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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半叶，中国有两家影响较大的《大公报》，即诞生于1902年6月17日的天津《大公报》和诞生于1915年9月1日的长沙《大公报》。但是，人们一般只知道天津《大公报》，而不知道长沙《大公报》。其实，诞生在社会剧烈动荡中的长沙《大公报》，一诞生便表现出了锐不可当的气势。无论从内容、办报宗旨、版面安排上都超出了处于低潮期的同时期的天津《大公报》。它的创刊，就体现了一种勇气——报人为民请命、言论报国、誓死以赴的勇气!
1915年秋，正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紧锣密鼓时。长沙《大公报》一创刊便高举反对帝制的大旗，以“毋忘国耻”、“爱国救民”为宗旨，以“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无畏气概，与“帝制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虽遭查禁封闭，但毫不妥协，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尤其是二版报头的四个楷体大字——“毋忘国耻”，特别醒目。它好像一面旗帜，鲜明地展示了该报的报格，而这面旗帜从创刊一直飘扬到1916年的3月5日，这在当时的报界可谓独树一帜。
1919年的“五四运动”，震惊中外。湖南督军张敬尧千方百计封锁消息，对《大公报》检查尤严。因为自年初巴黎和会召开，《大公报》就开始报道有关消息，到4月底、5月初，山东问题更是占了报纸的大量版面。比如：《山东外交商榷团为青岛问题泣告全国父老书》、《危机一发之山东大问题——国民注意大注意》、《全国力争之山东问题》等，让张敬尧大为恼火，对该报以及所有报纸严加控制。《大公报》的新闻稿件往往被检查员临时抽去，又不准报纸开天窗，编者只好临时拼凑稿件来填补。但新闻界的抗争一天也没停止过!5月9日，长沙各报终于冲破封锁开始报道北京学生运动情况，而尤以《大公报》的报道最为详尽。5月9日，《大公报》第三版《中外要闻》头条就是3000多字的长文章：《北京学生界与山东问题》。文章用“事前之准备”、-'“天安门前之状况”、“全体学界之通告”、“章曹之危机”、“曹宅起火与学生被捕”等八个小标题，从八个方面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报道。比如北京大学3日晚开会情况：“盖是时，有数人演说，激昂慷慨，声泪俱下，于是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即将中指啮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字揭之于众，而鼓掌、万岁声相继而起，全场顿现一种凄凉悲壮之气象。”而“天安门前之状况”，其实就是一篇记者目击记：
昨四日下午一时余，本报特派员进中华门，由甬路向北步行，……时天安门南竖立一大菥式长方白布，上书一联云：“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淳余孽死有头。北京学界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下扎白旃数面书：“取消二十一条款”、“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勿作五分钟爱国心”、“争回青岛方罢休”、“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头可断青岛不可失”、“中国宣告死刑了”，种种字样又有种种绘画，上书“卖国之四大金刚应处死刑”、“小饿鬼想吃天鹅肉”等字样。学生站立于道左，各执一面白旃，大小不一，有布质、有纸质，而画卖国曹汝霖、卖国贼章宗祥者多不胜记。噫!曹章之免予死万幸矣!……
“全体学界之通告”则大声疾呼：“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在“章曹之危机”里，惟妙惟肖地刻画了章曹的狼狈相：“章宗祥巳吃老拳不少，然而并未打死。可见，章氏不但能挨骂并能挨打亦!……其实曹氏本在家中，当学生们打门呐喊时，知风头来的不顺。出前门既不可。出后门也怕吃亏，遂想出一跳墙之计，不料心慌手乱，跳的法子不妙，不留神把腿摔伤，由家人保护往六国饭店去了。”以上引文绝大部分为大号黑体字，浓墨重彩，充分表现了其对学生运动的积极支持、对卖国奸贼的深恶痛绝。相关的新闻这一天的报纸上还有很多。5月10日，有关的消息更多，较长的文章还是《北京学生界与山东问题续志》(11日还有“三志”)。直到6月初还有相关报道，包括全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情况。这些报道对湖南的学生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相比之下，位于北京近邻的天津《大公报》要“冷静”得多。“从报纸版面看，5月初的几天，未直接报道学生活动，但用大量篇幅报道了国际时事。5月7日，出‘大公报特别附张’，以有别于平日大字号登出的‘东方通讯社电报’、‘特约路透电’、‘紧要纪事’等。这里要注意的是东方通讯社是日本人办的通讯社，路透社是英国人的通讯社，刊登这些电稿，虽然从数量上很丰富，但反映的是外国人的观点，不能从中国人自己的角度看新闻。”它对“五四运动”也有一些报道：如5月5日即在二版(一版为广告)《北京特约通信》头条发表《北京学界之大举动》，1200字左右，基本客观地报道了事件经过。其他栏目则很少涉及，这种情况持续到8日，以后就不是每天都报道了。虽然也有其他省份学生运动的报道，但字数很少。因此，就报道的篇幅以及语气态度看，远不如长沙《大公报》。天津“《大公报》虽然承认学生的行为是爱国的，但站在当局的立场，反对暴力行为。如1919年5月6日的一则报道这样写道：‘政府方面，对于学生行动既闹出如此惊天动地的事件，虽鉴于各学生爱国之忱，然暴动行为则所不许。昨日午后，大总统会邀教育傅总长交通曹总长等在集灵囿会议办法。’其时正是皖系政府当政，《大公报》当然要站在政府的角度说话，不免就令学生失望了。”
