山的防务，电报已不通，饷源已断绝。那时他得脚气病，后来双脚都不能行动了，才被放行。等到厦门时，手足俱不能动了。七月初三日死在了厦门！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母亲听见读信人读到父亲死信时，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记得这一点悽惨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父亲死时，母亲只有23岁。
　　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写了几张遗嘱，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穈儿 （我的名字叫嗣穈）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我11岁时，二哥和三哥都在家，有一天我母亲问他们道：“穈今年11岁了。你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二哥不曾开口，三哥冷笑道，“哼，念书！”二哥始终没有说什么。我母亲忍气坐了一会，回到了房里才敢掉眼泪。她不敢得罪他们，因为一家的财政权全在二哥的手里。所以她只能掉眼泪，终不敢哭。
　　父亲的遗嘱究竟是管用了，况且我小时很聪明，大家都知道。所以隔了两年，我就跟三哥出门求学了。
　　母亲付三倍学费，请老师为我“开小灶”
　　我在台湾时，大病了半年，故身体很弱。但我母亲望我念书的心很切，故到家的时候，我才满三岁零几个月，就在我四叔父介如先生的学堂里读书了。我进学堂之前已认得近一千字了，所以不须念 《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一类的书。我念的第一部书是我父亲自己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叫做 “学为人诗”，他亲笔抄写给我的。这部书说的是做人的道理。
　　等到读到《论语》下半部时，我的四叔父介如先生选了颍州府阜阳县的训导，要上任去了，就把家塾移交给族兄禹臣先生。四叔的学堂里只有两个学生，一个是我，一个是四叔的儿子嗣秫，比我大几岁。嗣秫承继给瑜婶。她很溺爱他，不肯管束他，故四叔一走开，秫哥就溜到灶下或后堂去玩了。我的母亲管得严厉，我又不大觉得念书是苦事，故我常常一个人坐在学堂里温书念书，到天黑才回家。
　　禹臣先生接收家塾后，学生就增多了。四叔家的小屋不够用了，就移到一所大屋——来新书屋里去。我们家乡的蒙馆学金很轻，每个学生每年只送两块银元。先生对于这类学生，每天只是教他们念死书，背死书，从来不肯为他们 “讲书”。我不属于这 “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我母亲大概是受了我父亲的叮嘱，她嘱托四叔和禹臣先生为我 “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
　　那些借来的小说，在十几年后派上了大用场
　　当我九岁时，有一天我在四叔家东边小屋里玩耍。在一堆废纸中找到一本破书。这本破书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这本破书原来是一本小字木板的 《第五才子》，我记得很清楚，开始便是“李逵打死殷天锡”一回。我把这本《水浒传》残本一口气看完了。看完之后，心里很不好过：这一本的前面讲些什么？后面讲什么？
　　后来我居然得着《水浒传》全部。《三国演义》也看完了。从此以后，我到处去借小说看。我的大哥最不长进，要吃鸦片烟，但鸦片烟灯是和小说书常作伴的。五叔、三姊夫都是吸鸦片烟的，所以也有一些小说书。大嫂认得些字，嫁妆里带来了好几种弹词小说，这些书不久都成了我的藏书的一部分。
　　后来，我又在三哥的书架上寻得三部小说：一部《红楼梦》，一部《儒林外史》，一部《聊斋志异》。二哥有一次回家，带了一部新译出的《经国美谈》，讲的是希腊的爱国志士的故事，是日本人做的。这是我读外国小说的第一步。
　　帮助我借小说最出力的是族叔近仁。我同他不同学堂，但常常相见，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天资高，肯用功，家中也颇有藏书。他看过的小说，常借给我看。我借到的小说，也常借给他看。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在十几年后于我很有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