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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由两个波动构成，即市场性波动与体制性波动，并以RBC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来分析我国的市场性波动的因素。且如今市场性波动大于体制性波动，所以经济波动现为“高位微波”。中国在未来六年会处于“结构性减速”期，所以预估中国此间的潜在经济增长区间为7%—8%。最后，本文就如何维持中国的“高位微波”提出了一些建议。
中国经济周期 体制性波动
市场性波动
陈昆亭、周炎、龚六堂利用Hodrick与Prescott（1997），Baxter与King（1999）、Stock与Watson（1999）等人关于滤波研究的有关成果，再加上中国各个年度的数据，可以得到如下一个结论：中国经济基本上服从一般商业周期特征。又鉴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我国的经济波动具体可以分为市场性波动和体制性波动：实际经济周期与体制性波动——计划体制下与信息相关的内在因素所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而造成的一种经济周期的波动。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Theory of Real Business Cycles），简称RBC，是指由经济的实际成分（与货币成分相对应）所造成的经济波动。实际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理论是：經济的波动主要来源于经济中实际成分所带来的干扰和冲击，例如人口结构变动，技术进步，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改变，甚至于消费者的偏好改变，等等。虽然RBC模型并不否认需求变动的意义，但更强调供给的主导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冲击是技术冲击。
体制性波动减弱
刘树成（1996）在对比中国改革前后经济周期的特点时曾指出，由于在不同的经济制度或者经济体制下，经济周期的形成机制会有不同。改革开放后，我国宏观调控水平在不断提升，市场调节机制也在逐步完善，经济短缺现象逐渐消失，居民消费对经济周期波动的产生了有效抑制等。从我国人均GDP增长率的变化反映出，我国的经济周期由古典型周期在向增长型周期转变：经济波动幅度日渐平缓，峰位下降谷位抬升，波动的平均位置不断提升，周期的持续时间日渐延长，最后表现出经济周期微波化趋势。
总而言之，改革前后波动状态的变化可以更加简洁地概括为：由“大起大落”型转向“高位—平缓”型。我们现在要通过适度宏观调控，实现小幅波动的持续稳步增长。一旦确认我国经济在高位调整，则我国经济增长将呈现“多波峰”的波形，而此前我国从来没面对过。经济体制改革造成的市场化程度是导致我国经济周期“微波化”趋势出现的根本原因，因为市场化波动逐渐大于体制性波动。
RBC（市场性波动增大）
在RBC中，，线性模型在其对数线性逼近中引入了众多的外生参数，所以校准过程中偏误相对比较大。并且，我国经济周期统计数据的时间序列长度有限，所以即使采用现实数据进行估计，大量外生参数的引入也会降低估计的有效性，进而使得模型估计结果可能产生较大偏误。NMA模型中需要校准的参数较少，因而相对于线性模型而言，非线性模型降低了校准与模型参数化过程中引起的偏误。所以本文以非线性模型经济的结果为基础，其结果如表1。
（1）平均技术进步率
RBC强调技术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在构建反映技术进步程度的综合指标时，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3种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高新技术产业主营收入都不断增长。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但现在科技发展速度在整个世界都趋于饱和状态，技术突破很难进步。
（2）投资
长期以来，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担任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即使是在2007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时，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呼声一直不断。相对于其他变量，投资在中国经济周期中的波动是最为剧烈的。已经有研究表明，经济波动会引起社会福利损失，考虑到经济稳定与社会福利损失，那么减少经济波动是有益的。因此，转变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方式对于缓和我国经济的波动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且，我国的投资增速在明显放缓，由过去的25-30%降至今年的可能不到16%，明年大概在15%左右。而且金融资产伴随着刺激消费政策，不断流至消费领域中去。所以对投资依赖的减少是必然的。
（3）消费
在中国，消费的经济波动性为3.32，其对中国经济的波动有较大影响。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以住宅、汽车等为代表的消费结构的升级，是推动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因。并且，在经济学家连平看来，今年消费占着拉动经济的第一把交椅，未来中国消费前景是很好的，网上零售的空间预期会更大。从总量角度来看，现在我国人均GDP已经到了6800美元，未来4年之后会突破人均一万美元，即中国在未来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人均上万美元的具有极大消费拉动的时代。并且，城镇化不断加快持续推进的阶段也会拉动消费。所以中国对消费、内虚的依靠会逐渐增加，这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稳健、健康的发展，促进经济稳步，减小经济波动。
（4）政府支出
政府支出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特征，即政府支出对于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具有相当重要作用。政府支出波动性为4.05，这是相当大的。但由于我国财政政策偏重于服务于经济增长，带有明显的相机抉择特征，因此，本文认为采用财政政策规进行逆周期运动，有利于降低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我国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在有序增加，这有助于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发生作用。
市场性波动、体制性波动下对中国未来六年经济预测
（1）经济波动趋小