长沙《大公报》有关学生运动的大量报道，对湖南各界、尤其是学生界影响很大。张敬尧对它恨之入骨。“七月十六日，张氏终借口《大公报》刊登各界反对他搞所谓省议会选举的‘湖南各公团联合会不认省议会非法选举之宣言’广告一事，于是日半夜突派大批督察闻人该报抓人和强迫停刊。各公团当即开会，派出代表质问张氏，张理屈词穷，表示道歉。该报又将这一经过以新闻报道登出。有素忌该报者，即持该报人见张氏，指出‘道歉’两字为督军向《大公报》屈服，张氏大怒，认为道歉即哭脸磕头，立饬警厅复将该报封闭，一直延至八月十五日始行复刊。复刊之日，主笔龙兼公即写社论《报纸与舆论》一文强调：‘此次出版后，极想继续前此固有之精神，把他发扬光大起来，负一份创造代表改革的责任，甚望国中舆论辅助匡正之。’对张氏的专横跋扈，毫无惧色。”
8月以后，张敬尧又先后查封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和《新湖南》，并强行解散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对舆论的摧残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12月，湖南省学界酝酿全省学校总罢课，驱逐张敬尧。龙兼公与毛泽东及省学联彭璜共同起草驱张宣言，在街头散发和演说，痛陈张氏祸湘罪状，唤起市民支持驱张运动。很快，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决定一致罢课。湖南学联代表和长沙1.3万名学生发表誓言：“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紧接着全省总罢课，开始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运动最后以张敬尧逃离长沙而胜利结束。从张敬尧入湘到出湘，《大公报》不惧淫威，一直坚持斗争，即使报馆被封，也不做瓦釜之鸣。而主笔龙兼公等更是驱张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因此，1951年龙兼公逝世时，原《大公报》经理李晋康曾作有如下一副挽联：“与毛主席共草驱张宣言，少壮能努力；办大公报高举反袁旗帜，老死无恨心。”
五四时期中国新闻界空前团结，而长沙《大公报》的表现的确可圈可点。谨以此文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并深切缅怀报界前贤。
编校：郑艳
1915年秋，正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紧锣密鼓时。长沙《大公报》一创刊便高举反对帝制的大旗，以“毋忘国耻”、“爱国救民”为宗旨，以“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无畏气概，与“帝制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虽遭查禁封闭，但毫不妥协，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尤其是二版报头的四个楷体大字——“毋忘国耻”，特别醒目。它好像一面旗帜，鲜明地展示了该报的报格，而这面旗帜从创刊一直飘扬到1916年的3月5日，这在当时的报界可谓独树一帜。
1919年的“五四运动”，震惊中外。湖南督军张敬尧千方百计封锁消息，对《大公报》检查尤严。因为自年初巴黎和会召开，《大公报》就开始报道有关消息，到4月底、5月初，山东问题更是占了报纸的大量版面。比如：《山东外交商榷团为青岛问题泣告全国父老书》、《危机一发之山东大问题——国民注意大注意》、《全国力争之山东问题》等，让张敬尧大为恼火，对该报以及所有报纸严加控制。《大公报》的新闻稿件往往被检查员临时抽去，又不准报纸开天窗，编者只好临时拼凑稿件来填补。但新闻界的抗争一天也没停止过!5月9日，长沙各报终于冲破封锁开始报道北京学生运动情况，而尤以《大公报》的报道最为详尽。5月9日，《大公报》第三版《中外要闻》头条就是3000多字的长文章：《北京学生界与山东问题》。文章用“事前之准备”、-'“天安门前之状况”、“全体学界之通告”、“章曹之危机”、“曹宅起火与学生被捕”等八个小标题，从八个方面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报道。比如北京大学3日晚开会情况：“盖是时，有数人演说，激昂慷慨，声泪俱下，于是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即将中指啮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字揭之于众，而鼓掌、万岁声相继而起，全场顿现一种凄凉悲壮之气象。”而“天安门前之状况”，其实就是一篇记者目击记：
