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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一份成功的报纸,它带给现代中国报业良多启示,本文在对三十年代《大公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从报纸办报理念的角度来探讨当代中国报业的生存问题,即这份昔日的民间大报带给当今报业的启示:以民生的视角来关照社会,以民生的角度写新闻,做事业。
【关键词】民生观 社会责任 报业生存
《大公报》的成功,当然与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但是更主要的是主客观各方面条件的契合,换句话说,就是《大公报》的主观办报思想和动机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客观发展趋势和潮流的契合。
报纸是大众传播媒介,以服务大众为鹄的才是其生存发展的根本。《大公报》反对战争,且不畏权势,勇于为民众说话,誓为民众之喉舌。这种办报理念顺应了国家需要、民众需要,也符合新闻媒介自身发展的规律、要求。而这也是《大公报》能在当时的中国新闻界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
《大公报》选择民生观有其必然性。张季鸾认为,“报纸之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1]他说过,《大公报》的成功经验即为“准备失败”,这个并非夸大其词,实是情势所逼之下的必然心态。
一、民生观是报纸履行其社会责任的必然选择
《大公报》是一张文人办的报纸,一向标榜“文人论政”。中国文人的政治抱负就是对执政者尽自己的言责,用古人的话说即:为“帝王师”,做国之诤友。因此,《大公报》关心政治,畅言国事,将民营报纸引导舆论、监督舆论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将王韬、梁启超等人开创的这一传统推向了极致。关于《大公报》与政府之间的关系,1943年10月1日 《大公报》重庆版的社评《今后的中国新闻界》有过说明:“为了国家利益着想,有人谓报纸对于政府,应该是小批评,大帮忙。假使批评为难,则帮忙时也就乏力。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一般民众以为,反正报纸都是政府的应声虫,不会有真知灼见,而国际读者也以为你们的报纸没有独立精神,而不重视,到那时报纸虽欲对政府帮忙,也没有力量了。”《大公报》对政府的态度是拥护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希望能对国家尽其言责,对政府随时进行督责。这是它的必然选择。大公报人对政治感兴趣,但他们感兴趣的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他们感兴趣的方式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谋权和煽动。所以《大公报》要求政治独立、经济独立。服从国家利益需要的意识高于一切要求,同时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思想又使他们坚信“报纸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宣传正确实用之智识,以裨益国家。”[2]因此《大公报》的言论出发点是国家、民众的利益。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当时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九·一八事变后,国家遭逢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人民饱受列强蹂躏,《大公报》提出了“国家中心论”,认为当时只有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才能承担起领导全国抗战的重任,只有拥护国民党为“政治中心”,国家事业才可达成。如今看来,这些观点未免偏颇,但是我们不能要求历史人物超越其所处的时代,超越其自身的阶级观念。虽然《大公报》承认,国民党政府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在当时,中国国内任何别的党派组织都不比国民党更有可能把握全国局势,更谈不上有军事力量、物质力量来抵御外侮,保卫国家了。所以他们分析现实:“强敌当前,没有时间允许我们再另外建立一个中心,而没有中心,群龙无首,就要挨打,就要亡国”,并非危言耸听。据此可见,《大公报》对于国民政府的维护更多的是基于国家兴亡、民族生存这一民族主义立场。《大公报》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可谓“恨铁不成钢”,它对国民政府的腐败现象愤怒斥责,对不合理的政策提出异议,尤其是,《大公报》对于民生疾苦、公众意见十分关注。随时了解并通过报纸反映出来,时刻警策政府改革弊政。
当前,报纸的商业性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但是报纸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而且在沟通政府和大众方面报纸有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大公报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以一个独立完善的经济实体支撑报纸言论,记者站在中立立场,客观地报道事实,反映观点,在公众中树立“公正者”形象,赢得公众的信任,才能做好政府的监督员、诤友。