众所周知，如果经济预期不稳定、不看好，市场前景会一片黯淡，企业会无信心投资、扩大生产，银行没有信心放贷，居民会没信心消费。这会导致悲观预期的连锁扩散效应以及自我实现效应，进一步加大经济运行下行的压力。所以，一直以来，中国政府会尽量保持其较小的经济预期，1996年——1998年，连续3年稳定为8%。1999年——2004年，连续6年稳定为7%左右。2005年至2011年，连续7年稳定为8%左右。2012，下调到7.5%。2013年，为7.5%左右。这样，2012年至2014年，连续3年稳定为7.5%。 （2）本轮经济周期延长至10年：2010年——2020年
经济周期波动趋缓，周期时间可能延长，将超过以往平均5年的时间，经济呈现中速增长走势，我认为2010年——2020年是一个以10年为即用的经济周期。国家在未来的投资在6年不会有大幅度的增加。国家产业政策对经济拉动作用的期望值也会限定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市场机制作用的逐渐增强，使小规模的波动增加，而大规模的振荡则由于高度统一计划经济体制作用已失去而不可能出现，由于国内市场越来越具有国际化特征，经济发展正由供给导向和资源约束为主向需求导向和市场约束为主转变，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使得综合实力、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处于相对劣势的我省，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同时，与市场机制相对应，宏观调控（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均使产业间比例的变化总体上缓和经济周期。因此，未来经济周期变化，在很大可能上呈现周期时间延长，波幅趋缓的较为平衡的走势。
（3）2015年——2020年经济波动：潜在增长率预估为6.5%——7.5%
“适度增长区间”是指：在一定时期，一个地区或国家内，由一个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即综合国力所能支撑的潜在的经济增长幅度。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9月4日曾指出：“如果我们继续以往的发展方式，我们会有更高的增长率。但是，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我们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即既从过去的高速度‘降下来’，也不能大幅度下降。
世界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已由“快速发展期”转为“深度转型调整期”，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动力不足，且国际上的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不确定性过大；我国也由“调整增长期”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04年时，刘树成认为潜在经济增长率为8%——10%之间。中国社科院对GDP的非农就业弹性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关系的分析，2013年——2017年，我国经济增长若保持在7%左右的水平，就能保障城乡就业稳定。再结合各大机构对中国GDP增速的预测，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未来6年内，我国是“结构性减速”期，潜在增长率预估为6.5%——7.5%（如表2）。
在此阶段，我们应该力求使我国经济波动走出一种锯齿形缓升缓降的新轨迹，即一两年微幅回升、一两年微幅回落、又一两年微幅回升，使经济在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适度区间内保持较长时间的平稳运行和轻微的上下起伏波动。
总结
经济增长速度高一点或是低一点，本身并不重要，关键要看经济运行的质量。从国际经验看，经历较长时期高速增长的国家，在转型期容易犯速度依赖症，不愿接受增速下降的事实，从而采取强力刺激，往往导致矛盾进一步积累和拖延，甚至最终引发危机。
我国要保持7%以上的增长率，即未来4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目标就当从重经济增长速度，切实地转变到全面提升质量与微观经济效率、竞争力与技术创新之上。与之对应，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必定应从侧重需求管理，转变到全面供给管理之上。而要实现上述转变，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从而实现“高位微波”。
第一，如何使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微波化”：不断深入经济体制改革，减小体制性波动；适度性宏调，实现小幅波动的经济增长。
第二，如何使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处于“高位”：驾驭投资的周期性；经济结构调整，降低经济下行压力；注重需求结构自我均衡能力；新型城镇化，维持中国经济增长。
[1] 陈昆亭，周炎，龚六堂.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分析：滤波方法的应用.[J].世界经济，2004（10）：47-56
[2] 王磊，李勇，王满仓.中国经济周期的“双重性波动”：理论与实证分析----基于市场成长的视角.[J].当代经济科学，2010（6）：1-8
[3] 严中兴.新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周期理论——RBC模型对经济周期的解说.[J].江淮论坛，2002（3）：26-30
[4] 金玮.对1978年以来中国GDP事实特征的认识——基于实际商业周期理论.[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67-73
[5] 劉树成，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J].理论与现代化，2006（4）：42-46
[6] 李梦，李勇.市场化水平，所有制结构与经济周期.[J].中国经济问题，2013（6）：28-40
[7] 陈利锋.基于非线性RBC模型的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研究.[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3（5）：9-15
[8] 汤铎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经验研究：描述性事实和特征事实（1949～2006）.[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7.1-82
[9] 刘树成.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背景特点刘树成经济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04（03）：4-9