昨四日下午一时余，本报特派员进中华门，由甬路向北步行，……时天安门南竖立一大菥式长方白布，上书一联云：“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淳余孽死有头。北京学界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下扎白旃数面书：“取消二十一条款”、“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勿作五分钟爱国心”、“争回青岛方罢休”、“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头可断青岛不可失”、“中国宣告死刑了”，种种字样又有种种绘画，上书“卖国之四大金刚应处死刑”、“小饿鬼想吃天鹅肉”等字样。学生站立于道左，各执一面白旃，大小不一，有布质、有纸质，而画卖国曹汝霖、卖国贼章宗祥者多不胜记。噫!曹章之免予死万幸矣!……
“全体学界之通告”则大声疾呼：“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在“章曹之危机”里，惟妙惟肖地刻画了章曹的狼狈相：“章宗祥巳吃老拳不少，然而并未打死。可见，章氏不但能挨骂并能挨打亦!……其实曹氏本在家中，当学生们打门呐喊时，知风头来的不顺。出前门既不可。出后门也怕吃亏，遂想出一跳墙之计，不料心慌手乱，跳的法子不妙，不留神把腿摔伤，由家人保护往六国饭店去了。”以上引文绝大部分为大号黑体字，浓墨重彩，充分表现了其对学生运动的积极支持、对卖国奸贼的深恶痛绝。相关的新闻这一天的报纸上还有很多。5月10日，有关的消息更多，较长的文章还是《北京学生界与山东问题续志》(11日还有“三志”)。直到6月初还有相关报道，包括全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情况。这些报道对湖南的学生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相比之下，位于北京近邻的天津《大公报》要“冷静”得多。“从报纸版面看，5月初的几天，未直接报道学生活动，但用大量篇幅报道了国际时事。5月7日，出‘大公报特别附张’，以有别于平日大字号登出的‘东方通讯社电报’、‘特约路透电’、‘紧要纪事’等。这里要注意的是东方通讯社是日本人办的通讯社，路透社是英国人的通讯社，刊登这些电稿，虽然从数量上很丰富，但反映的是外国人的观点，不能从中国人自己的角度看新闻。”它对“五四运动”也有一些报道：如5月5日即在二版(一版为广告)《北京特约通信》头条发表《北京学界之大举动》，1200字左右，基本客观地报道了事件经过。其他栏目则很少涉及，这种情况持续到8日，以后就不是每天都报道了。虽然也有其他省份学生运动的报道，但字数很少。因此，就报道的篇幅以及语气态度看，远不如长沙《大公报》。天津“《大公报》虽然承认学生的行为是爱国的，但站在当局的立场，反对暴力行为。如1919年5月6日的一则报道这样写道：‘政府方面，对于学生行动既闹出如此惊天动地的事件，虽鉴于各学生爱国之忱，然暴动行为则所不许。昨日午后，大总统会邀教育傅总长交通曹总长等在集灵囿会议办法。’其时正是皖系政府当政，《大公报》当然要站在政府的角度说话，不免就令学生失望了。”
长沙《大公报》有关学生运动的大量报道，对湖南各界、尤其是学生界影响很大。张敬尧对它恨之入骨。“七月十六日，张氏终借口《大公报》刊登各界反对他搞所谓省议会选举的‘湖南各公团联合会不认省议会非法选举之宣言’广告一事，于是日半夜突派大批督察闻人该报抓人和强迫停刊。各公团当即开会，派出代表质问张氏，张理屈词穷，表示道歉。该报又将这一经过以新闻报道登出。有素忌该报者，即持该报人见张氏，指出‘道歉’两字为督军向《大公报》屈服，张氏大怒，认为道歉即哭脸磕头，立饬警厅复将该报封闭，一直延至八月十五日始行复刊。复刊之日，主笔龙兼公即写社论《报纸与舆论》一文强调：‘此次出版后，极想继续前此固有之精神，把他发扬光大起来，负一份创造代表改革的责任，甚望国中舆论辅助匡正之。’对张氏的专横跋扈，毫无惧色。”
8月以后，张敬尧又先后查封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和《新湖南》，并强行解散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对舆论的摧残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12月，湖南省学界酝酿全省学校总罢课，驱逐张敬尧。龙兼公与毛泽东及省学联彭璜共同起草驱张宣言，在街头散发和演说，痛陈张氏祸湘罪状，唤起市民支持驱张运动。很快，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决定一致罢课。湖南学联代表和长沙1.3万名学生发表誓言：“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紧接着全省总罢课，开始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运动最后以张敬尧逃离长沙而胜利结束。从张敬尧入湘到出湘，《大公报》不惧淫威，一直坚持斗争，即使报馆被封，也不做瓦釜之鸣。而主笔龙兼公等更是驱张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因此，1951年龙兼公逝世时，原《大公报》经理李晋康曾作有如下一副挽联：“与毛主席共草驱张宣言，少壮能努力；办大公报高举反袁旗帜，老死无恨心。”
五四时期中国新闻界空前团结，而长沙《大公报》的表现的确可圈可点。谨以此文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并深切缅怀报界前贤。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