当前,市场经济的浪潮在带给我们国家事业勃勃生机的同时,其商业气息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理念。拜金主义、金钱至上观念也出现了。报纸,理所应当履行其新闻职责,将不良现象公之于众。新闻媒介只有发挥监督的功能,才能促进政府工作人员廉洁自律,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同时报纸掌握信息全面、及时,对于一些社会现象的认识比一般人要深刻得多,分析问题更深入。所以报纸提出的建议、意见对政府工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大公报》观点鲜明,表态有立场有见地,决不人云亦云。胡政之说:“办报要有原则,政治是灵魂,对国家社会提不出主张,起不了作用,光是想赚钱,又有什么意义?”[3] 《大公报》给予当代报业的启示就是,报纸的民生观是政府制定、调整政策方针的风向标。正因为此,《大公报》履行了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赢得了政府的认可和民众的信任。这种新闻理念不失为一种处理政府、媒体、公众之间关系的可借鉴的方式和策略。
二、民生观是报业生存之本
1926年《大公报》复刊伊始就鲜明地提出“四不”办报方针,对此应该指出的有两点,即:(一)所谓“不党”,从广义来说,就是孔子在《论语·述而》篇所说的“君子不党”的那个“不党”。意思是坚持不结党营私和无所偏倚,能够站在比较超脱的立场上为老百姓说话。从狭义来说,则是对民国初年以来,一些报纸投靠国会中的某一个党团,或封建军阀中的某一个派系,靠津贴过日子,党同伐异,盲目吹捧,信口胡诌,造谣生事等种种行为的鄙夷和抵制。(二)他们确实是身体力行的。为了坚持以上的办报原则,《大公报》曾多次被查禁而其志不改。这些都说明《大公报》确实是一家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正派的报纸。[4]“四不”方针中“不私”,则说:“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所以办报无私,努力做民众的喉舌就是大公报最基本的办报原则。在以后几十年中,大公报始终秉持作为新闻人的新闻底线,不哗众取宠,不讨巧卖乖,不谣言惑众,不煽风点火,以客观、公正、真实的态度报道新闻和发表评论。胡政之曾有言:“我们的最高目的是要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要当事业做而不单是大家混饭了事。这样努力一二十年后,使报纸真正代表国民说话。”[5]张季鸾在其撰写的文章《无我与无私》中也说:“根本上说,报纸是公众的,不是‘我’的。”大公报始终认为“报纸的生命,首在新闻。概能反映中国之全部重要问题,以满足救亡建国途中国民之一切需要……报纸为人民公用之工具,凡各地疾苦,各界烦闷皆宜为宣达,以期政治日新”,[6]认为:“夫报纸者,国民之耳目也。倘其所欲言者报纸不能登,其所欲知者,报纸不见载,是耳目闭塞矣。”[7]深感作为报人“兼人民耳目与喉舌之用”,因此,在三四十年代战乱年月,《大公报》一次又一次地将饱含深情的笔触伸向劳苦大众,道出他们的心声,为他们的疾苦生活大声呼喊。1930年,报社派记者到河北农村调查民情,以书信形式在报上连载刊出记者的报道,并配发相关评论,提请当局注意那里的民生疾苦。1935年至1936年,《大公报》连续刊登了记者范长江西北之行所写的大量旅行通讯和调查报告,报道了西北人民的艰苦生计,揭露了苛政和贪官污吏给当地人民造成的苦难和战争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巨大损失和破坏。抗战期间,《大公报》在炮火中坚持出报,对中国人民在战争期间的悲惨境遇进行了真实报道,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实现民主政治,建设现代化国家是我们的重要目标。民主政治,要求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这一方面是依赖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的硬性规定,另一方面则需要新闻媒体的监督。报纸既担负着向广大民众传达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的使命,又是普通民众发表言论的重要平台。尽管当代报纸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于当年大公报所处的环境,但是报纸作为大众媒介的身份没有变,而且现代社会报纸为大多数的人说话已经成为其争取受众的必然选择。报纸要发挥舆论导向功能,就要走向普通人的生活,真心实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这是百年大公报留给当代报人的可贵经验,是报纸保持其生命力的关键。
《大公报》将自己定位为“服务于公共利益,并独立地提供新闻和发表言论。”这一点对于当代报纸也一样重要。报纸要看到社会效益,而不是仅仅盯住经济效益。须知报纸树立民生观,服务社会也就为自己赢得一定声誉,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文为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项目编号:SKL-2008-733)
注释
[1][2]《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大公报》,1931年5月22日
[3]胡政之,对天津馆编辑部同人的讲话[A].周雨,大公报史[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4]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1902.06.17-2002.06.1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3页
[5]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8页
[6]本报复刊十周年纪念辞[N]《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9月1日