[10] 李扬，张平，张晓晶，江红驹.当前和未来五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对策分析.[J].财贸经济，2013（1）：5-13
中国经济周期 体制性波动
市场性波动
陈昆亭、周炎、龚六堂利用Hodrick与Prescott（1997），Baxter与King（1999）、Stock与Watson（1999）等人关于滤波研究的有关成果，再加上中国各个年度的数据，可以得到如下一个结论：中国经济基本上服从一般商业周期特征。又鉴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我国的经济波动具体可以分为市场性波动和体制性波动：实际经济周期与体制性波动——计划体制下与信息相关的内在因素所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而造成的一种经济周期的波动。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Theory of Real Business Cycles），简称RBC，是指由经济的实际成分（与货币成分相对应）所造成的经济波动。实际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理论是：經济的波动主要来源于经济中实际成分所带来的干扰和冲击，例如人口结构变动，技术进步，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改变，甚至于消费者的偏好改变，等等。虽然RBC模型并不否认需求变动的意义，但更强调供给的主导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冲击是技术冲击。
体制性波动减弱
刘树成（1996）在对比中国改革前后经济周期的特点时曾指出，由于在不同的经济制度或者经济体制下，经济周期的形成机制会有不同。改革开放后，我国宏观调控水平在不断提升，市场调节机制也在逐步完善，经济短缺现象逐渐消失，居民消费对经济周期波动的产生了有效抑制等。从我国人均GDP增长率的变化反映出，我国的经济周期由古典型周期在向增长型周期转变：经济波动幅度日渐平缓，峰位下降谷位抬升，波动的平均位置不断提升，周期的持续时间日渐延长，最后表现出经济周期微波化趋势。
总而言之，改革前后波动状态的变化可以更加简洁地概括为：由“大起大落”型转向“高位—平缓”型。我们现在要通过适度宏观调控，实现小幅波动的持续稳步增长。一旦确认我国经济在高位调整，则我国经济增长将呈现“多波峰”的波形，而此前我国从来没面对过。经济体制改革造成的市场化程度是导致我国经济周期“微波化”趋势出现的根本原因，因为市场化波动逐渐大于体制性波动。
RBC（市场性波动增大）
在RBC中，，线性模型在其对数线性逼近中引入了众多的外生参数，所以校准过程中偏误相对比较大。并且，我国经济周期统计数据的时间序列长度有限，所以即使采用现实数据进行估计，大量外生参数的引入也会降低估计的有效性，进而使得模型估计结果可能产生较大偏误。NMA模型中需要校准的参数较少，因而相对于线性模型而言，非线性模型降低了校准与模型参数化过程中引起的偏误。所以本文以非线性模型经济的结果为基础，其结果如表1。
（1）平均技术进步率
RBC强调技术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在构建反映技术进步程度的综合指标时，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3种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高新技术产业主营收入都不断增长。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但现在科技发展速度在整个世界都趋于饱和状态，技术突破很难进步。
（2）投资
长期以来，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担任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即使是在2007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时，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呼声一直不断。相对于其他变量，投资在中国经济周期中的波动是最为剧烈的。已经有研究表明，经济波动会引起社会福利损失，考虑到经济稳定与社会福利损失，那么减少经济波动是有益的。因此，转变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方式对于缓和我国经济的波动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且，我国的投资增速在明显放缓，由过去的25-30%降至今年的可能不到16%，明年大概在15%左右。而且金融资产伴随着刺激消费政策，不断流至消费领域中去。所以对投资依赖的减少是必然的。
（3）消费
在中国，消费的经济波动性为3.32，其对中国经济的波动有较大影响。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以住宅、汽车等为代表的消费结构的升级，是推动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因。并且，在经济学家连平看来，今年消费占着拉动经济的第一把交椅，未来中国消费前景是很好的，网上零售的空间预期会更大。从总量角度来看，现在我国人均GDP已经到了6800美元，未来4年之后会突破人均一万美元，即中国在未来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人均上万美元的具有极大消费拉动的时代。并且，城镇化不断加快持续推进的阶段也会拉动消费。所以中国对消费、内虚的依靠会逐渐增加，这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稳健、健康的发展，促进经济稳步，减小经济波动。
（4）政府支出
政府支出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特征，即政府支出对于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具有相当重要作用。政府支出波动性为4.05，这是相当大的。但由于我国财政政策偏重于服务于经济增长，带有明显的相机抉择特征，因此，本文认为采用财政政策规进行逆周期运动，有利于降低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我国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在有序增加，这有助于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发生作用。
市场性波动、体制性波动下对中国未来六年经济预测
（1）经济波动趋小
众所周知，如果经济预期不稳定、不看好，市场前景会一片黯淡，企业会无信心投资、扩大生产，银行没有信心放贷，居民会没信心消费。这会导致悲观预期的连锁扩散效应以及自我实现效应，进一步加大经济运行下行的压力。所以，一直以来，中国政府会尽量保持其较小的经济预期，1996年——1998年，连续3年稳定为8%。1999年——2004年，连续6年稳定为7%左右。2005年至2011年，连续7年稳定为8%左右。2012，下调到7.5%。2013年，为7.5%左右。这样，2012年至2014年，连续3年稳定为7.5%。 （2）本轮经济周期延长至10年：2010年——2020年
