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写有关陈吉宁的新闻。
　　2012年，陈吉宁的头衔正式冠上“清华大学校长”六字。那时，我在北京的一家都市报跑高教新闻。初春的清华园仍然寒风料峭，我们几个记者守在清华大学主楼外，等待这位新校长。
　　那天，陈吉宁着红蓝条纹衬衫、蓝底黑点领带和黑色西装。我们团团围住他，请他说几句，他笑笑，摆摆手：“咱们以后还有的是机会见面。”
　　确实，三个月后，我又见到了他。
　　6月，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的一个活动， 96岁的林家翘坐着轮椅提前离开现场，陈吉宁送他。路过会场外的几节台阶时，陈吉宁和其他人员一起抬着轮椅往前走，他一边走一边说，学校的无障碍设施还要修一下。
　　我走上前去，简单问了一些问题。他并不意外，一边走，一边回答。
　　后来我在学校其他场合遇见过他，多数时，并没有安排他接受采访。有时，眼看着他从我身边走过，我会径自走上去问他，有人想拦住我，他反而制止，停下脚步，回答我的提问。
　　我逐渐意识到，他和我接触的一些官员、学者不同，他姿态开阔，并且非常懂得如何面对媒体。
　　他上任的第一年年末，要求清华大学宣传部安排一些常跑清华的记者和他坐下来聊聊。遵循校方的要求，那场见面会并没有见诸报端。
　　在清华大学荷塘边的一个餐厅内，他走进来，和每个记者握手、交换名片。经过我面前时，或许因为之前“不请自来”的几次接触，他直接报出我的名字和单位，看起来诚意十足。
　　那顿饭上，记者们提了各式各样的问题，他几乎没有动筷子，一直在说话，几乎有问必答。
　　末了，饭菜已凉，他扒了几口冷饭，结束了两三个小时的无间断“采访”说，希望这样的见面能形成常态。
　　不久，我就来了《中国新闻周刊》。后来我听说，第二年年末，见面会继续，只是因为八项规定的出台，见面会换到了清华大学的食堂里。
　　后来，他做了环保部长，他面对媒体的姿态也带进了环保部。过去和媒体来往并不算密切的环保部逐渐转变，甚至会在晚上八九点钟发出通稿，积极沟通部委动态。
　　这次外围采访中，利益双方的人对他有褒有贬，一方面，强硬、推动力极强；另一方面，智商、情商都极高。能尽量中立客观地报道一个官员，大约就是时政人物稿的意义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