[7]《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4月2日
(作者单位:河南省周口师范学院)
责任编辑:周蕾 姚少宝
【关键词】民生观 社会责任 报业生存
《大公报》的成功,当然与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但是更主要的是主客观各方面条件的契合,换句话说,就是《大公报》的主观办报思想和动机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客观发展趋势和潮流的契合。
报纸是大众传播媒介,以服务大众为鹄的才是其生存发展的根本。《大公报》反对战争,且不畏权势,勇于为民众说话,誓为民众之喉舌。这种办报理念顺应了国家需要、民众需要,也符合新闻媒介自身发展的规律、要求。而这也是《大公报》能在当时的中国新闻界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
《大公报》选择民生观有其必然性。张季鸾认为,“报纸之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1]他说过,《大公报》的成功经验即为“准备失败”,这个并非夸大其词,实是情势所逼之下的必然心态。
一、民生观是报纸履行其社会责任的必然选择
《大公报》是一张文人办的报纸,一向标榜“文人论政”。中国文人的政治抱负就是对执政者尽自己的言责,用古人的话说即:为“帝王师”,做国之诤友。因此,《大公报》关心政治,畅言国事,将民营报纸引导舆论、监督舆论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将王韬、梁启超等人开创的这一传统推向了极致。关于《大公报》与政府之间的关系,1943年10月1日 《大公报》重庆版的社评《今后的中国新闻界》有过说明:“为了国家利益着想,有人谓报纸对于政府,应该是小批评,大帮忙。假使批评为难,则帮忙时也就乏力。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一般民众以为,反正报纸都是政府的应声虫,不会有真知灼见,而国际读者也以为你们的报纸没有独立精神,而不重视,到那时报纸虽欲对政府帮忙,也没有力量了。”《大公报》对政府的态度是拥护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希望能对国家尽其言责,对政府随时进行督责。这是它的必然选择。大公报人对政治感兴趣,但他们感兴趣的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他们感兴趣的方式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谋权和煽动。所以《大公报》要求政治独立、经济独立。服从国家利益需要的意识高于一切要求,同时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思想又使他们坚信“报纸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宣传正确实用之智识,以裨益国家。”[2]因此《大公报》的言论出发点是国家、民众的利益。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当时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九·一八事变后,国家遭逢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人民饱受列强蹂躏,《大公报》提出了“国家中心论”,认为当时只有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才能承担起领导全国抗战的重任,只有拥护国民党为“政治中心”,国家事业才可达成。如今看来,这些观点未免偏颇,但是我们不能要求历史人物超越其所处的时代,超越其自身的阶级观念。虽然《大公报》承认,国民党政府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在当时,中国国内任何别的党派组织都不比国民党更有可能把握全国局势,更谈不上有军事力量、物质力量来抵御外侮,保卫国家了。所以他们分析现实:“强敌当前,没有时间允许我们再另外建立一个中心,而没有中心,群龙无首,就要挨打,就要亡国”,并非危言耸听。据此可见,《大公报》对于国民政府的维护更多的是基于国家兴亡、民族生存这一民族主义立场。《大公报》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可谓“恨铁不成钢”,它对国民政府的腐败现象愤怒斥责,对不合理的政策提出异议,尤其是,《大公报》对于民生疾苦、公众意见十分关注。随时了解并通过报纸反映出来,时刻警策政府改革弊政。
当前,报纸的商业性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但是报纸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而且在沟通政府和大众方面报纸有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大公报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以一个独立完善的经济实体支撑报纸言论,记者站在中立立场,客观地报道事实,反映观点,在公众中树立“公正者”形象,赢得公众的信任,才能做好政府的监督员、诤友。