经济周期波动趋缓，周期时间可能延长，将超过以往平均5年的时间，经济呈现中速增长走势，我认为2010年——2020年是一个以10年为即用的经济周期。国家在未来的投资在6年不会有大幅度的增加。国家产业政策对经济拉动作用的期望值也会限定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市场机制作用的逐渐增强，使小规模的波动增加，而大规模的振荡则由于高度统一计划经济体制作用已失去而不可能出现，由于国内市场越来越具有国际化特征，经济发展正由供给导向和资源约束为主向需求导向和市场约束为主转变，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使得综合实力、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处于相对劣势的我省，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同时，与市场机制相对应，宏观调控（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均使产业间比例的变化总体上缓和经济周期。因此，未来经济周期变化，在很大可能上呈现周期时间延长，波幅趋缓的较为平衡的走势。
（3）2015年——2020年经济波动：潜在增长率预估为6.5%——7.5%
“适度增长区间”是指：在一定时期，一个地区或国家内，由一个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即综合国力所能支撑的潜在的经济增长幅度。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9月4日曾指出：“如果我们继续以往的发展方式，我们会有更高的增长率。但是，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我们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即既从过去的高速度‘降下来’，也不能大幅度下降。
世界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已由“快速发展期”转为“深度转型调整期”，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动力不足，且国际上的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不确定性过大；我国也由“调整增长期”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04年时，刘树成认为潜在经济增长率为8%——10%之间。中国社科院对GDP的非农就业弹性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关系的分析，2013年——2017年，我国经济增长若保持在7%左右的水平，就能保障城乡就业稳定。再结合各大机构对中国GDP增速的预测，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未来6年内，我国是“结构性减速”期，潜在增长率预估为6.5%——7.5%（如表2）。
在此阶段，我们应该力求使我国经济波动走出一种锯齿形缓升缓降的新轨迹，即一两年微幅回升、一两年微幅回落、又一两年微幅回升，使经济在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适度区间内保持较长时间的平稳运行和轻微的上下起伏波动。
总结
经济增长速度高一点或是低一点，本身并不重要，关键要看经济运行的质量。从国际经验看，经历较长时期高速增长的国家，在转型期容易犯速度依赖症，不愿接受增速下降的事实，从而采取强力刺激，往往导致矛盾进一步积累和拖延，甚至最终引发危机。
我国要保持7%以上的增长率，即未来4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目标就当从重经济增长速度，切实地转变到全面提升质量与微观经济效率、竞争力与技术创新之上。与之对应，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必定应从侧重需求管理，转变到全面供给管理之上。而要实现上述转变，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从而实现“高位微波”。
第一，如何使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微波化”：不断深入经济体制改革，减小体制性波动；适度性宏调，实现小幅波动的经济增长。
第二，如何使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处于“高位”：驾驭投资的周期性；经济结构调整，降低经济下行压力；注重需求结构自我均衡能力；新型城镇化，维持中国经济增长。
[1] 陈昆亭，周炎，龚六堂.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分析：滤波方法的应用.[J].世界经济，2004（10）：47-56
[2] 王磊，李勇，王满仓.中国经济周期的“双重性波动”：理论与实证分析----基于市场成长的视角.[J].当代经济科学，2010（6）：1-8
[3] 严中兴.新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周期理论——RBC模型对经济周期的解说.[J].江淮论坛，2002（3）：26-30
[4] 金玮.对1978年以来中国GDP事实特征的认识——基于实际商业周期理论.[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67-73
[5] 劉树成，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J].理论与现代化，2006（4）：42-46
[6] 李梦，李勇.市场化水平，所有制结构与经济周期.[J].中国经济问题，2013（6）：28-40
[7] 陈利锋.基于非线性RBC模型的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研究.[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3（5）：9-15
[8] 汤铎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经验研究：描述性事实和特征事实（1949～2006）.[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7.1-82
[9] 刘树成.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背景特点刘树成经济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04（03）：4-9
[10] 李扬，张平，张晓晶，江红驹.当前和未来五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对策分析.[J].财贸经济，2013（1）：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