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局长张铁军每天会客都要掐着时间。他负责的“全国第一个依法设立的行政审批局”，担负着行政审批改革试验的重任。
　　2015年7月10日，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专题协商会，一批行政审批改革重点案例被集中探讨，其中就包括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
　　2013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天津充分利用滨海新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平台，积极探索促进投资和服务贸易便利化综合改革试验。在2014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天津市长黄兴国称，将以滨海新区为突破，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建立行政审批局。
　　行政审批便利化被选定为改革突破口，这背后，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取消服务贸易限制措施、提升服务业竞争力的隐形要求。
　　滨海新区的行政审批局，能否推动中国行政审批改革的大局？能否让滨海新区成为“全国行政审批事项最少、效率最高、成本最低、过程最透明的地区”？
　　“服务大厅”模式遭遇天花板
　　深化改革、简政放权，无疑是行政审批局成立的缘由。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已是中央的决心。
　　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原有服务大厅式的便利化手段，已经看到了天花板。多个委办局把审批职能都放在服务大厅，但多个独立运行的“窗口”，不是大厅的理想状态。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环保城管处处长薄文福对本刊记者的解释是：进驻行政服务大厅的只是各政府部门的窗口，窗口各自独立，互不关联，申请人还要在多个窗口间奔波。
　　要实现真正的一站式审批，必须在体制上动手。
　　张铁军记得，2014年9月11日，李克强总理考察行政审批局时，见证了109枚公章被永久封存。他特别叮嘱，这些公章一旦封存绝不能再启用，要让它们彻底成为历史。
　　总理特别强调，要用勇气与智慧推进改革。
　　对张铁军来说，“勇气”来自上级的支持，“智慧”则更多地要靠团队的支撑。
　　幸而是在滨海，这个“为改革而生”的新区，党政部门比其他区县少很多——这意味着改革的难度与阻力会小一些。
　　但“小”不代表“没有”，张铁军至今记得人们的质疑：“审批局的法律地位怎么解释？谁来负责监管？局部改革、大部不变，能否取得全局性认同？”
　　疑问由此“破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权。
　　2014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进一步简政放权，当年“国办31号文”亦提出下放部分审批权的意见。在此之前，天津市委市政府组织的一个工作组已经进驻滨海新区。4月，天津市向社会公布了《天津市行政许可目录（2014年版）》，详细注明了审批事项、审批部门等“权力清单”。
　　“监管”问题更像是伪命题，成立审批局就是为了解决以往“以审批代监管”的流弊，张铁军说，这其实归根于理念。
　　2014年4月，直接隶属于滨海新区政府的审批局筹备组成立。区政府18个部门的行政审批职责，连同相关编制、人员被整体划转到该局，这18个部门要让出手中的审批权力，与之同步的是，原有的109枚公章被减少到1个。
　　媒体的迅速跟进，让局里打消了“周边不认同”的疑虑。很快，中央部委找上门来，新区原有在商务部的7个备案章被变更为一个——张铁军觉得，他们的举动有了冲击性效果。
　　不是来享受快感的
　　为让那些拥有审批职能的“委办局”剥离自身的审批职能，区长直接与各委办局主要负责人谈话，要求做好“命题作文”。
　　这其实是打破壁垒的过程，改革的首要难题就是一些人“不想改革”。
　　改革需要人，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审批局调人，不是由各单位推荐。审批局需要的人是“35岁左右，至少全日制本科学历、从事过审批工作的”。原来负责216个区级行政审批事项的人员，以及工商、公安等垂直部门的人员，被集中在一起。
　　2014年4月初，在环容局工作的薄文福对审批局还“了解很少”。4月下旬，他作为行政审批局环保城管处处长，正式上任。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调到审批局，有些部门干脆就没人愿意来，于是有单位对年轻人做工作说，去审批局“等同于去边远地区工作的待遇”。
　　而原单位的审批岗位已经被撤掉，连发改委的审批权也归了审批局。没调来的人，则去了监管岗位。

　　薄文福需要的10个人被迅速抽调过来，接受张铁军所说的“高压监督”——这些人 “不是来享受审批权力的快感的”。
　　监管岗位的人，也都是审批专业人员。张铁军说，搞审批的监管审批，“带有特殊的‘挑刺’心理”。
　　4月底，审批局进入合练运行阶段——平时在原单位上班，周末来审批局演练。薄文福处里有4个人动摇、离开，这让张铁军觉得遗憾。