当前,市场经济的浪潮在带给我们国家事业勃勃生机的同时,其商业气息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理念。拜金主义、金钱至上观念也出现了。报纸,理所应当履行其新闻职责,将不良现象公之于众。新闻媒介只有发挥监督的功能,才能促进政府工作人员廉洁自律,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同时报纸掌握信息全面、及时,对于一些社会现象的认识比一般人要深刻得多,分析问题更深入。所以报纸提出的建议、意见对政府工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大公报》观点鲜明,表态有立场有见地,决不人云亦云。胡政之说:“办报要有原则,政治是灵魂,对国家社会提不出主张,起不了作用,光是想赚钱,又有什么意义?”[3] 《大公报》给予当代报业的启示就是,报纸的民生观是政府制定、调整政策方针的风向标。正因为此,《大公报》履行了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赢得了政府的认可和民众的信任。这种新闻理念不失为一种处理政府、媒体、公众之间关系的可借鉴的方式和策略。
二、民生观是报业生存之本
1926年《大公报》复刊伊始就鲜明地提出“四不”办报方针,对此应该指出的有两点,即:(一)所谓“不党”,从广义来说,就是孔子在《论语·述而》篇所说的“君子不党”的那个“不党”。意思是坚持不结党营私和无所偏倚,能够站在比较超脱的立场上为老百姓说话。从狭义来说,则是对民国初年以来,一些报纸投靠国会中的某一个党团,或封建军阀中的某一个派系,靠津贴过日子,党同伐异,盲目吹捧,信口胡诌,造谣生事等种种行为的鄙夷和抵制。(二)他们确实是身体力行的。为了坚持以上的办报原则,《大公报》曾多次被查禁而其志不改。这些都说明《大公报》确实是一家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正派的报纸。[4]“四不”方针中“不私”,则说:“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所以办报无私,努力做民众的喉舌就是大公报最基本的办报原则。在以后几十年中,大公报始终秉持作为新闻人的新闻底线,不哗众取宠,不讨巧卖乖,不谣言惑众,不煽风点火,以客观、公正、真实的态度报道新闻和发表评论。胡政之曾有言:“我们的最高目的是要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要当事业做而不单是大家混饭了事。这样努力一二十年后,使报纸真正代表国民说话。”[5]张季鸾在其撰写的文章《无我与无私》中也说:“根本上说,报纸是公众的,不是‘我’的。”大公报始终认为“报纸的生命,首在新闻。概能反映中国之全部重要问题,以满足救亡建国途中国民之一切需要……报纸为人民公用之工具,凡各地疾苦,各界烦闷皆宜为宣达,以期政治日新”,[6]认为:“夫报纸者,国民之耳目也。倘其所欲言者报纸不能登,其所欲知者,报纸不见载,是耳目闭塞矣。”[7]深感作为报人“兼人民耳目与喉舌之用”,因此,在三四十年代战乱年月,《大公报》一次又一次地将饱含深情的笔触伸向劳苦大众,道出他们的心声,为他们的疾苦生活大声呼喊。1930年,报社派记者到河北农村调查民情,以书信形式在报上连载刊出记者的报道,并配发相关评论,提请当局注意那里的民生疾苦。1935年至1936年,《大公报》连续刊登了记者范长江西北之行所写的大量旅行通讯和调查报告,报道了西北人民的艰苦生计,揭露了苛政和贪官污吏给当地人民造成的苦难和战争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巨大损失和破坏。抗战期间,《大公报》在炮火中坚持出报,对中国人民在战争期间的悲惨境遇进行了真实报道,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实现民主政治,建设现代化国家是我们的重要目标。民主政治,要求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这一方面是依赖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的硬性规定,另一方面则需要新闻媒体的监督。报纸既担负着向广大民众传达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的使命,又是普通民众发表言论的重要平台。尽管当代报纸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于当年大公报所处的环境,但是报纸作为大众媒介的身份没有变,而且现代社会报纸为大多数的人说话已经成为其争取受众的必然选择。报纸要发挥舆论导向功能,就要走向普通人的生活,真心实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这是百年大公报留给当代报人的可贵经验,是报纸保持其生命力的关键。
《大公报》将自己定位为“服务于公共利益,并独立地提供新闻和发表言论。”这一点对于当代报纸也一样重要。报纸要看到社会效益,而不是仅仅盯住经济效益。须知报纸树立民生观,服务社会也就为自己赢得一定声誉,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文为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项目编号:SKL-2008-733)
注释
[1][2]《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大公报》,1931年5月22日
[3]胡政之,对天津馆编辑部同人的讲话[A].周雨,大公报史[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4]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1902.06.17-2002.06.1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3页
[5]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8页
[6]本报复刊十周年纪念辞[N]《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9月1日
[7]《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4月2日
(作者单位:河南省周口师范学院)
责任编辑:周蕾 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