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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新作《高兴》塑造了一个具有新质的农民形象——刘高兴。他自觉认同城市,却遭到城市中国的拒绝。“垃圾伴生物”是进城农民在“城市中国”存在的隐喻性描述,无论是表层话语还是深层文化结构,刘高兴都是“城市中国”的他者。“最丑,也最俗”的五富是乡土中国农民形象的“代表”。刘高兴作为城市的“先适者”,自觉地带领“五富们”进入城市生活之中。刘高兴追求的不是个体解放,而是一个群体的解放问题。拒绝个体超脱、追求群体解放的刘高兴形象使当代底层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揭示贾平凹对当代乡土中国农民整体命运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